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 中国故事如何生成——龙王传说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历史演进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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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龙王故事，特指拟人化的龙故事，也即故事中的龙无论作为主角还是配角，必须是懂得情感表达，可以进行语言交流，具有社会行为的龙神。本文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全国省卷本”19009篇民间故事中检出的607篇龙王故事作为背景材料，基于对龙王社会行为的价值判断，对每篇故事的龙王、龙女、龙子进行了价值归类（见表1）。

龙王概念的传入

动物故事产生的前提是动物的人格化，动物只有具备了人的语言、思维、感情，才有可能成为故事主角。龙的人格化，与汉魏六朝时期的佛教经译和龙王概念的传入有密切关系。季羡林说：“中译佛经里面的‘龙’字实际上是梵文Nāga的翻译。Nāga的意思是‘蛇’。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说，佛教传入以后，‘龙’的涵义变了。”最早将Nāga译作龙王的，应该是三国时期译经师支谦。支谦是一名佛教居士，他翻译的《佛说龙王兄弟经》是现存最早的龙王佛经，讲述目连自告奋勇降服龙王，使龙王皈依佛门的故事。其中述及龙王神通大致有四。一是龙王易怒，且神通广大，能吐气、吐烟、吐火，“有两龙王，瞋恚作变，吐气为云”，“两龙见之，大怒，便变化出烟，须臾复出火”。二是龙王以海为据点，能以尾搏水，以水为武器，没坏天下，“此龙大有威神。汝行者，必当兴恶意，出水没杀天下人民”，“此龙今当能出水，没坏天下”，“以尾搏扇海水，百兽震怖”。三是龙王的身体是条状的，“龙身绕须弥山七匝，以头覆其上，吐气出雾，故冥”。四是龙王能够变化为人形，“两龙化作人，为目连作礼悔过”。

支谦的师祖支谶是最早将大乘佛教典籍翻译成中文的译经僧，支谦是第三代译经师，出生在中国，精通汉文，他曾因不满支谶所译《道行般若》，重译为《大明度无极经》，主要的修订就在于将“胡音”（音译）改为意译，晋代高僧支敏度称赞说：“此一本于诸本中辞最省便，又少胡音，遍行于世。”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有支谦小传，对此也有一段评论：“支谦、康僧会系出西域，而生于中土，深受华化。译经尚文雅，遂常掇拾中华名辞与理论，羼入译本，故其学均非纯粹西域之佛教也。”如果要将Nāga译作中国的某种神兽，与Nāga特征最相吻合的无疑是中国龙神。可见，放弃将Nāga音译那伽，选择译为龙王，正是支谦“掇拾中华名辞与理论，羼入译本”的翻译实践之一。

不过，真正将龙王概念普及佛门的，是比支谦稍晚的西晋著名译经师竺法护。竺法护和支谦都是月支国后裔，同属大乘佛教。竺法护于太康六年（285年）译出的《佛说海龙王经》，在佛教史上影响深远。正是在这一年：“竺法护结束在终南山的隐修生活，在长安青门外创建敦煌寺，培育僧团，在20年间，发展成千人大僧团，这在汉传佛教史上，是前无古人的破天荒的伟业，标志着中国汉传佛教第一个大乘佛教学派的诞生。”竺法护一生译经154部，因其世居敦煌，时人称为“敦煌菩萨”。他的所有译经都将Nāga译作龙王，仅在《佛说弘道广显三昧经》中，“龙王”一词就出现一百多次，几乎等量于《佛说海龙王经》。西晋年间的佛教翻译潮中，其他译经僧也都采用这一译法，比如法立、法炬就在《楼炭经》中译出了龙宫的壮丽景象：“须陀延城中有伊罗满龙王宫，广长各二十四万里，皆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砗磲、马瑙，作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这一龙宫形象，成为后世龙宫译本与龙宫印象的重要参照。

在印度佛教观念中，龙众是佛教的重要护法神，龙王则是龙众的王者。龙王可以表现为人形，也可以表现为单头蛇形、多头蛇形，人形和蛇形还可以互相转化。龙王虽然法力高强，政治地位却比人类要低得多，他们最害怕的是金翅鸟。《佛说海龙王经》说：“有四种金翅鸟，常食斯龙及龙妻子，恐怖海中诸龙种类。愿佛拥护，令海诸龙常得安隐，不怀恐怖。”正因为有此恐惧，龙众迫切需要寻求佛的庇护。小乘佛教经典《增一阿含经》也说到这个问题，世尊告诉比丘，金翅鸟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四种，对应着专吃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的四种龙，龙王只有以身事佛，才能免遭鸟食：“若使龙王身事佛者，是时金翅鸟不能食噉。所以然者，如来恒行四等之心，以是故鸟不能食龙。”这些佛经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一切众生，甚至包括身为畜类的龙众，只要虔心向佛，就能修成正果，有可能脱身为人。

印度佛教观念中的“龙王”与中国民间观念中的“龙神”地位很不一样。但是，印度龙王与中国龙神还有更多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有蛇一样的身体，都神通广大、善于变化，都有司水、降雨的功能。而且，佛教龙王与中国本土龙神一样，都是基于想象的变幻的复杂多样的神奇动物，如《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要求称念的龙王中，有一头、二头、多头龙王；也有无足、二足、四足、多足龙王；164位龙王名号中，又有马头龙王、牛头龙王、鹿头龙王、象头龙王、黄色龙王、赤色龙王、白色龙王等，可以作无穷变幻。正是因为印度龙王与中国龙神有这么多相通之处，才使得印度龙王具备了变身中国龙王的可能性。

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

龙与特定方位和区域有关，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有的观念，比如“左青龙，右白虎”以及“东方苍龙七宿”等说法，早在汉前就已产生。但是，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的观念，却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才兴起的。早期的佛教译本中经常会出现“四大海”“四大域”的概念，比如《佛说如来兴显经》：“及四大域海之龙王长子所雨，有海龙王无所坏雨，众大雨水，咸悉不如海大龙王清琉璃中所出诸水。”又有四大龙王的名号，如《佛说海龙王经》：“尔时有龙王，一名噏气，二名大噏气，三名熊罴，四名无量色。”

中国龙神原本只有类别名称，如应龙、蛟龙、螭龙、虬龙、夔龙之类，没有个体名称。而佛经中的龙，多数都有个体名称，各种龙王的名号多得不可胜数，在不同的典籍中，有兄弟龙王、四大龙王、八大龙王、九大龙王、十大龙王等，有时甚至有多达56位龙王、82位龙王的名号，比如《法华经》提到的八大龙王，就分别名叫难陀、跋难陀、娑伽罗、和修吉，等等。有了具体的名字，如同为个体注入了灵魂，具备了滋生故事的可能性。

东晋佛教译著《大灌顶经》中的五方龙王，阿修诃、那头化提、诃楼萨叉提、那业提娄、阇罗波提这些名字看起来虽是印度名字，但只要看一看这些龙王的称号——东方青龙神王、南方赤龙神王、西方白龙神王、北方黑龙神王、中央黄龙神王，就知道这已经是掺杂了中国五行观念的“混血龙”。也就是说，翻译者或者传抄者在将佛经转译成中文的时候，就已经参照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将佛经内容中国化了。汉魏以降，大量的大乘佛经被翻译成中文，伴随着僧侣的口头传讲，佛教的龙王故事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史载竺法护在长安弘法期间：“四方士庶，闻风响集，宣隆佛化，二十余年。”可见当时就已形成广泛影响。

道教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很快就将佛教龙王概念纳入自己的体系，实施中国化改良。这种改良是从两方面着手的：一方面是删繁就简，删去了龙王作为护法神的功能，删去了龙王与佛祖、金翅鸟、夜叉的旧的社会关系，删去了各种龙王的古怪称号，将龙王名称统一到更加简洁的中国式概念框架之中，比如“四海龙王”与“五方龙王”的框架体系；另一方面是强化龙王的世俗功能，在吸纳佛教龙王理水司雨功能的基础上，为之增设了祈福禳灾的圣德神功。西晋末年的《太上洞渊神咒经》首次出现了“五方龙王”和“四海龙王”的概念，对于龙王的社会功能也有清晰界定：“普召天龙，时旱即雨，虽有雷电，终无损害。其龙来降，随意所愿。所求福德长生，男女官职，人民疾病，住宅凶危，一切怨家及诸官事，无有不吉……如有国土、城邑、村乡，频遭天火烧失者，但家家先书四海龙王名字，安著住宅四角，然后焚香受持，水龙来护。”在司雨这个关键问题上，佛经强调的是龙王具备翻云覆雨的“能力”，着重于龙王个体特性；而道教则将之转化为行云布雨的“功能”，着重于龙王的社会价值。道教对于龙王的定义，丰富了佛教龙王的济世内涵，体现了更直接的现世关怀。

作为道教徒的宋徽宗即位之后，即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发布了一则《五龙神封王爵诏》：“天下五龙神皆封王爵，青龙神封广仁王，赤龙神封嘉泽王，黄龙神封孚应王，白龙神封义济王，黑龙神封灵泽王。”这是最高统治者对龙王的第一次王爵封号，东方青龙神位列第一。许多学者引用杜佑《通典》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封“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以为此即敕封四海龙王。其实四海封王只是唐玄宗“四岳四海封王、四镇四渎封公”系列操作的一环，封的是四方海神，而不是四海龙王。据陶金考证：“虽然‘四海龙王’的说法最早已在六朝道教的《洞渊神咒经》中出现，但直到明代，受传奇、小说的影响才开始在信仰层面普及。雍正二年，四海龙神祀典的最终确立则由清世宗完成：‘雍正二年敕封四海龙神，东曰显仁、南曰昭明、西曰正恒、北曰崇礼，均遣官赍祭文香帛，交该地方官致祭。’”

那么，这些历史信息在当代故事中怎样分布？在全国省卷本的607则龙王故事中，提及龙王颜色的故事，计有青龙故事34则，赤龙（红龙）故事2则，黄龙故事18则，白龙故事46则，黑龙故事48则。其中，黑龙故事之所以数量最多，是因为仅秃尾巴老李（黑龙）的故事就占了15则。秃尾巴老李的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山东、黑龙江、辽宁，在吉林、河北、北京、天津、安徽等地也有流传。当然，大部分黑龙故事中，同时都会有白龙的身影，因为绝大多数的龙斗故事，都是表现为黑白之战。红龙故事之所以最少，可能是因为红色属火，火龙理水似乎不大容易被民众接受。

四海龙王往往作为最高层级的龙王出场，其中，东海龙王的出现频率高达51则，南海龙王仅3则，西海龙王7则，北海龙王6则。此外，由于受到《西游记》的影响，直接出现泾河龙王的故事有5则，与“魏征梦斩泾河龙王”同类型的故事则多达十余则。如果以具体的龙王名号而论，有三则故事出现过东海龙王“敖广”之名，其他龙王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龙王的职司与功能

中国龙神最主要的功能是沟通天地，充当天、地以及人、神的交通使者，兼有理水、求雨的辅助功能。许多学者引述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篇》，认为“以龙致雨”是中国龙神的主要功能。其实，通读《求雨篇》就知道，五时雨神分别是共工、蚩尤、后稷、少昊、玄冥，龙只是起辅助作用的执事功曹而已。龙分五色，对应五时之五行，所以董仲舒说：“物故以类相召也，故以龙致雨，以扇逐暑。”王充《论衡》有进一步解释：“虎啸而谷风至，龙兴而景云起，同气共类，动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龙致雨。’雨应龙而来，影应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龙能致雨，但并非专职专司，唐以前，河伯、水神才是江河湖海的专职专司。

汉译佛典中，龙王被认为是大海的主宰者，掌管海域，负责降雨：“如阿耨达大龙王者，若欲雨时，阴云普遍于阎浮提，然后降雨，长育百谷、众药、树木、竹芦、丛林，皆得茂盛，华实充满。诸河源流悉从无焚龙王身出，令无数物难计众类致得滋益。”龙王既可为善，亦可为恶，为恶时“作非时风雨、旱潦、灾雹、大寒、大热，伤害众生”，为善时“随彼彼处城邑、聚落、边地、山川，随其时节起云降雨，寒温调适”。

东晋释法显天竺游记《僧伽施国》讲到一则印度僧众供养白耳龙的故事：“住处一白耳龙，与此众僧作檀越，令国内丰熟，雨泽以时，无诸灾害，使众僧得安。众僧感其惠，故为作龙舍，敷置坐处，又为龙设福食供养。”这样的龙、僧关系，很快就移置到了洛阳，据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在洛阳城北闻义里：“水西有池，龙王居之。池边有一寺，五十余僧。龙王每作神变，国王祈请，以金玉珍宝投之池中，在后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龙而济，世人名曰龙王寺。”

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僧人已经借助佛教与龙王的关系介入祈雨事务。据《高僧传》记载，南齐建元末年（482年），浙江富阳人得罪龙王，导致大旱，释昙超受邀前往为民求雨，遥为龙呪愿说法，当天晚上，“群龙悉化作人，来诣超礼拜”，释昙超不断与龙说法，导之以善，终于得到龙王许可，“超明旦即往临泉寺，遣人告县令，办船于江中，转《海龙王经》。县令即请僧浮船石首。转经裁竟，遂降大雨。高下皆足，岁以获收”。这则故事显露出从印度龙王故事向中国龙王故事转化的痕迹，还直接点出了《海龙王经》的作用。

从两晋到唐代，由僧人主持的祈雨法事越来越多，甚至有皇帝亲自请僧侣祈雨的记载：“僧一行穷数，有异术。开元中，尝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当得一器，上有龙状者，方可致雨。’上令于内库中遍视之，皆言不类。数日后，指一古镜，鼻盘龙，喜曰：‘此有真龙矣。’乃持入道场，一夕而雨。”说明当时求龙祈雨已经成为官方定式，龙作为司雨主管已经得到最高统治机构的认证。不过，这一时期的道教也不甘示弱，南北朝时期《太上洞玄灵宝八威召龙妙经》《太上洞渊说请雨龙王经》，以及唐代之后的《太上元始天尊说大雨龙王经》等，都在反复劝说一个道理：善男善女只要受持和念诵龙王道经，天尊应感，即召龙王兴腾云雨遍洒人间，令川渎流通，河源注润。佛教和道教异口同声的宗教宣讲，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龙神的龙王化，也即人格化，同时也导致江河湖海原有水神、河伯系统的神权旁落。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史记·西门豹传》说河伯，而《楚辞》亦有河伯词，则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释氏书入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

自唐以降，各级龙王逐渐接管了大到海域、江河，小到湖潭、水井的所有水域，理水和降雨成为龙王最重要的神职。此后，龙王的降雨红利虽然不断增益，但也不再由僧侣独享，而是为儒、释、道以及民间信仰所共享。《夷坚志》讲述一则南宋时期的求雨故事，一个名叫刘盈之的士人，“倡率道士僧巫，具旗鼓幡铙，农俗三百辈，用鸡鸣初时诣井投牒请水”。这是儒、道、僧、巫、俗通力合作的一出祈雨仪式。唐代龙王信仰的普及程度，我们可以借助白居易《黑潭龙》中的诗句来加以理解：“黑潭水深色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潭上架屋官立祠，龙不能神人神之。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可是，既然丰凶水旱之事“皆言龙所为”，那为什么我们虔诚地侍奉龙王，却依然得不到风调雨顺，得不到龙王的真诚回报呢？道教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在行云布雨事务中增设了一个上级主管部门，在龙王头上增加了一项“玉帝”变量，轻松地解答了龙王为何无法自主降雨的问题。

《西游记》多次提到龙王降雨权限的话题，比如孙悟空遭到红孩儿三昧真火的灼烧，向东海龙王敖广求雨灭火，敖广很无奈地说：“我虽司雨，不敢擅专；须得玉帝旨意，吩咐在那地方，要几尺几寸，什么时辰起住，还要三官举笔，太乙移文，会令了雷公、电母，风伯、云童。俗语‘龙无云而不行’哩。”龙王的意思是说，我虽有降雨的能力，却没有降雨的权力。作为反面典型，“魏征梦斩泾河龙”的故事就是因为泾河龙王没有严格按照玉帝的定量标准施行降雨，触犯天条，被魏征梦中斩首。这则故事对于当代民间故事中的龙王传说影响非常大，该类型的故事在全国省卷本中共出现7次。

那么，“魏征梦斩泾河龙”的天条到底是什么呢？据许蔚考证：“从宋明以来的道教文献及道法实践来看，所谓天条应即道教的《女青天律》。《女青天律》约定型于南宋，流行于元明时代，其中有明文规定了龙王行雨有违时间、雨量要予以处斩。”也就是说，龙王丧失行云布雨的主导权，大约是在南宋之后。

龙女形象的多样化

早期中国龙神很少涉及性别问题，魏晋之前从未出现过龙女形象，但在佛教的观念世界中，由于龙众地位相对较低，就有龙女主动攀附人类，甚至压低姿态请求婚配，希望借助与人婚配获得阶层跃升的故事。其中，对中国民间故事影响最大的是两则龙女故事。一则是龙女报恩故事，原出《僧祇律》。一个商人赶着八头牛，遇见离车人捕获一位龙女，准备宰食，商人用八头牛把龙女换下，亲送池边放生。龙女变为人身，要求报答商人。商人到了龙宫才知道龙女在宫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很多的财富，但也有五种时刻无法变成人身，龙女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欲求人道中生”。商人说：“我已得人身，应求何等？”龙女认为他应该去舍卫城出家。商人表示那得先回家一趟，于是龙女送他八个金饼：“此是龙金，足汝父母眷属终身用不尽。”这种龙金具有“截已更生”的特征，意思是用掉一截还能再长一截，这种宝物特征反复出现在当代龙王赠宝故事中。另一则是龙女求婚配故事，出自《大唐西域记》。一个释迦人逃难到一个龙池边，迷路瞌睡，龙女主动上前亲抚，释迦人醒来后，请求交合，龙女说须征求父母同意，而且人畜殊途，恐怕不便交合。释迦人于是对神发愿：“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龙女举体成人！”龙女果然因此获得人身，十分喜悦。龙王知道后非常高兴，对释迦人说：“不遗非类，降尊就卑，愿临我室，敢供洒扫！”龙王为两人在龙宫举行了婚礼。释迦人不习惯龙宫生活，想回到人间，龙王送他一把宝剑，让他献给乌仗那国王，趁机刺杀国王。释迦人依计而行，杀死国王，自立为王，将龙女迎至乌仗那国。受此影响，唐代的龙女故事大量涌现，最著名的就是李朝威的《柳毅传》，龙女对柳毅说出了“勿以他类，遂为无心”的名言，意思是不要以为我们不是人类就没有人的情感，这个观点上承佛教故事，下启民间创作，对后世的龙女故事影响很大。

佛教龙王不仅有人格化的思维和情感，还有眷属、龙宫，有严格的等级制度，龙宫中藏有各种奇珍异宝，这些故事要素进入中国原有的龙文化系统之后，又与中国的修仙文化、异类婚故事相融合，在传统龙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了更多脍炙人口的龙王故事。这类故事反映在当代民间故事中，绝大多数都是以“龙女报恩”主题出现的。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将之列为AT555*型“感恩的龙公子（公主）”，他归纳此类故事基本情节为：（1）主角救了一条鲤鱼或小蛇；（2）被救者其实是龙公子或龙女，将主角邀请至龙宫；（3）主角要回家时，只要求龙王给他一件不起眼的法宝，这件法宝其实是龙女的化身，主角因此娶得龙女；（4）主角借出法宝或违反禁忌，法宝回归海里。

全国集成卷计有龙女故事137则，在龙王故事的所有类别中占比最高，除了部分龙女勇斗恶龙、为民造福的故事，大多数是龙女主动与凡人婚配的故事。龙女嫁给凡人的原因主要有五种：（1）主人公救了龙女或者龙王、龙子，龙女为报恩嫁给主人公，这类故事计51则；（2）没有特别原因，有时仅仅因为主人公穷或者孝顺、心地善良，龙女就决心嫁给主人公，这类故事计23则；（3）主人公意外得到“闹海石”或有其他可以威胁龙王的理由，龙王不得不将龙女送给主人公，这类故事计14则；（4）有一类特殊的龙女故事，说秦始皇筑长城，意外得到赶山鞭，于是赶山填海，吓坏了东海龙王，就让龙女变成孟姜女或绝世美女，嫁给秦始皇，偷走赶山鞭，龙女因此怀孕，生下孩子无法带回龙宫，将之遗弃在海边，弃子被姓项的渔夫收养，被取名项羽，龙女送给项羽的龙食被刘邦偷吃，所以刘邦做了皇帝，这类故事计11则；（5）穷小子具有特殊音乐才华，受到龙王喜爱，将龙女和法宝赠予穷小子，这类故事有6则。此外，西藏有一则故事讲述男子因为长相英俊，被龙女拉去湖里做丈夫，被男子的原配妻子勇敢夺回。

文人创作的龙女故事中，龙女能赋诗作词，工琴棋书画，这类龙女在民间故事中一则都没有出现。民间故事对于龙女的美化，除了强调其绝世美貌，往往强调其孝顺、能干、会持家，个别龙女有节俭美德，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帮助丈夫解难题。一般的情节是：财主、县官或者皇帝等恶霸想抢占龙女，不断给男主人公出难题，龙女帮助男主人公完成三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当恶霸打开男主人公递上的盒子时，瞬间被大水冲走或被大火烧死。另外，有8则故事讲述财主（有时是哥哥）垂涎龙女的美貌，强求男主人公换妻换房，龙女知道自己与男主人公的缘分将尽，力劝男主人公答应并签立契约，而换妻换房当晚，龙女离去，豪宅也瞬间消失，男主人公得到财主的一切，财主从此一无所有。

恶霸抢占龙女的故事中，在恶霸从何得知龙女美貌的情节上，超过一半的故事嫁接了“画中人”情节。龙女让男主人公将自己的画像带在身上，画像因为意外原因落到恶霸手中，恶霸寻访画中美人，于是找到龙女，对男主人公提出各种无理要求。还有4则故事讲到龙女嫁给孤儿后，因为无法生儿育女，孤儿变心，龙女离开并收回赋予孤儿的所有财富，孤儿后悔。其中，有两则故事讲述龙王重新考验孤儿，孤儿完成龙王的考验，与龙女重归于好；另两则讲述的是孤儿最终贫穷至死。此类故事云南有3则，贵州有1则。

越到后来，龙女故事离佛教龙女故事越远，除了保持龙女故事的一些基本要素之外，大量嫁接了其他类型故事的情节要素，表现为既像龙女故事，又像田螺姑娘的故事，又像画中人故事，又像百鸟衣故事。

深海龙宫摩尼珠

早期中国龙神只是一种概念性存在，人们从来没有关心过它们的住处和财富。龙宫多宝的观念源自佛教，佛经中的龙宫大多处在大深海处，有无数珍宝。《大法炬陀罗尼经》称：“是大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其下乃有诸龙宫殿住所，及阿修罗迦楼罗等宫殿住处，所有众宝，及大海中种种宝珠。彼大德龙神通力故，珍宝璎珞皆有光明。”摩尼珠即如意珠，龙宫最著名的宝珠之一，不仅能够夜放光明，还能如愿变出各种珍宝，具有解除贫困和病痛的功效。《佛说海龙王经》就有海龙王为佛献摩尼珠的情节：“龙王闻说斯经，欣然喜踊，善心生焉。有摩尼珠，名曰立海清净宝严普明，价直三千大千世界，以奉世尊。其珠之光覆蔽日月之明，一切众会得未曾有。”大凡道德高尚的人类，出于正当目的，也可以向龙王求取摩尼珠：“众人大会，望风兴帆，诣海龙王，从求头上如意之珠。龙王闻其欲济穷士，即以珠与。时诸贾客各各采宝，悉皆具足。”

深海龙宫富有无穷珍宝的想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龙王故事。敦煌变文首先将摩尼宝珠化入通俗文学，比如《双恩记》：“莫若入大海内，拜谒龙王，求摩尼宝珠，与众生利益。要饭即雨饭。要衣即雨衣，要金银即雨金银，要珠玉即雨珠玉。”这里“要什么即雨什么”的摩尼宝珠，正是当代民间文学中龙王送给穷小伙子的“要什么就有什么”的龙宫宝物。唐代传奇《柳毅传》从柳毅的视角，写他初进龙宫时的所见所闻：“始见台阁相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进到灵虚殿“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殚言”。龙宫三日之后，柳毅辞归，龙王赠宝，这一情节颇似《僧祇律》中“此是龙金，足汝父母眷属终身用不尽”的翻版，“（柳毅）因适广陵宝肆，鬻其所得，百未发一，财已盈兆”。随着龙王信仰的普及，龙王几乎成为一切水域的管理者，以至于各乡各镇都有自己的龙王。龙王在神界的地位反而随着龙王信仰的泛化而日益下降，许多小水域龙王甚至沦落到与山神、土地神平起平坐。《西游记》讲述孙悟空向东海龙王讨要金箍棒的故事，既展示了龙宫的多宝豪华，也暴露了龙王地位的卑微。

龙王赠宝是龙王故事中最常见的母题之一。当代民间故事中，摩尼珠往往简称为宝珠、夜明珠，有时是龙蛋、海螺、珍珠、宝碗、宝扇、宝壶、宝葫芦、红宝石等，甚至变形为一顶帽子、一只鼓、一把伞、一个火筒，无论具体形态是什么，宝物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主人公得到宝物后，第一次使用时总是叫一桌好酒好菜，回到家后，一定是选择在一块荒地一夜建起一座豪华住宅。故事中的宝物如果以“珠”的形式出现，最后往往会有男主人公为保护宝珠不被抢走，吞下宝珠，变身为龙的情节。许多故事会将如意宝珠的不同功能拆分成三件宝物：第一、二件宝物一定会被坏人夺走，第三件宝物则一定是惩罚坏人的工具。比如河南卷的《龙子赠宝》中，龙子送给小山两件宝物：一个花瓶，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一把扇子，想去哪就去哪。小三凭借宝物进到御花园，见到皇姑且显摆宝物，皇姑骗走他的宝物。小三回家路上，遇见吃了身上会长毛的桃子，于是设计让皇姑吃下这种桃子，让她浑身长满长毛。最后小山揭榜为皇姑治病，被招为驸马。又比如青海卷的《三件宝》中，老三穷得走投无路，在黄河边哭，龙王送他一头会屙金子的尕驴，老三在客店显摆，尕驴被店主换走；老三又去黄河边哭，龙王又给他一个会端饭的盘子，老三又在店里显摆，盘子又被店主换走；老三又去黄河边哭，这次龙王送给他一根会打人的棒棒，店主被棒棒打得受不了，只好把尕驴和盘子还给老三。

或与龙斗，或结龙亲

佛教典籍中很少有诉诸武力的屠龙故事，而在中国传统龙文化中，降龙、镇龙、屠龙的故事非常丰富，最著名的就是大禹治水和李冰治水，其中都有镇压孽龙或者用铁链将龙锁在某处的情节。苏轼《神女庙》就有“旌阳斩长蛟，雷雨移沧湾。蜀守降老蹇，至今带连寰”的句子，其中长蛟和老蹇都是孽龙，王文诰注称：“蜀守李冰降毒龙蹇氏，锁之于江上，水害遂息。”其他如武帝射蛟、子羽击蛟、菑丘䜣杀蛟、周处斩蛟、赵昱斩蛟等掌故，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庄子·列御寇》有一则屠龙寓言：支离益善屠龙，朱泙漫耗尽千金家财学习屠龙之技，三年技成，却无龙可屠。

龙战和龙斗也是中国古籍中常见的词汇，如《周易》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又如《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其他如“白龙与五黑龙斗”“二龙斗于南阳城西”之类的掌故更是难以计数。但是，在唐前的屠龙、龙战、龙斗故事中，龙都是作为被征服或者被观察的对象，是作为一种畜龙，而不是人格化的龙为我们所知，所以，我们不知道龙战、龙斗的具体原因和目的。古代小说很少讲述两条龙因为水域管辖问题而发生斗争的故事，但在当代民间故事中，这一类的故事却为数不少。

在全国省卷本中，善、恶两龙直接战斗的故事计有30则，其中有19则是因为争夺水域管理权或旱涝主导权而发生的战斗，其中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占了15则。秃尾巴老李的经典战斗场景发生在黑龙江，传说这里从前是小白龙的江，小白龙总是发水伤人，沿岸百姓苦不堪言，于是爆发了小黑龙秃尾巴老李与小白龙的夺江之战。战斗中每当小黑龙一翻上来，老百姓就扔馒头，每当小白龙一翻上来，老百姓就扔石头。最终，小黑龙赢得战斗，这条江从此叫黑龙江。传说秃尾巴老李的母亲是山东人，因感孕而生老李，某次切菜或锄地时不慎将老李的龙尾砍断一截，导致老李负痛离家。龙母去世之后，老李每年回乡扫墓，所到之处必风雨交加。东北的山东人则因为老李而受到特别关照：“听闯关东的人们说，坐船过江的人临开船时总是问：‘有山东人吗？’不管有没有，人们都说有。说有就翻不了船，说没有就非翻不可。这就是秃尾巴老李的缘故。”对待小白龙和小黑龙，人们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小白龙是降服、镇压、驱逐；对待小黑龙则是攀亲、结亲、奉事。全国省卷本计有征服或惩罚恶龙的故事176则。其中，勇敢的小伙子勇斗恶龙的故事最多，其次是玉皇大帝、观音菩萨等上层仙佛出手惩治恶龙的故事。此外，在整个华北及周边地区，还广泛流传“结龙亲”的故事。

我们以北京卷《黑龙潭的传说》为例：一条秃尾巴黑龙触犯天条被贬到人间，住在房山县一个水潭里，变成黑大汉到大安山一财主家做长工，自称大老张。大老张每天睡觉，但是活不少干，财主偷看发现他干活时变成一条黑龙，于是主动提出把闺女嫁给他。第二天，老张离去，财主闺女突然摔死，夜里托梦给父母说她是龙王奶奶。后来，一条白龙跟黑龙抢水潭，黑龙托梦给财主，让他备好武器，第二天到河滩去助战。财主帮助黑龙战胜白龙。再后来，人们在潭边建起龙王庙，供奉黑龙和龙王奶奶，如果求雨不顺利，就要到大安山请人，求“姑老爷子”降雨。这一故事类型在山西、陕西、河南较多，当地或称龙王为姑爷，或称姐夫，凡是有这类故事流传的地区，“女子所属的家族和村落在同区域内的祈雨仪式中具有主导权”。人们通过缔结龙亲，拉近跟龙王的心理距离，进而削弱龙王的绝对崇高感，方便向对方提出要求。

龙性与人性、龙形与人形的共融

在大乘佛教观念中，龙众属于畜类，人若有恶行劣迹，死后将会转世为龙；而龙如果能认真修行佛法，也可脱身为人。佛教将善与恶的价值关系转换成人与龙的生理关系。《佛说海龙王经》提到十几种违失禁戒之人将会“寿终之后皆生龙中”的恶果，如：“我般泥洹后多有恶比丘、恶优婆塞，违失禁戒，当生龙中，或堕地狱”。在这里，“生龙中”是与“堕地狱”并列的恶果。

佛经中的龙王形象，主体是蛇，但也可以作人相。《说矩里迦龙王像法》称：“其形如蛇，作雷电之势，身金色，系如意宝，三昧焰起，四足蹴蹹之形……若作人相者，面目喜怒，遍身甲胄，犹如毗噜博叉王，左托腰把索、右臂屈肘向上执剑。”总体来说，龙王的样貌还是以“凶相”为主，佛对僧护比丘说：“汝于海中所见龙王，受此龙身，牙甲鳞角，其状可畏，臭秽难近。”直到唐代，佛教的祈雨龙王主要还是依照佛经对龙王的描述，刻画成多头蛇身的形象。不空和尚的《大云经祈雨坛法》说：若天亢旱时欲祈请雨者，于坛中画七宝水池，池中画海龙王宫，于东南西北各画一龙王，“皆在叆叇青黑云中，半身已下如蛇形，尾在池中，半身已上如菩萨形，皆合掌从池涌出。”

莫高窟中的龙王礼佛图

从现存的古代龙王图形上看，敦煌石窟中的龙王图像，主要有兽形、人兽结合形与人形三类。兽形龙王可分为走兽形与蛇形两种；人兽结合形龙王也可分为兽头人身形、人身蛇尾形两种；人形龙王可分为武将形、菩萨形、王者形、天官形四种。“龙女则体型较小，一般着大袖襦裙，披云肩，手持长柄香炉、花盘、灯等作供养。”龙一旦进入“人格化”轨道，很快就会面临生、老、病、死的困扰，具有了人的情感和苦恼。东晋干宝《搜神记》中，《病龙求医》中的龙为了报答人类救助之恩，主动为当地降雨，打出一眼清冽的井水；《古巢老姥》中的龙用地陷和洪水报复那些分食龙肉的居民，唯独照顾了一位未食龙肉的老姥。

传统龙神地位偏高，佛教龙王地位偏低，两相结合，就成了《西游记》中的有钱有势没地位的龙王。在民间故事中，人变身为龙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一方面，人们崇拜龙神，认为变身为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华丽转身；另一方面，龙与人毕竟是两种生命形态，无法共存于同一空间，必然会在龙与亲人（主要是母亲）之间经历一场生离死别的痛苦过程。当代民间故事中的人化龙事件，主要分为三种情形。

一是龙母孕龙。这类故事以秃尾巴老李为典型，从广东到黑龙江，到处都有这类故事，全国省卷本计有21则。比如浙江卷《龙母娘娘》：姑娘不小心吞下两颗龙蛋，生下一黑一白两条龙，人言可畏，只好躲进山里，龙子每天夜里摸黑来吃奶，有一次突然现身，把母亲吓死了，母亲临死之前要他们为人造福。又如北京卷《龙母庙》：延庆一个大姑娘吃了河里飘来的苹果，生了五个龙子，龙子帮助大家退去洪水，开出一条小河，然后带着母亲一起升天，人们在当地修龙母庙。

二是吞珠变龙。男主人公因为某种机缘从龙王处得到一颗宝珠，为了护珠，或是因为好奇，吞下宝珠，变成一条龙。比如山东卷《吞珠变龙》：白胡子老头送给王山一颗宝珠，放在米缸里面可以不断出米，财主抢夺宝珠，王山吞下宝珠变成一条龙，其老家就叫龙泉村。又如河南卷《淮河的来历》：吴忌捡到两颗龙蛋，其母让吴忌吃掉龙蛋，他将水喝光，变成一条龙，吴忌走的时候，每走一段就回头叫一声娘，回了十八次头，于是出现了十八个望娘滩。

三是被封为龙。各地最灵应的龙王庙，供奉的都是人龙，多数都是有功于民的地方官员或者修行道士，死后被老百姓奉为龙王。比如，传说广东潮州青龙庙主是蜀汉永昌太守王伉，甘肃洮河流域索陀龙王是明初大将军康茂才，河南洛阳万安山白龙王是道士许三多，山西襄垣焦龙王是一位姓焦的道士。这些人一旦被尊为龙王，自然就会拥有龙的各种神通，但他们在庙里的形象依然是人形。这类龙王无论从形态、功能，还是政治地位等方面，都已经摆脱了佛教龙王的外在形貌，成为与城隍、福主同类的神灵。

结语：龙王谱系的泛化

不同国家的语言是在各自历史文化中发展出来的，不同语言的所指和能指差异非常大，完全对等的翻译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支谦别出心裁的意译，在佛教Nāga与中国龙神之间，找到了彼此相通的文化内核，才让佛教文化变得更加容易为中国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为了区别佛教Nāga与中国龙神，支谦富有创意地生产了“龙王”这样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新词汇。佛教龙王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龙神，但是，龙王与龙神的形态相似性、功能相似性、译名相似性，为两者的语义融合奠定了初始的语言基础。

龙王概念渗入中国之后，龙王行雨、龙宫多宝、龙女有情等观念，不仅结合了中国原有的龙神职能，还与中国的异类婚故事、异境遇仙故事、动物报恩故事、解难题故事相嫁接，既保留了佛教龙王故事最基本的原型要素，又蜕变出不同于佛教龙王故事的多种故事类型，生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丰富的龙王文化。

历代统治者推崇龙王信仰，分封五方、四海龙王，目的是强化中央统治者的自我定位，将山川湖海的神权统治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体系，明确龙王只是作为帝制王朝的神界臣属，负责管理五方四海的疆域，以此向民间社会宣示“四海龙王来进表，八方归顺圣明君”的神圣秩序。借助宗教、皇权以及民间社会三方面的加持，从西晋到清末，龙王信仰不断扩充势力范围、深入基层社会，渗透到民间文化的方方面面。与此相应的另一面，则是龙王谱系的不断泛化。

一是龙王层级的泛化。龙王崇信在清代达到极致，据陶金考证：“清世宗（1678—1735）以京师时应宫为中心，构建起一庞大的全国性龙神祠庙系统，在其执政的十三年中，所敕建的龙神祠庙多达三十余座。他不但自己在时应宫中为受雨旱灾害的地方祈福，并要求各地督抚将各省龙神神像迎请回属地，建祠祈祷，一如时应宫之分支。”直到20世纪，沿海地区的龙王庙依然十分普遍，据叶涛在山东即墨区田横镇的调查：“在所辖30个村庄中有18个村庄是渔村，每个渔村都有龙王庙，其中周戈庄的龙王庙规模最大，有一间庙堂，内有龙王、赶鱼郎和女童子的画像；山南村的龙王庙规模最小，是一座一米见方的石庙，庙内无塑像。”也就是说，上至皇宫，下至村庄，全都建立起了层级不等的龙王庙。四海龙王之下，大江大河以及洞庭湖这种大湖龙王，以其水域广、势力大，成为龙王诸侯中的强势群体。在民间故事中，大龙王管制和欺压小龙王是非常普遍的。

二是家族谱系的泛化。在文人笔记和小说当中，早期龙王、龙女、龙宫的概念及其想象，有非常明显的佛教烙印。唐宋以降，龙王家族谱系逐渐泛化，龙母故事、龙女故事、龙父子故事、龙兄弟故事不断涌现。在甘肃洮岷汉、藏、回三族杂居地，甚至出现了女性龙王，比如朱元璋作为真龙天子，他的妻子马秀英出任“西郊透山响水九龙元君”、姐姐朱氏出任“金木元君都大龙王”等。

三是社会关系的泛化。龙王之上，有行政关系和神道关系两大块。行政关系也即以玉皇大帝为顶点的隶属管辖关系；神道关系主要指龙王与观音菩萨、太上老君以及人间帝王、得道天师等非凡势力的博弈。龙王之下，又可分为业务系统和管理系统两大块。业务系统多仰仗传统职司，许多水陆画和龙王庙壁画都会表现龙王带领风伯、雨师、雷公、电母行云布雨的场景。管理系统又可分为家族管理以及对水族生灵的统治管理，比如舟山地区的“海洋龙神信仰，有着庞大完整的体系构建。以东海龙王为中心，包括龙宫、龙子龙女、龙婆、龟丞相、虾兵蟹将等。海龙王是龙宫的统治者，掌管鱼虾蟹贝一切水族，是海中的帝王。海洋就是其国土，水族就是其臣民”。

四是龙王职能的泛化。明清以来的龙王职能被大幅扩张。与水龙王行云布雨的职能相反，一些火龙王到处煽风点火，残害生灵。甘肃卷《三危山和鸣沙山》说，敦煌地区有一条沙龙王黄龙，专门吐黄沙刮黑风，死后变成鸣沙山。此外还有一些行业性龙王，比如在云南：“许多地方祭龙为的是求雨，而云龙白族盐井地区祭龙为的是少下雨，以求‘卤旺盐丰’。因此，卤脉龙王崇拜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求雨功能的弱化。”福建卷《分龙节》讲得更加有趣：福安畲山有木龙、鼓龙、革带龙、沙龙，这些龙只顾自己寻欢作乐，弄得民不聊生，玉皇大帝不得不召集各路龙公开会，分派他们各司其职，开会这天就叫分龙节。

五是龙王形象的泛化。在民间故事中，一切水族都有可能被称作龙子和龙女，其中最典型的形象是小蛇、鲤鱼、金鱼，甚至龟、鳖、巨蟹之类。龙王的形象尤其多样化，除了宗教美术中的菩萨形象、帝王将相形象、龙头人身形象、人头蛇身形象，民间文学中最常见的是白胡子老头形象，此外还有黑大汉、黑脸长工、白衣秀才、英俊小伙，以及变身的大鱼、山羊等形象。

六是故事情节的泛化。情节的泛化主要表现在龙女故事中。早期的龙女报恩故事和龙女婚配故事，不仅自身相嫁接，出现大量的龙女报恩嫁凡人故事，而且经常与云中落绣鞋故事、田螺姑娘故事、画中人故事、解难题故事、百鸟衣故事发生嫁接，生成多姿多彩的龙女故事。有些龙女故事甚至与两兄弟故事、变心故事、换妻故事发生嫁接，在龙女畜类的佛教观念基础上，生长出许多新的故事情节。

不同语言、概念、故事、观念等异质文化要素的碰撞与融合，启发了语言所指的奇妙生长。佛教龙王的中国化过程，其实也是中国龙神的龙王化过程。正是因为吮吸异质文化之营养，在本土文化中加入了可持续生长的新变量，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杂糅、调和，在文明互鉴中刺激了传统文化的蓬勃新生，焕发出更加丰富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