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第三部比起前作，显然不够完整、独立

《志愿军》第三部围绕着浴血后的和平，和平即是国家这一大家庭的和睦，并以李晓的家庭重建作为浓缩象征，而“浴血”则是通往和睦的必经之路，中美继续作战，李晓也必须在谈判桌上浴血奋战，成为了结合两个层面的切入点。

这是规整的打法，围绕着两个层面的“家庭”的重建，但比起第二部，它显然不够完整、独立。第二部的开头是李晓一家的前史，展现冲突与误解的出现、激化与解除，最终由朱一龙的牺牲而承受巨大的代价。

但在本作之中，它显然密切联系了前作的内容，并没有一个独立起手的开头。李克农进入朝鲜，带来了浴血和平的谈判起点，而李晓则成为了“浴血”而尚未“和平”的标志，她接受张宥浩的拍照，后者曾经承受了大量的牺牲冲击，此刻心怀希望，“以后只拍笑脸”，想要拍李晓，李晓却得知父亲尚未找到，虽然“不放弃希望”，但难以露出笑脸。在这里，李晓的家庭，张宥浩的寓意，都完全延续前作，显然缺少了独立性，也让本作成为了一种电视剧化的存在，在戏剧野心上较小，不够独立，也就必然难以得到戏剧性带来的深度。

它似乎回到了第一部的价值观与思想性宣讲的状态，失去了小家庭到大家庭的映射。开头的时候，“大家庭”的浴血和平就已经给了出来，由李克农等高官说出了谈判的热望与坚守主权的态度。作为大小家庭的结合点，李晓是关键的存在。她并不相信美国的谈判态度，拒绝了宋佳的谈判团邀请，因为哥哥的牺牲。这引出了本片关于和平与谈判的推动阶段，从小家庭的重逢出发，切入国家层面的敌对，李晓与中国都要通过反击打出和平诚意，展现坚决意志，之后再真心接受它，展现博大胸怀。

在第一次谈判时，李晓扔出了石头，“每一块石头都应该这么用”，而宋佳则将它捡回来，摆成了和平鸽的形状，展现了我国的和平化解战争的态度，而李晓也会被她慢慢引导，化解大小家庭的绝对仇恨。但是，美方翻译与军官的傲慢，直升机停在和平鸽上的羞辱，以及谈判中的威逼，意味着我方思想落实的必经之途，还是要通过战争的浴血，从战场到谈判桌上的双重浴血。

如果作品能聚焦李晓，让她完整经历上述的思想转变，怀有谈判求和的意志，不绝对抵触、为报仇而沉浸在战争中，坐到谈判桌上，又意识到战争争取和平的必要性，因此有意义地抵抗，在谈判桌上对抗，会是非常完整的线索。然而，作品一方面想要将李晓带入叙事，却也始终在强调着更直接的“国家”层面表意。宋佳是谈判领导，从开头就呈现着上述的结果形态，谈判桌上对抗，却也强调摆回和平鸽。李晓与她密切地交互，接受其引导，但宋佳自身的输出非常吃重，实际上不再是引领李晓的功能性角色，而是自身成为了绝对的主角。

作品试图发展宋佳身上的大小层面，不仅是国家外交和平思想的符号，也具有个体属性。在谈判初期，她反复地腹痛、昏倒，既是个体的更丰富表现，抽着烟，也受着朝鲜老婆婆的粥和抚慰，表现更多的生活细节，也带出她“都靠烟顶着”，暗示中国在谈判初期的受挫，以及中朝友谊、争取和平的根本。

本片围绕着谈判的主体内容，而宋佳是谈判桌上输出最多的人，加大她的戏份或许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但给她就地赋予的“个体性、小家庭”属性，显然缺乏李晓的两部夯实的基础，只能用一些细节来适度弥补而已，更多的则是宋佳教导翻译员这样的“正能量确立”，以非常直白的口头输出形式，而李晓则成为了辅助的角色，让三部曲能够在戏剧上完整闭合，而她在各段落中则始终是“凝望”镜头的存在，表现被宋佳引导的心境过程。

宋佳引导着谈判的主体内容，必然让主题输出形式变为口头直白过度的形式。这是本片核心事件的必然，先天地没有了前两部的“战斗”主体内容，是更具有情感打动力、极端情境、人物深度交互的形式。

作为解法，作品试图结合谈判与战争，捏合“浴血与和平”，也用后者去弥补前者的输出直白问题，后者也是前者的加持，扭转前者的弱势被动，也呼应着前者同样的“浴血抵抗”本质。在第一次谈判的时候，宋佳等人弱势，美军轰炸阵地，谈判中则“我们想要哪里是三八线，鸭绿江也可以是”。随着谈判的推进，战场上的局势扭转，支撑了谈判情况的变化。

同时，这也将孙醒再次带入了叙事。他基于前两部的成长，已经变成了结果形态的“心向和平、坚定抵抗”战士。因此，以他为主的第一场战斗，可以通过他与其他战士的交流、回忆，引出前两部里的人物与情节，借助其叙事基础，也凸显、整合三部的“浴血和平”。并且，这也将前两部里的群像“浴血和平”凝聚在了孙醒的身上，让他成为了全军的象征。他在此前战斗里的坚定、英勇、而又追求和平而非滥杀，呈现出了浴血和平的结果形态，也充分具有了浴血和平、支撑谈判一面的功能。

如果作品让孙醒承担战场部分的主体内容，与李晓遥相呼应，其实可以弥补本片的问题。他在战斗中充分表现出坚定性，也与李晓形成了两个层面的“战斗与谈判”之交互，彼此遥相呼应，既作为国家的象征，也是小家庭的个体发展过程。在二人第一次的交流中，孙醒表示梦见了朱一龙，与李晓共情，完全可以确立本片中相对独立的“爱情”线索，意味着李晓的新的小家庭的建立过程，最终由孙醒找到辛柏青。

但是，作品并没有充分利用孙醒这个前两部里夯实的核心人物，而是让他简单地成为了一个功能性的角色，整合了前两部里的“浴血和平”之人，化为美军面前的志愿军集体，这种追求和平的意志又被美军指挥官所践踏，杀死了他。由此一来，孙醒就成为了反衬美军凶恶的工具，其牺牲源于追求和平之心，象征着谈判桌上我军的处境。这定义了随后的战斗段落，必须以此才能扭转弱势局面，否则就会始终在美军面前受制。孙醒的死正是这种弱势谈判的极端表现，战友说他死的很憋屈，但也以此把心中的愤怒发泄出去，甚至是主动求死。他与美军指挥官口头交流，拒绝开枪，却在中立和平区被对方杀死，是谈判桌的战场形式，也是此时志愿军整体的处境，如果不扭转局面，就必然憋屈而愤怒，悲剧结局。最后，孙醒作为松骨峰最后一个幸存者，对接了在三部里始终穿插的“还有没有活着的”呼喊，松骨峰最终无人幸存，也加大了志愿军牺牲的表现幅度。

对于前两部中人物牺牲的整合，也是本作的重要处理部分。朱亚文送别肖央，二人提及了此前的护卫和孙醒，朱亚文怀着“他们都挺好的”的美好奢求，又必须接受“他们都牺牲了”的现实，而肖央带着红花回国，被地雷炸死，红花散落。随后，姚排长同样在中立区被杀死，无法开枪，防止落下口实，进一步加大了前两部里人物的牺牲，也反复确立着谈判中的受制，“付出牺牲而心向和平”的意志被践踏，引出反击而求平等谈判的必要性。同时，这也尽量运用了前两部里相对扎实的人物，加大本片的个体层面内容与情感打动力。

但是，这个选择的效果其实值得商榷。前两部的人物具有基础，因此应当得到更延续性的运用。但他们早早地离场，辅助了核心人物宋佳，以及其承担的“谈判战场”内容。在陈凯歌的设计中，这些牺牲加深了宋佳的仇恨，似乎认可了李晓的说法，“可能真的没有和平”，由此带来更强的戏剧性，展现人物的动摇与坚定，也象征我国的整体思想，定义“谈判”的意义：从仇恨中挣脱出来，为了追求和平而战斗在两个战场。

但是，在这样一部作品中，这个转折过程势必被极大地弱化，因为并不合适。在实际呈现中，宋佳的“意志弱化”比较短暂，马上得到了姚排长“心向和平”的指引，随后恢复了坚定的口头宣讲，引导同志们。更多的是她象征性的“患病”，随着战友的一次次死亡、谈判的弱势，病情逐步严重。而在这里，李晓的人物发展也瞬间完成。在始终“辅助”的叙事定位之后，作为与牺牲者们更有情感连接的人，她应该更加愤怒、仇恨，延伸小家庭的破碎之恨，而战友们也是志愿军的“大家庭”，以此引出她的更仇恨、再清醒，参与谈判。

然而，这个过程完全缺失，李晓反过来用姚排长引导了宋佳，随后接手了后者的翻译谈判工作，极度形式化地切分了谈判情况的转折。在鼠疫的时候，李晓用护士的牺牲说服了美军士兵去说真话，而宋佳以象征性的“治愈”回归，与李晓见证了双方的首次”和平”：朝鲜小孩站到边界线上，双方都没有开枪。无论是中美交互的外部，还是中方人物的内心意志的重塑、找到正确方法而扭转美军态度的策略，都缺少完整的过程，直接给出了宋佳“治愈”后的口头输出：你看，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边界线。而孩子本身也象征了朝鲜和平的未来。

前两部的人物有基础，可以承载更多的个体表现、更完整的思想意志过程，以及寻找谈判扭转局面的方法，以此带出国家层面的策略变化，以浴血去打出和平。但他们被功能化地轻易消耗掉，其对观众的情感打动力、塑造基础，只用成了反衬“牺牲憋屈，意志被玷污，谈判弱势”的工具。而本作的新人物们，则难以接手叙事任务。宋佳如此，护士、坦克兵等人同样如此，他们都以简单的“和平生机”开始，迅速地或是牺牲，或是作为未来希望而存活。

在陈凯歌的思路中，他试图用前两部人物的大量憋屈牺牲，加持“以战斗浴血打出谈判和平”的必要性，从观感上也先抑后扬，激发最后一场大战的”崛起”，也以此对接了国家层面的策略变化，从谈判变成以战谈判，又以憋屈牺牲而点名“回到战争”的原因，并非热爱战争。

客观上说，本片围绕谈判，战斗部分确实少于前两部，因此必须为最后一场战斗做足情感、表意上的铺垫，再给足时间，制造三部曲的高潮，完全将之变成“浴血+和平”的寓意载体。

如果能够达成这个效果，前两部人物的功能化用法、轻易的消耗，就是有必要的做法。本片也确实知道了最合适的战斗，即迫使美军改变态度的上甘岭战役，而黄继光更会出现在这里，作为三部曲中所有志愿军的意志凝结、全军符号。在上甘岭战役的初期，战士残肢被杀、誓死抵抗、被燃烧与毒气攻击，其被虐待的惨状也有所呈现，类似于前两部人物带来的情感铺垫，为了随后的反击、从坑道到“我们回地面去”，进行先抑后扬的准备。

但是，在这场战斗中，作品已经没有足够的立体性人物去投入，也就无法带动观众更深度的情感，输出更扎实的表意，只能用一些路人甲士兵的外表惨状去弥补。黄继光是众人皆知、拥有先天共情基础的人物，可以加持这一段的表意效果，但他没有前情的铺垫，完全依靠先天基础，显得太过于“取巧”了，没有拉满其牺牲的感染力，只能靠大量的慢镜头与炮火背景，突出其英雄姿态，用被几次击倒去强化机枪的迫力，最后用中枪而不倒去凸显意志力。黄继光让人非常可惜，对他的用法甚至不如第一部里的毛岸英，后者至少有与毛泽东的父子“小家庭”段落。

因此，上甘岭战役的表意与打动效果，其实不如前两部里的高潮战斗，因为缺乏可称之为“人物”与线索的加持，有的更多是外表层面的牺牲。并且，它带来了关键的扭转节点，却又不是最后的战斗段落。因为出于戏剧结构与表意逻辑的考虑，陈凯歌安排了最后一场坦克战，带入朱亚文与坦克兵，二人承受了孙醒等前两部人物牺牲的仇恨，又从中挣脱，为了和平而战斗，是三部曲里仅有的存活人物，也象征了和平的未来。并且，这也将三部曲的主题落点放在了朱亚文的身上。这让人意外而又符合逻辑。意外在于，朱亚文在此前的存在感并不强，始终在三部曲里做支线，但又其实符合他在全系列结构里的定位：第一部里，他失去了自己的护卫张孝恒，与志愿军与国家存在坦克设计的分歧，过度理想化，无视了资源的匮乏，而在第三部里，他设计好了坦克，用坦克赢得了战斗，象征着我国对资源匮乏局面的战胜，也赢得了中美战争，而他自己也用坦克保护了又一个护卫坦克兵，也弥补了各种层面的缺憾与牺牲。坦克兵叫张孝文，与张效恒的弟弟同名，带来了颇为微妙的表意效果，既带来了朱亚文在个体层面的缺憾弥补，也强调了志愿军集体层面的牺牲与弥补、圆满，将小家庭与家庭结合起来，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更微妙的是，朱亚文的身份是美国回归专家，最初与国内格格不入，最终弥合为“家庭与胜利”，也存活到最后战胜的和平时刻，其实象征了中美未来的和平之希望。

对朱亚文的使用，是陈凯歌颇为聪明的一手，几乎是第三部里唯一具有完成度的体层面存在，也承担了第三部中情感、战斗内容的高潮，以及三部曲的宏观落点，更暗示了深层次的寓意。但是，他毕竟在三部曲里过度支线化，塑造度不如孙醒等角色，没能完全扭转影片的不足。年龄最小的李晓同样代表了未来的希望，却没有在三部曲里得到空间，而与她交互最多的宋佳则在最后得到了“个体化表现”的空间，点烟未遂而病逝，试图以此打动观众，强化其牺牲之巨大，甚至没能享受到最后一口烟，但人物此前终究过于单薄了，个体与承载的“谈判意志”都不太立体。

因此，当影片最终回到宏观层面的时候，也就非常外化。在谈判桌的一面，彭德怀最后的慷慨陈词，其表现力有些单薄。同时，存活下来的照相师终于拍下了笑容的合影，但他完全缺席了本作的叙事。陈凯歌也试图用中美士兵一起庆祝的画面去呼应中美和平的未来，但美军形象此前非常简单，这一处也就只是单纯的”宣讲”而已。此外，作为和平的前导，美军此前始终在滥杀我方具备前史与塑造的人物，为了强化“以战促谈判”的定义而存在。在具体呈现的时候，陈凯歌始终较为简单地安排着情节，美军士兵利用中国的遵守谈判纪律、中立区不开枪，自己随意开枪。这拉满了美军的丑恶程度，又没有更丰富的情节去塑造一个可称为“人物”的存在，就难以自然地引导到最终的“中美士兵庆祝和平”结尾。李晓打动的鼠疫感染战俘，其实有这样的潜力，但情节与人物都没有下文。

在最后的部分，陈凯歌做出了个体、家庭、情感打动力的弥补，也总括了三部曲。他扩大了时间维度，在当代交代了李晓与父亲的结局，她迎回了父亲的钥匙，却没能找到尸体，由此结合了小家庭与大家庭，小家庭的缺憾强化了牺牲的程度，父亲却也化为了眼前的志愿军遗体，让她深深鞠躬，“迎接亲人”，对应着当代国家始终迎回遗骨的努力，即“大家庭”的团圆。李晓回到了自己与所有人的家，闪回放出了三部中所有牺牲的人物，“你们回家了，真好”。以此，陈凯歌几乎是强行地将线索拉回到了李晓的小家庭之上，借助塑造最好的内容，他也聪明地藏起了李晓父亲在第二部结尾的命运，让观众始终挂怀，在最后再揭晓，制造强烈的牺牲、悲伤之打动力，确实具有一定的效果。并且，这也对应了国家层面的升级，扩展到了当代的和平富强，以及迎回志愿军遗体的“家庭团圆”。

横向对比三部曲，第二部最为独立、完整，即使抛开题材，也算是一部水准线之上的作品。第一部的国家层面呈现比较直接，有主席等人的讲话，实际上类似于一种宏观格局上的总览概括，完成度也最低，呈现水平与方式都像是PPT。第二部的完成度几乎是独一档，独立的序幕介绍了前情，也带出了最完整的人物，堪称单部绝对核心的朱一龙，以及贯穿三部、作为最终收拢点的李晓。第三部试图结合前两部的宏观与微观，极度控制了领导人讲话等形式，更多以字幕呈现宏观策略与意志，但它却比第二部明显缺少了“人物”与情感、戏剧性，更多还是偏向了宏观层面。虽然陈凯歌尽量补救，使用了朱亚文等贯穿人物，对宋佳等新人物也做出了一些生活化的细节，但终究难以完全弥补问题。这让原本的大高潮变得有些苍白，没有拉满前两部基础内容、上甘岭、黄继光等要素，让人有些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