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空军七十年简史（三）：向世界一流空军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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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1月23日，安东（1965年后改称丹东）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中联司”）矿山指挥所大礼堂。
此时此刻坐在礼堂台下聆听讲话的，大多都是曾在抗美援朝空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优秀指挥员，对这个指挥所并不陌生。虽然战时气氛浓郁的“中联司”这块牌子暂时还挂着，但战争毕竟已经结束一年多了，指挥所里的那些朝鲜人民军空军高级指挥员已经回国，准备重新经营起他们在战争中艰难保存下来的种子。
▲在中朝人民联合空军时期，已经利用战时休整阶段编印了部分教材读本
而那些经受了远比朝鲜战友更多的战火锤炼的，人民空军喷气式时代的“种子”，同样需要精耕细作。按照中苏两国在10月12日签署的协议，驻扎在旅大、安东等地的苏军部队将在1955年5月之前全部撤离回国。而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将以部分有偿、部分无偿的形式移交给我军，苏军还要承担对我军的改装培训任务。
对于担任中方接交委员会主席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来说，这仍然是一场需要争分夺秒的战争。在他看来，除了即将移交的，总计572架，足可用于装备19个飞行团的米格-15比斯/乌米格-15之外，如何利用苏联空军在国内驻扎的最后几个月时间，充分地把他们的本事学到手，从长远来看是更加重要的任务。
▲从1954年5月开始，空军开始落实新编制，很多师由2个团扩建为3个团；1954年8月，空17师编入海军，成为海航4师（图为编入海军后的阅兵式），这都使得空军需要更多的新机补充
虽然能在与美军的殊死空战中活下来并成为英雄，本身就说明了人民空军这些飞行指挥员的胆魄非凡；而且他们也确实是通过与苏联空军的并肩作战，不断提升着战斗技巧。但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出身的刘亚楼司令员看来，这种“以战代练”仍然存在着不够系统的问题，要让“种子”们做到和苏联教官们一样能在大规模空战中游刃有余，还有很多亟需补课之处。
▲虽然此前应我军邀请，苏军顾问已经在一些航空兵师进行过大面积补训，但这种补训更多是纠正“以战代练”中形成的不良习惯（如不重视起降和航线等基本功），以降低训练损失
所以刘司令员亲自出席并主持这次被称之为“战前动员”的会议，目的就是要向台下的“种子”们强调这次机会的难得，并要求技术、翻译等重要部门予以密切配合。根据会议精神，空军在大连地区临时组建了两个飞行训练团，训练1团驻扎普兰店场站，团长由时任空14师副师长的边逢积担任，学员主要来自空2师、空6师、空14师、空15师和空16师。训练2团驻扎复县（1985年改为瓦房店）场站，团长由时任空3师副师长的林虎担任，学员主要来自空3师、空4师、空12师和空18师。
▲空4师于1956年3月30日改称空军第1师，该师是如今北部战区空军三个主力航空兵旅的前身
两个训练团的总教官均由苏联空军第55军的飞行副师长担任，并由他负责对训练团团长、副团长等我军高级飞行指挥员的教学。训练团编为8个飞行小组，每个飞行小组由一名苏军大尉或少校飞行员担任教官，为组内6名我军学员（均为大队长至团长级别的中级飞行指挥员）讲解并带教。
这次后来史称为“旅顺集训”的短暂培训工作，共为我军培养出了105名能够在四种气象条件（昼间简单/复杂、夜间简单/复杂）下执行任务，了解如何从螺旋中改出，掌握了“初级战斗特技”（短时间内多种飞行特技动作的连贯组合，比之前的“基础战斗特技”更为复杂）的“种子”。这些干部在接下来10年中，成为了人民空军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作为训练2团的学员之一，曾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击落敌机5架的鲁珉，后来在1956年夜间击落B-17的战斗中，就充分发挥了“旅顺集训”的所学
与“旅顺集训”类似，在装备移交过程中，人民空军也给“老大哥”留下了深刻印象。以空27师为例，1955年2月，该师从青岛流亭移防到大连金州，接收了当地苏军航空兵一个师的60架米格-15比斯。虽然经过几轮谈判，苏军同意按照我军的时间表保证对每批移交的飞机完成地面检查、试车和试飞的工作；然而在实际交接中发现，苏军只做了一般的准备，而我军对机务工作的要求非常精细严格，甚至对机身蒙皮的铆钉也进行了仔细检查，对故障一一记下，并要求苏军限期排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空27师还只不过是一支建师不到三年的年轻部队。
▲精准、守纪、零容忍，是如今舰载机部队的作风，也是那一代机务人的作风。关于这一时期机务工作的演变，详见：
https://wemp.app/posts/0b1c4a5b-b194-4d69-9e5c-588e945f9e82
连此前曾为波兰、捷克等国办理过装备移交的苏军军官都感慨，“给中国人移交装备真是太难太累了”，苏军机务官兵更是叫苦不迭，之前一对一带教我军官兵时还很融洽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这时候我军既有严格的政策、也有灵活的对策的传统就发挥出来了，因为空27师驻地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颁发营业执照的第一家酒厂，就在金州。
俗话说得好，海鲜就酒，越喝越有。苏军机务人员不仅态度更加积极，酒后“无意”将部分并未列入移交协议的重要备件（如米格-15比斯上的BU-1U型副翼加力器、对飞机完成滚转等机动动作很关键，但其装配质量一般，需要较频繁地更换）作为“酒钱”悄悄赠送给我军的情况常有发生，这些物资如果集中核算起来，其价值非同小可。
1955年4月29日，在正式移交仪式暨庆祝大会上，苏联空军飞行副师长和机务主任在讲话中，都由衷地对年轻的空27师官兵们表示，“凭你们的这种工作精神，将来一定能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空军。”而这样的场面，几乎在每个苏军向我军移交装备的机场发生着。
▲当然，在移交中难免有一些令人不快的插曲。比如旅顺基地的米格-17，就在1955年4月25日周总理前来旅大视察前一天，转场回到苏联，其实当时我军已经开始装备同型飞机了
1955年5月，各军区空军随各大军区重新划分。随着空军规模逐渐扩大，特别是1957年5月17日，空军和防空军合并，后者的高射炮兵、雷达兵、探照灯兵、对空监视哨和通信兵部队都并入空军之后，直接由军区领导各师就不太方便。因此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军区空军除增设了高射炮兵指挥部和雷达兵部之外，陆续成立了若干个军级机关。
▲作为军种仅仅短暂存在过两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及其前身，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战斗中都立下了卓越功勋，在本篇的下一个系列中，他们的后辈们将占据相当重要的戏份
就在指挥关系逐渐理顺的同时，装备也终于迎来了更新换代。根据志愿军空军老兵，时任聂凤智司令员翻译的石耀华回忆，其实早在1953年，苏军就曾将4架米格-17转场到浪头场站试用。我军的首批米格-17则在1954年11月由空14师接装，1955年7月，空2师、空4师和空15师开始使用有加力发动机的米格-17F。
1956年9月，随着首批仿制生产的米格-17F——歼-5交付新组建的空17师，国产战机逐渐成为人民空军成长壮大的后盾。不过引苏装备仍然在很多重要的领域发挥作用，例如1956年我军引进了首款全天候战斗机米格-17PF，之后又在1958年分两批引进了米格-19P/PM型全天候战斗机和米格-19S白天型战斗机，并于1962年获得了米格-21F-13，推动着人民空军先后进入超音速和两倍音速时代。
▲米格-21F-13首装单位是11航校，该校1953年建校、1954年更名为空军战斗飞行学校、1962年改装米格-21后改回11航校之名，从建校起就担负着为新机战斗力生成探路的任务，有着中国的“利佩茨克”之称，图为该部后来装备的歼-7I
当然，这一时期最为传奇的引苏装备莫过于神秘的“543部队”——人民空军首支地空导弹部队装备的S-75型地空导弹系统（其北约代号萨姆-2，后来反而成为空军内部和公开宣传时广泛使用的称呼），不仅成为了人民空军打击美蒋高空侦察机的主角，更是一直服役至今的红旗-2家族的研制基础。
另外在西藏平叛作战中，人民空军初具雏形的大型机部队——运输机和轰炸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打通进入西藏的道路开始，空军就出动C-46等缴获的美制运输机进行空投补给，直到1951年10月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拉萨后，空军仍长期担负往返西藏与内地之间的物资紧急运输任务。加上1952-1953年配合陆军围歼四川和甘肃地区国民党残匪的战斗，空军大型机部队积累了一定的高原飞行经验。
▲1953年之前空军在川藏地区的作战情况
如果说在1951年的大和岛和1955年的一江山岛，轰炸航空兵还只是初试锋芒；在受制于当时基础设施建设和后勤保障能力，地面部队难以迅速到达的雪域高原，已经装备图-4重型轰炸机的人民空军轰炸机部队得到了更多的历练机会。从1956年到1961年，图-2、伊尔-28和图-4分别出动328、92和156架次；由于叛匪较少集中出现，因此我军轰炸机更多以航空枪炮杀伤敌人，作为留空时间长的“炮艇机”使用。在远离内陆、维护祖国统一的那片战场上，它们的功勋不应被遗忘。
▲例如在叛匪围攻一处县政府的战斗中，一架赶来支援的图-4在战场上空盘旋了十几个小时，不时对地扫射，一直坚持到地面部队赶来围歼敌人为止
1961年6月，在上甘岭战役中一战成名的陆军第15军，与1950年9月就成立的原空降兵部队（合并前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师）合并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15军。至此，人民空军诸兵种架构基本完成建设。
就在各兵种不断获得新装备，并通过实战锤炼自身本领期间，从1960年3月开始，根据毛主席“要编写出我们自己的条令”的重要指示，空军党委正式开始组织空军条令、教材等的编写工作，刘亚楼司令员亲自担任编写小组组长。这一系列条令教材，以苏军成熟内容为基础，针对人民空军建军十多年来的实践特别是实战经验修改，是战后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的空军训练大纲。
▲例如歼击机（原为驱逐机）、截击机（原为拦截机）等名词，被正式列为规范的、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军语，都是在这一时期统一的
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苏联撤走外国专家之后，很多军种单位的翻译也随之被安排转业。但空军党委顶住了压力，将这些在正规化建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翻译全部留在军内，由他们翻译的1000多万字的外文材料（包括空司情报处掌握的西方国家空军相关的英文、法文资料等），为条令编写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5年4月，罹患肝癌晚期的刘亚楼将军病危，在弥留之际，司令员对编写组秘书长姚克佑说：“答应我，把编好的条令拿一本放我墓上，我死也瞑目了。”5月7日，为人民空军的发展壮大奉献出所有余生的，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空军上将与世长辞，时年55岁。
▲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诚哉斯言！
几个月后，在涵盖了全空军各兵种单位、共计数十个编写组的共同努力下，306本各类条令、教令、教材和教程陆续出版印刷。由于这些书的封皮均为蓝色，因此长期以来被称为“蓝皮书”。在人民空军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多个版本的大纲（例如曾长期执行的1990、2002版大纲等），但论全面性与革新力度，能与“蓝皮书”相比的，可能只有2018版新训大纲了——这也是本系列最后一篇将涉及的内容。
“蓝皮书”的成功编写，仅仅是1960年代初期人民空军建军成果的缩影。此时中苏关系破裂，不仅苏联顾问全部回国，各类苏制飞机和发动机零部件，以及大部分油品都面临着严重短缺的情况，使得这一时期空军训练遭遇空前严重的困难（如广州军区空军，1960年平均飞行时间只有50个小时）。即使如此，从空军党委到军区空军再到各基层部队，各级单位都尽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老航校精神”在那个时代的再生。
▲图为北京军区空军自办的《机务简报》杂志，为当时各部队各型飞机的维修工作提供了一个知识交流平台，体现了空军当时的学习氛围。而在困难时期这类军区空军自办杂志不得不面临精简，也是当时整体情况的缩影
例如在歼击航空兵部队，师优先保证一个技术好、作战经验丰富的团；团也依此原则，优先保证一个“尖刀”分队，这些单位平时尽可能少担负新飞行员训练任务，主要保障战备值班。老飞行员尽可能完成并巩固三到四种气象条件的飞行技术，新飞行员虽然飞行时间减少，但却增加了低气象条件、双机特技飞行、地靶射击等险难科目的训练比重，尽可能提升训练效益。
▲从建军伊始，空军各部队就有着结合自身情况，“节约闹革命、不忘战斗力”的传统，坚持“技术爬坡”与战术训练并进。这种主观能动性，正是人民军队长期以来形成的“不等不靠”这一光荣传统的延续
在此时已经走上各师领导岗位的刘玉堤、林虎等优秀飞行指挥员的带动下，到1962年底，全军具备四种气象技术水平的飞行员比例，反而达到了1958年的4-5倍，1961年1月，叶剑英元帅视察空军时，挥毫写下了“地面苦练、空中精飞、修理维护、保证安全”的题词，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军航空兵的训练方针。
▲在历史发展上深受空军影响的民航系统，这八个字同样如雷贯耳——可惜和在很多场合一样，后八个字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到了1964年，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好转，军委和空军发出了“迅速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运动”的号召，各级训练工作全面恢复。如沈空空1军的歼击机和强击机部队，年平均飞行时间恢复到了74小时，很多装备歼-5、歼-6的部队超额完成了飞行时间指标。到1965-1966年，各军区空军陆续组织歼击机与轰炸机、雷达兵、探照灯兵等多机种、兵种合练，标志着空军训练再次回到了较高的标准上。
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段流光溢彩的正规化建设历史，确实容易被后人遗忘。而在那个全年击落多达10架美蒋各型飞机和无人机的1965年里，人民空军披荆斩棘、向着世界一流空军的奋飞姿态，还能够保持多久呢？
（未完待续）
▲1965年9月，海航4师10团高翔、黄凤生驾驶歼-6双机一举击落美国空军F-104C一架，飞行员史密斯被俘。这是十多年后，我军航空兵再次在空战中取得的击落美军战斗机的战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