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定调科技创新！这3类城市要抓住新机遇！

作者 | 1/6图片工作室

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奇特的法案——《道路（蒸汽）机车法》。法案规定汽车在城镇行驶时必须有人持红旗引导，且速度不得超过3.2公里/每小时。

这项被称为「红旗法案」的规定，表面上是为了公共安全，其背后真正的推手，是当时势力庞大的马车行业。

面对蒸汽机车这一「颠覆性技术」，马车行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们担心这项新技术将彻底摧毁他们的生计，因此，他们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游说，成功地让这项法案延续了30年之久。

结果，英国汽车工业在随后三十多年内几乎停滞不前，而德国、法国和美国则迅速发展起自己的汽车工业，奠定了全球产业格局。

当1896年，英国废除「红旗法案」时，已经错失了最佳发展时机，不仅未能阻止马车夫失业，还失去了在全球汽车工业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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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伦敦街头的「出租车」（汉森马车）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红旗法案」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马车和汽车的故事，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保护既有产业、惧怕短期阵痛，可能会带来一时的安稳，但从长期看，任何压制创新的行为，最终只会导致整体发展落后与竞争力丧失。

对于当今的现代城市而言，创新早已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关乎生存和发展的「必选项」。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一座城市如果不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就必然会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浪潮中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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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来源：图虫创意）

反观中国，「十四五」期间的创新步伐正在不断加速。2024年，中国的全社会研发投入历史性地突破了3.6万亿元，相较于2020年增长了48%。研发强度达到了2.68%，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稳居世界第二。

我们拥有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总量，专利申请与授权量的全球第一，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从2020年的全球第14位跃升至第10位。

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一个显著的标志是「灯塔工厂*」的数量。这些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最高水平的工厂，中国占据了全球总数的40%以上。

这标志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泛应用于中国的制造流程，推动着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本质性飞跃。

*灯塔工厂：在智能制造、数字化等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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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4年，全球灯塔工厂总数为189家，

其中中国工厂数量达到82家

如今，我们又站在「十五五」规划的新起点。

10月23日，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在12项重大任务部署中，提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也就是说，未来五年我们不仅要坚持科技创新的发展路线，还要强化自主创新，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也意味着，创新已从「支撑战略」升级为「增长逻辑」！

同时，未来五年，我国的科技创新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贸易摩擦此起彼伏。尤其是针对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封锁、科技脱钩已经成为常态。例如，美国通过《芯片法案》《无尽前沿法案》等一系列手段，试图强化对我们的技术限制。

内部发展的「新需求」：国内经济亟需扩大和深化内循环。而新阶段内循环的核心，绝不再是简单地扩大市场规模，而是必须借助科技创新，大幅提升产业的附加值，用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来创造新需求。

面对这些挑战，城市——作为创新的基本单元——究竟该如何在「十五五」期间保持活力，驱动增长？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借助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弄明白一个根本问题：创新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

01

创新增长的发动机：

诺奖经济学的三重启示

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在创新与经济增长领域的学者：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

他们的理论成果，系统地解释了创新为何以及如何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对于城市而言，这三位学者的理论，清晰地照出了城市创新的可行路径。

1. 知识的融合——

「为什么」与「怎么做」的双轮驱动

莫基尔的研究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每当「有用知识」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实现飞跃式发展，就会引爆一轮持续的创新浪潮，从而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莫基尔将有用知识区分为两类：

★ 命题性知识：即解释「为什么有效」的原理性知识。比如，热力学定律解释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这代表着基础科学、底层理论。

★ 技术性知识：即关于「如何做」的实践技艺。这包括了大量的工程经验和难以言传的「默会知识」，例如如何按需制造和调试一台复杂的光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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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基尔主攻欧洲经济史，并提出了

「技术进步是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的观点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莫基尔指出，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关键在于这两种知识之间的良性互动。

科学理论（命题性知识）指导着技术的应用和迭代；而工程实践（技术性知识）中发现的新问题和积累的经验，又反过来启发新的科学研究。这种「理论-实践-理论」的正反馈循环，才使技术进步成为一个可持续、可积累的过程。

中国的实践为此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凭借全球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在实践中积累了全工业门类的「技术性知识」——即关于「如何做」的工艺和经验。这构成了我们在基建、制造和生产领域的强大创新优势。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稀土产业。中国稀土产业之所以能「卡住」美欧的脖子，核心优势并不在于矿藏的多少。

事实上，我国的稀土储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美国本土也并不缺稀土矿，其加州的芒廷帕斯矿就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矿之一，年开采量超过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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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芒廷帕斯矿供应了全球15.8%的稀土产量，

美国战争部已开始资助其建设重稀土提炼工厂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我们真正的王牌，在于我们掌握了从采矿到精炼的全套「技术性知识」。

稀土提炼涉及2000余项专利技术，从矿石破碎、酸浸萃取到分子蒸馏，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长期经验积累。例如，高纯度钕铁硼永磁材料的生产，中国企业的良品率比美国高30%。

特别是被称为「串级萃取」的提炼技术，我们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实现17种稀土元素的高效分离，纯度可达99.999%，而成本仅为国外的三分之一。

正因如此，像芒廷帕斯这样在美国本土开采的稀土矿，也须送到中国来进行提炼。这就是「技术性知识」几十年积累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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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球稀土消费领域估算示意

但是，这种优势也存在天花板。

如果产业仅仅满足于「怎么做」，而缺乏对「为什么」的深入探索，即缺乏原创的基础研究（命题性知识），那么在面临外部技术封锁或新的颠覆性技术出现时，便会立即陷入被动，难以实现「从0到1」的自主突破。

因此，城市在巩固应用技术优势的同时，必须大力突破基础原理瓶颈，将基础科学的研究作为长期、战略性的投入重点。

2. 创造性破坏——

「红旗法案」的现代警示

如果说莫基尔解释了创新的「养料」来源，那么阿吉翁和豪伊特则解释了创新的「机制」如何运行。他们构建了创新驱动增长的数理模型，将熊彼特在1942年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进行了严谨的数学论证。

所谓「创造性破坏」，是指当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出现时，必然会冲击甚至替代旧的技术和产业，带来既有经济结构的破坏和重组。

马车被汽车替代，胶卷被数码相机替代，都是如此。这种「新陈代谢」正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源泉，但它必然会引发短期的阵痛和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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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码摄影的普及，

柯达胶卷被时代淘汰，并进行了破产重组，

图为罗切斯特柯达总部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研究明确指出，一个社会若想保持活力，就绝不能因惧怕破坏而扼杀创新。阿吉翁在其著作《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中强调，创新活跃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反之，阻碍创新则会阻碍经济发展。

这让我们再次想起了开篇的英国「红旗法案」。英国政府为了保住马车夫的饭碗、保住马车制造商的工厂、农场主的马匹销售，不惜用立法的方式强行控制汽车的发展。

结果，他们不仅错失了产业升级的良机，那些产业最终还是被时代所淘汰。这也体现了，既得利益者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和压制。

3. 适度竞争——

「倒U型」的黄金平衡点

当然，拥抱「创造性破坏」，并不等于纵容无序的、毁灭性的「内卷」。阿吉翁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竞争强度与创新投入之间，存在着一个「倒U型」关系。

这个模型解释了三种情况：

★ 竞争太弱（垄断）：如果一个企业是行业垄断者，没有挑战者，它会安于现状，缺乏压力，自然也就没有动力去投入巨额研发搞创新。

★ 竞争太强（过度内卷）：如果竞争强度过大，市场极度分散，技术刚一推出就立刻被复制，利润无限趋近于零。那么，创新者会觉得「就算我成功了，也很快会被别人超越和抄袭，根本赚不到钱」，于是创新的动机也不高。

★ 适度竞争（黄金平衡点）：阿吉翁认为，存在一个「黄金平衡点」。此时，竞争刚好激烈到让现有的垄断者产生「危机感」，又不足以让创新者的回报归零，让「竞争者」有「希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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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强度与创新投入「倒U型」关系示意

通俗地说，就是在这种「适度竞争」下，垄断者有危机感，竞争者有希望感，双方都会加大研发投入，希望通过创新获得领先地位。这才是形成创新原动力的最佳环境。

4. 诺奖理论对城市创新的实践指引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约翰·哈斯勒的总结：「创新是繁荣的根本来源，三位学者揭示了技术进步、制度设计与人类创造力如何共同塑造持续增长。」

对于城市创新来说，既要保持「有用知识」的积累，又要营造「适度竞争」的环境。要做到这两点，城市必须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人才构建：从「专项人才」到「复合型人才」

人才是创新的基础。但在今天，创新早已进入多维度、跨学科的阶段。这意味着城市的人才结构，必须同时覆盖基础理论（命题性知识）人才和复杂工程实践（技术性知识）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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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科学发展地图，

展示了「学科互涉」的发展历程，

这对复合型人才需求也越来越高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以新能源汽车的固态电池产业为例，这种人才需求的转变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产业初期，研究电解质材料理论的科学家和解决工程难题的工程师尚可各司其职。但如今，固态电池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的关键创新阶段。

产业急需的是既懂理论，又能解决量产中界面阻抗、低温适配等复杂工程难题的「复合型人才」。单一的专项能力已经难以支撑产业突破，复合型人才成为了推动创新的核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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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固态电池实现突破，

新能源车续航有望翻倍

（来源：央视新闻）

▍创新环境：启动「反内卷」机制

如何创造阿吉翁所说的「黄金平衡点」？关键在于「反内卷」设计。

★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城市必须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确保创新企业的成果和合理利润，不会被迅速复制和稀释。这是激发企业（尤其是挑战者）创新积极性的根本保障。

★ 用公共需求激发创新：城市可以利用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交通、灾害防治、应急系统等发展需求，成为高新技术的「试点场」和「首个客户」。

★ 建立「创新产品政府首购」机制：通过「首购」等机制，对那些提供高标准、差异化解决方案的企业给予「溢价」。这确保了创新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用于再投入研发，而不是被迫卷入低价竞争。

例如，重庆市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在三年有效期内给予「首购首用」奖励，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额的30%择优奖励，最高可达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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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音视频产业的AVS专利池，

降低相关产业的发展成本，并减少内卷

▍资本引导：保持「耐心资本」

科技创新，特别是「命题性知识」（基础科学）的突破，需要海量且长期的「耐心资本」支撑。

城市除了建立自身的「耐心基金」，为基础研究和未来产业孵化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外，更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新兴产业创新领域。

同时，必须通过监管机制，避免资本过度集中于少数易于快速变现的商业模式，防止资本成为行业「内卷」的助推剂。

北京中关村的实践就是一个范例。当地设立了期限超过10年、规模50亿元的社保基金中关村自主创新专项基金。该基金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的「命题性知识」突破，近60%的资金投向了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

同时，依托该基金撬动了超过200亿元的社会资本入市，并通过「投早、投硬（硬核科技）」的导向设计，引导资本远离短期套利赛道，避免扎堆于低技术门槛的同质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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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

（来源：图虫创意）

02

城市创新的两大战略视角：

城市群与都市圈

诺奖理论提供了创新的底层逻辑，但理论要落地，必须结合中国城市的现实。我国有694座城市，各城市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这意味着科技创新绝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因地制宜」是必选项。

如何「因地制宜」？我们必须借助两个核心视角来审视城市自身的创新战略。

近期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及《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均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阶段。

城市创新必须依托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小城市（县城），构建一个层级分明、功能互补、产业协同的城市群落。因此，城市创新的「因地制宜」，答案必须从「城市群」和「都市圈」这两大视角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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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成为城市创新的基本盘

1. 城市群的「协同竞合」视角

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指出，驱动全球经济的最重要地理单元，已不再是传统的国家或城市，而是那些跨越行政边界、由多个都市区融合而成的「超大城市群」。

在这个视角下，城市群内部的任何一座城市，都必须站在「分工协作的整体效益」上，来寻找自身的创新突破方向。合作关系必须大于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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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超大城市群分布示意

例如，长三角区域在C919大飞机制造环节的分工合作，是区域协同创新的典范。

上海作为总装制造与系统集成的核心枢纽，江苏承担复合材料及关键结构件攻坚，浙江聚焦机身精密部件制造，安徽则在关键零部件如高温合金叶片领域实现重要突破。

这种清晰的功能定位和分工，使国产大飞机项目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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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飞C919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也就是说，城市制定创新发展战略时，先要具有区域城市群的整体发展视角，这也匹配国家出台的《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强调的——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高效分工、联动发展的区域创新格局的要求。

2. 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视角

城市群由多个都市圈组成，而每个都市圈的核心竞争力与创新能力，主要取决于其「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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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聚小散」都市圈模式示意

根据资源和使命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中心城市粗略地分为三类，它们的创新重心截然不同：

★ 创新引领型城市：这类城市拥有高度集聚的科教资源和完善的创新生态（如北京、上海、深圳）。其核心创新核心是突破「命题性知识」，致力于原始创新策源地建设，带动区域产业整体跃迁，以及「卡脖子」技术难题。

这类城市需要重点投入长期且稳定的资金、资源，构建吸引全球资源的开放创新生态。

★ 传统产业升级型城市：这类城市多为老工业基地或资源型城市，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需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实现传统产业的存量优化，并推动低价值产业向高附加值领域迁移。

这类城市应避免简单「腾笼换鸟」，而应将此前积累的技术性知识、默会知识，迁移到创新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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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老城区的青岛啤酒厂，借助数字化改造，

成功入选全球「灯塔工厂」

（来源：图虫创意）

★ 新兴产业主导型城市：这类城市拥有一定的科研基础和产业潜力，致力于通过前瞻布局实现跨越式发展。他们往往敢于进入创新颠覆性赛道，构建适合「创造性破坏」发生的生态环境，容忍早期失败，抢占未来产业的先发优势。

理论和战略最终要落地为实践，下面通过具体案例，看看这三类城市创新路径如何实施。

03

三类城市的

「十五五」创新路径实践

1. 创新引领型城市：

从「技术知识」到「命题知识」的攻坚

作为中国创新的标杆，深圳的过去是「技术性知识」的集大成者，而它的未来，则必须转向「命题性知识」的攻坚。

▍实施路径焦点：

深化知识积累与生态系统建设

深圳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已达到6.46%，高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供了有力保障。

更重要的是，深圳的创新体系由企业主导，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市研发投入的93.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使得创新成果能与市场需求极快地紧密结合，形成了高效的「技术性知识」转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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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疆总部

（来源：图虫创意）

在生态构建上，深圳正努力打通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产业化」的完整链条。

这既包括建设鹏城实验室、深圳湾实验室等大科学装置，以补齐基础研究（命题性知识）的短板；也包括培育了数量庞大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庞大的独角兽企业群（深圳独角兽企业数量全球排名第6）。

▍深圳

以「耐心资本」和「系统性创新」实现产业突围

「耐心资本」的制度保障：深圳市政府引导基金的战略性投入是关键。该引导基金出资总额超1000亿元，并将超过81%的资金投向了风险极高的初创期及早中期企业。

这为那些技术路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原始创新（命题性知识）提供了最关键的战略支持，有效规避了纯粹市场机制下，资本因短期逐利而导致的资金中断风险。

以深创投等机构为代表，通过链接政策、人才、科研和产业资源，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孵化体系。它们已促使超过800家已投企业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并培育出了大疆创新、云豹智能等一批优质科技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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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岗华为坂田基地

（来源：图虫创意）

「卡脖子」的体系化突破（半导体）：在半导体产业突围战中，深圳采取了「地方政府参与—企业主体创新—跨区协作」的路线。

一个典型案例是深圳市国资委全资控股的「新凯来」公司（2021年成立）。这家公司围绕芯片制造，短短几年内就推出了全国产化的刻蚀、薄膜沉积、质量检测、EDA等六大类产品。

这代表了深圳在半导体设备、材料、封测以及核心工业软件等关键环节的「体系化」布局。这背后，离不开深圳与北京、上海、武汉、珠海、长春等城市的深度合作（在这些城市成立子公司）。

深圳借助这些城市在软件、半导体制造、光学制造等领域的优势（即「技术性知识」的协同），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推动产业从「链式补齐」走向「体系协同」。

2. 传统产业升级型城市——

数字化赋能与价值链重构

传统产业升级型城市的创新主战场在于「存量升级」，即依托中国作为「工程师型国家」所积累的全产业链能力，通过新技术改造实现价值跃升。

▍知识积累的数字化

沈阳，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和「东方鲁尔」，其转型实践极具代表性。

例如沈阳铁西区承载着中国工业化的深厚积淀——这里有30万产业工人的技艺、28个制造业门类的工艺积累，以及沈鼓集团、沈阳机床等国之重器的技术传承。这些，构成了沈阳转型最宝贵的「技术性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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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浑河沿岸

（来源：图虫创意）

当地通过「东搬西建」整合产业空间，其核心举措，就是将数字化技术与这些存量的产业知识进行深度融合。

在知识转化中，铁西区通过「产学研用」协同，将高校的理论研究与企业的制造经验相结合，依托算力支撑，把传统的产品设计、制造工艺等「默会知识」数据化，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铁西区已培育了4家国家级、62家省级智能工厂。

再比如，沈阳机床集团建设的智能工厂，将此前积累的制造知识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注入工业机器人、智能检测设备等，实现了机床的自动化生产和精准检测。

工厂的生产计划系统能够根据订单需求，自动分配生产任务，优化生产流程；智能物流系统能够实现原材料和成品的自动搬运和仓储管理。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人工成本和产品不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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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都市圈内的机器人产业，

已形成助推城市产业数字化升级的推力

▍绿色化的助推（倒逼「创造性破坏」）

地方政府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通过严格执行环保标准，能够「倒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避免企业陷入低水平的价格内卷。同时，通过出台绿色债券、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能够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激发企业的绿色创新动力。

例如，江苏省对实施绿色化改造的传统企业给予财政补贴，按照企业技改投入的10%-20%给予奖励；上海市推出了绿色债券贴息政策，对发行绿色债券的传统企业给予利息补贴，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这些政策举措促使企业将减排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在环保工艺和循环经济技术上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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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武湛江通过实施余热余压发电、富氢炼铁等新技术，

探索出了钢铁行业的低碳路径

（来源：图虫创意）

绿色化改造不仅能够帮助传统产业应对环保压力，还能为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随着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日益增长，还能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碳税」等贸易壁垒做好准备。

例如，欧盟计划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对进口的高耗能产品征收碳税。我国传统产业通过绿色化改造，能够有效应对这一贸易壁垒，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 新兴产业主导型城市：

「超级风投」与「叠加效应」

新兴产业培育城市旨在通过重点突破和前瞻布局，实现「弯道超车」。其战略框架可概括为：选择细分领域重点突破，集中资源扶持产业生态，并借助细分领域产业间的「创造叠加效应」实现突破。

合肥市的实践是这一模式最成功的范例。

▍战略选择与生态培育

（政府扮演「风险投资者」）

合肥的路径是找准最有基础和潜力的产业方向，进行重点培育，而非盲目贪大求全。如合肥「芯屏汽合」（芯片、显示、新能源汽车、集成）产业集群发展路径的制定。

早在十多年前，合肥就通过政府产业基金，顶着巨大压力和风险，引入了京东方第6代面板线。在这种高风险的早期阶段，政府必须同时扮演「园丁」和「风险投资者」的角色。

合肥产投通过股权投资吸引行业龙头落地，最典型的案例是在蔚来汽车最困难的时候，果断投入70亿元「雪中送炭」。这种「超级风投」模式，完美诠释了阿吉翁的「倒U型」理论。

即政府通过制度设计和长期资本投入，将高风险的新兴产业从无人问津的「初始低回报阶段」，强行拉升到有希望盈利的「黄金平衡点」附近，从而激活整个赛道。

合肥产投的成功，也使其成为前不久李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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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政务区

（来源：图虫创意）

▍合肥的精髓：

「产业叠加效应」与「知识溢出」

合肥的成功不在于单个项目的成功，而在于新产业之间的叠加效应。

「叠加效应」：合肥通过显示面板产业（京东方）的早期成功，积累了海量的高精尖制造人才、半导体供应链、政府服务经验和配套资金。

例如，面板制造所需的精密光学技术、薄膜技术和高洁净度的供应链管理经验（技术性知识），为后续集成电路（长鑫存储DRAM芯片）和新能源汽车（高精度电池与电控系统）的快速建厂和生态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无形资产」基础。

这些「技术性知识」的跨产业复用，大幅降低了新赛道建设的时间和成本，使合肥得以实现「换道超车」。如今，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已占合肥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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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科学家小镇区域

再比如低空经济，其核心的「三电」（电池、电机、电控）技术，与电动汽车行业有着高达80%-90%的相似性。

合肥此前的产业优势再次提供了基础。同时，合肥提前出台专项政策，对技术研发、场景应用、适航审定等给予全方位支持。

合肥市政府与亿航智能达成战略合作，计划提供1亿美元支持，共同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并积极开拓文旅、应急、物流等「低空+」场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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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骆岗公园不仅是城市的休闲中心，

还是「低空经济」测试场

（来源：图虫创意）

知识溢出：合肥在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进行了探索，同时这些领域的发展也充满不确定性。

合肥并没「傻等」这些基础研究开花结果，而是采用了「沿途下蛋」的策略。即对高风险基础研究成果进行应用切割，实现短期内的知识溢出和产业化。

例如，依托核聚变衍生技术中的高精度太赫兹偏振干涉仪诊断技术，已成功研发出安检设备并实现应用；依托超导磁体技术，研发出了超导质子治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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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庐阳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

04

「十五五」期间城市创新总结

「红旗法案」的重演，从未停止。今天，它化身为对「内卷」的默许、对转型阵痛的恐惧、以及对基础研究「慢回报」的不耐烦。

城市创新要想在「十五五」期间实现从数量优势向质量突破的突破，就必须彻底摒弃「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竞争模式，实施因地制宜的创新策略。如何因地制宜，要从以下3个方面找答案——

知识积累的重塑：城市必须在保持强大的「技术性知识」优势的基础上，将政策重心转向「命题性知识」的突破。通过对基础研究的长期「耐心资本」投入，实现科学指导技术、技术反哺科学的正反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

而传统城市则需通过数字化，将沉睡的「技术性知识」转化为数据资产和流程优化，实现存量价值的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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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研创意到产业落地，

阶段不同人才需求就不同

竞争环境的调控：城市政府的职责，已从简单的「招商引资」，升级为精准调控竞争环境的「运营商」。必须通过鼓励差异化、提升标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利用「政府首购」机制等「反内卷」设计，保障创新者的合理利润空间。

唯有如此，才能将行业竞争从恶性的价格战拉回到技术创新的维度，使创新成为可持续的内生原动力。

实施路径的聚焦：三类城市必须各司其职。科技创新引领型城市必须聚焦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安全，依托「耐心资本」支持高风险、长周期的「命题性知识」突破。

传统产业升级型城市必须聚焦数字化与绿色化的集成应用，实现「技术性知识」的存量优化和价值重构。

新兴产业培育城市必须致力于战略赛道的精准选择，通过国有资本扮演「超级风投」，利用产业间的「叠加效应」，实现资源的跨产业复用和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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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临港片区国际创新协同区

（来源：图虫创意）

城市也只有坚持以创新为核心，不断优化创新生态，构建自身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到2035年才能实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