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的爆发，首要原因是英德两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吗？

作者：梅然

一

一战发生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叫爱德华·格雷，他从1905年起就担任此职，但也许是英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外交大臣，很多英国人认为，是他未及时警告德国不要动武导致一战的发生和英国的卷入，从而令数百万英国子弟血染沙场。格雷有一个在今天看来很不适合担任外交首长的个性：他很不喜欢出国，在任期间仅有一次正式出国访问，还是陪同国王出访。但在1914夏天，他打算前往德国治疗眼疾。这虽然只是私人出访，但他在德国必会接触德方政要，英德关系和欧洲和平也可能因此而得到促进。可是，就在他动身前，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一战在一个月后接踵而至，英国和德国旋即成为战场上的死敌。

但无论格雷是否去了德国，都难言英德开战本就是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英德为何兵戎相见？一个常见解释是：当时英国是世界上的头号老牌强国，德国则是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强国，德国人随着自身国力的上升要求获得与之相配的利益和影响，相对实力下降的英国人则要力求保持自己的既有地位，于是双方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并推动战争来临。在国际关系学界，英德战争或一战的发生常被说成“修昔底德陷阱”即新老强国之间难以避免的对抗的再现：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将这场战争的发生首先归因于雅典权力的增长以及斯巴达对此的恐惧。相应地，今天的一个重要话题是，中美是否可能落入或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而当年的英德关系也常常成为当今中美关系的参照物。

二

在一战前的英国和德国之间，随实力地位的变化而凸显的矛盾确实存在。但是，如果多考察一下当时英德关系的细节，应该说双方在一战前夕远未势同水火，也有不少因素趋于限制风险的失控。比如，两国可以说是同文同种，英国人因其祖先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因而也多是日尔曼人的后代，有不少英国人将德国人称为“我们的日尔曼兄弟”，而且两国都是新教国家。如果这听起来还比较虚，两国宫廷和贵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则要实在得多。随着德意志的汉诺威家族在1714年入主英国，英国王室其实就是德国裔，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也本是德意志贵族，其九个儿女也大多以德意志的王子和公主为婚嫁对象，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而威廉二世对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也颇有感情，他从小就多次去外婆家，也是女王临终时守在榻前的唯一“外宾”。

可以理解，到了20世纪初，在民族-国家观念和大众政治已呈强势的背景下，英德之间的政治互动已愈发不受宫廷之间的“私情”左右。但另一方面，英德在一战前已经互为欧洲世界中的最大贸易伙伴，在金融和投资领域也有着十分深厚的纽带。用常说的一句话，两国间业已形成高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相互依赖。我们通常会认为，经贸关系的深厚有利于维持国家间和平，因为战火会烧掉太多的来自和平经济交往的红利。正是由于这个首要的道理，无论在当时的英国还是德国，尤其在经济界中，都可找到很多主张维持双边和平的言论。若说两国的资本家由于对利润的贪欲而想对对方动武或发动世界大战，这是很牵强的。比如，德国的钢铁大王斯廷尼斯在一战来临前夕正在考虑扩大对英投资，战争的发生令他猝不及防；德国的航运大王巴林和英国金融家卡塞尔则热心地在两国间奔走斡旋，以求促成英德谅解。

军火商是有可能从战争中发财，但也无证据证明他们控制了两国政府，他们在两国经济界中也绝非一言九鼎的大拿；何况对他们来说，国家间保持适度的政治紧张并进行和平的军备竞赛就已能让自己大赚一把，大打出手反而可能带来难以控制的重大风险；而且，当时的大军火公司(比如大名鼎鼎的德国克虏伯)多是军品和民品兼营。夸张一点讲，说军火商就是战争贩子，等于说病菌都是棺材店老板传播的。

不仅是资本家阶层总体上不想打仗尤其是打大仗，工人阶级也是如此。工人们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雇主们一体的。他们也担心，如果战争打起来，进出口中断，产品卖不出去，自己的生计也是大问题。在德国，体现工人阶级声音的最大政党是社会民主党，而它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反战力量。在英国，自由党主持的政府正推行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福利计划，这首先也是对工人阶级诉求的回应。自由党也正是由于提出了多福利承诺的竞选纲领才在1905年议会大选中获胜，但如果大战来临，政府也就既无时间也无金钱去关注福利问题了。

维多利亚女王、阿尔伯特亲王及其子女(右侧第二人是女王的长女，同时也是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

三

当然，当时英德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是有明显差异甚至对立的。英国早已是一个议会民主国家，德国还保留着君主专制色彩，或者说是威权主义国家。但不能说，当时的英国人普遍对德国有着政治制度上的优越感，或者说对于“非民主”的德国多有偏见甚至敌视，进而要去遏制或搞垮德国。在一战前的世界上，真不能说议会民主制已被广泛视为最佳，即便是在传统的议会民主制国家中。统一后的德国不仅在军事上是欧洲各国中最强大的，还拥有最有效率和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并在世界上率先推出了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教育和科技上也迅速发展为翘楚，这些都让当时的很多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羡慕，进而令其称赞德国式的威权并怀疑本国政体的优越性。1878年5月，正在德国游历的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写信告诉朋友：“这块土地是怎样的一个乐园！怎样的干净穿着，怎样的美好面孔，怎样的安详满足，怎样的繁荣，怎样的的真正自由，怎样的优越政府!”

而且，即便是英国政府自己，其对外指导思想也没有那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更多体现了实用主义，尤其强调为本国工商业营造稳定的国际环境。19世纪中前期以推行“炮舰外交”闻名(并在鸦片战争中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的英国著名外交家和政治家帕麦斯顿曾说：其他大国是自由还是专制无关紧要，因为英国的政治利益是由将国内福利最大化的商业利益决定的。今天的欧美政客应是没几个人敢这样说。

四

一战前的英国常被说成“小店主的国度”，拿破仑和威廉二世都这样讲过。这个比喻至少在两点上是对的：一是，英国的对外政策很看重为工商业利益服务；二是，英国的对外政策颇有务实之风，很明白国家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如同做生意。在一战前，英国人也广泛认为，既然自己的相对实力已不如前，让包括德国、美国甚至日本在内的新兴强国能多分些蛋糕，从而愿意维持现状和合作，这总比开启大战要务实得多。

还有很多英国人认为，一个统一、强大和繁荣的德国在国际政治上对英国也不无益处。英国对欧陆的一个传统政治原则是谋求均势，因为如果某个国家控制了欧陆，它就既更有能力进攻英国，也更有能力在海外与英国竞争。在很长时间中，法国是英国的主要担忧对象，两国从17世纪末到拿破仑时代断断续续打了一百多年仗。从19世纪中期起，英国主要担心的是俄国，俄国对英国的威胁是双重的：一方面，俄国如果不断向中东欧扩张，也有染指欧洲霸权之嫌；另一方面，俄国对近东、中亚和远东的扩张直接威胁到英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而且，英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不强，但在面对俄国时还是暴露最多的，英国人普遍将俄国视作最专制国家，同时也很反感俄国对国内被压迫民族比如波兰人的严酷统治。这样，俄国其实是最被英国人排斥的一个大国，甚至被认为不配属于欧洲文明圈。

这样，对英国人来说，一个统一、强大和繁荣的德国既可向西牵制法国，也可向东牵制俄国。因此，英国人对德意志的统一曾经是广泛地乐见其成。到了20世纪初，英国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都有缓和，标志就是分别订立于1904年和1907年的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它们解决或缓和了两国间的一些重要争端。但是，英国人对法俄的担心仍一直存在，尤其对俄国。俄国与英国订立协约首先是由于日俄战争的失败，是为了获得喘息之机，因此英国人一直不安地担心着俄国是否会重新变得咄咄逼人，而该担心在一战前夕正呈上升之势。

1900年的一幅描绘英俄对抗的漫画

但话说回来，英国人虽然不反对德国“适度”扩张其影响，甚至不反对德国主导中东欧，但反对德国采取危险的武力方式。因此，当德国大规模扩充海军时，英国人明显感到了来自德国的入侵危险，一时还冒出了多篇以德军在英国登陆为题材的政治幻想小说，英德关系也有了明显的紧张感。不过，英德海军竞赛在一战前其实已经缓和，两国关系在其他领域也不乏进展，包括在波斯湾地区大致划分了利益范围(其中还约定将联合开发该地的石油)。这样，在一战前夕，双方政要对两国关系反而表达出前所未见的乐观。1914年1月，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告诉记者：英德关系已改善到可能不再需要扩充英国海军的地步。

五

但是，德国并未放弃用武力消除来自法俄的挑战。如果德国与俄国开战，英国人至少暂时可以坐视不管，他们既不喜欢俄国人，也不关心东欧；但如果德国进攻法国，他们就难以不顾了，因为德国在控制西欧后就更有能力威胁英国。

然而，却有一种压力越来越强地推动德国走向与法俄的战争：面对这两个强大并结盟的邻居，尤其是本来就具有人力和资源优势而且在快速工业化的俄国，德国的主要决策者觉得力量对比将愈发对德国不利，觉得时间将愈发不站在德国一边；他们于是有意先下手为强，在法俄变得过强之前就击败或削弱它。但他们又认为，如果要避免陷入与法俄的拖沓的两线作战，必须先迅速击溃较弱的法国。而且，英德关系近来的改善多少增加了他们的如下幻想：在德国动武时，英国至少可能会暂时地保持中立。

英王乔治五世在1913年5月访德，威廉二世(左)与其骑马并行。

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德国最终迈向了战争之路。当德国大军经由比利时向法国突进时，英国人虽然多少也沉浸在英德关系近年来令人愉悦的氛围中，但还是坐不住了，他们拒绝如德国人希望的那样保持中立，接受不了听任德国占领海峡对岸的危险。于是，英德转眼间从把酒言欢变成了摔杯厮打。

六

综上所述，英德开战虽与英德矛盾有关，但与其说首先源自于它，不如说首先源自德国与法俄尤其俄国的矛盾。换言之，一战的发生的首要原因很难说是由于英德两国在“修昔底德陷阱”中难以自拔，而德俄矛盾也更像是两个崛起中大国之间的矛盾(鉴于俄国国力在工业化背景下的提升)。问题是，虽然俄国也是英国人不喜欢而且不放心的，但德国人首先进攻的是西欧，这等于他们打出的第一棍也是落在英国人身上，于是后者被拖入了战争。讽刺的是，俄国既是德国也是英国的担忧对象，但德国人重在削弱俄国的作战计划却让英德扭打在一起。

很多英国人批评格雷，是认为他应提前并有力地告诉德国人：英国不会在你们进军西欧时袖手旁观。但不少史料表明，即便格雷这样做，大概也不足以对德国当政者尤其军方产生足够的威慑。格雷还担心，对德的严厉警告可能既加大法国在防务上对英国的依赖感，也让法俄在德国面前更有恃无恐，甚至会推动德国铤而走险：德国人可能觉得，既然英法俄反德联合的压力在加大，自己更应先下手为强。当代学术名家尼尔·弗格森在其大作《战争的悲悯》(the Pity of War)中甚至断言，英国如果不卷入大战，对英国和世界反而可能更好，德国赢得欧陆战争的胜利可能更有利于欧洲的稳定和繁荣。

一张宣扬贸易促进和平的美国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