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缺少的不是主体意识而是一般性认识

　　这篇文章针对的是观察者上《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304期：中国学与区域国别研究》（https://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25_10_19_793810_s.shtml），我认为该文完全错判了主体学和区域国别学存在的关键问题。

　　对主体学和区域国别学的现状，范勇鹏副院长说“今天中国有些大学的一些主流学科，对中国主体意识抱有一种消极心态，对要求弘扬中国精神、思想独立的声音采取某种排斥立场”，这是个事实，但用于表述这些学科的状况，其表述是不准确的。这些学科的乏力，更多原因是我们在对文明的一般性认识上没有自主创新而只有外来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及自主的丰富特殊性认识，这种自主一般性基础理论创新的缺失，让即使有自主意识不想盲从西方的学者们也找不到正确可用的一般性基础理论工具，一头扎进中国特色，和使用西方的一般性基础理论工具，这是个二选一的生存之道（没科研成就会被淘汰的）。

　　马克思创建的基础理论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这一百多年中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新的一般性理论层出不穷，但大多是西方的，往往错误不小，脱离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更缺少中国贡献——我当然是指不带“中国特色”的贡献。这就像几乎所有的生产原料、机械设备、专利技术、工艺流程和品牌几乎全都是国外的，我们怎么去生产完全自主的产品？

　　自主发展数千年，也自主产生毛泽东思想并自主探索出和别人不一样的革命和发展道路的中国人，从来就不缺自主意识，缺的只是做一般性认识研究的意愿——这种研究与直接实践关系不紧密，没有或不能预期使用价值，研究它们与中国一贯的经世致用传统格格不入，这才是没有跟得上时代的一般性基础理论可用的根本原因。

　　不重视甚至无视一般性认识，也是这里两位学者的问题所在。以张维为院长自己的研究为例，他有“文明型国家”的理论，但却连“文明”和“文明型国家”的严格一般性定义都不研究，他可以通篇谈文明的道理，但没人真正知道他在谈的文明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概念，以至于印度和俄罗斯都可以到他的理论里“碰瓷”。

　　虽然与这里主题关系不大，我个人可以为张教授补上这两个概念的严格定义。文明，是社会有序性进化的载体，社会有序性是社会运动层次中系统内要素间相互协调与配合的水平，是意识主导下的有序性。文明型国家，是顺应文明本质，即顺应社会有序性进化的国家。中国不断改进的大一统管理模式，以及民族不断融合发展的事实，都是在顺应社会有序性的进化。俄罗斯突出的民族问题和阶级／阶层分化，印度的种姓制度、语言／文化的高度不统一、国家管理混乱等，都明显不是顺应社会有序性进化。明确承载社会有序性进化的文明本质属性，能对文明的发展方向给出足够多的必要性约束，这种大规模排错性质的约束能极大节省实践成本和让实践更可行，这就是一般性认识的主要职能。

　　西方文明历史上的崛起，根本原因就在于一般性认识的突破和长期发展积累。我们接受了西方这种长期发展积累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这只是对一般性认识成果中的实用性的肯定，而不是对一般性认识本身的全面肯定，张维为院长和很多其他中国学者也不例外——不肯用面向模型、假说、逻辑和严格概念定义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研究问题就是一个具体表现。

　　该文的其他部分，也很清晰体现出了这种对一般性认识的不重视、不理解。

　　文中二位学者在强调“我们是谁”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是谁”，错认“我们应该是谁”的，也不可能真正回答好“我们是谁”。而要回答好“我们应该是谁”这个关于长远目标的问题，就必须认识清楚相关的真正客观规律，而不只是那些客观规律作用下的自然趋势表象，这就需要认真做好一般性认识的研究。一般性认识的目标就是事物的本质共性和运动发展背后真正的客观规律。但很不幸，这里就是没人提“我们应该是谁”的目标。

　　“从对中国历史和实践的研究中，提炼出当代性、世界性、普遍性的理论范式”，这话看上去不错，但其实只是句场面空话。事实上，中国是在有更伟大和更成功的实践之后还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一般性理论突破，甚至还不知道有学者在试图做这种突破，而马、恩两位导师却是远在实践到来前就给出了一般性基础理论及长远目标的预言。“提炼”二字中国学者谁都可以说，但始终没人做才是问题，所有的学者都扎堆在“中国特色”这种下面的基础层面上去了，但就是没人在一般性认识的上层专门花功夫，很可能连怎么做都不知道——下层基础足够就自然催生上层突破，这是个早已被实践否定的愚蠢想法，但有此执念的学者恐怕不会少。在这篇《国学与区域国别研究》文章中，通篇就既没提过怎样“提炼”这种“当代性、世界性、普遍性的理论范式”，也没给出过半点“提炼”出的实在论断，这话不是场面空话还能是什么？

　　关于实事求是，张维为院长将它看作“最核心的原则”，这也是有问题的，是不重视一般性认识的又一表现。实事求是当然重要，不实事求是绝对不行，这是没错的。但说实事求是是最重要的核心原则就不对了。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不是因为毛泽东之外的人都不实事求是，而是因为毛泽东自己从同样的事实中能获得比别人更高明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诞生比产生它们的事实基础更重要。西方人不实事求是的情形太多是更糟糕的，我们只靠实事求是去战胜他们是可行的，但也是低效和不高明的。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善于通过认识和一般性认识来节省实践成本和代价，是比实事求是更重要的原则。我们历史上从早早领先沦落到落后挨打就是因为没把握住这个原则，但显然连张维为院长都不认同这一点。

　　即使是实事求是本身，该文也没有完全切实地落实。

　　范勇鹏副院长的表述中，出现了“我们是有一个恒定的、以几千年为单位的（认同）”的话，这样的表述就是一定程度上违背事实的。真正的准确的事实是，我们数千年中对自身文明的认同，总体上有趋向一致的发展趋势，但并不足够稳定也常有反复。这比其他任何文明的自我认同程度明显更高，但也不是恒定的。而近代到当代，则是在反抗外来侵略中大幅度地重塑了文明的自我认同而形成了现代国家，这和古代区别明显。这种违背事实看起来不像是很严重的事，但从这个“恒定”再到随后的“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非常稳定”再到“今天我们的挑战就是要把传统里边的宝藏给挖出来，然后用今天的眼光来解释今天的现实”，这一系列表述的目的就很清楚了，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试图回归祖先的某种东西，不顾无论古代文明认同还是古代知识体系都早已被我们自己的实践所淘汰和扬弃，为此不惜违背事实去表述历史，这就是刻意为之的很大问题了。

　　文中主持人有段话，也是严重违背事实的。他说中国“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我们始终在这里”，而美国的自我叙事“可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这段话中关于我们文明的表述也是违背事实的。因为我们文明的“天朝大国”、“华夷之辩”的自我叙事就曾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们现在的自我叙事和古代是不一样的，古代的那种叙事在今天也无法成立。这位主持人是在故意遗漏重要事实。

　　范勇鹏副院长所论及的中国的“魂”和“根”支撑下就能构建起我们的知识体系，就是有错误的，也同样与不重视一般性认识有关。这里，他说的“魂”是马克思主义，“根”脉是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

　　这种“魂”和“根”对我们现下时代的生存发展当然都是必须的，但问题还在于，这样的“魂”和“根”甚至还不足以解释哪怕不够长时期内的当代。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已经缺失一百几十年的一般性基础理论创新，而这本来主要是我们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的“魂”是有一定缺陷的，它难以像当年马克思时代同样好地给出超越时代的文明长久发展方向。

　　而“根”，我们的传统文化再优秀也只是文明发展路径的反映，属于特殊性认识，它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的条件下对具体实践有帮助，但显然与指明文明的长久发展方向无直接关系。我们成功救亡图存，直至取得今天的成就，就是建立在充分扬弃我们曾以为的“根”的基础上的；当今世界上还有一大批国家还不能走出前现代时代，根本原因也正是因为他们有自己以为的“根”在拖累他们。

　　美国和西方的理论体系是错误的，它们自己都没有未来，这是正在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之上，中国人若仅仅说跟着中国起被具体实践带着走（即只关注实践和特殊性认识）比跟着西方衰落要强，而不给出长远发展方向，那我们的理论体系也是存在严重问题的，那些跟着我们走的国家也将更可能丧失完全自主认识和发展的能力。

　　从长远上说，文明的“魂”必须不断创新，文明的“根”则不该持久保留，否则只会让发展进化陷于迟滞。用自己文明的不可放弃的“根”来讲道理，即使暂时作用是利大于弊，最终无论如何都会导致守旧，这是错认文明本质而固守历史之“根”的必然后果，同时也是不重视一般性认识的具体表现。

　　即使如文中所言，“魂”和“根”都是正的，也并不能保证我们会沿着完全正确的道路发展，尽管“魂”和“根”不正肯定更糟糕。其中原因是，对文明而言，其未来不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从哪里来并不决定到哪里去，文明生存发展更倚重的是后续的创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样的创新，可我们还需要更多中国特色之外的创新。

　　总体说来，因为身在此山而看不到不重视一般性认识的内因错误，二位学者将只能中国话语的弱势主要归因于错误的西方中心话语体系在作恶的外因，连他们自己的研究视角都不存在一般性认识的选项。

　　这种条件下谈中国学与区域国别研究，至少会将这种研究的方向逐渐带入歧途——越是没有一般性基础理论工具可用就越没人去做一般性研究，从而让更多学者被迫选择到中国特色中的特殊性上扎堆，最终能靠认识解决的问题只能用有实在成本和代价的实践去解决。这既浪费精力、财力和资源，也严重迟滞文明的发展——无论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如此。也许，直至有一天再次积累出文明整体失败的重大危机来才可能结束，但这是在不吸取教训而复制历史的恶性循环。

　　西方的作恶当然会继续，但他们已经不大可能有翻盘的机会了——历史上西方人可以犯着错误超越我们，现在中国人也同样可以犯着错误崛起复兴，但胜利不等同于没错误。

　　国际话语权问题，如果我们的理论都基于中国特色，那是不可能成功的。我这里说的不成功，不是指我们在话语权争夺上会不成功，而是说不会由于这种中国学与区域国别研究而成功达到这个目的——现有条件下，我们的实践无论如何都会成功。但这种实践的成功和理论研究的成功差别，眼下就在于要花更大成本和代价，未来始终坚持错误不改的话还要搭上我们文明的最终前途和出路。

　　中国人的理论对外国人缺乏说服力，主要就在于它们不是像当年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般性理论，没有外国人愿意花几十年去了解中国国情，外国人的更不成功也不是因为他们都不了解也不会处理自己国家的国情，而就是苦于没有新的超越时代的正确一般性认识。中国人作为实践的世界领先者，现在不解决好这个一般性认识问题，将来也必须花更大代价去解决这个问题，除非我们文明将来衰落得不值一提。因此，这个任务我们是回避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