六国旧贵族复辟摧毁大秦帝国？一个流毒甚广的谣言

三解按：秦朝货币政策的问题，容后再谈，先说说简单的。

讨论秦朝灭亡的原因，有诸多的口径，比如《大秦帝国死于货币战争？》一文中，三解就列举了三种，其中最有群众基础的，恐怕就是“六国旧贵族”的反叛，尽管在诸多通俗说史的解析里，有说“暴政”下的“情有可原”的，也有说“秦始皇太仁慈、宽容”却“养不熟”的。

反正，所谓的评价追根究底，仍是告诉你——“他是好人！”“他是坏人！”就像我们年幼时缠着父母问电视里的人物是谁时得到的“答案”。

如果这就是“答案”，那么，马齿渐长的人生积累，恐怕就剩下胡须了，一个成年人，更需要知道的是，他是谁，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在当时什么环境下做出了他的什么选择，这书才算读出了三分滋味。

具体到这个问题上，“六国旧贵族复辟摧毁大秦”这个事实本身就不存在，或者说毫无意义。

一

我们先看“意愿”。

齐、楚、燕、韩、赵、魏，立国最早的当属楚、燕、齐，燕国记载较少，齐国经历田氏代齐，支族少一些，以楚国为例，芈姓公族衍生出单姓143个，复姓112个，各自繁衍，待到战国末年时，其人口多少我们不知其详数，但其规模却可想象。

春秋战国上承西周之末，是否持续为“分封制”或可商榷，自始至终为“贵族国家”性质却无疑问，那么，六国与秦国，本质上都是建立在这诸多同姓贵族与异姓贵族的联合统治之上的，只是其身份标识的法则，可以为“卿、大夫、士”的粗分，也可以是“公士到五大夫到大庶长”的军功爵细分，都是“封爵”，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直白地说，“有爵者”就是“贵族”，而未必在同姓同宗之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与田齐，孔子父亲为宋国大夫奔鲁，子姓的殷商之后给姬姓的鲁国当大夫，肯定不会有人否定他家是“贵族”，同样，田齐的先祖陈完是陈国的公子，妫姓公子给姜姓的齐国当大夫，也没人质疑他不是“贵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贵族”对“国家”的认知和我们今天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

这个鲁国临难时孔子的反应，和我们今天的“爱国言行”看似类似，就是国家危难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但其理由却是：

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

直译一下，就是鲁国是我们的父母生死都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孔子并不是站在“国家主人翁”的角度来看鲁国，鲁国这块地不是他的，是鲁君的，而他并非要为鲁君挺身而出，而为了自己与这块土地的“感情羁绊”，为了父母庐墓。

正因为如此，《论语·微子》中记录柳下惠言行：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做官三遭贬黜，有人劝他为什么不走他国出仕？他回答说：秉持直道为人臣子，去哪儿不被贬黜？如果抛弃原则而去事人，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

这段话很有意思，隐含着世上无从施展“直道”的悲愤，也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为什么要离开感情深厚的土地？但换句话说，君子从道不从君，如果有真正的“有道”之君，君子也会望风景从之。

再看孟子写孔子，《孟子·万章下》：

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孔子离开鲁国去齐国，恋恋不舍地走，这是离开“父母国”的正确打开方式，一方面依依不舍， 一方面决绝离去，结合后面的评价，其实就是说孔子明断，不拘泥，又有人情。

孔子、孟子的态度恰恰代表了春秋战国时代对“父母之国”最温情的态度，他们对君主的态度则坚持“礼”和“义”的互相约束，发展到战国末年帛书中记录的“君臣友道”，也就是君臣关系之“朋友关系”，合作建功立业，不合则去。

“君”和“国”已经初步分开了。

另外还有一群“功利”主导的“贵族”们，对于自己贡献智力换取富贵的“交换”完全直言不讳，对于“父母之国”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可言，更不会影响他们“转仕”他国的决心，这些人心里只有自己，连“国”的概念都不会有，比如吴起，杀妻求将在先，受魏国两代信重在后，晚年投楚国，带着楚军胖揍魏国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这种心态，颇为类似今天网上流传的“成年人只问利弊，不问对错”。

也就是说，在先秦时代，“贵族”可能会“择君”、“择政”，或许有一点对“父母之国”、“坟墓所在” 的二三温情，却绝不会有今时今日的“民族国家概念”，“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这就意味着，“六国”的存亡本身根本与当时社会上广大的“贵族阶层”无关，从思想上，臆测他们存在“复辟本国”的动因就是可笑的。

二

谈完意愿，再来谈谈“身份”。

现实情况是，史书上确实记载着存在“复辟”企图并付诸实施的，只有一个人——张良。

其余在过往的通俗说史叙事中与其并列出现的“旧贵族”，比如项梁、项羽、魏咎、张耳、陈余、景驹、韩成、田儋、田荣等人，“反秦”或许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复辟”则根本不是。

先来说说张良为什么“特殊”。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

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对比一下张良曾辅佐的“韩王成”的经历，连传记都没有，散见他人本传：

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史记·留候世家》）

及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注意“韩王成”的原身份，“韩诸公子、横阳君”，前者是出身，后者是封爵，类似的还有魏王咎和魏王豹，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人。

《史记索隐》还特别注释了一下：

《彭越传》云：“魏豹，魏王咎从弟，真魏后也”。

有“真魏后”，自然就有“假”的，而“诸公子”在《史记》记录战国时代人时常见，比如平原君赵胜和韩非，也就是某代“国王”之子，但肯定不是六国亡国之君的正统继承人，甚至连其父究竟是哪代君王都不确定。

与之相反，张良父祖的“五世相韩”却是一一明确，这一方面是由于信息保存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六国后”的血缘身份的存疑，正因为如此，虽然韩王成、魏王咎号称为“六国后”，其在战国时代与韩国、魏国的“正统君王”的关系，都未必有张良这样的权臣之后亲近，更不用说富贵显赫了，所以，张良的“复辟”执念根本上来自于家族荣耀和传统，而非必须的义务。

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再看这些新“冒头儿”的“六国后”，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正统血脉”。

道理很简单，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对六国君主的处置并不宽容：

长期被软禁在陈县的韩王安在新郑叛乱后被处死；齐王建投降秦国后被迁居“共”地，《战国策》记载他最终饿死；赵王迁则被秦始皇流放房陵深山，《淮南子》记载他在流放地作《山水》之歌，闻者落泪；楚王负刍被俘虏后无记载，之后楚人又立昌平君为楚王，兵败自杀；魏王假在大梁城破后被俘虏，《烈女传》有“秦杀假”的说法，但无其他旁证；燕王喜则在辽东被俘，后无记载。

六国的君王后妃、王子公主当然命运不会比他们的君王更好，甚至连血缘关系较近的“诸公子”也会受到牵连，比如魏王咎就是写明为“故魏时”的“宁陵君”，秦灭魏后，“迁咎为家人”，也就是说，秦始皇是搞过“近支王族”镇压的，所谓的“宽容”、“手软”，都是无稽之谈。

所谓“秦王平六国”，“平”的恰是六个国家的“王室”，“亡国”，“亡”的是宗庙，也就是现任楚王、齐王、赵王的小家庭传承，再放大一点，三代以内的“近支”亲贵。

依照先秦时代的世界观，“远支公族”没有直系继承权，根本就不能视作“六国”本身，完全没有镇压的必要，而新的王朝一样需要“异姓贵族”来效忠，对于愿意投效新朝的异姓贵族，像对商鞅、张仪、蔡泽之流一样，赐予他们爵位和保障权利，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韩王成的“横阳君”就没有标明为韩国的封爵，极有可能是秦朝的封爵，另如：

秦灭赵，（赵奢子赵牧）牧子兴徙咸阳，秦封武安侯，遂为扶风人。（王俭：《姓谱》）

由于记载有限，我们很难详细分辨在史书中出现的“故秦某某侯”是什么出身，因何封爵，但是，作为现象本身非常有启发性，就是秦始皇在统一之后，很可能并只是对“六国王室”不宽容，而对更广大的“贵族”群体给予了优待。

三

身份社会配套的永远是利益。

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有一个新名词反复出现，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那就是“新黔首”。

当然，“新黔首”对应的不是“老秦人”，“老秦人”的说法是《大秦帝国》里臆造出来的可笑概念，而是秦发动统一战争之前“行秦法”的旧疆，在断代为秦昭襄王末年至秦始皇统一前后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指为“内史、十二郡”。

也就是说，“新黔首”是秦帝国的“新国民”，相对于秦制施行已久的內史与十二郡，这些新设郡县出现了诸多的新问题，比如“吏”的缺员，文化、文字、语言的差异等等。所以，秦朝中央下达了一系列的专门指令，来对这些区域进行洗刷同化，比如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新黔首挟兵令》：

新黔首公乘以上挟毋过三剑，公大夫、官大夫得带剑者，挟毋过各二剑，大夫以下得带剑者，毋过一剑，皆毋得挟它兵，过令者，以新黔首挟兵令论之。十一。

翻译过来就是，新黔首爵位在公乘以上的拥有剑不得超过三把，公大夫、官大夫被允许佩剑者，拥有剑不得超过二把，大夫以下被允许佩剑的，不能超过一把，并不允许持有任何其他兵器，违反令文规定者，将用新黔首挟兵令问罪。

这段简文透露的信息很多：

其一，“新黔首”虽然是“被征服者”群体，仍旧拥有“公乘”以上的“秦军功爵”，而“公乘”以上的“五大夫”爵已经是“琅琊刻石”上跟随秦始皇在身边的“高爵”人物了；

其二，“新黔首”中存在着整个“军功爵制”中的各种爵位，自然不可能是在秦统一之后通过“战功”和“捕盗”或是“赐民爵”而得来的身份，假设这些“新黔首”均为统一后从头做起，其“爵位”应该非常集中；

其三，“公乘”爵以上者，均可“带剑”，也就是没有“得带剑者”的修饰词，就说明，“带剑”并非是绝对的爵位特权，而是只有“高爵封君”才不需特许，“公大夫”虽然已经是刘邦口中“令丞与亢礼”的“高爵”，仍有“不允许带剑者”存在；

其四，《史记》中记载的秦始皇收天下兵器的政令是切实存在的。

在确定了上述事实之后，再来看考古发现，就会明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并没有采取某些人臆想的“革命性措施”，对“六国旧贵族”进行“剥夺”，反而认可了“新黔首”在新朝的贵族身份，否则，这一系列的“秦爵”就和“新黔首”没有一毛钱关联了。

事实上，这也是秦制的传统，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罢了。

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

这是说秦国屯并巴中之后，认可蛮人巴氏的蛮夷君长身份，其世代娶秦女为妻，其民享受秦人“不更”爵位的待遇，也就是所谓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毋忧案”中叙述的蛮夷待遇：

有君长，岁出賨钱，以当徭赋，即复也。

“不更”的最大特权就是“不徭”，所以才有“其民爵比不更”之说，当然，这里是“比”，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享受同等待遇”，而“睡虎地秦墓竹简”另有记录：

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为群盗，令赎鬼薪鋈足，其有府（腐）罪，赎宫。

臣邦就是蛮夷属国，他们的“君长”爵位等同于上造之上，享受的法律待遇也诸多优免。

也就透露了秦制对于“身份”的尊重，哪怕你只是蛮夷戎狄的部落君长，也是大秦认可的“贵族”，自然不能和低贱的低爵黔首混同，就是得高看一眼。

对蛮夷尚且如此，“新黔首”固然是后进入统治的人群，其中的“贵族”同属“诸夏”，当然比蛮夷君长高贵，更何况这些“旧贵族”的高贵血统不见得比秦王室的血脉历史短，那么，大秦没有理由不予以认可和纳入秦爵体系。

这一事实，一处又一处的考古发现给予了印证。

1979年在秦始皇陵西侧的赵背户村发现了百余座皇陵修建者的坟墓，其中出土了十八件刻有墓主籍贯、爵位、姓名的瓦文。见下表：

（表格转引自朱锦程湖南大学博士论文《秦制新探》）

表中的“不更”爵包含了原齐、楚两地籍贯的人士，恰恰印证了“新黔首”封爵的事实存在，不过远不如里耶秦简的下表更有说服力：

（表格转引自朱锦程湖南大学博士论文《秦制新探》）

​

秦朝洞庭郡迁陵县的户籍简，展示了几个新鲜的信息：

（1）“迁陵县”除了“不更”之外还有“荆不更”，并与之并列；

（2）“迁陵县”有一位“大夫”，却是“荆大夫”；

（3）“不更”爵下是“小爵”中的“小上造”，而且人数还不少。

“小爵”的问题，与主题无关，可以搁置，重点谈谈“荆”字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也有一些争论，朱锦程的《秦制新探》中收录了张春龙、邢义田、张荣强、陈絜等诸先生的解释，不外乎三种：

（1）“荆大夫”、“荆不更”是楚爵，只是秦朝政府登记进去了；

（2）“荆大夫”是秦爵，楚地本来的“贵族”对应封爵加“荆”字，迁徙来的秦人不加“荆”字；

（3）“荆大夫”是秦爵，是临时性赐予，与故秦爵有待遇差别；

哪个对呢？

四

其实，这些说法都不正确。

表中“荆不更”和“不更”的绝对数量很接近，以“內史”及“十二郡”的故秦地的人口存量，搞如此规模的“插花式”移民，不是“不经济”的问题，是毫无可行性。

而且，对照“里耶秦简”中的令文，秦朝的“徒”和“戍”往往是郡与郡之间的点对点派送，移民实边最合逻辑的当然也是这种方式，这也就意味着“不更”也有可能是“故楚人”。

而在秦汉之际的简牍资料中，有一个非常类似的身份区分方式，见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新郪信案”：

（信）以坚守荥阳，赐爵为广武君，秩六百石。苍，壮平君……赘，威昌君……丙，五大夫……皆故楚爵，属汉以比士，非诸侯子。

这段话是叙述新郪县令“信”和同案犯的过往封爵，注意其中两个信息：

（1）故楚爵，属汉以比士；

（2）非诸侯子。

注意，此处的“楚爵”并非是项羽的“西楚”，而是“楚国”或“张楚”（下文详述），也就是说，楚汉之交，也曾经发生过一次类似于战国末年、秦朝初年“改朝换代”的爵位变革，从经历来说，新郪令“信”一直是在汉王刘邦麾下，却也由“故楚爵”，“属汉以比士”，“比”的用法在上文中“蛮夷君长”处已有，实则是“同等待遇”之意，后来又赐“汉爵”。

也就是说，“楚爵”——“汉爵”的过程，很可能复制了“楚爵”——“秦爵”的过程，那么，“荆大夫”、“荆不更”自然不会和“不更”并列，因为已经转化完了，再强调其来源，对于融合统治没有任何好处。

这个“荆”字，真正对应的是“诸侯子”，因为汉初法律文书上表明“是否诸侯子”，就意味着“诸侯子”这个群体在秦汉之际属于特殊群体，必须标明，而汉初的图籍资料本就为萧何取自秦宫，地方上自然也是延续秦制，那么，这个标识，极有可能也是延续自秦制。

过往学术界对“诸侯子”的身份多有争论，李开元先生认为，“诸侯子”就是籍贯在原六国故地的、参与刘邦反秦战争的诸侯人，其实不确。

在刘邦入汉中过程中，“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汉书·高帝纪》），楚子和樊侯蔡兼这样的韩家子才是诸侯子，而“诸侯人之慕从者”才是李开元所说的“诸侯人”。

那么，“诸侯子”到底是什么？

应该是“楚国及诸侯支系宗戚之从军者”，即六国的旧贵族子弟及他们的徒众，或者仅限于他们本人。（见曾磊：《“诸侯子”小议》，《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3月刊）

另见《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

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

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

由此可见，汉兴之初，是将“诸侯子”视为可靠的力量召集到太子所在的都城戍卫，并在罢兵之后享受特殊的待遇，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六国的“旧贵族子弟”，之所以将他们的爵位与一般人分开，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血统”致敬，更是对他们的“能力”有所期望。

道理非常简单，在战国、秦、汉的社会背景之下，世袭血统贵族的家族教育，或称“家学”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智力资源，秦朝的“学室”可以教授“史子”，却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军事贵族，而秦汉的“军功授爵制”，可以通过砍脑袋选拔出“兵王”，却绝不可能在文盲圈子中制造出“将帅”。

正因为如此，《史记·乐毅列传》记载：

其后二十余年，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后世乎？”对曰：“有乐叔。”高帝封之乐卿，号曰华成君。华成君，乐毅之孙也。

仅仅因为祖父是名将乐毅，孙子就能受封封君，在今天，很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名人集邮”，在当时，却是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举动，一样是“千金买马骨”。

在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再看上面的表格，就会发现，姓名可辨识的“荆不更”多为“氏+名”的多字登记，而“不更”则多为单字“名”，而且，“荆不更”的“氏”，如：

蛮、黄、宋、郑、李。

蛮、黄均出自芈姓，楚国又有宋玉、郑袖、李园，似乎也可印证，有“氏”，实为“血统贵族”出身，“荆”只是区别其血统的来源自楚系，如果更多的简牍出土，或许还会有“齐大夫”、“赵不更”之类的称谓面世。

综上所述，在利益上，“六国旧贵族”在秦朝治下至少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身份不变、特权不丢，还是“人上人”，有什么理由去“搞复辟”恢复六国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六国旧贵族”参与的根本不是什么“六国复辟”，而是全新背景下的“秦楚争雄”，他们都只是这个新秩序下的“棋子”罢了。

至于这个“新秩序”到底是怎么回事，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