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惊叹：我怎么成了“中华文明西来说”的证据了？！

古书《山海经》想来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了解吧？

要说这书的脑洞飞出了天际外，一点也不夸张。

在那个交通闭塞的时代，这作者竟然勾画了一个“山外有海、海外有荒”的奇妙世界，并借着这个比童话还童话的世界论述着天、地、人三者的关系。

全书篇幅并不长，但能读懂它的人却实在不多。从汉代以来，关于此书的性质、作者，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目前学界给这本书的评价大概是这样的：

这是一部记述中国古史的重要文献，荒诞不经的记述中透露着若干古地理、古人类、古神话的讯息。

专家都说了，这书记得是“中国古史”。不过有趣的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人却从书中读出了些许“域外风情”。

故事还得从晚明开始说起。

16世纪末，罗明坚、利玛窦等一众耶稣会士为传播天主教走进中国。初来乍到，没啥信众。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他们改变了一下策略对着中国人说：我先不跟你谈别的，我们先聊点有趣的、你不知道的事儿吧！

于是在万历十一年，这些传教士就在肇庆成立传教所，通过展示各种西洋器物，吸引时人好异求新的目光。

凭借着近代地理大发现以来取得的成果，他们为当时的文人学士制作浑天仪、地球仪等地理仪器，给大家介绍日蚀、月食等自然现象的原理，并通过绘制世界地图向大家展示中国传统舆图所未载的绝域风土。

在画地图的时候，利玛窦表现得很聪明。他很关注中国本土地理学的知识与表达。在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广泛参考了《文献通考》、《大明一统志》、《筹海图编》等多种中国文献进行知识的本土化处理，尽可能地缩小和中国人对话的隔阂。

经过这一波神操作，一些古代习用的地理名词就出现在出现在了西方人的地理著作里了，而中国也在世界地图上成为了中心。

中国文人和皇帝的自尊心也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嗯，果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和利玛窦关系很紧密的江西籍文人郭子章则发现了一个更深刻的秘密：“利先生说，天有南、北二极，分三百六十度，地也是这样，所以有天球、地球，……这说法闻所未闻，但实际上与《山海经》是契合的耶！”

此说一出，引来了一些围观者。明清之际，有个叫吴任臣的藏书家就默默找到了《山海经》和西方地理学的N处相似点：

《海外西经》中记有一“女子国”，传教士艾儒略编译的《职方外纪》里有个风土人情一模一样的“亚玛作搦”;

《海外北经》载有“一目国”的传说，而传教士说欧罗巴东边也有一目国；

《海外南经》提到的“焦侥国”，与《职方外纪》中提到的小人国如出一辙；

羽人、毛民和遍体生毛的南亚墨利加智加人相似，人面鱼身无足的“氐人”和美人鱼长得很像……

在吴任臣笔下，《山海经》中的奇异记述不再全然是小说家之言，经西学知识的佐证，看似荒诞不经的记述在世界地理的版图中竟有迹可循。

可惜的是，吴先生这些有趣的观点没引发什么轰动性效应。入清以后，关于《山海经》与世界地理的讨论基本成了“白头宫女话玄宗”式的老古董话题。

到了清末，随着进化论与人种学传入中国，这种形势才发生质变。而历来被指责为“语怪之书”的《山海经》在此时也完成了华丽的转身。

1903年，诗人、光复会成员蒋智由在《中国人种考》一文中，便引入进化论的视角解读《山海经》。他认为，此书为先民所传之古书，其中“真赝糅杂”，显然不可“据为典要”，但其中记述“亦有可释以今义者”，譬如书中所记的“长股之民”、“长臂之民”所指的就是类人猿。

与他几乎同时，国粹学派的代表人物刘师培也尝试着从类似的角度出发，释《山海经》以今义，进而为之正名。

在《山海经》的文本叙述中，呈现了大量人与动物拼接而成的神灵形象，譬如《南山经》中的龙身人面神、《西山经》中的人面马身神、《北山经》中的人面蛇身神等，而在大荒部分的描摹中则展现了更多人兽结合的怪物形象。这些内容在蒋智由看来属于不可“据为典要”的部分，而刘师培却认为这些怪异生物并非向壁虚构。他依据“动植庶品递有变迁”的进化原理及武梁祠画像的内容推断“《山海经》所言皆有确据，即西人动物演为人类之说也”，并且“《山海经》成书之时，人类及动物之争仍未尽泯，此书中所由多记奇禽怪兽也”。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将动物世界“适者生存”的法则引申到人类文明中：“上古之时，人能胜物即优胜劣败之公例，故野蛮民族又为文明民族所征服也。观西人达尔文之书其义自见。”

除却进化论的包装外，在西化心理的影响下，学人还期望从种族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在《山海经》等古书中寻找到关于中华民族始源的讯息，并借助这些讯息与西方人种学进行对话，以期重塑并存续种族自信。于是，大家纷纷把目光投向拉克伯里等汉学家力主的“中华文明西来说”。

当时，拉克伯里抛出了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中华文明其实源出古巴比伦文明！不然为啥很多传说、图腾都有相似性呢？《山海经》里提到的黄帝就是古巴比伦巴克族的酋长奈亨台！而所谓的西王母国则是奈亨台率领族人经土耳其斯坦所到的国度！

据时人回忆，拉克伯里的话也不全是开脑洞开出来的。其学说主要是依据中国古代文献中“西王母”的相关记载，伴以当时欧洲巴比伦学的最新成果推论而来的：

一八五二年，法国拔鲁埃所著论说，略谓按西洋圣书所载西王母来访犹太所罗门事，则可推断为撒拔女王。其后法国博士拉克特言穆王曾访西王母于波斯。旧波斯之贝拉克吉书曾载有与西王母相似之事。然此说非为学者所深信。殆为我国流传至波斯之传闻耳。沙邦路氏曾移译我国《史记》，以为西王母为戎狄之名。久米氏则论西王母在昆仑山之南，即今甘肃省南部。又近代热心论此事者，有伯林某学校之教师福而克，亦谓西王母为撒拔女王，其领土在阿非利加之阿比西尼。且历举西方之麒麟凤凰等物以为佐证。

这一研究最先传至日本，深受当时新闻界人士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关注。在1900年，他们出版了《支那文明史》一书系统介绍了拉克伯里的观点。这部著作在1903年被上海竞化书局译为中文版，于是中华文明是外来户的说法便很快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

获知此说，蒋智由惊呼：“研求中国民族从亚洲西方而来之证据，其言之崭新而惊辟者，莫若1894年出版之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 Comperie）所著之支那太古文明两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其所引皆据亚洲西方古史，与中国有同一之点，于此得窥见中国民族之西来，于西方尚留其痕迹，而为埋没之太古时代，放一线之光。” 在这一认识下，蒋智由也将《山海经》、《穆天子传》中关于西王母的记载视为论证“中国文明西来”的依据。如此，他希望可以“讲明吾种之渊源”，进而“以团结吾同胞之气谊，使不敢自惭其祖宗，而陷其祖宗于劣败之列焉。” 在蒋智由眼中，对于先祖的追寻，其意义在于服务于当下的国家共同体。但不难看出的一点是，其追寻意义的实践并非根植于以中华文明为本位的意识，而是以西方文明为对象，认为惟有将中华民族的族源纳入西方文明的体系中，方能证明中西在种族上的平等，进而使国人重拾民族自尊。

除却蒋智由外，刘师培、章太炎等众多知名的学者也对“中华文明西来说”很推崇。刘师培说：“吾观《山海经》一书，知古代神圣所居，大抵在昆仑附近。如轩辕之国，地近穷山，轩辕之台，地滨沃野，而后稷、祝融、重黎，皆由西方迁入。” 而章太炎则进一步从音韵学的角度论证了拉克伯里惊世骇俗的观点，他指出西膜恰恰就是西亚古塞米族的族名。《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形象也与塞米族信仰的半人半虎的尼加尔神相似。就这样，阅读《山海经》及与之相关的《穆天子传》、《楚辞》等先秦典籍成为了当时很时髦的事情。

除了取《山海经》的局部记述来论证“中华文明西来”的观点外，另有一些学人直接将《山海经》视为域外来物。梁启超便认为《山海经》是“最古之译本书”，是“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所以不独名物多本土所无，一些语法、名词也十分诡异。

不过对这一论断，他还是持谨慎的态度的，称：“然此不过吾个人理想，未得确实佐证，不能断言”。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卫聚贤进一步推断《山海经》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古籍，全书是印度婆罗门教徒的游历记录，其作者是墨子的印度学生随巢子。

如是这类观点的勾织，使得对于《山海经》的阅读和研究建构起了一种供时人发声的场域。在这种场域之中，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不仅是可供探研的史料，同时也是能够造化人心的资源。诚如蒋智由所言：“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才。然神话、历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国人天才所发显之处。” 学人们希望从故纸堆中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种种信息，由此汲取振兴民族的精神动力。不过，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他们对这些观点坚持的时间并不长，数年之后便放弃了。

​毕竟，《山海经》进化观与文明观的建构是在特定时代背景冲击下的一种反应。随着时人的民族自信逐渐夯实，也就不需要再以古史、人种来做舆论动员了~

史家常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细想想，不无道理。历史这口瓜，历来别具一般滋味。就看你怎么夸之卖之，咀嚼品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