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到变革：台湾公办美展的“国画”范畴演变—以中山青年艺术奖为例

1.中国画转型与辩证      

    近年来，台湾公部门举办的美术展览在「中国画／国画」命名与分类上的调整，引发对传统笔墨语法、媒材界定与审美认同的重新检视。传统中国画有自成一套辨识性强的美学范式：笔法与墨法的韵味、特有的构图原则、线条与留白的空间处理，以及与之相配的装裱形式，共同构筑出一套可被识别的视觉语汇与价值判准。然而，当近年许多公办展览把「中国画／国画」改称为「水墨」、「彩墨」、「东方媒材」或更广义的「书画艺术」后，制度上放宽的类别与名称反过来影响实务创作，出现大量在形式与技法上与传统中国画气质不相契合的作品，造成对此类命名合理性与审美范畴的疑问。从视觉与技法面向观察，这波被纳入「水墨」或「东方媒材」范畴的作品呈现出数种典型趋势：其一，有作品在色彩表现与平面处理上更接近西方的油画或版画语法，使用饱和色块、强烈的明暗对比与平面化构成；其二，部分创作倾向商业插画化的叙事风格与造型语汇，类似西方美学的叙事性与符号化人物造型；其三，有以装饰性图样或数字化视觉语言取代传统笔墨线条与留白之间的节奏关系；其四，胶彩或重彩等综合媒材的混用在视觉效果与材质处理上与传统水墨形成明显差异。上述类型在大众视野中越来越常见，并被官方命名纳入「水墨」或「书画艺术」的类别。这使得笔者质疑，到底是美术语汇自然演化导致名词更新？或是行政命名与展制安排在无形中改写了艺术范畴？

    要理解这一现象，须回到台湾特殊的历史与文化脉络来看。台湾作为海岛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汇聚与流动的场所；跨区域文化交流，使得本地艺术生产不断被引入外来语汇并在地化改造。公办美术展览作为艺术文化治理的重要手段，透过展名、评审规范、类别设置，以及奖项分配等制度性操作，公部门实际参与了美术典范的建构与传播。从日据时期的台展、府展，到战后的省展，乃至当代各项公办展与竞赛，展览制度不仅呈现官方所认可的艺术标准，也成为观察权力如何影响文化正当性与艺术命名的关键场域。

    在这样的制度语境中，「中国画／国画」名称的调整与争辩从未停止，背后往往牵涉民族认同、文化定位与现代化的压力。以中山青年艺术奖为例：其前身为孙中山纪念馆自1973年起举办的「青年书画比赛」，长期以中国画、书法等类别，目的是为承续中华笔墨传统；自2016年转型为「中山青年艺术奖」后，类别中以「水墨」取代「国画」或「中国画」，并纳入更多元媒材如彩墨、胶彩、综合媒材等。主办机构之所以做出此一命名调整，意在拓展参与族群、鼓励创新实验，并使比赛更贴近当代艺术语境。然而，当制度性名称放宽分类，可能也造成艺术语汇内涵的模糊，当作品既不完全承袭传统笔墨技法，又被纳入「水墨」这一类别时，便产生界线不清的困境。本文即以中山青年艺术奖近年首奖为引例，讨论「中国画」与「水墨」艺术的传统到变革。

2.水墨艺术的反思

2.1继承与变革之策略

在台湾当代艺术语境中，中国画、国画与水墨之间的反思，首先应该是回到如何在「继承」与「变革」间寻求可操作的平衡。传统中国画不仅是一套技法，更是一整个包含诗书画印、文人趣味与师承伦理的书画艺术与文化系统；然而，面对全球化语汇、科技材料与当代社会议题，僵化的守旧只会使中华文化的传统失去社会及历史的连动性。因此，策略性的继承(包含媒材的转换)应是超越传承技法思想的方法，即保留笔墨章法、构图与留白等核心语法，同时鼓励形式、媒材与叙事的有机延伸。笔者认为，其具体做法应包括：教育体系中兼顾传统功夫训练与当代实验课程、师承关系的更新（鼓励师徒间互动并引入跨领域对话），以及公部门编列预算与经费支持展览与出版，提供传统技法深度解析和保存的空间。因为，唯有在技术扎实与批判性思考、经费支持等，三者并行下，变革才能落在丰厚的文化土壤上，而非目前看来浅薄的表面效果。

2.2保持文化核心

「水墨」转向成为一种更为弹性的媒材概念，其是否能保有中国画之文化核心，取决于创作主体对本体性的理解与实践。本体性非等同于形式保守，而是关乎书画艺术语言所承载的价值观、思维模式与表现哲学（例如：笔墨的空间感、留白的节奏，还有意在笔先的表现逻辑）。在转换语汇与媒材时，创作者需自觉地将这些内在规则作为创新出发点，而非仅把传统元素作为图像符号或装饰性的视觉效果。这要求艺术创作在方法论上进行反思：如何让新材料、新技术与当代叙事在不破坏笔墨思维的前提下，产生互补或重构性的语义；以及如何在跨文化的语境中保有地方性的历史记忆与价值取向。学者黄光男有此看法：水墨画已经不只是材质分类，与之油画或水彩的单一美学表现，恐怕更为多元与深切的情境，对于要在水墨画艺术中追求美感，或美学呈现的艺术工作者，是更为深层的知识、思想、个性与才华的综合性与要求。笔者认为若创作能把握「知识、思想、个性、才华」四者的联结，「水墨」就有可能连结「国画」成为一种既能接轨世界又保留文化内核的当代语言；反之，若仅止于目前官方展览中常出现的视觉混搭与市场导向，则易丧失本体性，使文化核心逐步稀释，脱离含有「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特殊符码。

2.3跨媒材、跨语言的实践场景挑战

    当代台湾水墨艺术有别于传统国画，呈现出明显的跨媒材与跨语言发展，台湾的艺术家将宣纸、绢本与数位媒体、拼贴、摄影、装置等结合，以回应都市、环境、族群与记忆等当代议题。这种实践的优势在于打破媒材边界，扩大叙事可能性，并吸引不同受众进入水墨语境。但挑战亦同时显现：一方面，跨媒材创新需要长期技术累积与理论支撑，否则易沦为噱头；另一方面，评鉴体系、展览空间与市场尚未完全建立对此类作品的公平判准，导致创作被过度商品化或评价标准模糊。此外，跨语言转换亦涉及译介问题：如何让非华语文化的观众理解国画艺术转向为水墨、彩墨、东方媒材中所含的时间性、书写性与意象语法，且还要要求策展、教育与论述一并跟进，否则国画艺术转向为水墨创作的文化意义，可能被扁平化或者稀释。唯有在技法扎实、思想自觉与制度支持三者并进的情况下，国画在台湾转换为水墨、彩墨、东方媒材或书画艺术等媒材名称的同时，才能既承接历史、面向全球，又回应在地的社会与文化需求。

3.案例分析  

3.1观察的角度

名词时代的变迁彰显了国画与水墨的高度可塑性，同时反映出文化变动催生的艺术语言创新。创新非直线进行，而是在反覆裂变与累积中产生更多样的表现形式。每次观念突破，对国画与水墨既带来新范式，也挑战传统束缚。例如，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及刘国松的「革中锋的命」等命题，都是针对笔墨语言的激进反思，将改革议题推向前台。这类抽象命题必须回归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艺术家在思索与创作中的具体尝试，才是理论转变的微观展现。如吴冠中所言「笔墨要跟随时代」，揭示了笔墨表现实时代物象与思维的特性（如宋、元、明、清各代风格）。面对摩天大楼、科技进步与城市生活的当代景观，传统语法难以应对，故须放下既有符号，再造符合当代感受的笔墨体系。「笔墨等于零」并非否定传统，而是强调无中生有的再创造，在尊重传承与核心精神的基础上，重新塑造能展现当代精神的笔墨技法。学术界与评论者应以此视角出发，从艺术家的技术实验与语义追问中，观察中国画与水墨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如何持续生成新可能。因此，根据上述论点，以笔者观察的角度出发，挑选近年来「中山青年艺术奖」的首奖作品作为讨论案例。

3.2中山青年艺术奖作品分析

 这件作品巧妙融合了传统与当代的语言，以独特的视觉构成和丰富内容展现张力。幽暗色调与细致线条交织，创造出既现代又神秘的对话，彰显艺术家对水墨技法的深厚掌握，以及在当代主题探索上的勇气。从笔者观察，作品反映时代变迁对传统符号的重构，带来新旧交融的视觉体验。其表达当代语境实力尚可，但画面下方某些细节繁复，使整体意图略显模糊，难以解读，或使观者困惑，削弱了作品的主旨。技术上虽具技巧，但部分关键元素的设计与摆放较为激进，影响美感的和谐。总体而言，作品在探索传统笔墨与当代生活融合方面展现出勇敢与创意，虽有不足，却在构图突破与笔墨革新层面值得肯定，是一次有意义的艺术尝试。(图3-1)

曾霆羽名为〈贰贰老梗-_直播主、瞎摸象、社会学〉的作品，展现了创作者巧妙融合传统与当代，彰显国画与水墨的高度可塑性。作品通过色彩与构图，建立独特的视觉语言，在传统笔墨精神与现代题材间搭起桥梁，表达对文化创新的见解。整体色调对比鲜明，引导观者聚焦核心意象，丰富的色彩层次带来视觉及心灵的深度体验。作者以细腻的传统细节展现，却激发出新的感知力量，展现超越传统的活力。「瞎摸象」的寓意，巧妙传达当代社会在复杂问题中的探索与迷茫，与作品的观念紧密结合。不足之处在于细节略繁，可能影响观者的理解流畅度。此外，明暗对比部分视觉表现略过激，稍影响整体和谐。总的来说，这幅作品在探索旧与新的对话中，展现了勇敢与创新精神，尽管有些许瑕疵，仍值得肯定。(图3-2)

作者刘信义的〈凝视穿透〉以水墨和绢本进行创作，从笔者的角度来看，作品展现出极富创意的传统与现代视觉语言的融合，挑战了传统国画和水墨的界限。透过多层次图像的重叠与半透明效果，作品营造出深刻的思想探索氛围，成功将笔墨艺术带入当代语境，展示出对传统的革新与突破。作品中人物的脸孔细腻抽象，勾勒出既梦幻又真实的存在感，反映现代人在面对繁杂生活时的复杂心境，与传统静谧的意境形成明显对比，彰显出激进反思的特质。这与吴冠中、刘国松所倡导的解构传统、重塑具有时代感的笔墨语言的思路相呼应。作品的实验性与高密度的视觉风格，给观者带来强烈的震撼，但也使得部分观者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完整意义，画面过于繁杂与晦涩，在部分纯粹主义者眼中，这种偏离传统的创作方式或许被视为对国画与笔墨传统的极大偏离，但笔者认为，这幅作品仍展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值得赞赏。不仅挑战传统，也提供一个值得深思的当代水墨语言，展现出创作者重新定义中国画的勇气与智慧，为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图3-3)

根据公开资料，作者运用了水墨、水彩、亚克力彩、胶彩和宣纸等多种材料，尝试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这种多媒材的运用，确实展现出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强烈的色彩对比，赋予画面一定的冲击力与动感。然而，从传统视角来看，此创作似乎更偏重于视觉震撼与材质的多样性，较少体现中华传统美学中所重视的文化精神和笔墨韵味。传统国画与水墨追求内敛、含蓄和余韵，而此作品在材质与色彩安排上较多追求张力与直接性，似乎偏离了传统文化内涵。笔者认为，笔墨不仅是一种技法，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识与审美价值。若作品缺乏对笔墨精神的理解与表达，难免会浅薄化其文化深度。从笔者个人的观点来看，此画面中过度依赖材质的多样性，掩盖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传承。虽然此作品获得中山青年艺术奖，但奖项的价值也应在于作品的深度与内涵，而非仅仅追求表面的炫技。当在追求多样性与创新时，反而容易产生一种内在不协调的混乱感，尤其体现在颜色、造型和笔墨所带来的视觉不适。笔者并未在作品中感受到传统笔墨所带来的和谐与宁静，而这也是台湾当代水墨艺术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常见的张力与矛盾之一。(图3-4)

3.3传统与创新的平衡

    笔者认为，从前章节所展出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当下的国画正处于一个转型与挑战并存的关键阶段。这一转变不仅是传统笔墨的一次创新，更代表着艺术家们在实践中积极突破传统束缚，努力探索技术与语言的新可能。许多艺术家通过自身的创作行动，反映出对笔墨精神、文化身份以及社会议题的重视，他们在作品中融入大量当代元素，如符号化的表现、技法的转变，以及媒材的融合，期望藉此重构水墨语言，打破长久以来传统文化框架的限制。然而，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这些实验与创新也伴随着不少困难，尤其是在作品的语言多样性与符号繁杂之间产生矛盾与杂乱。作品的视觉效果经常出现杂乱与缺乏协调的状况，比如在结合水墨与胶彩或其他复合媒材时，画面的整体协调性难以达成，令人感受到更多的混乱感而非和谐之美。

    从观者的角度来看，若将这些材料以水彩、油画或亚克力颜料呈现，画面可能会更为流畅与明确，这也引申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疑问：为何要硬套水墨材料于画面之中？这样的材料选择是否真的能协助达到创作的预期效果？作品的整体呈现似乎缺乏一个明确的导向与系统性，反映出创作与审查标准之间存在矛盾与模糊。许多作品在展览上呈现多样的风格与媒材，但缺乏一个统一或系统性的评价体系来规范、引导，使得艺术品质的判断变得愈加困难与模糊。这也展现出台湾艺术界仍须努力建立一个成熟且一致的评价标准，以便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促使国画在转型过程中不失文化精神，又能符合当代多元的需求。

4.结论  

台湾在面对「国画」与「水墨」的文化定位与政策转型中，从笔者的观察来看，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公办美展中，若将现有的平面绘画分类（如水彩、油画、版画、水墨、彩墨）彻底取消，或许能促使台湾的艺术环境进入更具弹性与多元的创作空间，打破传统媒材与名称的束缚，推动不同媒介的融合与创新发展，亦能从目前公办美展作品的混乱性理出思绪(已有部分地方美展开始打破媒材命名)。这种策略有助于突破过去对传统艺术认知的局限，鼓励创作者从技术与语态上突破，探索更具当代语境的表现方式，形成一个更为开放包容的艺术生态体系，或许能跳脱派系操控与平衡的弊病，更能独立审查创作者的艺术表现。然而，笔者认为此举亦同样隐藏著文化认同的危机。因为如果彻底解构传统名称与语言体系，可能会使台湾的文化符号变得更加模糊，进而削弱文化的辨识度与凝聚力。台湾历经数波艺术更名或创新热潮，早已预示出「文化主体失语」的深层危机，「没有自己的艺术」反而是许多台湾艺术家的共识，正因为没有自己的艺术，中国画与水墨的议题才会在反覆的出现。在当前台湾文化与艺术发展的背景下，台湾的身份认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过去，官方和学术界常用「中国画」或「国画」等名称来彰显文化传统的深厚底蕴，并藉由这些名称维系与大陆的文化联系与认同感。然而，随着台湾的环境氛围转变，以及在推动地域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这些名称逐渐被转化为「水墨」、「彩墨」、「东方媒材」或「书画艺术」等更具弹性与包容性的专业术语。这样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台湾文化自主性的努力，试图脱离过度依赖传统语汇的局限，追求多元、多样的文化表达，但同时也造成身份模糊甚至流动的现象，使台湾在文化认同上陷入一种不确定性。

因此笔者认为，台湾应该在尊重与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具有自主性且能在海峡两岸文化场域中兼容的中华文化叙事策略。这种策略不应仅是单纯的文化标签或象征，而是应该充分运用台湾多元的语言、符号以及文化资源，建构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定位。具体来说，台湾的艺术应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精髓的同时，加入本土精神与实践，使其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是台湾在地文化的彰显。此外，台湾应追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建立具有国际视野与本土内涵的文化符号，促进与大陆的交流与合作，强化对话与融合的空间，以和平共荣的理念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长远来看，透过这样的文化策略，台湾不仅可在民族认同上取得平衡，更能在海峡两岸上展现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以和平共荣为核心价值，推动两岸乃至亚太区域的文化合作与交流。在维持台湾文化自主性的同时，也让文化对话变得更加温暖、积极与有意义。这样的发展不仅符合台湾自身的定位，也彰显在维护和平、促进合作与共同繁荣中的责任，使台湾在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与和平共融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为世界的稳定与繁荣贡献力量。

文章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华文化学术论坛

作者: 张益昇(任教于四川农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台湾艺术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