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震耳欲聋》豆瓣开分7.6，被评为国庆档最佳，大家觉得如何？

在导演的思路中，《震耳欲聋》与《我不是药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也从听障人士与CODA人群的层面出发，借由他们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尝试着做出了一定的外延表达。这都是值得肯定的努力，但当下毕竟不是《我不是药神》的创作年代，导演的水平、对素材与选题的掌握程度也有一定差距，让《震耳欲聋》终究没能完全达到前辈的高度。

作品试图呈现主流社会中的听障人士这一弱势群体，展现他们在物质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在高度腾飞的时代中想要跟上节奏，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由此形成了自己对人生的心声，又受困于听障导致的巨大弱势状态，无法打破牢固的壁障。听障是生理的先天弱势，隔阂了他们与有力的社会阶层，无从跨越，又延伸出了社会层面的更坚实隔阂，即正常人群体的利欲熏心。为了物质而不惜一切的规则，经由男主角与王砚辉的口中说出，成为了当代的根本法则，弱肉强食、自己获利、名利至上的社会必然意味着对先天弱势者的索取与压榨，由此深化了听障人士承受的壁障。

由此出发，作品展示了一定程度的勇气，试图去涉及听障人士自身在环境中的异变。他们想要发出并实现自己的心声，却不被正确、正常地听到、重视，反而被利用，又极力地想要突破壁障，由此产生了“心声”本身的扭曲，变成了对听障的恶性利用，以此求得一定程度的利益，当然也无法就此扭转处境，只是继续被人压榨、自己得到一些小惠而已，反而意味着更深度的心灵堕落，从而彻底失去出路。

作品找到了很好的切入点，男主角是coda人士，由此跨越了听障与正常人的两个层级，比听障人士更能接触到正常的主流社会，因此具有了更强的跟上时代节奏的欲求心，也似乎拥有了先天的健全能力，能够突破壁障。但另一方面，他又终究是立足于听障群体的弱势者，无法像完全健全人与主流社会一样地冰冷、彻底践行游戏规则，将自己的半个同类完全当做压榨对象，在客观上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阶层与人生，因此始终不能突破壁障。在他的身上，听障人士的异化得到了更直观的展示，可以通过“装聋作哑”这种自我压榨“苦难”的方式来谋取便利，但也终究改变不了被骂作哑巴而殴打的人生命运。

从男主角的角度出发，作品其实融合了听障题材与更加普适性的阶层议题，男主角既是弱势群体，也是普通的社会底层，而听障人士与主流社会的壁障，同样代表了物质阶层的固化。甚至于，它其实可以做得非常深入，涉及到主流社会代表“政策”对听障群体的应对不周全，在有意无意间的执法、管理、制定之中的淡漠与无视。听障人士无法得到改变生活的正常渠道，只能铤而走险，从而受害，在过程中又加大了异化的程度，随之带来了更深度的受制，因违法而被惩处。作为最主流、正常欲求的“听障出身者”，男主角的异化则最为深度，既作为正常人想做强者，打破壁障，压榨听障人，又受困于自己的出身而与听障者能够共情，因此无法将这些人当成自己的捕猎对象，游走在同胞与猎手的夹缝之中。

这正是《我不是药神》的思路，徐峥与法律警察的对立，拥有家属与商人的双重出发点，而与病人群体产生的共情又利用的复杂关系，延伸出来的法律不健全，都得到了深入的表现，最后又变成了法律不健全对“蜕变者耶稣”徐峥的压制，他彻底成为了病人一方，想要拯救自己人，却必须承担法律给予的“苦难”，即依法宣判的“罪孽”，被警察带着走上苦路，警察也只能以个人立场、亲情关系去稍作情感安慰。

相比之下，《震耳欲聋》的创作环境显然没有那么宽松，也没有完全放手去深入做大。针对男主角，作品从开头将他定位在了一种光暗两立的状态，且非常注意对其“暗面”的柔化处理。他盗用大律所的办公室，为自己服务于大公司而谋利，榨取了底层人的利益。这是他随后妥协基金、试图兼顾自己与听障人相对利益、实则出卖自己灵魂与听障人房产的铺垫，表面上说服对方拿到了一点补偿金，实际上却让对方臣服于富人阶层，且失去了法律宣判胜利的公平正义，实质上不过是为自己获益的自我合理化说辞。他想要进入高阶层的“顶楼办公室”，自己却被大公司的雇主鄙视，打回到了象征底层的听障人社区，由此确立了两个层面的阶层议题，也让男主角的破壁努力无从实现。

然而，作品非常注意对他的柔化。借用办公室的行为被处理成了幽默的调性，似乎反而加成了他的一种小机智感，随后他回到听障社区，也在一个长镜头中表现着自己对这些手足同胞的温情、融入，为了私利与“非同类自我定位”的算计停留在口头应付事儿的程度。由此一来，作品从开头就确立了男主角的“光明”，始终不会脱离自己内心归属的听障人群，一方面虽然能加持他的阶层破壁之艰难，但这样的处理思路，必然会让他随后的暂时堕落被同样地略过，表现力度不足。

作为作品的核心事件，金融理财的官司其实是很恰当的载体。它是当代社会的典型性行为，是物质高阶层对底层人的榨取，又以被哄骗的主动性而体现了底层人想要跨越壁障、得到更好生活的诉求，而这种诉求又是最明显的物质化方向，契合了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听障人被压榨后抛弃，男主角面临为听障人或高阶层服务的两难境地，处于夹缝而无从选择，一度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选择合作后者，只给前者一定程度的物质补偿，试图以此达成平衡，对应着其身份的正常与听障兼有，以此形成两种身份平衡、两种阶层共生而彼此跨越的个体---以及象征群体----美好生活，实际上却是其内心的堕落。这又能延伸出听障群体的异化，在男主角查案的过程中，为了自保利益而拒绝提供证据，由此加强了男主角对完全破壁的绝望，反过来让他更深度地堕落。

而当这一切被放置在法庭这一主流社会象征性的环境之中，对听障人士具体情况的关怀不周、规则不密，就导致了男主角与听障人的受挫，愈发感受到胜利的无望，从而各自堕落、臣服于现实，只能寻求各自形式的“表面安慰”，为听障当事人或自己换取一点补偿金，共性则是“拿到钱再说，自己得到利益再说”的自我安慰，实质上臣服于规则。在一次次的开庭与取证中，案件从兰西雅哥哥的伤人事件中扩展开来，对杀人与被杀的具体情况的性质、各人身份的判定，以此形成的量刑角度，对接到了基金压榨听障人房产的犯罪，无法认证其为犯罪，甚至也无法明确其故意伤害兰西雅，威胁杀人，因此只能将其兄定为故意杀人，而男主角只能接受集团的合作，避免自己与兰西雅的完全失败，由此深度堕落，只拥有虚幻的物质成功、阶层跨越，随后再完成逆转。

如果由此出发，作品会具备非常强的法庭题材属性，以对法庭规则与辩论中逻辑的严密构建，逐步加强“现实不可逆转”的程度，让观众与男主角、听障人一起倍感无力，因此自然而然地接受异化，男主角达到虚假的成功，兰西雅得到虚假的助学未来，其他听障人则得到暂时的理财收益，又因为房产的收走而陷入虚幻美好的打破阶段。

然而，在成片中，导演并不想真的做大男主角的负面部分，因此采取了相对规避性的处理。导演放大了成功的虚幻性，是非常聪明的处理。针对兰西雅哥哥的事件，电影给出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叙事过程，男主角迅速抓到了“听障人士心声”象征物的“手语”，以此为线索，赢得了官司。当他在高光的笼罩下义正辞严、为听障人士发声的时候，作品似乎迎来了大结局。甚至于，作品放弃了本可扩展的戏剧方向，即男主角与师兄的复杂合作关系。师兄为了自己的名声而接了政府发放的工作，又不想自己负责，找了男主角，实际上是应付差事即可，而男主角的认真负责牵连进了基金集团，让师兄面临物质诱惑与生活困扰，与男主角产生分歧，作为又一主流社会的力量而压制男主角与听障人。

然而，如此快速的节奏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听障人阿姨拒绝提交证据，也无疑是潜在的黑暗真相，意味着听障人面对自身同胞利益的放弃，优先自保。男主角被追杀时逃走的画面被切掉，正是对“表面下真相掩盖”的象征，也加持了戏剧观感上的反转性。男主角给兰西雅找到了助学金，自己也能物质飞升，进入大顶楼，无疑是他的自我安慰，自己与听障人的暂时美好。

但是，作品随后迅速切到了“异化到底”的程度。镜头一转之下，男主角在兰西雅官司中的苦苦挣扎、逐步感知现实、愈发绝望而堕落的过程，由“埋伏笔，等反转”的戏剧操作而忽略，直接进入了接受官司和解、臣服当下规则、醉心于名利的状态。并且，针对这一黑化的状态，作品同样没有太持续的展开表现，而是比较直观却浅度地表现了他的夹缝纠结，醉酒的主观化感官呈现让他始终意识到周遭生活的迷乱虚幻，随后更是迅速看到了自己行为的结果：拒绝接受官司而顽强硬挺、却无从改变处境的兰西雅。

因此，男主角几乎是“顺理成章”地走出了异化到底的阶段，以“被兰西雅呼救而殴打”的方式完成了受其惩罚的过程，也以此唤醒了自己并未改变阶层的弱势认知，回想起曾经被正常人同学殴打的经历，与此刻物质成功的自己并无不同。借助这样一种略微轻度的方式，兰西雅与男主角达成了和解，后者对她的背叛---让其“认贼做恩人”---得到了惩罚，二人也就此达成了友情与同袍之情的情感连接。男主角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成功，只是强力阶层之下的猎物，因此立足于弱势群体，真的为其奋战到底。这才引出了直接作用于金融集团本身的官司，以此补充了此前缺乏的“官司中感受无力”内容。

然而，这其实并非最理想的叙事思路。作为重要的人物，兰西雅在哥哥的案件中深度相关，涉及到与她个人最密切的亲人的生死安危，而她又是作品树立的“最坚定听障者”，代表着听障者对世界的顽强奋战、努力求生。这符合兰西雅本人的气质，在第一阶段也有颇为具体的表现。她与几个混子一起骗钱被捕，面对着男主角的示好，表示自己就是政府委派的律师，不收钱，却并不领情，而是对抗挣脱。这确立了人物的心境，始终依靠自己赚律师费，自食其力，不接受男主角作为正常人而居高临下的“施舍”，甚至对潜在的"政府”也有一定的对抗性，即使男主角是政府所派同样是其不接受的“施舍”。

作品也表现了兰西雅的异化，想要自食其力地赚钱打官司，却只能以违法犯罪的方式去努力，且终究要归于法律管理之下的弱势结果，其实呼应了听障人追求物质富足、却只能去购买高风险理财、甚至甘愿服务于集团而出卖同胞、最终自己不免受害的命运。即使顽强坚定如兰西雅者，同样难以避免某种程度的异化。因此，当她深度涉入哥哥的案件，面临最沉重的“挽救亲人”之诱惑与威逼的时候，必然会痛苦地纠结，缓慢却难以扭转地异化下去，臣服于集团，如同序幕中母亲那样地接受败诉而获利的非正义结果。而最坚定听障者的“沦落”，也会带来最丰富的人物关系变化，男主角与兰西雅，兰西雅与哥哥。

在这方面，作品的起手其实不错。男主角与兰西雅的关系，最初就夹杂着互相利用的成分，男主角借其“听障人群体”案件而取得师兄的提携，被引领着进入高阶层（指点高尔夫技巧，熟练而不强行地融入其环境），而兰西雅也出于贫穷，只能接受男主角的无偿服务。同时，他们又确实存在着同袍的共情。兰西雅两次骗人被抓，第一次被男主角抓，第二次被警察抓，男主角救，让后者分别处于正常人与听障人的立场，而兰西雅的“努力”也愈发呈现出负面的结果，对“正常人”的对抗逐渐无力。而在第二次被捕的段落中，男主角与兰西雅打着手语交流，一起对付报案人，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司法制度”，想要靠表演卖惨的方式软化报案人，从而逃过正当的司法制裁。这其实正是听障人群体在正常社会中仅有的“对抗手段”，带有自身异化的不正当意味，而手语象征的“心声”也对应了“求得物质富足”的人生期盼，契合当下时代潮流，却因弱势与壁障而被扭曲。因此，二人同样的异化，夹杂着共情与互相利用的关系，在一起面对哥哥案件、进展受挫、集团邀约与威逼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各自独立与彼此交互的剧烈震荡，在夹缝中纠结。而这一核心人物关系本身的异变加剧，正是听障群体在现实生活里的苦痛，让观众借由两个主人公而完全感知。

然而，如果官司的展开、受挫，从兰西雅哥哥变成“收走房产”的听障人们，兰西雅就相对地远离了叙事核心，取代为更加多人的听障人物。在数字上看，这确实是更加群体性的案件，也让金融集团与听障群体更加明确地对立起来，前者更彻底地打压后者。但是，这些人物的塑造程度却远远不及兰西雅。导演尽量地做出了弥补。潘斌龙与男主角的亲情是重要的支线要素，他始终是最朴素、本真的听障者，也反复给男主角送水浒卡片，时代上意味着“最初的美好时代”，人生上确立了男主角童年的“出发点”，寓意上体现着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因此，当潘斌龙也受制于官司、收走房产的时候，听障人的本真面以一种直观的方式被玷污，从情感角度上讲，也形成了男主角的最深度受伤，让他必须为了亲人而出手，打破了自己作为“正常人”而与听障者的隔阂。这个转变的设计是微观的，因此更加真实可信，也是《我不是药神》中儿子死亡方才彻底感同身受、彻底进入患者一方而共情的徐峥的处理方式。

但是，潘斌龙只是听障人群体的一员而已。并且，为了中和作品的悲剧程度，导演没有采取最大胆的方式，即让潘斌龙成为最苦痛的受害者，以此激化群体命运悲剧与助推男主角的动力。作品必须给出这样一个人，以此推升金融集团与“主流社会”、弱势群体命运的黑暗度，但如果是观众共情最深、叙事笔墨最多的主要人物，其尖锐性又过强，表意口吻过于激烈。

因此，它没有选择潘斌龙，更不会是兰西雅（也是如此处理哥哥案件的原因），而是选择了一个相对路人的阿姨。此前，她始终与主体叙事保持着比较飘忽的距离，先在男主角人生巅峰、得到官员认可的时候，以送上金镯子的方式出现，让男主角意识到“弱势群体失去房产而求助，想要金镯子的生活反而要让出一切”的黑暗真相。随后，她直接出场，便是最终的结局了。作品试图在这里放大听障群体的虚幻希望，阿姨似乎接受了男主角的承诺与呼喊，即将放弃自杀，相信法律的力量，转身却引爆了煤气。“我想要戴金镯子有错吗”的台词，与这个段落一样，本身都非常有力，是听障人士终于呼喊出来的心声，却以一种异化的方式落地，只能导致爆炸身亡。然而，阿姨显然过于缺席叙事主体，让她的虚假希望与绝望并没有很强力的内容去支撑。

在配角之中，拒绝提交视频证据的妇女，其实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她为了利益而合作集团，随后房产被收走，想要与男主角一起上诉，儿子却被抓走，看到了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黑暗结局，不得不臣服于此现实，再次拒绝为男主角作证。这是很结构完整、符合戏剧逻辑的线索，其实可以与自杀阿姨合成一个人物，将爆炸的时刻更加延后，与金融集团的开庭从单次分为多场，最初是阿姨帮助作证，其他人自保，金融集团初步受挫，加强影片的虚幻希望感，随后集团更加狠辣地出手，威逼阿姨，让她在正义与臣服的煎熬中自杀，强化了绝望感，却也推动了其他人的愤怒、悲伤，一起站出来作证。听障人群在主观异化与客观压制之下的悲惨处境程度，随之“必须靠自己”的终于奋起，以及男主角在老邻居死亡的共情痛苦中彻底归属于听障群体，与他们一起“靠自己崛起”的关键转变，都能兼顾地完成。然而，这可能同样会显得过于“黑暗”了。因此，妇女被留到了最后的阳光转机时刻，最初拒绝提供证据，最后出庭作证，并看到了胜利的结果。

事实上，这也是作品在塑造兰西雅时的拿捏点，并没有真的放大她的异化部分，而是更加凸显其坚定乐观的一面，甚至在后半部中相对符号化了这个人物，其与男主角的关系也始终拿捏着尺度，最初一起对付报案人，以幽默的方式呈现，随后落于相对简单的“彼此扶持”状态。这其实浪费了“打手语对付正常人”的设计，最初在暗地里对付报案人，最后的庭审中则从二人扩展到了男主角对听障群体，口头与手语的内容不一致，以这种自身群体内部、象征“内部共情”的形式，去携手对抗某种无法听懂、更无法理解他们的“外部”。心声只有自己人能够听懂，而正常人的外部则只能茫然。

这引发了听障群体的集体出庭，也对比了此前兰西雅哥哥案的段落：男主角彼时用口头说出维护听障人利益的言辞，只能得到虚幻的暂时胜利，而此刻以手语的内部形式，将同样的内容传达给听障者专属，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这是事件层面的正向渐进升级，于主题而言却是相对负面的表意，因为更彻底的胜利需要听障群体去屏蔽、甚至有意识地对抗外部，而双方的共情与共通似乎终究是不可行的，“心声”终于以正面的方式传达出来，却依然交由“壁障化”的形式，甚至将壁障当成了自己的武器。这显然带有更尖锐的表达，但在片中无法交由戏剧内容去展开落实。

包括男主角的塑造。他在后半部中借由听障人支持者的身份，得到了公众的流量，本应借此大吃人血馒头，却没有相应的展开，而是对记者说出一番共情听障人处境的真挚话语，随后直接切到了“彻底堕落”的阶段。呈现其纠结的段落，反而是公司成立之日的电梯，带着他从富丽堂皇的办公室进入黑暗凌乱的电梯，下到地下车库，在降落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他与善良同事的争吵，自身的异变与纠结非常直接地表达出来。但二人的关系非常简单地好转，后者的存在也是简单的“司法良心”符号而已。对官方与正常人的定位，导演也做得颇为积极。政府官员是简单的正派之人，法庭也是秉公办理，甚至抓住兰西雅骗钱的报案人都是纯朴的善良者，被兰西雅的卖惨轻易地打动了。

作品将“主流社会高阶层”的恶面限制在了一个颇为普遍但极端的犯罪团伙身上。他承担了片中所需的所有负面内容，既是彻底堕落、同为CODA的男主角的反面镜像，完全的利欲熏心，完全的站在“主流”物质化一边，完全的压榨听障者，其手下的黄毛聋哑人为虎作伥，些微地给出了聋哑人的深度异变，这一团伙也承担了“主流社会”在价值观上的负面部分，最终归于法律与男主角、听障者的多重制裁。

由此一来，作品就缩小了负面范畴，从完全普遍而日常化的范围，浓缩成了“金融诈骗”这一相对普遍、却因“刑事犯罪”性质而终究极端化的局部个例之上，而极端程度的“犯罪”之黑暗，也恰好是“主流社会光明面”司法与政府最能坚定、最容易处理的负面事件，而更加日常、合法、细微，却同样积累而影响巨大的普通生活问题，却被影片所忽略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比较好地处理了视听环节，反复歌唱的诸多主流价值观的经典歌曲，始终以颇为缥缈的方式播放出来，笼罩着男主角等人的生活，特别是在金融集团的庆祝大会之上。而在男主角与听障人内部共情、取得胜利的时候，声音则完全屏蔽，只剩下维系他们自身联系的手语画面。

就成片而言，《震耳欲聋》放过了很多可待深挖的点位，无论是主题性还是戏剧性，都显得有些虚浮，让人不免遗憾。包括最后的字幕，似乎也是中国主流作品中现实主义风格的一贯结尾方式。但摆放在主旋律、穿越题材、“疗愈文学”为主的国庆档之中，它的题材、对听障人士异变的触及---哪怕只有反派打手的一点镜头真正做实----以及最后尽量找到的“出路与“封闭现状”的平衡，还是具备了一定的价值。

它的表达程度可能不够震耳欲聋，但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只是没那么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