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外衣粉饰下的性交易

前段时间,网络空间频频现身的“女拳”言论屡屡刺激着我的感官神经,事实上,在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中国,无论怎样不可思议的思想言论都不会缺少繁育土壤,但令人费解的是,如此偏激、极端甚至内含物化女性思想的言论竟能被冠以“女权”的名号大行其道。随着“女拳”言论得到大量曝光,在受到整个社会的谴责的同时甚至被很多大男子主义的男性进行着恶毒攻击,直接导致了女权的污名化。如今的网络空间早已换了另一番天地,在很多涉及两性问题的事件中,部分评论动辄得咎,很轻易地就会被扣上“女拳师”的名号,这一现象正是对“田园女权”言论矫枉过正的结果,致使很多人罔顾事实,借由贬斥“田园女权”之名贬低女性地位,假以“自由”的旗帜歪曲女性价值而无所顾忌。

在此,先引出今天我所要谈论的一个问题“身体是自己的,在双方自愿协定的前提下,女性进行性交易的行为完全是自由的”还有人认为“应该给予性交易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些言论在形式上似乎并无问题,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该言论内含的物化女性立场,与上文提到的“田园女权”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披着一层所谓“自由”的外衣,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确是拥有处置权的,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需顾及的不只有个体自由,还有整体自由。性交易和器官交易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除了受益的一方,几乎没人会提议器官买卖合法化,很多人都相信在器官买卖合法化之后,会导致暴力强取他人器官的犯罪案件增加,同样地,放开性交易也会导致诱拐、绑架女性或以其它非正常手段强迫卖淫等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件发生。但很多人会发现大家对性交易的宽容度要远高于器官买卖,之所以对这两个问题产生不同态度,一方面是前者的受益方远多于后者且后者的严重性远高于前者,另一方面是对于性的态度的开放化。事实上,很多人对于器官交易市场化的态度甚至是略显反感的,相对于性交易市场化,他们对器官交易的合法化要敏感得多,因为二者的花费完全不在一个层次,这直接暴露了一个所有人都清楚且必然会面对的问题,大多数人对于器官移植根本没有支付能力,至此,应该很多人都清楚了一个问题:乔布斯因为依靠肝脏移植成功续命七八年之久,中间的花费超过了5000万美元,试问,有多少人有能力达到这样的层次?大多数人只能作为供体而非受体。问题谈到这里就明朗了很多,资本包装下的权力并未改变权力的本质,况且,社会上还存在着未经任何粉饰的非法强权,性交易形式上的自由与本质上的自由是不等价的,你相信女性走上性交易的道路是主观选择的结果吗?反正我是不信,谁都想拥有风光体面的生活。没有一个有资本实力的家庭将性交易作为一种正当职业看待,他们更不可能愿意看到自己亲近的人与这样的职业扯上关系。

性交易实质上就是性权力的暂时性转移,但社会上还存在着一种高级的钱色交易形式——“包养”,相比之下,应当算作是性权力的长期性转移行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这样一条发展路径:出卖劳动力——出卖性权力——出卖人体器官——出卖自由人权利,结果即是变相奴隶的出现。放任自由必然会导致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与倾轧。

以下我来谈论一个在讨论中会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关于日本AV女优的职业发展历程。

世界上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并不在多数,且其中不包括日本。



日本的AV产业源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AV影片的诞生并非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经济发展低迷的结果(上世纪的中国,汹涌的下岗潮曾将中产阶层冲击得房倒屋塌,甚至出现了丈夫每天上班时将妻子送到风月场所,等到行人稀落的深夜才敢蹑手蹑脚地接妻子回到家中的场景),反而是在经济泡沫极度膨胀的时期出现的。日本AV影片最大的催生因素是当时影视行业的不景气,当时主流的情色影片还是“桃色电影”,以情节为主要卖点,类似于上世纪港台的三级电影,1981年推出主打真实动作的“本番”,在金融泡沫的刺激下,知名AV女星的拍摄片酬甚至达到了一千万日元,当然这只是影业公司的宣传噱头,AV女优的报酬是依据其知名度和影片销量来划分的,但即使是被评定为劣等女优的演员一天也能拿到1000人民币的收入。在日本传统文化环境中,AV女优的职业并不光彩。至于AV女优的入行原因,多是为外债所逼或是家中出现了重大变故而被迫“下海”,后来一些国立大学高材生也开始入行(即使是在现时代的中国,如果可以提供数十万的片酬,中国AV产业的发展也完全不是问题),很明显是资本在推动AV女优行业的常态化发展(资本在AV行业的大量聚集正在改变日本社会对待该行业的态度,自A V女优诞生之日起,要求对待AV女优态度正常化的呼声就从未间断过,甚至通过拍摄相关纪录片来表达这一行业的不易并对其报以同情,但这一系列活动大多都是由成人影视公司在做,以此来推动该行业的发展,但效果并不理想,日本社会对该职业的态度并未有明显改观)





拍摄成人影片并不比卖淫高贵,都是在通过出卖性权益来获取物质回报,在性产业蓬勃发展且性观念极其开放的日本尚且无法得到尊重,更妄论其他人会对性服务者平等相待。

上文提到了中国上世纪的下岗潮,遗憾的是,上文的场景即使在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的今天依旧未能从世人的视野中隐去。孟加拉是一个与印度相毗邻的南亚小国,缺少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匹配的存在感,有着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通病:生产力滞后,缺乏就业机会。这里的花柳巷设施简单,服务人员价格低廉,有的女孩儿甚至在16岁的年纪就被父母送来从事性服务业(不人道的行为)。在一些残垣破败的小地方甚至连嫖客都少得可怜,但即便如此,还是不难找到在路边招揽生意的皮条客。事实上,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乏出卖身体,寻求经济回报的人,只是有的人是为了生存,而有的人是为了更高的生活层次。

接下来我们必然要面对另一个问题“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性权益在被金钱包装下的权力所掌控着,却仍旧希望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生活层次,他们也愿意以声誉和身体的代价来换取丰裕的物质回报,有问题吗?”,当然没有问题,至少在当世的价值系统中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为了生存,还是享受,都有进行权益交换的自由,但显然,这个问题和是否允许性交易正常化并不在同一层面,后者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大体走向,数千年的沧桑过往托举着人类经由奴隶时期、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阶段脱胎于当代,我们不可能允许任何变相的奴隶体制光明正大地践踏我们的公序良俗、强行扭转时代的发展态势。而前者是对于个人权益层面的讨论,上文已经提到,权益的自由化必然导致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倾轧,如果个人都允许这种倾轧的存在,那么其他人也没有理由去阻止,但这并不表明法律对于嫖娼的禁止是对人的自由权利的一种侵犯,金钱驱使下所产生的意愿并不能归于自愿,如果承认了钱色交易的合法性,那么“包养”也同样具有合法性,进而一夫多妻制或是一妻多夫制也具备了合理依据,同时一些社会问题也就不能称之为问题但却违背着人们的朴素正义观,当然,这在金钱权力掌控一切的社会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任何事物都只是资本的附庸,包括政治权利。

很多时候人们在谈到性交易时喜欢以迫于生计的理由来唤起大家对该行业服务人员的同情,的确,在社会无法保障个人正当的生存权益时,每个人都有争取生存自由的权利,但是,世界上存在着特征相异、本质相同的两种人,即:男人和女人,女人可以出卖身体来争取生存,男人大多却根本不具备卖身的条件,又当如何?必定又有人会讲男人可以出卖劳动力,那么问题来了——被当牲畜使唤的男人和出卖身体的女人,谁的处境更悲惨些呢?这样的比较根本没有意义,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应当正视性行为,但是不应当以此作为牟利的工具,如果说,身为社会贫弱群体的他们堕入深渊是为生活所迫,那么以这样的方式换取卑微的生存在我看来是对他们的进一步打击。个人生存权益应当由全社会来保障,给予贫弱者同情与关怀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体现。

对于性服务者所遭受到的异样眼光是很难消除的,即使有不少标榜自由主义者的“开明之士”天天喊着平权化的口号,要求性工作者获得平等的职业地位,但一个独立的人,他的立场倾向性是不会消失的,事实上,国家从未承认这一职业的存在。至于歧视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出卖身体的同时也在践踏着自己的人格尊严(《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接受金钱的侮辱,并不能改变“侮辱”的本质(会有人说这只是交换,不能称作侮辱,但根据字典释义,其中一项即意为用下流的言行来对待男/女性)。

最后,人是具有能动意识和思维活动的主体,我还是愿意相信“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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