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村庄的返乡滞乡调查

一年之计在于冬

初冬的乡下，正值农闲和休息的季节。可故乡小村的人们却都坐不住了：冬天到了，春节还会远吗？

对乡下人来说，可以大半年都穷，但过年不能穷。一方面，过年是花钱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别人有钱，你囊中羞涩抠抠搜搜，村里的闲言碎语就够你无地自容的，这个年就没法过；另一方面，过年意味着来年的彩头和期冀，口袋里不装点钱，心情不好，来年日子怕也不顺畅。

所以，冬天一到，连平日闲散的人也都东奔西忙了起来。

我的堂弟，在镇上和县城工业园的一些鞋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干了大半年，还是一咬牙、一跺脚去了温州。他说，老家鞋厂月工资就两三千、三四千，两班倒，每天得干12个小时，又累又存不来钱，实在没意思；年底去温州冲一把，月工资七八千，好点的厂子上万，累点就累点。

要放平时，他宁愿在家待着。温州中小鞋厂，一般计件工资，春夏淡季，每个月也就四五千、五六千，一般包住不包吃，各种消费高，算下来，跟老家两三千、三四千差不多——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其实已经大一统了。年底嘛，工厂订单多一点，工资高点，自己省着花一点，过年就有保障。

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伯，是乡下白事上念祭文的老师傅，备受十里八乡尊重，每年赚个几万块钱不是问题。这两年，这项活计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竞争对手”们报价越来越低。他谢绝“内卷”，今年到目前只赚了一万多。眼看快过年，也坐不住了，去了一个族亲的养鸡场，做捡鸡蛋、打包的工作。

鸡场工作环境不理想，夏天高温天一般人扛不住。天气凉一些，老年人还能做做，他拉着大伯母，按天算钱，一人一天100左右，他们很知足。

我的父亲则早早转型。文艺毕竟不是乡村的刚需，活着才是。前些年他跟一帮老伙计操办的乡村剧团，扛不住生存压力解散，他利用原本的音乐基础，迅速自学了电子管、电子琴，联系了一些乡村红白喜事乐队，快速再就业。出一天工，能赚200。

他算了算，为了过年，还得再多出几个工。

只是，“现在一般白事才请乐队了。可能是疫情把一批身体不好的先熬走了，今年各地去世的老人好像也少了。出生的小孩也很少。现在乡下，不生不死的，大家都凑合着过吧”，他说。

一座村庄的样本

11月13日，农业农村部在全国会议上，尤其针对脱贫地区，明确提出“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的要求，如一记警钟，敲响在政府政策制定和实际工作之中。

“规模性返乡滞乡”，是“规模性”“返乡”“滞乡”三个关键词的叠加，这样的用词并不多见，显示出现实情况的严峻。它关系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的可持续，也直接关系到亿万农民的生计，甚至社会稳定。

显然，政府也早已关注到这些问题。但我们注意到，一方面，如上文所述，返乡滞乡具有一定季节性；另一方面，农业部门关注的焦点，还在前些年刚刚脱贫的地区和脱贫人口，他们多位于老少边穷山区，相对全国广大地区，客观来说已经是少数群体。

反而像我故乡小村，这种中部地区、离城市既不远也不近、既不穷也说不上富、既不会短期淘汰长期也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村庄，才是中国乡村的大多数。研究我们这样的村子，管中窥豹，更能呈现出返乡滞乡更普遍的真实状况。

我家乡小村，有36户，人口160多。返乡滞乡情况，按年龄段划分如下：

1. 60岁以上老年群体：只有1户还在外地打工（夫妻2人，由于丧子常年在外打工不归），1户在外开厂（夫妻2人），在城市帮子女带小孩的老人3人（包括我母亲在内）；其余都在村里。另有70岁以上丧失劳动能力者4人（包括我的奶奶在内）。

这类群体，他们在城市已经找不到工作，也不存在“返乡滞乡”一说，而是“落叶归根”。这是乡村自然现象。

2. 50岁以上群体：只有5人/户在外工作，其中1人在温州一家鞋厂工作多年，1人在老家市里瓷板厂，都是男人外出，女人守家，还有1户两夫妻，就业城市不固定，另有1户，在县城生活（已买房落户，但将户口迁回）。

其余劳动力都在村里，除1户人家作为种植大户，1户人家作为乡村包工头，其他以就近打工尤其是打零工为主。他们属于“返乡滞乡”过渡阶段群体，即使还没返乡，多数也准备从城市退回乡村，有快有慢。

总体来说，这一群体的“返乡滞乡”，也是自然过渡阶段的客观存在。

3. 40岁乡村壮年群体，主要是75后-80后。本地务工和外出务工，各占一半——有些人常年在打工地和家乡往返，因此不好确切归类为“返乡滞乡”或“城市常住人口”。

80后大概是乡村最后的婴儿潮，因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中国的计划生育就已严格执行，此后，加上社会经济发展和观念转变，出生率一路走低。因此，乡村40+群体，与城市类似，基本是乡村顶梁柱和最后“防线”。

他们主要是我一起长大的同龄人。主要从事的工作，一是在到本地或外地中小企业打工，比如到鞋厂、金属制品厂之类工作；二是从事装修装潢类，三是与汽车相关，比如开大货车，在外地跑网约车之类；四是创业（少部分人），其中，有1户在邻村开养鸡场，1户在老家办手工艺制品坊及开网店。

显然，上述就业都受经济影响冲击巨大：中国的传统、中小制造企业，普遍经营困难；装修装潢，则受制于房地产困局；物流运输，受汽车产能过剩、竞争恶化、订单下滑、大平台抢夺利润的多重影响，堪称近年来乡村收入落差最大的职业；而乡村创业，也存在瓶颈。

因此，40+群体才是“返乡滞乡”受形势影响最大的摇摆群体，也应该是政策重点关注群体。

｜一代人

4. 30岁以上群体，90后为主。本村90后群体呈现断崖式下降，只有6人（注：本村户籍男子，为方便统计，存在婚育或未婚差异、是否分户等，暂不算户口迁走的外嫁女子及嫁过来的媳妇）。 

他们中，只有1人在本地开了一家小企业，其余都在外打工。不过打工质量相较于40岁以上群体更多元，比如出现了1位较高级的技术“蓝领”，1位在城市做“白领”的广告业从业人员。

5. 20岁以上的群体，以00后为主。乡村00后群体，基本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户口和就业基本就在城市，没有返乡滞乡的情况。

生计

从上述年龄段划分来看，四五十岁群体是当前“返乡滞乡”的主要群体。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总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五六十岁群体。但他们总体属于客观、自然的“返乡滞乡”群体。

第一，城市基本上以50岁为界限逐步淘汰他们。制造业、建筑行业等用工量持续下降，还基本都设置了50岁这条线招工。这是市场直接淘汰他们的方式。

第二，50岁以上农民工群体，基本没有城市化（买房、落户、社保）能力，身体也日益不堪重劳动负荷，且中国农民普遍有“落叶归根”的愿望。

第三，中国城市和市场的“数智化趋势”加剧，而50岁以上农民工群体，不太具备相关生存能力。举个简单例子，比如他们相对不擅长用手机，送快递、送外卖的效率都较低。

他们逐渐被“数智时代+传统制造业”双重淘汰。

因此，50岁以上群体，“返乡滞乡”是自然现象。换句话说，他们是真不行了，你不让他们返乡滞乡，他们还能去哪里？城市会欢迎他们吗？

在生计方面，这部分“返乡滞乡群体”，普遍在附近打点零工，锯板厂、养鸡场、种植大户处工作。建筑工地一般也不再让他们干活，怕出事。工资日结，男人每天100元左右，女人80元左右。

最底层的工作，是扎彩灯，每天手脚麻利的，二三十元，夫妻两人能赚五六十元，加上每月能领一两百元“养老金”，养活自己，目前倒还不是问题——只要不生什么大病。

他们是无奈的被动“返乡滞乡”群体，应当成为政府政策的重点扶助群体。需要国家提供更多的福利托底，推动基本的产业振兴和乡村投资保障，此外，也是我经常建议的，搞活土地，大力发展乡村老年精品农业。

｜扎芒帚，本地乡村传统手工艺

第二类群体，是75-80后，40+群体。他们才是“返乡滞乡”政策重点研究的群体。

40+中年群体，不论城乡，都是社会、家庭的顶梁柱和承压群体，但从就业和生计情况来看，他们普遍负重前行，压力山大。经济好转、政策得力，他们能继续融入“城市化”，情况不妙，则可能群体性退守“返乡滞乡”。

他们的生计，压力颇大。继续以本村为例——

第一类就业：打工群体。中小企业打工，或做一些装修类工作，本地和外地并无本质差别。好处在于，作为壮年劳动力，只要愿意工作，不管本地、外地，赚取一份能保障基本生存的工资还是不成问题的；坏处在于，不论如何挣扎，普遍只能维持生存。

以本地中小鞋厂为例，一般两班倒，每天上班11～12个小时，男性收入3000元左右，女性收入2000～3000元；温州鞋厂，一般实行计件工资，有淡旺季之分，平均算下来，收入一般四五千起，壮年男性群体收入好一些，但差别并不特别大。这样的收入，只够80后家庭基本开销，谈不上为子女铺垫出路（如更好一点的教育），更谈不上进城买房落户。

因此，本村打工的壮年群体中，除了其中两三个人在外打工，跟对老板做了管理层，剩下的人，“饿不死，也没什么希望”。如我堂弟，基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做一阵辞职一阵。而且生活没搞好，打光棍的人就多，继而又成为乡村不稳定因素。

第二类就业：乡村老司机群体。这与时代背景有关，我们这代80后乡村孩子，赶上了“汽车下乡+互联网时代”，很多人都成了“老司机”，我们村前前后后有十余人从事过相关职业。目前还在靠车生存的有6户人家，考虑到每户人家有4～5口人，光靠“车”，就养活了全村约20%的人口。

其中4人跑货运，3人自有车辆，1人给别人开车。在制造业、房地产和大基建时代，开大货车相当于“乡村中产”，即使给别人当司机，月收入也可以轻松过万。

但今时不同往日，货车已普遍成为负债资产：一方面，单子越来越少，且主要靠平台接单，利润大降；另一面是居高不下的过路费、油价、保险费、挂靠费，包括购车的分期付款等。乡村老司机，堪称近年来，乡村职业中落差最大的一大群体。

另有2人跑客运。其中一人，在本地与广东之间，通过微信群、私域接一些单子，成本倒还可控，收入还不错，做了很多年，也是我说的本村“有望城市化”（有能力进县城买房落户）的两户之一。另一户，在温州跑网约车，比打工强一点——好歹可以跟被淘汰的“城市中产”竞争了。

第三类就业：乡村“创业者”。开养鸡场的一位族亲，在老丈人家的支持下，养鸡场生意还算稳定，这也侧面反映了乡村经济型种养殖业的前景；而另外一位开竹艺品加工和网店的族亲，据说快坚持不下去，准备去亲戚的厂里打工了。

乡村40+的75～80后群体，人口基数大，生存压力大，生活弹性低，且受形势冲击大，稳定性差，须成为政府“返乡滞乡”政策重点研究和扶持群体。

第三类群体——二三十岁的90后、00后群体。他们正处于“向外走”的阶段，很少被动“返乡滞乡”。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乡村“人才振兴”应当重点招引的对象。

他们当中，尤其是00后，大多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在城市具有较强的生存和融入能力。除了一位在本地镇上开鞋料加工厂的年轻人，其他都在城市工作、生活。尤其是20～30岁年龄段，由于受过高等教育，普遍可以成为城市白领、技术蓝领，基本可以跃出“农门”。

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大城市买房门槛、生活压力的高企，对乡村家庭年轻人并不友好。不论统计数据，还是现实生活中，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外来年轻人口正在肉眼可见逃离。

年轻人回流内地、县域、乡村，正在成为一大趋势。而他们身上带着的开放思维、数字化和创新能力，又是乡村新时期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的关键，他们反而是地方政府主动“招引返乡”的重点。

小结

综上，老家小村的就业、返乡滞乡和生计情况，并不理想。管中窥豹，多年来，制造业和房地产、大基建投资的缩减，各种人工替代科技的发展，早已直接、体系化地冲击到了广大农民工的就业和生存。

以前是农业，现在是制造业，已经越来越难养活中国农民。

但客观来看，这个趋势短期难以扭转，农民工“返乡滞乡”状况，恐将长期持续。应对方案应该如下：

其一，近两年各地政府财政困难，各种乡村投资及乡村振兴大有收缩之势。但现实情况告诉我们，必须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而农民返乡“滞乡”并非不合理，它是中国历史规律，及城乡发展的客观现象，我们要辩证来看。一方面，我们需要持续推进中国城乡制度改革，让农民（及市民）能够自主选择流动；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振兴乡村，如果“滞乡”群体可以在本乡本土安居乐业，也就不存在“滞乡”问题了。

其二，经济降速时期，各地政府、社会舆论亦有将精力收缩回城市的趋势及舆论导向。现实逻辑依然是城市经济不佳，持续内卷，才加剧农民工返乡滞乡情况以及大城市人口外流情况。“救乡村就是救城市”，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内循环流动，需要防止社会发展退回“唯城市化”极端路线。

其三，针对“返乡滞乡”趋势，以及“十五五”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要求，需持续盘活乡村生产要素，发展多元化乡村产业。

建议在坚守耕地红线、生态红线的基本国策之下。适当放宽——而非层层加码生产要素管制，只有让乡村相应生产要素发挥出价值，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返乡滞乡就业和生计问题，以及乡村产业振兴。

其四，能解决就业的产业就是好产业，针对性制定“返乡滞乡”扶助政策。

对被动“滞乡”的乡村中老年人，采取基本扶助政策。如福利托底、保底乡村投资，并搞活非耕地外的多种土地生产要素。地方政府宜推进地方基本生态农产品在地供应链，鼓励发展老年精品农业等。

对乡村40+群体，采取重点扶持政策。其核心，是帮助这一群体摆脱对低端制造业的简单依附，拓宽其生存发展的可能性。一是多种数智化技术培训，帮助他们跟上时代转型与发展；二是金融扶持政策，鼓励多元化乡村创业创新；三是研究和推动乡村现代服务业、农文旅融合发展，摆脱纯二产制造业依赖；四是地方政府需从简单招商引资、工业化服务，转型本地服务，如区域优势产业规划、区域公用品牌及标准建设、农产品销售对接等等。

综上，“返乡滞乡”，滞的并非只是“乡”，而是中国经济转型、制造业及城市经济内卷、乡村振兴局部、阶段停滞等问题积累所致。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一碰到阻碍，思维就退回“城”或“乡”，而是继续推动城乡融合、内部开放与循环、乡村振兴，以及生产力要素流动、创新。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行车效应”下，原本被速度掩盖的许多细节问题都将一一呈现，我们需要面对的勇气，更开放的思维，以及更多积极的行动。

 —— · END · —— 

No.6641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