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时俱进地运用“王道与霸道”,强化军力运用
当世界从“合作”滑向“对抗”,从“规则”退化为“强权”,中国不能再以昨日之逻辑应对今日之危局。过去四十年,我们笃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于是韬光养晦、闷头发展、不干涉他国内政;可如今,WTO争端机制瘫痪,超级大国掀起全球关税战,五常之一深陷战争泥潭已逾两年,美俄核军控体系几近崩解,台湾问题被公然武器化,海外资产随时面临冻结没收之险——旧秩序正在瓦解,新冷战的铁幕悄然垂落。
在此背景下,若仍固守“只建设、不使用”的军事哲学,无异于将盾牌藏于库房,任人欺凌。军力若不能适时运用,便只是纸面威慑;战略若不能因时而变,终成教条枷锁。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今日之世界主题,已非“和平与发展”,而是“生存、自主与秩序重构”。而要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必须——对外策略上,王道与霸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军力建设上,不仅要建,更要敢用、善用、精准用。
一、历史镜鉴:王道与霸道并用,方能“以武止戈”
中华文明五千年,并非一味尚柔,亦非穷兵黩武,而是在“王道”与“霸道”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以实现“一战而定,久安长治”。
汉武帝时期:前期对匈奴和亲纳贡,属“王道”怀柔;但匈奴屡犯边关,掠我子民,汉武遂断然启用卫青、霍去病,发动漠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此非好战,而是以雷霆之击终结百年边患,换来此后百年丝路畅通、西域归心——此乃“霸道止战,王道继之”。
唐太宗贞观之治:一面以开放包容吸纳万国来朝,推行羁縻制度、册封藩属,是为“王道”;另一面,突厥犯境,李世民亲率精兵夜袭阴山,一举灭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此后西域诸国“望风归附”,非因其德独厚,实因知唐军不可犯。先以霸道慑敌,后以王道化人,方成天可汗之威。
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带去丝绸瓷器、医术历法,不占寸土,是“王道”典范;但同时,明成祖亦派水师剿灭海盗陈祖义于旧港,震慑南洋诸国。无舰队之威,何来万国宾服?无武力之基,何谈和平交往?
历史反复证明: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靠单方面忍让换来的,而是靠“能战方能止战”的实力逻辑赢得的。“以武止戈”四字,本就是“武”字由“止”与“戈”组成——唯有掌握止戈之力,方能真正止戈。
二、阴阳之道:和平需以武力为基,止戈方显大道
中国传统文化从不排斥力量,而是强调力量的节制与目的的正当。
道家讲“阴阳调剂,达到平衡”:阴为柔、为守、为和;阳为刚、为攻、为断。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真正的和平,是阴阳相济的结果,而非一味退让的产物。
《孙子兵法》开篇即警醒世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虽为凶器,但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必须以最严肃态度对待。孙子并不鼓吹战争,却深知:唯有深谙战道者,方能避战;唯有具备胜战之力者,方能止战。
这正是中华战略智慧的精髓:不主动挑衅,但绝不惧战;崇尚和平,但以实力护和平。
今日之中国,正处阴阳转换之际。过去以“阴”为主——韬光养晦、隐忍发展;如今则需“阳”气升发——敢于亮剑、善用威慑、精准反制。这不是背离和平,而是以更高维度守护和平;这不是放弃王道,而是以必要之霸道,为王道开辟空间。
三、现实倒逼:不强化军力运用,利益必遭蚕食
今日之世界,早已不是那个相信“合作共赢”就能换来尊重的时代。当中国的发展本身被定义为“系统性挑战”,当我们的核心利益被公然当作博弈筹码,若仍固守“只防御、不反制”“只建设、不运用”的军事哲学,无异于将国家命运交予他人之手。
君不见——
美国国会已正式立法提案:一旦中国以非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即对中国实施全面金融制裁,冻结其在美资产、切断美元清算通道,甚至联合盟友围堵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是将“台湾牌”彻底武器化的战略预置。
日本政坛右翼化愈演愈烈:高市早苗再度高票当选自民党要职,其主张修宪扩军、介入台海、否定侵略历史。更令人警醒的是,日本部分网民竟以戏谑口吻宣称:“中国你不是讨厌高市早苗吗?你越讨厌她,我们就越选她!反正我们这国家也就这样了,死道友不死贫道。”——这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折射出某些势力甘愿充当遏华马前卒的危险倾向。
欧洲亦不甘寂寞:法国政界有人公然提议效仿1985年《广场协议》,推动所谓“新广场协议”,意图通过联合干预汇率、限制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等方式,系统性压制中国制造业与科技崛起。
这些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个清晰信号:西方主导的旧秩序,正试图用政治、金融、军事、舆论多维手段,将中国锁定在“可被制裁、可被围堵、可被肢解”的被动地位。
在此背景下,若我们仍仅以“强烈谴责”“坚决反对”等外交辞令回应,而不具备让对手真正忌惮的军事反制能力——尤其是对关键节点(如台海)实施快速、有效、不可逆行动的能力——那么,所有海外资产、所有产业链布局、所有发展成果,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沦为“战利品”或“谈判筹码”。
四、战略升级:王道与霸道并举,军力精准运用
新时代的对外战略,必须告别“模糊威慑”与“自我设限”的旧范式。面对公然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立法威胁金融制裁、鼓动分裂势力、策动资产掠夺的国家,我们不能再以“某些国家”“个别势力”等含糊措辞回避问题。真正的战略清晰,是敢于指名道姓;真正的威慑有效,是让敌人知道自己就是靶心。
因此,中国应公开锁定“跳得最高、敌意最明、行动最恶”的国家——例如:
日本:右翼政客高市早苗等公然宣称“台海有事即自卫队出动”,推动修宪扩军,渲染“中国威胁论”,煽动国民反华情绪。
日本不仅在言语上挑衅,在行动上更已构成对我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实质性威胁。它们不是“潜在风险”,而是“现行敌对行为体”。
在此背景下,中国应果断采取以下措施:
1. 公开点名,划清敌我界限
在官方外交、国防白皮书、全国人大决议等正式场合,明确指出日本已越过红线,成为“对华敌对行为的主要策源地”。这不是制造对立,而是澄清事实——让国际社会看清:是谁在破坏和平,是谁在逼迫中国亮剑。
2. 以联合国“敌国条款”精神为道义支点
尽管《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107条中的“敌国条款”因历史原因已不具操作性,但其核心精神——对曾发动侵略战争或持续敌对的国家保持警惕与反制权——仍具道义正当性。中国可援引此精神强调:当一国持续以非战争手段实施“混合战争”,企图扼杀他国生存权时,受害国有权采取包括军事预演在内的全方位反制。
3. 围绕“点名国家”开展定向武力预演
在台海、东海方向,针对美日舰机频繁抵近,组织“特定假想敌”背景下的联合封锁、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演练;
演练科目明确标注:“模拟应对X国介入台海冲突”“演练对X国海外基地远程打击能力”;
通过国防部发布会、央视军事频道、战略智库报告等渠道高调释放演训细节,让全球看到:中国不仅有能力打,而且已经把“打谁、怎么打”写进了作战预案。
4. 同步实施精准经济打击
启动《反外国制裁法》,对点名国家的关键企业、政客、金融机构实施清单式制裁;
限制稀土、关键矿产、新能源技术出口至该国;
在双边贸易中引入“国家安全审查”,对其投资实施对等限制。
这不是走向扩张,而是以可控、可逆、精准的武力运用,防止更大规模冲突。正如孙子所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但若无“攻城”之能,则谋与交皆为空谈。
结语:凝聚共识,以实力守护复兴之路
武力,从来不是中国所追求的首选。五千年文明浸润于“和为贵”的智慧,道家讲阴阳调和,儒家倡仁义礼信,兵家亦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至高境界。我们珍视和平,向往合作,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份初心,从未改变。
但和平,不能建立在幻想之上;尊严,不能寄托于他人善意。当外部势力公然将中国视为“战略威胁”,立法预设对华金融制裁,鼓动分裂行径,掠夺海外资产,甚至扬言“你越讨厌谁,我们就越选谁”时,我们若仍只以克制示人,只会被视作可欺。
中国的利益不可侵犯,民族的底线不容试探。
亮剑,不是为了争胜于一时,而是为了止战于长远;
威慑,不是为了炫耀武力,而是为了守护十四亿人的发展权与安全权。
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好战情绪,而是一种清醒的国民共识:
认同对外策略中“王道”与“霸道”的辩证统一——对朋友以诚相待,对挑衅者以实力回应。
正如古训所昭:“能战方能止战,敢打才能言和。”
中国不需要一场无谓的“武力宣泄”,但必须拥有让任何敌对势力望而却步的“亮剑精神”。
唯有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在风高浪急的世界中,行稳致远,不可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