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考证派为何被批是“曹雪芹附体贾宝玉”说？

《红楼梦》自出世以来，就像补天遗石，充满着奇幻迷离，惊艳之余，就有好事之徒对《红楼梦》开启了“探究”的模式，形成了各路流派的混战，这其中有评点派、索隐派、评论派、考证派，一时间，流派纷呈，煞是热闹。不过，最靠谱的，主流的还是考证派。

我们先介绍一下各派：1、评点派，它起源于明代中叶，主要通过评点的方式研究《红楼梦》；2、索隐派，以索隐的方法研究，强调作品中的隐含意义；3、题咏派，它关注于作品中的题词和咏叹；4、评论派，通过评论的方式分析作品；5、考证派，以考证的方法研究，注重对文本的考证和历史背景的分析。

红学基本格局是，旧派是以索隐派为代表，新派以考证派为代表。《红楼梦》是历史的产物，它的诞生自然有时代的土壤与环境，其背景也是立体复杂的，因此，要探究《红楼梦》，就要象鲁迅所说“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部，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如果不顾及作品的整体，脱离了作者自身和时代状况，那无异于“周公解梦”。

如果要穷究《红楼梦》的缘起、身世、命理，那就离不开考据学的研究。比如，《红楼梦》究竟何人所作？何人续作？原作是何？还有，是虚拟，还是实有？是影射，还是撞车，或是碰瓷？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科学的考证，正如胡适所说“大胆假设，小心考证”。

当然，截止至今，从《红楼梦》的各路各派的研究来看，尚未形成共识，至多是自说自话，不能自圆其说，甚至漏洞百出，矛不能攻盾，盾不能挡矛，尤其是索隐派与考证派，来来回回，数不清的回合，也未分出高下。

蔡元培与胡适，一个是索隐派的祖师爷，一个是“考证派”的祖师爷，两位是巅峰派的对决，可谁也难服其心，难胜其口。蔡元培索隐派观点：在吊明朝之亡，揭清朝之失，作者是反清复明；认火“宝玉者，传国玉玺也，正统之纯”；“大观园暗指南明弘光政权的抗清根据地”；

而胡适观点：作品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曹雪芹附体贾宝玉”，考证方法是从证据出发，严密推理，不做主观臆断。颜小四认为，两派立说，笔走狐步，皆属高蹈，百年之争，还将延续下去。

目前，红学还不能完整地挖掘出曹雪芹的生平经历，限于文字、实物等资料的缺乏，所知甚少，至于最靠近曹雪芹的人物脂砚斋的材料也是少得可怜。这些文献考证的不足，严重影响到深入破解《红楼梦》的密钥。

关于文学名著的研究活动，其实并非“只此一家”，放眼全球，世界上对古希腊柏拉图、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德国作家歌德的研究力度与规模都很宏大，呈现了“考证工程”的气象。而考证的主旨都是以揭密作者本人及作品的“谜底”为主。因此，在“红学”领域，历史研究、传记考察、文献考证等等，还是大有可为，价值可观。

当然，在对《红楼梦》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秉持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三不主义”，即“不猎奇、不掺水、不作伪”，切莫妄下结论，以免造成“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闹剧。

比如，在考证古希腊诗人荷马时，研究者竟然去挖掘搜寻荷马致盲的原因等，正如同我们去考证音乐家阿炳为何双目失明的原因一样，偏离了轨道，研究者把自己弄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考据癖”，离学术研究差了十万八千里。一旦考证方向错了，最终是南辕北辙，白忙活一场，吃力不讨好。如此考证，不仅无助于艺术珍品真正价值的揭示，反而背道而驰，甚至混淆视听，糟蹋了艺术，浪费了人财，我们要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