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在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不同体现（二）

第三，中国文化认同人的进取资格平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为人的本性平等，承认人人都有进取的权力。

因为人的权利不能仅仅被限于能活着，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力，都有追求上进的权力。给不给人上进的资格和道路，也应该是评判这个社会有没有人道主义的标准之一。

虽然儒家强调社会等级差异（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但是认为人人都应该以“君子”为典范，学习“君子”的人格，加强自我修养，积极实现自我完善，强调道德修养上的人人的平等可能性。

《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基于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主张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不应因出身贵贱而有所区别；《孟子 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学》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主张无论身份高低，道德修养是共同要求，也都有修成正果的可能。墨子 “尚贤”主张唯才是举,任用品德高尚、能力突出的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体现了政治机会平等的诉求，具有强烈的平民平等色彩。

东汉马融注：“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论语古注笺》卷十五）；南朝梁经学家皇侃疏：“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论语集解义疏》）；宋代朱熹注：“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论语集注》）；韩愈的《原道》中“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进一步阐述了人本身没有种族、性别、身份等不同，皆有求学向善的权益，这一点成为中国古代学者共同认可的信条。

明朝王阳明主张圣凡平等观，他认为，圣人并非遥不可及的神圣存在，而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达到的境界。他在《传习录》中明确表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意思是修成圣人的道法，就存在于每个人的本性中。人人皆有潜在的圣性，品质上并无高下之分，区别仅在于能否凭个人悟出良知，“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依靠个人努力可以实现的境界。

而扩展到政治领域，秦末陈胜、吴广首先喊出‌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打破血脉门第的限制，挑战世袭特权。直至今日，许多国家民众的思想仍然没能达到这个水平。

唐末黄巢起义‌的纲领“天补均平”，首次明确提出均贫富主张‌；南宋钟相、杨幺“等贵贱，均贫富”，反映了底层民众对贫富不平等、政治特权世袭的强烈不满和对生存权的朴素追求。‌明末李自成起义‌“均田免粮”，直指土地与赋税问题‌。‌太平天国运动‌“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希望建立绝对平均的理想，体现了社会土地、公平与生存权的追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耕者有其田”。

这些诉求构成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平等思想资源，体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对平等的追求，鼓励底层民众打破出身血脉的限制，通过抗争和努力改变命运。它们被一代代传承，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思想财富。

而在破除人的出生限制，最大程度地给与公平竞争机会的制度，莫过于科举制的创立。它消除了孝廉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选拔人才制度的弊端，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世袭制，理论上向所有男性开放（除贱民外），使平民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仕途‌。‌采取标准化考试‌（定期举行、‌统一命题、避免人情作弊），糊名誊录（匿名阅卷，考官无法识别考生身份）和地域平衡（按地域分配录取名额，防止文化发达地区垄断）等诸多手段，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制，大大鼓励了底层精英“读书改变命运”的进取心，为社会流动提供了制度化通道‌。

东晋时期平民官员占比仅5%，隋唐科举确立后上升至20%左右，北宋时期达到40%‌以上，明代‌平民进士占比约40%，前期甚至高达70%-80%‌45，清代‌平民进士比例则下降至19.2%，官僚家庭占比显著上升‌。

可见尽管科举制度依然有种种弊端，但作为能力所及最大公平性的选拔制度，它为减少阶级不平等、促进社会流动、尊重人生来的平等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洲从中世纪建立起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强调血统神圣与门当户对，不可逾越；奉行严格的三等级制度，把人分为教士、贵族（骑士）和平民，分别担当祈祷者、作战者、劳动者的职能，不以学识划分阶层，除了少数能够进入修道院学习知识，平民很少有摆脱底层身份，出人头地的可能。

第四，中国文化推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孟子·梁惠王下》：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乎？”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这个典故深刻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强调的仁爱、和谐以及社会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了快乐应该被分享和共创，将个人感受扩展为群体福祉。这种“与民同乐”的理念，既符合儒家“推己及人”的伦理观，也与人道主义强调的“对人的尊重与关怀”高度契合‌。

欧洲历史上从没出现过大一统的国家，即使是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拜占庭帝国等，实际都没有完成大一统，内部外部均存在诸侯割据的局面。众多小国小群体的生存逻辑，是成王败寇，你得我失，在限定的利益中争夺更大的份额。

中国古代在漫长的治理灾害，尤其是治水，以及抵御外来入侵的过程中，充分体验到了集体合作的重要性，没有人能够脱离群体而单独存活，为了取得集体的支援，个体必然要损失一些自由。大一统集体主义的生存逻辑，是全盘统筹，以小损失换取更大的利益，再由大家共享。

这种思想在现实中，更进化为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前者是通过集体援助，减轻分散个体地痛苦；后者则是利益均沾，实现群体幸福、甚至利益扩大化的人道实践；既包含白求恩式跨越国界的无私救助‌，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支教救灾等‌‌，均证明“众乐乐”能通过具体行动放大个体价值，形成社会共情网络，并提炼了无数成语如慷慨解囊、助人为乐、雪中送炭、乐善好施、拔刀相助、扶危济困、舍己救人、解衣推食等，与中国人的思想共鸣，

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它在改善民生、促进发展、加强合作等方面均给与了涉及方人道主义关怀。通过参与国的合作，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贫困人口，提高教育水平，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并为受冲突或灾害影响的地区提供可持续基础设施支持，缓解短期人道需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改善为受冲突影响人群提供长期援助，契合人道主义精神。

第五，中国文化以更宏观和系统的方式实行人道主义，注重建立“大同社会”，为以后接受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

中国实行了长久的大一统统治，思考和处理问题多用宏观、系统和眼光长远的方式，向统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授人以鱼”远远不如“授人以渔”，与其零星地、灾难发生后给与救助，远不如提前预防性地打造优良环境，将隐患消灭于萌芽之时，悄无声息地预防灾害，胜于未来声势浩大地救灾救火。

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中心学说，宣扬以仁爱为基础的道德伦理体系，强调爱人和律己。《礼记·礼运》提出了理想社会形态，以“天下为公””为核心原则的“大同”社会。

《礼记 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对于弱者的安抚和支持，体现着中国古代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注重措施完善，准备得当，防患于未然。中国在长久的大一统的体制中，很早就意识到以民为本，注重民生。而只有在政府的管理下，未雨绸缪，做好安抚民众的各种措施，才是实现的最好方法。

从汉代起，官府就对孤、老、独、残等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以后唐宋各代均实行免役、给粮给布帛甚至设立养济所、慈幼局等专门机构，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救助灾荒方面，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设立常平仓、义仓、社仓等粮食储存机构，丰年卖粮，荒年卖粮，兼具平衡粮价与与救助功能。官方实行直接发放粮物或以工代赈，如清代修堤坝、疏河道，既救灾又兴利；灾后重建包括蠲免赋税、缓征钱粮等。

同时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机制，要求地方官准确申报灾情，‌鼓励富户捐输的多元参与‌，明代《荒政丛书》总结经验，清代颁布《钦定户部则例》具像化实施规则。

尽管在执行中出现大量的腐败挪用等现象，但中国历代的各种救助政策充分说明了人道主义已经成为官方“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整体上维持了社会稳定，例如宋代"熙宁赈灾"使灾民死亡率降至3%以下。

而最重要的措施，莫过于实现均田制。因为最大的人道主义，就是给与民众生活资源和生存手段，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安居乐业。

商鞅在秦国推行＂废井田，开阡陌，授田于民＂的政策，民众能够得到最基本的生产物资——土地。北魏至唐初的均田制将无主荒地按人口分配，男丁受露田40亩，桑田20亩为世业；女子受露田20亩。 宋代王田与均田结合‌，延续均田制框架。明朝朱元璋多次把动乱中失去主人的土地或荒地分授给农民使用，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把北方郡县郊区荒地拨给民耕种，“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洪武年间苏州府太仓“见丁授田一十六亩”。

世界上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像中国这样，持之以恒地向农民分配土地，尽管实行中有种种问题，也不能遏制土地兼并的浪潮，但它至少在初期保证了民众的生存基础，奠定了中国人对土地财富平等的思想基础。

从均田制到有教无类，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大同世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地潜移默化，给中国人打下了人格平等、财富平等、进取平等的思想烙印，成为中国人的毕生追求，无数仁人志士秉持舍生取义的理念为之奋斗牺牲。

所以一朝共产主义思想传到中国，立刻被众多有志青年接受，正是来源于深久的文化底蕴。高级的社会模式是要有高级的群体思想支持的，就像再优秀的种子也要在适合的条件下才能茁壮成长，否则非但不能开花结果，反而会被质疑它的优良性。中国的共产主义能够挺过腥风血雨，成为世界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是中国幸运地找到了共产主义，更是共产主义幸运地在中国找到了最适合它的土壤。

中国传统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源远流长，立身于传统密切的人际关系，注重梳理社会秩序，恪守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强调仁爱、尊严与社会责任。

而今天的中国人道主义既要继承“仁爱”、宽容和“众乐乐”的精神，又吸收了现代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念，并提倡平等互助的原则，强调道德实践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为全球人文主义提供了独特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