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缔造大师的匈牙利火星人中学:是什么环境造就一批创造性人才
布达佩斯,这座被誉为“多瑙河上的巴黎”的城市,在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烙印下,孕育了多位改变人类文明的科学巨匠,他们被称为来自“布达佩斯的火星人”。在参加量子多体国际会议之际,作者探访了一所“火星人”的中学,在中学老师们的介绍下,更加切身地了解100年前这些日后改变人类历史的物理、数学、经济学家们在青少年时代读书和成长的故事。
撰文 | 卡洛
人们都说布达佩斯是多瑙河上的巴黎,果然如此。蓝色的多瑙河流淌到匈牙利大平原,在此处优雅地舒展开她曼妙的身姿,用一个 S 型的曲线动人地分开了布达(Buda)与佩斯(Pest)。
布达这一侧有小山,在山坡上,匈牙利人在过去的一千年的时光里,建筑了城堡山上的匈牙利王宫、马加什教堂、渔人堡,还有著名的盖勒特温泉浴场。如果把时光再往前追溯,公共浴场也许还是从罗马潘诺尼亚(Pannonia)行省时代——欧洲文明奠基时代——就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
佩斯这一侧则是一马平川,河边伫立着作为匈牙利国家象征的议会大厦,历史上匈牙利王国国王加冕的王冠、权杖还有其他宝器,就陈列在议会大厦的最庄严的穹顶大厅里,从现代的意义上提醒代表民主选举的议员们,权力来自匈牙利的人民。
图1 温柔的蓝色多瑙河与河岸两侧的布达与佩斯。布达一侧有城堡山,山上坐落着匈牙利王宫,佩斯一侧有匈牙利国会大厦,布达与佩斯被优雅的塞切尼链桥连接起来。| 图源:wikipedia
佩斯这一侧还坐落着圣斯特芬主教堂(也译作圣伊什特万主教堂,St. Stephen’s Basilica),著名的音乐殿堂李斯特音乐学院(是的,李斯特也是匈牙利人)。行文到此处,脑海中自然地冒出他的匈牙利狂想曲,还有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的旋律,又联想到李斯特、勃拉姆斯、舒曼、瓦格纳等浪漫主义音乐大师的传承、碰撞和八卦等很有意思的故事,可惜篇幅所限,此处只好割爱。
除了圣斯特芬主教堂,这里还有布达佩斯中央市场、纽约咖啡馆、英雄广场、犹太教大教堂等等纪念性质的建筑与名胜。它们或雄伟或婀娜,或充满市井烟火气,或文化气息浓厚,书写着匈牙利各个民族深沉、痛苦与光荣的历史。
漫步其间,可以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经历的漫长岁月——从罗马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到奥斯曼土耳其、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和19世纪中叶的匈牙利独立运动,再到奥匈帝国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指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社会和平繁荣、科技与文化艺术达到高峰的时期,象征着人们对那段光辉岁月的怀念),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时期,波澜的历史徐徐展开。灿烂的文化和文明已经融入到这座城市的河流、阳光和空气里。
而众多风景中最为点睛的一笔,就是连接着布达和佩斯的塞切尼链桥(Széchenyi Chain Bridge,完工于1849年)。她雄伟端庄又柔情万种,仿佛多瑙河曼妙腰身最迷人处的一条腰带,稳固又灵动。她将布达的山丘与佩斯的平原紧紧相连,牢牢锁定了这个东欧小国的首都,在欧洲文明的版图上,与维也纳、柏林、巴黎、伦敦等大城市比肩的地位。
图2 横跨多瑙河的塞切尼链桥(Széchenyi Chain Bridge,完工于1849年)和佩斯一侧的匈牙利国会大厦,哥特复兴式风格的圆顶与尖塔,让人印象深刻。| 图源:笔者拍摄
图3 秋日的多瑙河清晨与黄昏 | 图源:笔者拍摄于酒店阳台
我到达的时候,这里的秋天刚刚开始。秋日的阳光浓郁醇厚又清澈高远,欧洲中部的天真是蓝得可爱到童话的地步。走在大街上,路旁无穷无尽的哥特式、巴洛克、新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还有苏联式风格的建筑次第呈现出来,再加上一百多年来的风雨包浆,真让人相信美好的事物和年代在这里存在过,而且此刻,它们依然在我们身边,就待路过的人耐心寻找。路旁的行道树,栗子树、枫树、银杏、橡树等等,在秋日的阳光里树影婆娑,风吹过,斑斑驳驳的光影让人明白,为什么印象派的画家们在19世纪的美好年代里面,着魔似的要去捕捉“光的印象”。在那个从巴黎、维也纳,延绵到布达佩斯的美好年代中,他们追逐光影转瞬间留给人的对于生命的感受,而不是风景、人、物本身的像与形。因为只有到了这里,在澄澈醇厚的阳光下,在满溢着浪漫气息的街道上,在绿意婆娑的行道树的树荫里,才能明白为何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的美好年代——既是电气革命和量子力学革命的时代,也是人文学科中总提到的 Belle Époque,印象派画家、李斯特、舒曼、勃拉姆斯、德沃夏克、瓦格纳、弗洛伊德、里尔克、茨威格……,艺术群星中闪耀的人物会成批地出现;才明白这些人类群星创造的文明和文化是多么动人、多么具有创造性。而布达佩斯,就像一阙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或者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就像一首浪漫主义勃兴时的裴多菲的诗,就是多瑙河畔的巴黎。
图4(上)从布达一侧回望佩斯,塞切尼链桥和桥头的狮子,桥的远侧就是格雷沙姆宫(Gresham Palace)和多瑙河畔的匈牙利科学院,更远处,圣斯特芬主教堂的穹顶与天际线相连。(下左)阳光下格雷沙姆宫,中欧地区新艺术主义建筑的代表作。(下右)裴多菲文学纪念馆(裴多菲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作者,他也是匈牙利人)。| 图源:笔者拍摄
但我来到此地,却不完全是为了在阳光中“追寻过去的美好时光”,而是在匈牙利 Hun-Ren Wigner Research Centre for Physics(匈牙利科学院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参加量子多体问题的国际会议,和来自欧洲、美洲、亚洲的国际同行们交流量子蒙特卡洛计算、量子磁体实验等方面的最近进展。除了此行的官方身份,我还有一个个人的目的,要去访问一所布达佩斯的中学,这就是著名的布达佩斯-法索尔福音高中(匈牙利语:Budapest-Fasori Evangélikus Gimnázium;英文:Budapest Lutheran Gymnasium)。
图5 (上、下左)阳光下的建筑与斑驳的树影,让人想起 Belle Époque 的美好年代,让人想起浪漫主义音乐和印象派的画作。(下右)布达佩斯-法索尔福音高中外的林荫道,一百年前,维格纳、冯·诺依曼等一众布达佩斯火星人都从这里走过,并改变了世界。| 图源:笔者拍摄
熟悉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数学的历史的读者们想必知道,这所中学对于人类科学事业的贡献,甚至超过了在我们当下那些疯狂追逐世界排名,攫取资源与影响力,追逐功名、奖项与“重点实验室”等等科举诈尸还魂伎俩的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原因很简单,从这所中学中走出了冯·诺依曼、尤金·维格纳、海萨尼(John Charles Harsanyi ,1920-2000;匈牙利语:Harsányi János Károly ,1994年与“美丽心灵” 的 John Nash 一起因为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等等优秀的科学巨匠,他们都出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布达佩斯,甚至在同一街区长大,有着相似的家庭和成长背景,在科学历史的语境中,这一代人常常被称为来自“布达佩斯的火星人”(The Martians of Budapest)。火星人们对于科学、文化以至于世界和平和政治秩序所做出的贡献,在中文的语境中已经被反复地讨论过,这里不再赘述,只用一个列表,再次简介其中四位。(编者注:可参见《这个不起眼的小国,走出了科学史上最杰出的一群人》)
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1881-1963;匈牙利语:Kármán Tódor),人类航天领域代表人物,空气动力学家、应用数学家,践行并强调“用数学指导工程研究”,其成果影响了世界格局。他因培养了多位中国弟子而被国人铭记,特别是与钱学森的学术传承与合作是为一段佳话。
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匈牙利语:Neumann János Lajos),对于这样一位划时代的全才,只能用 polymath或者 Renaissance man 来形容。在数学上,他对集合论、算子理论、测度论、几何、分析、拓扑等领域做出基础性的贡献,被称为“伟大数学家的最后一个代表”;在物理学方面,他给出了量子力学的现代数学基础;人们所用的计算机源自“冯·诺依曼架构”,因此他被认为是现代计算机之父;他还对爆炸科学、工程领域、经济学做出贡献,并参与曼哈顿计划和提出核武器的结构设计……。笔者从事的量子多体计算和量子纠缠研究中的处处要用到的 Von Neumann entropy,也来自于他。
尤金·保罗·维格纳(Eugene Wigner,1902-1995;匈牙利语: Wigner Jenő Pál),理论物理学家及数学家,奠定了量子力学对称性的理论基础,在原子核结构的研究上有重要贡献。他在纯数学领域也有许多重要工作,许多数学定理以其命名。维格纳曾参与建立人类第一台核反应堆(芝加哥1号堆)。1963年,由于“在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物理理论上的贡献,尤其是基本对称原理的发现与应用”,维格纳和玛丽亚·格佩特-梅耶(Maria Goeppert-Mayer)、约翰内斯·延森(J. Hans D. Jensen)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笔者此次开会的 Wigner Research Centre for Physics 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1908-2003;匈牙利语:Teller Ede)。理论物理学家,一般被称作“氢弹之父”,Jahn-Teller effect 的发现者,Teller–Ulam design的提出者,曼哈顿计划成员,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建立者,冷战末期“星球大战”防御计划的鼓吹者。他与中国人还有一重渊源,是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读博时的博士生导师,杨氏后有专文介绍他。
图6 布达佩斯-法索尔福音高中的门楣和校舍外观。| 图源:笔者拍摄
此次访问,行前就做好了沟通,中学的校长Bencze Dávid,还有物理老师Izsa Éva与英文老师 Császár Györgyné Szathmáry Adrienn,专门从繁忙的教学和管理的间隙,热情地接待了笔者,给我分享了学校很多的历史故事和现状。虽然关于火星人的故事,我大多知道来龙去脉,但是这次亲历,还是让我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到底需要怎样的环境,才能培养出一代如布达佩斯火星人的创造性天才。
图7(上)学校外墙上的纪念牌,记录维格纳,冯·诺依曼和海萨尼都在这里求学。下面的小字中提及对他们影响很大的几位布达佩斯-法索尔福音高中教师,其中两位老师Mikola Sándor 和 Rátz László 在本文中都会提及。下面的浮雕显示,目前的校舍启用于1905年。(下)学校走廊里杰出校友的半身像,下左为冯·诺依曼和海萨尼,下右图最右边为维格纳。| 图源:笔者拍摄
校长和老师们给我分享了好几个有意义的故事。
这批火星人都有很好的中学老师,尤其是教过冯·诺依曼和维格纳的数学老师Rátz László 和物理老师 Mikola Sándor,今天这二位老师的塑像仍然镌刻在学校走廊的墙上。维格纳晚年回忆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 Rátz László 老师,也是这位老师发现了冯·诺依曼的天才。他甚至主动到诺依曼家里去,向诺依曼的父亲表示,为了让这个孩子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他愿意主动向这个孩子讲授中学课程之外的数学知识,而且他觉得能够发现少年诺依曼的天才是一件荣幸的事情,甚至拒绝了家长提出的补课费用。维格纳也提到Rátz 老师会主动邀请他到家里去,为他选择合适的书本去阅读和提高。而到了维格纳和诺依曼的学习程度超过了中学水平,Rátz 老师把他们带到了布达佩斯的大学老师那里,告诉对方已经教给了孩子们他所知道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现在请你们来继续培养这样的好苗子,让他们的才能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以至于60年后有记者采访已经是诺贝尔奖得主的维格纳,老先生还深情地向记者介绍挂在他办公室墙上的 Rátz 老师的照片。
这些老师还努力推动中学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他们推动办出一个传奇的刊物——《中等学校的数学和物理期刊》(匈牙利语:Középiskolai Matematikai és Fizikai Lapok;英文: Mathematic and Physical Journal for High Schools),这个刊物至今还在运行。该刊物收集有趣的物理学和数学问题,鼓励学生们解答和交流,推动他们主动思考数学和物理问题的兴趣。日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萨尼,在布达佩斯-法索尔福音高中读书的时候就是解决这本刊物中科学问题的高手。现在匈牙利国家的中学数学和物理学的竞赛,就用 Mikola Sándor 老师的名字来命名。
从这样的老师身上,看不到我们当下教育环境中充斥的科举气和八股气(见作者前文“送别的四重奏:对科研生命的深沉叩问”),相反,他们没有对考试成绩和排名的过分强调, 他们真诚而热情地投入自己的全副身心,竭尽所能地培养后辈们在知识的天地里成长。这样无私忘我的精神,才是“教师”这一职业和“学校”这一组织本来的意义。为什么在我们的环境中,教师们总是难以用如此忘我的态度去地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呢?
关于火星人的成长历程,还有一处我原来没有注意到的地方。Dávid他们告诉我,这所学校是德国新教路德宗背景的学校(Lutheran Gymnasium),而火星人们都出生在中欧犹太人家庭,在彼时奥匈帝国治下的布达佩斯,这些讲匈牙利语的犹太裔孩子,来到德国新教办的学校接受教育,从小就要学习拉丁文经典文献,还学习德语、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等不同的欧洲语言,又要学习当时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最新的物理学、数学、化学等科学知识,就是这样的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多民族的大熔炉里面,学校将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传承下来的古典文化和当时最新的科学知识,共同熔炼到少年火星人成长中的心灵里面。这样宽容、包容,以文明和文化为标准而不被一种意识形态所强加的教育,也许就是火星人们日后在更广阔的天地中(量子物理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曼哈顿计划、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可以发挥出惊人创造力的先天的铺垫和准备。归根结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宽容的美好年代 Belle Époque,在那样的多元和开放的环境中,通过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艺术与科学的碰撞和交融,才可以孕育出如火星人一般的文明和文化的巨匠。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教育的内容无关什么可笑的卡脖子科举八股,无关日后“xx 主义”和“仇这仇那”的洗脑宣传,宽容、包容,以文明和文化为教育的标准才是人类共通的天性所在,这样的教育才是我们的孩子们应该接受的教育,如果我们还想要培育火星人的话。
图8 (左)学校走廊上数学老师 RátzLászló 的照片,他在数学教育改革和推广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右)学校走廊上物理老师 Mikola Sándor 的纪念牌,其人本身也是优秀的物理学家。| 图源:笔者拍摄
探访快要结束的时候,Dávid 他们告诉我,这所学校在二战后的共产主义时期因为宗教的背景被迫停办,校舍用作政府机构的办公地点,有近40年的时间,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被打断,造成的伤害直到今天的匈牙利还没有从中恢复过来。1989年东欧剧变,彼时的火星人中维格纳等人还健在,他们呼吁当时的政府重新恢复了这所中学。Dávid 校长和 Éva、Adrienn 老师等人诚恳地告诉我,他们正在努力重建前辈留下的传统,这样的传统一旦中断,是用几代人的时间都难以弥补的。说话间几位老师又带我来到学校的礼堂,木制天花板上装饰十分华美,好像中世纪城堡中的宴会厅一样,四壁悬挂着前辈著名老师、校长等人的肖像画,超过百年的历史就这样在画框中流淌。当时礼堂里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在上舞蹈课,孩子们站成两排跳着匈牙利民族舞,在音乐的旋律下相向交叉、旋转,十分欢快活泼,有着匈牙利舞曲的韵味。
看着他们天真快乐的脸庞,让人不禁想起一百年前的火星人们,就像今天这些鲜活的少年,在优秀和具有忘我精神的教师的精心培育下,接受着文明和文化的教育,他们日后走出匈牙利,走出欧洲,在更加广阔的天地和更加复杂的时代中做出了惊人的创造性工作,改变了人类社会。此刻,我突然又想起今天来时路上,在布达佩斯街头上看到的斑驳树影和动人阳光,那是人类文明的美好年代留给我们这些后人的提醒和鼓励,让我们不要走入眼下周遭正在日渐逼迫的狭隘和偏执中。我真心希望从这班欢快跳舞的匈牙利少年中可以再走出一批布达佩斯火星人,更希望我们自己的环境可以变得更加多元和包容,可以让忘我的教师们,也像火星人的老师们一样,精心培养出我们自己的火星人,为人类文明做出我们应该做出的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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