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星空》国庆档票房没有破亿，这部电影为什么会扑？

从片名来看，易中天打算将这个IP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做成系列，让每个人物都成为三国这一星空中的一颗星星。但以第一部中的叙事思路、主题呈现方式、展现的能力来看，这片星空可能并不太明亮，因为第一颗星星就已经够黯淡了。

必须承认的是，易中天还是非常认真，努力地做出了自己的思路，但他是一个好的历史讲述者，以故事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历史人事，让观众能够代入情绪，让历史变得鲜活动人，但这并非戏剧的范畴，一旦转换门庭、创作戏剧，从讲述变为更正统的叙事，易中天的能力就有些不够用了。

在本片中，易中天既想实现人物传记片一贯的“人物建功立业/成长完毕”，又想契合动画题材的相应受众，做出一种相对简化的正反面定位。所以，作品的时间跨度很大，要处理很多事件，却又要简化与选择性地定义、甚至“篡改”很多事件，以此确立人物的简单定位。同时，它的戏剧结构非常简单，完全围绕正反派的两个人物，在大跨度的时间下就不免删除其他“闲杂人等”。避免叙事视角分散，也避免更难处理“正反派”人物的脸谱化。

但是，这些忽略掉的历史事件，二人一起讨伐董卓、曹操称霸北方，不仅是刘备、孙坚、袁术等人物本身在历史中的存在感问题，也是曹操和袁绍各自形成其人的推动因素。一旦忽略这些内容，这两个人就没有塑造内容可言了。仅仅以二人在片子里的正反派定位来说，曹操不重阶层出身，袁绍纯粹以贵族平民论人，那么在历史事件中，像孙坚偷留玉玺导致的讨董争端、袁术和袁绍围绕正妻侧室之子的血统争端，都可以加持袁绍和曹操的各自塑造定位，包括对草鞋哥刘备的态度。但这些人物和事件都严重缺失，让两个主角失去了丰富的塑造资源。

在有限的片长与过大的跨度之下，易中天想要做减法，将核心人物建立在三个之间，曹操、刘协、袁绍，将刘协作为象征性的“汉家正统”符号，以曹袁对他的态度、彼此的关系，去表现双方基于“匡扶汉室”这一正当大义的正反派定位。为此，易中天尽量整合了各种历史事件与旁支人物，让他们服务于三人核心的叙事思路。

董卓成为了汉室的打破者，折辱了幼年的刘协，让刘协被迫不断地认可其奏章，最终更是将洛阳烧毁，被迫迁都。洛阳的衰败与远离，成为了“汉室衰微”的外化象征，也形成了曹操与刘协的具体志向。在片中，易中天多次直观地呈现了洛阳与汉室在巅峰期的壮丽盛景，将曹操幻化的幼年不断地放置在其中，仰望星空，回想起灯火通明的盛景。这确立了曹操在童年的“匡扶汉室”心理根基，也与反抗董卓的幼年刘协联系起来。同时，它也是“三国星空”在本片维度中的具体载体，辉煌的洛阳可以连通天上的星空。

在一定程度上，这确实落到了叙事层面，且对接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元素。首先，曹操与刘协的关系，被塑造成了“打破阶层壁垒”的性质。在片头讨伐董卓的时候，曹操为平民士兵带上头盔，与刘协放马驰骋的时候，刘协也带上了头盔，前者是曹操的向下兼容，后者则是他得到刘协屈尊的“向上平等”。这就形成了他与袁绍的区别，且关联到了最重要的配角许攸。许攸最初服务袁绍，想要让自己与袁绍穿一样的衣服，却被批驳为“身份不配”。他的阶层意识是契合曹操的，因此才会在官渡之战中转投曹营，直接奠定胜局。

从戏剧角度出发，这是合理的方式。易中天将战争缩小在了两场，分别赋予本作戏剧逻辑中的相应意义。开头的董卓之乱是“阶层秩序”的破坏，董卓大逆不道，曹操作为重塑汉室与阶层秩序者而反击，暂时受挫。结尾则是官渡之战，是曹操面对另一“阶层篡位者”袁绍的反击，通过胜利确立了北方统治权，也意味着汉室天下在“阶层平等”这一新秩序下的重塑。因此，官渡战中最重要的许攸，显然必须融入叙事之中。将各种战争化为自身主题的相应载体，也是易中天去除其他战争与参战人物，甚至在讨董战中只留下曹操单独领兵的部分、忽略孙坚与刘关张等人抗击与“战吕布，败华雄”等著名桥段的原因。

同时，作为“匡扶汉室”的表达手段，易中天需要在两场战争之间填补更多内容，选择了粮食这一元素。粮食是朝代兴盛与否的重要保障，是古代的生产力标志，粮食的多寡、品质也是阶层的象征。在片中，董卓导致了粮食的匮乏，让刘协不得不为了拯救天下而受刑求雨、粮食丰收。而曹操在初败后选择种田，符合其历史上兵农一体的重要方针，也与甘愿自罚的刘协形成了之于粮食与汉室的一体，更象征着其作为贵族而“降级种地”的阶级意识，为刘协迁都带来了粮食。袁绍则一味享受着贵族专属的美味食品。这也扩展出了更多的物质元素，袁绍禁止许攸传的名贵衣服，在特效的加持下，在其身上保持着一种飘飘然的高级却“不切实”的质感，曹操则始终是粗布衣服。

在剧情层面，易中天试图在三人之间做出一种政治斗争的交互性，围绕着“迁都”。曹操与刘协达成了匡扶汉室的一致，为此必须迁都，符合历史上的“迁都”，在片中是重塑洛阳辉煌的权宜之计，而袁绍则要阻止二人关系的发展，先是与曹操竞争天子，随后又延伸出了针对迁都的诽谤。此时，三人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曹操与刘协进入了符合历史的“君臣猜忌”状态，袁绍则是分化二人的推手。以此途径，易中天想要带来戏剧的波折，加深人物的内心困境与破局成长。曹操与刘协都中了政治家袁绍的计谋，也从理想主义者的纯粹变成了政治家，匡扶汉室的纯心也被玷污。

易中天甚至做了一点两面性的暗喻，被袁绍分化、担忧刘协刺杀的主观闪回，引发了曹操的首次头痛。在片中，这是暂时的犹疑，最终被曹操排除，事实上却引到了众人皆知的“头疼杀华佗，最终身死于此”的未来命运，暗示着曹操始终在忠臣理想与现实政治家之间的摇摆，最终不免于一种象征性的理想主义者消亡。并且，迁都是曹操与刘协的权宜之计，最终却变成了长期事实，在片中被淡化，多少也暗示着曹操在有意无意间的“不纯”，或者一种客观命运的走向：汉室终究衰败，暂时方案也推进不到后续。在袁绍分化曹操与刘协的开始时，他与曹操吃饭，以贵族美食拉拢后者，曹操可以抵御他的诱惑，并排解分化、官渡胜利，却无法做到更多、更关于自己与刘协内心的成果，理想二人的纯洁关系最终变成了皇帝与霸权者的对立。

从这层思路出发，我们能轻易地发现，易中天始终将很多历史人事划入自己建立的作品语境与表意逻辑，赋予相应的修改后概念，以此完成了曹袁二人的“正反派定位”，于曹操而言就是所谓的“洗白”了。围绕着“重建辉煌都城”的主题性要素，迁都的调整如上所述，而“挟天子以令诸侯”会带来“将天子带到自己城池”的效果，同样服务于迁都的主题，引申出曹袁二人对天子、地理城池、各自理念的竞争。袁绍同样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自己提出了这个说法，而曹操一方则是“扶天子以令不臣”的更正当说法，并带来了他在北方的初步统治，一带而过地扫平了其他领地。

由此一来，作品就将历史上曹操的“逆臣”身份转嫁到了袁绍的身上。曹操犯上天子，变成了袁绍的行为，甚至理念本身都变成了后者的发明创造。而曹操的“逆反”，在片中则成为了正向的“革新”：董卓已经谋逆，打破了既有的尊卑阶层秩序，曹操在片头只想维护，却必然地失败，随后提出自己种田的“降阶层之平等”，自己也与同样主动屈尊平等的刘协达成一致，最终树立了一个“阶层平等”的“魏国汉室”，而对面的袁绍实则自称“孤”的野心家，变成了历史上曹操的定位。

这显然是最大的“洗白”。曹操匡扶汉室，在历史上是他霸权的正当化伪装，在片中则成为了更切实的童年出发点与根本价值观，而迁都从权宜之计到长期结果的变化，也成为了曹操理想在自身摇摆与客观情况之下的“失败悲剧”。易中天甚至从人物造型开始，就已经展现了自己对曹操的脸谱化正派塑造，曹操得到了各种主流三国游戏中刘备的造型，堂堂正正、憨厚无比的国字脸，而袁绍反倒是游戏里曹操的形象。

当然，仅就动画作品“正反派对立”的需要，以及作品内部的表意思路而言，这样的调整操作也算是符合逻辑的。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易中天砍掉其他人事、聚焦曹袁刘三人，围绕“迁都”与“都城辉煌”，却无法找到更多三人构成的历史事件，或原创性的事件，去填充“戏肉”。同时，他将董卓事件当成了“汉室衰落”的开启与作品的引子，但这恰恰是三人重要的人生波澜起点，也高度相关于“都城”的要素。作品对此一带而过，又要完成三人的塑造，彼此携手或对立的关系，显然是不可行的。

因此，易中天只能给出一些颇为零碎的原创情节。刘协对批奏章不满，苦苦求雨，表现其汉室之心。曹操鼓励士兵，以及符号象征感强烈的“狗”，它与曹操始终是被捕杀/战败、逆袭的命运共同体，其底层属性也意味着曹操的阶层向下之平等，呼应着他与刘协初次见面、匡扶开始时、停在后者身上的鸟。此外，易中天也调动了其他旁支人物，作为叙事内容的补充，增加更多人物关系的线索。刘协身边的董承，成为了曹操大义的对立面存在，以居高临下的贵族姿态俯视、命令曹操，也不停地否定着曹操的迁都等建议。

这样的情节显然非常单薄，也很难在现有的叙事框架下做实。因为三个核心人物之外，庞杂角色显然只能是脸谱化程度，而三个核心人物失去了董卓时期为起点的大量重要经历与体验，即使是走向理想/现实主义者的片中定位，也同样不具备像样的过程。他们的挫败与重塑都针对“都城的破败与辉煌”，但其起点恰恰是董卓烧毁洛阳城的事件，在片中不做交代，又需要在刘协离开洛阳时浓墨重彩，做大其黑暗、打击的程度，就沦为了一个相对孤立而单薄的片段，刘协在缺乏前史基础的情况下一脸沉重地离开洛阳，世界肃杀而黑暗。在缺乏基础的情况下，这一段显得非常突兀，占据了资源，又没能达到应有的表意效果。

同样地，易中天在中期反复地围绕着“都城”的主题寓意，让曹操与刘协大量地对话、想象、回忆，以“洛阳盛景”的形式直接联系了二人的汉室梦想之共情。通过画面直观呈现都城的辉煌，引发观众对画面的感性共鸣，而今不如昔。这是《长安三万里》的套路，甚至省略文本夯实的“取巧”也如出一辙，但本片中的洛阳毕竟没有盛唐那样的先天公众认知基础，董卓统治之前与初期的洛阳繁盛又是缺失的。

并且，《长安三万里》借用了大量的古诗朗诵，配合精美画面中的长安，调动着观众的既有认知与情绪，而本片也反复使用了曹操的《短歌行》，试图复刻此效果，但没有更多诗文的丰富性，使得这一手法显得格外机械、生硬，又没有与具体叙事、人物心境的深度交互、渐次推升，在戏剧能力上的问题甚至不如一贯短于此处的追光动画。

在文本上，易中天用各种对话与单一独立的场景去表现二人的关系，如对袁绍的看法，曹操与董承对“是否尊重汉室天子”的争论，等等。大量的文本内容，将曹操与刘协的关系映衬得格外突出。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多独立而丰富的叙事内容，曹操与刘协的个体塑造却又相对单薄，无法加持二人交互时的关系，以人物的思想、情感、心境、经历、性格，去支撑、推动关系的变化。这让关系的变化显得不够扎实，却又是曹操“洗白”----对天子的态度，直接相关于其理念价值观---的关键，理想的表现，因此占据了大量戏份，不停重复着相对苍白的关系呈现部分。

并且，曹操与刘协关系的核心化，加深了袁绍一方的更加单薄，几乎离开了本为三人核心的三角关系与主体叙事。他对刘协只有“许攸抢天子”与“袁绍论挟天子令诸侯”的两个片段，独立的部分则多是口头自述或极为生硬的现实主义者形象。他批驳许攸穿衣，嘲笑曹操为“小孩”，自己满意于“孤”的尊贵称谓，认为无需挟天子令诸侯，并非因为尊重天子，而是认为其在秩序混乱的当下已经不再重要，此外则是执着于玉玺这样的细节。

作为脸谱反派，这种塑造程度可能足够，但三人实际上是三角恋一样的关系，曹袁二人都要争取刘协，刘协则要在二人之间摇摆。同时，曹袁二人也是深度对比的关系。因此，袁绍需要与曹操基本等同的塑造度，但在前半部的戏份过少，完全让位于曹操与刘协的“理想交互”部分，没有落实该阶段中非常直观的“争夺刘协”（去哪一家落脚）形式。

事实上，站在作品叙述的逻辑上看，最重要的恰恰是曹操与袁绍，刘协更多是以选择去确立二者胜负的“标志物”。在序幕中，曹操与袁绍的友情，伴随着曹操众人皆知的“贼子在此”而结束，化为董卓之乱火海中凋零的花朵，曹操与袁绍的友情也随之灭亡，最终变为官渡之战的你生我死。在过程中，袁绍会把玩蹴鞠，作为少时自我残存却又往昔不再的象征，也伴随着他对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策略的嘲讽。

因此，前半部中对袁绍不得已的旁支化处理，全片整体的“符号反派”定位，无疑是不合适的。同时，牺牲了袁绍的塑造，曹操与刘协的关系同样没能摆脱“脸谱”的层次。作为中间者，刘协得到的观众先天认知最薄弱，需要最多笔墨的塑造，却又与董卓之乱、诸侯并起、洛阳凋敝的内容深度相关。作品忽略了其他部分的展开内容，又要呈现刘协的理想与挫折，引导他与曹操的关系，只能用非常多却直白的内容---口述、处于“破败洛阳”“匮乏物质环境”等情境---去表现，自身塑造并不出色，又占据了其他人物的空间。

在这样薄弱基础的前半部中，曹袁的理想与现实派之对立，曹操与刘协的理想主义者共情，都无一得到夯实。由此引出的下半部，三人关系的猜疑化，复杂的政治斗争，也就没有了表现力，甚至依然要服务于脸谱化的正反派定位，程度完全不够，显得非常小儿科，对曹操最后的“理想破灭”更是只做暗示。

在后半部的衣带诏与官渡之战中，曹袁刘三人、许攸、董承，都融于一处，却也带着各自在前半部中的薄弱基础。易中天始终维持着董承与许攸作为“臣子”的对比，分别打破与维护阶层，最终引导了曹操的正反处境。二者是关键的旁支人物，却没有像样的独立戏份，而是完全服务于曹袁，只是极其适度地同时塑造自己。

因此，易中天只能大量原创情节，且以极度极端而表面化的方式。狗与曹操的交情源于其叼着大饼的“粮食”理念，也意味着阶层甚至物种的破壁，也是曹操自比草根的寄托，狗死在这里，形成了严重的理想挫败，也同步于拯救曹操的老者，其在天空飞翔、观星的“命运坠落”。许攸与曹操以“亲切搂抱”的形式去表现一种缺乏前情交代的友谊，更谈不上许攸在历史中与曹操互相利用、又有所保留、最终自身居功而又被曹操冷落的现实一面，董承则干脆被原创成了篡改衣带诏的人。同时，曹袁刘三人的关系同样单薄，根本无从展开，直接影响了两个核心事件的叙述。曹操出征时被批驳为“祖辈父辈下贱的继承者”，与刘协的狐疑则在衣带诏事件的原创中，直接由董承的越俎代庖、篡改旨意而原地化解。

显然，叙事进行到这里，易中天已经有了放弃的感觉，将袁绍对刘协的分化、曹操的栽赃，曹刘二人的误会与解开，乃至于衣带诏事件与董承的身死，全部一笔带过，只做纯粹的主题性交代。而对官渡之战，易中天也兴致不足，潦草地拍摄了几个战斗场景，让许攸结束了“破阶层成功”的主题寓意功能，就结束了官渡之战。整个官渡之战全无展开，只有最基础的“初期不利--许攸转投---乌巢烧粮---胜利”。

以作品的呈现度而言，战争的重要度完全比不上那个原创性的结尾：曹操作为历史上“恶人源头”的“贼人在此”事件被原创洗白，放过袁绍，友情却没能彻底挽回，二人各自离去，袁绍几年后病故，友情的悲剧也暗示着曹操与刘协共同理想的悲剧结局。这样的手法过于依赖原创，于历史题材而言其实已经属于下乘，但如果以“戏剧逻辑整合素材”而言，尚属合理，但其表现力不佳，戏剧缺乏夯实，徒有单薄的思路框架，还有“狗”---类比《赤壁》里给马接生、表现人道主义去对比曹操的“萌萌站起来”---这样极度不符合情境、审美水平又俗套的原创首发，即使作为原创也不高明。

由于人物的单薄，对“挟天子”一事的展开不足，曹操与刘协关系的过于简化、口头化、过于强调“理想共鸣”，我们也没能看到曹操与袁绍对“挟天子”的真正区别。袁绍是犯上，曹操却是“平等”，这需要他二人在执政与对刘协中更多而具体的对比过程，本片却严重略过了这个部分。并且，在曹袁二人的塑造中，我们更能看到对曹操的“洗白”。袁绍与曹操童年著名的“贼人在此”事件，被用为“二人分裂开始”的时刻，历史上其实是曹操奸恶的典型行为，天性源于童年，却成为了袁绍现实派与曹操理想派的对立，反归于曹操的“正义”，甚至改成了为了救袁绍的喊人，后半部中杀董承，同样源于后者定位的“旧阶层固化理念者”之必然败亡，反衬着曹操作为革新者的正确。当然，最大的“洗白”显然是曹操建立的“挟天子之魏国”，董卓永久地打破了贵贱阶层分明的旧秩序帝国，而曹操与刘协建立的则是“阶层平等”的新时代，独揽的霸权与后续的曹丕自立，被定位于“理想灭亡”的不可控悲剧，如同曹操与袁绍不可彻底复现、最终各自分头离去的友情。

易中天想要完成人物的传记，从理想信念的萌生到最终在一定程度的达成，且砍掉其他人物，聚焦单一主角与个人表意系统的绝对相关者，但时间跨度必然过长，必然涉及诸多人事，也必然会砍掉太多与主角在历史中“成长”高度相关的人物，主观上需要浓缩、简化人事，客观上也只能如此。它需要先整理出自身的表意思路，随后选择最合适的人事素材，将之再度赋意，完全用于自身表意的逻辑与意境，捏合成独立成章、思路严谨的完整系统，先简化再复杂化，最终再度回归简单而明了的完整成品。

但是，易中天的叙事能力并不支持如此复杂的操作，而三国故事又过于深入人心，人物与事件的主流认知与定位都是基本常识，个人水平、客观视角都难以支撑这样的“二创”。易中天只能砍掉各种具体人事，给出极其强行的再赋意，以及原创情节，以难以服众的戏剧完成度，呈现一个极度逆反普遍性观点的主题与人设，将之呈现给既有认知深厚的观众，从戏剧与历史的角度而言，都是注定失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