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杀人盗尸到“大体老师” ——解剖学的罪恶与救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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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解剖学，用于医学教学和研究的尸体被尊称为“大体先生”或“大体小姐”。

医学的狂热——打开人体“黑箱”的解剖学

伯克与海尔案以及此后一系列的恶劣模仿者，真实反映了19 世纪西医学对解剖的狂热。

其实，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伦，从达·芬奇到维萨里，从动物解剖到尸体解剖，人体的构造逐渐清晰。解剖学的发展正是建立在一次次狂热的挑战宗教权威甚至盗墓卖尸的基础上。

达·芬奇

古希腊时期，尸体解剖为宗教与习俗所禁止，零星的解剖实验大都是对照动物解剖，只有在尸体因种种原因出现了体腔暴露，才会有人体解剖的情况发生。故而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最突出的成果便是“四体液学说” ，将人体看作一个整体，体内各器官间互相联系。在另一本著作《头颅创伤》中，希波克拉底其实已经在秘密进行人体解剖，获得了一些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

希波克拉底之后，古罗马时期最有影响的医学大师盖伦奠定了解剖学的发展基础。从现存著述中可以看出，盖伦没有解剖人体，他最喜欢的动物是直布罗陀猿，其次是猴、山羊、猪等，然后把解剖中的发现应用于人体，他的发现与人体的实际情况当然不可能一致。不过，作为两位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路奇乌斯· 维鲁斯的医生兼亲信，盖伦的解剖学依然成为帝国延续一千多年的金科玉律。

盖伦解剖猪的场景

盖伦之后，到文艺复兴之前，这段时期一直被看作解剖学的黑暗时期，人体解剖只有在用于探索病人死因时才被官方认可。比如1302 年的意大利波隆那， 一位贵族的死因很可疑， 医生巴托罗缪受命进行公开的解剖检验，他的报告于是成为解剖学知识的重要参考。

文艺复兴时期是人体解剖学发展的分水岭。人们从基督教教旨中为人体解剖寻求理论支撑。《约翰福音》中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基督教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期望教徒做一个忠于教旨的善人。对基督教来说，灵魂才是将来升到天国之后与神同体的高尚部分，尘世间的一切包括躯体，都不具有什么价值。因此，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人体解剖的禁锢总体要比以往放松。

有意思的是，反观中国，儒家的《孝经》在《开宗明义章》借由孔子之口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尊古崇经的中医学只能围绕着临床疾病的诊治展开，把人体当作一个“黑箱”系统，通过无数次临床试验，观察、比较、分析其输入和输出的信息，从而推导出人体“黑箱”的规律和特性。中医学根据“天人合一”学说，经过反复实践和试错法，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再上升为理论来指导实践。在对待人体“黑箱”的态度上，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研究路径。

孔子

伴随着尸体解剖管制的放松，欧洲中世纪教会成为处理后事的场所，在停尸间里就可以解剖尸体。艺术家也加入到解剖人体的行列，达·芬奇就曾不无骄傲地声称，自己曾经解剖过“十具以上人体”。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等人栩栩如生的艺术创造，无不得益于参与解剖的实践。

不过也有例外，意大利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 年至1303 年在位）就觉得解剖人体是一件并不怎么自然的事，因为它违反上帝的意志，于是在一次训谕中以“教会怕血”为由，禁止人体解剖。他声称，肢解人体的人均将被革除教籍。

虽然后来禁令有所放松，但尸体解剖的行为不得不藏匿起来。真正的人体解剖学之父是安德烈·维萨里。1538 年，23 岁的他出版了《解剖图谱六种》。1543 年《人体的构造》的出版更是直指盖伦的许多错误，引发空前轰动。

安德烈·维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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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萨里的研究同样建立在异常艰苦的盗墓盗尸基础上。1536 年，维萨里记录了一次盗尸经历：“因战争爆发，我从巴黎回到了卢万。在那里，我与著名医师和数学家杰马·弗里西乌斯出去散步，顺着乡村小径替学生找一些常能在这些地方见到的被处决的囚犯的尸骨。突然，我见有一具像是盖伦曾经说起的强盗的尸体，我猜想是鸟儿把他的肌肉都啄食一丝不剩了，尸体上有几处还被火烧过，然后被绑在木桩上。所以他的骨骼已经掉得零零落落，仅是以韧带使肌肉的两端连将起来。尸体完全已经干瘪，没有一处显得滋润。这可真是我意想不到的良机。于是，我请杰马帮忙，爬上木桩，把他的股骨从髋骨上卸下来。但在我卸的时候，将肩胛骨和手弄脱落了，而这手的手指骨，还有膝盖骨和一只脚，原来就已经没有了的。我这样经过几次，才偷偷将腿骨和臂骨运了回来……我是多么想得到这些尸体的骨头啊，因此我才深夜独个儿在那么多的尸体中间，爬上木桩，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卸下来，先是运到较远的某处藏起来，等第二天，再把他一点一点地从另一个城门运回家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维萨里的研究经历也可以被称为“盗尸笔记”。维萨里本人的经历同样坎坷：《人体的构造》使他成为科学的叛徒和“人类的罪人”。一位自称亲眼见过维萨里解剖的人声称，维萨里用活人解剖、杀人致死，宗教裁判所据此判处维萨里死刑。由于国王的庇护，维萨里得免死刑流放耶路撒冷，以忏悔罪孽。

不幸的是，他死于朝圣归途中；幸运的是，他的著作逐渐为人接受，成为欧洲医科学校的通用教材，《人体的构造》被视为现代解剖学的基础。

维萨里绘制的人体解剖图

维萨里之后，解剖成为了解人体正常生理机制的科学，经验医学进入实验医学。16 世纪开始的解剖学，与17 世纪的生理学、18 世纪的病理解剖学、19 世纪的细胞学与细菌学、20 世纪的临床医学，共同开创了今天的医学科学。

“大体老师”——现代解剖学的肃穆仪式

西医学一直被诟病的“只注重病原体，看不到病人”“只看到在病人外壳下的病原体，看不到被病原体感染的病人”问题，似乎在解剖学诞生的那天就已经埋下了。为解剖学发展奉献心力的医生和研究者彪炳史册，而被迫成为研究对象的尸体乃至活人却只是这条道路上的零星垫脚石。

19 世纪盗墓取尸、谋杀贩尸的乱象已成为历史，医学发展到今天，现代解剖学对人体的来源进行了严格规定。以英国为例，英国有专门的机构管理遗体捐献——HTA （The Human Tissue Authority），该机构负责给学校、医学院颁发证书，以允许它们使用捐献的遗体，并确保每个使用遗体的学校都正确合法地使用遗体。

根据该机构2004 年的规定，捐献书必须由本人或者本人授权的人书写，同时必须有证人在场，而且必须在捐献者生前书写。捐献者也需要告诉家人、亲近的好友以及全科医生。在使用遗体一年之后，医学院会自行焚烧尸体。如果家人和朋友想要回遗体下葬或自行安排焚烧的话，也可以和医学院联系。不过按照现行法律，学校最多可持有遗体三年时间，实际使用遗体两年左右，保存得当、解剖合适的人体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学习。

一位遗体捐赠者的墓志铭：即使在死亡中，我们也为生命服务

西方愿意捐献遗体的人比例较高，医院和医学院能够获得较多的捐赠源。由于遗体捐献的宣传教育到位，许多人愿意为科学研究捐献遗体，《圣经》传道书说到“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成为捐赠行为的注脚。现代解剖学，用于医学教学和研究的尸体被尊称为“大体先生”或“大体小姐”。捐献者用自己的躯体帮助学生掌握人体解剖知识、提升外科手术水平，为医学研究事业做出无私奉献，是真正的“无言老师”。

对于迈入医学课堂的学生而言，第一课就是学会“大体老师”的清理仪式。在教师“感恩惜福”的教导和希波克拉底誓词下，学生将“大体”身上残存的血渍和污秽仔细清洗干净后，将“大体”放进解剖台内。如今，“大体”的来源有政府的立法管制与分配保障，再也不必担心来源缺乏，也不必担心“大体”是不合法的黑心货。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和无数“大体老师”的贡献，现代解剖学研究已经对身体器官和结构有了透彻了解，转而利用技术发展，如MRI、CAT等医疗器械对器官进行前所未有的细节研究，解剖学的进展于是集中在解剖特征的发展、进化和功能上。有意思的是，彩色图像和摄影的改进也意味着解剖文本不再是解剖的辅助，而是一种学习的中心材料。英国一些医学院校采取由示范者示教解剖的办法代替学生解剖，以便让学生观察不止一个身体。塑形模型也被广泛用于解剖教学，成为真实人体的替代品，解剖学教学中的生物模型再次成为解剖学演示的热门。伯克利大学在综合生物学课程中，还鼓励学生对自己进行内省、自观，将学习掌握的人体知识与自己的身体联系起来。

从盗尸到谋杀贩尸，从解剖学进入课堂再到“大体”逐渐离开课堂，解剖学的发展似乎走出了一个圆形路径。人类不再为死后的“身不由己”而胆战心惊，这大概也是为了弥补解剖学建立之初的罪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