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战斗条令是红色封皮? 俄军的解释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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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为什么战斗条令是红色封皮？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军队越是现代化，越要讲法治、讲规矩、讲条令，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在外留学期间，我们切身感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与学处处都以条令条例为主要依据，以条令条例为基本教材，始终贯穿着让学员养成学条令、用条令、按条令办事的意识。

教我们合同战术课的教员拉斯基上校经常说：为什么战斗条令是红色封皮？这是因为条令条例是用鲜血汗水换来的实践总结，是经过科学论证的法规文件，是作战训练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

我们所学的28门专业课程基本上都以条令、教令、守则、大纲和各种条例为基本教材，从作战指挥、司令部工作、后勤保障、技术保障到演习训练、部队管理，有共同的，也有不同层级类别的，真是五花八门，门类齐全，处处讲究法规和制度。俄军的条令条例，不仅种类多，而且内容详细、具体。从驾车行驶到实弹打靶，从各种文书的起草到兵力兵器的配置，从进攻时冲击距离、指挥所距前沿的距离到一个连队卫生间安装多少洗漱池、喷头，从主官、副职到兵种、勤务主任的职责义务、工作程序和内容事项等，都有规定，责任明确，措施具体。而大量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作业材料和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教案，都是对条令条例的细化、深化和具体运用。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我们使用的条令、教令、条例、守则、教材等都是经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院长签署颁布的，各种教学大纲、讲义教案甚至课程表也要经院长、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教研室主任签字画押，保证了教学内容与条令条例的一致性和教学程序的规范性。教与学都围绕条令条例转，说个什么、写个什么、画个什么、算个什么有出入时均以条令条例为准。

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一做法既不适应也挺反感，觉得学院的教学太呆板、太教条，处处循规蹈矩，怎么能靠条令条例打胜仗呢？联想到当年我军执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取得的辉煌战绩、苏军顾问指挥红军反“围剿”作战频频失利和20世纪50年代学苏军搞正规化建设中出现的机械照搬现象，更觉得学院的那一套不行，培养出来的指挥员根本无法适应现代战争和部队建设的实际需要。为此，我们还跟一些教员争论过、辩论过。结果可想而知，各持己见。

师防御战斗的野外现地勘察

有一次，我们做师防御战斗的想定作业，有的同学对作战实施中一个情况做出的决心企图和教员的底案不一样，分歧主要在于是否执行上级首长下达的防守某地段任务和条令规定的企图要点。我们的人强调：战术作业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理不合理之别，实战是检验作战决心的标准。虽然师长接受了上级明确的战斗任务，但依据敌情、我情和地形条件则完全可以灵活处置，进行反攻或防守其他地段。至于作战文书的拟制，也没必要非得按照条令规定的条条框框撰写，有主要防御方向、战斗队形、左右邻和任务分界线就行了，实际指挥作战都是抓主要的。

教员听得很认真，顿了几秒钟后一脸茫然，严肃地说，灵活处置情况是需要的，尤其在遂行独立作战任务的时候。可这次师防御作业是有统一的决心、统一的计划和统一的协同，作为师长首先考虑的应是如何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随意处置情况将会影响到其他师、整个军的作战计划执行。如果你的师强调这个理由，别的师强调那个原因，都自行作出更改军长的决心，那么军长的决心和计划又如何实现，军长岂不成了光杆司令。打仗最忌讳军令不畅和我行我素，没有一盘棋的意识。所以，服从命令是第一位的，掌握基本规律也是学员的主要任务。只有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学会学好基础知识，熟悉条令内容，熟悉实际情况，才能谈得上灵活应用的问题。打仗是一门很讲究科学的学问，不知道怎么做，不掌握基本规律，上来就强调灵活指挥和创新运用，岂不是瞎指挥、乱指挥！

在学用一些武器装备的过程中，我们深感这些机械化信息化东西犹如“老虎”一样，不搞懂性能，不摸透脾性，不遵守操作规则，就很容易被“虎咬”。通过大量的作业练习，我们也进一步认识到条令条例内容的合理性，为什么在与敌直接接触状态下实施进攻，规定集团军（军）的突破地段宽度为6—10公里，师为4—6公里，旅（团）为2—3公里，营为1公里？为什么战役中的火力准备要分为综合火力突击和火力毁伤两大组成部分？为什么进攻时展开成营纵队地区通常距敌前沿12—15公里，展开成连纵队地区一般距敌前沿4—6公里，徒步冲击的距离为600米左右，乘车冲击距离就为800—1000米？为什么T-80坦克最好单独使用，若有步兵配合作战时也应在距坦克200米之外？为什么团进攻时在敌防御前沿前要开辟12—24条通道？为什么内务条令规定一个连队的洗澡间要安装10个喷头，并按照5—7人用一个洗漱池、12—15人用一个卫生间的标准搞建设？为什么冬季室内温度不低于18度，医院等单位不低于20度？……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郝智慧，祖籍内蒙古赤峰、出生于辽宁大连。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居住于北京海淀。1996年9月至1999年6月在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2006年8月至2008年12月在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工作。

主要研究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世界智库和俄罗斯军队等问题，出版有《邓小平军事生涯》（专著）、《和平之路：国民党军重大起义纪实》（合著）、《战略学》（合著）和主编《新中国周边大事纪实》、2014年以来的年度《世界智库战略观察报告》等书。

《我在伏龙芝学军事》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转发自中国军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