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评论丨社会民主能再度胜出吗？

1964年，斯德哥尔摩卫星城魏林比（Vällingby）。图: Courtesy of the Nordic Museum,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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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能再度胜出吗？

西蒙·托拉辛塔（Simon Torracinta）

2016年，在一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中，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被问及“民主社会主义”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回答说，我们理当“看看丹麦这样的国家，比如瑞典和挪威”。希拉里·克林顿回答时毫不含糊: “我们不是丹麦。”但桑德斯坚持了自己的路线，且在2016和2020年的竞选活动中，对这个北欧社会民主的光辉榜样始终不吝赞美之词。这一主题并不令人意外: 自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称颂瑞典是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以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成了美国左翼自由派头脑中想象的完美执念。

怎么能不喜欢瑞典呢？新生儿父母总共享有十六个月假期，他们可以自行分配如何度过，其中十三个月的薪水为收入的80%。收入不平等尽管在加剧，但依国际标准，不平等的程度较为温和；可衡量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则明显微不足道。这个国家在有关“幸福”和“生活质量”的全球指数中排名中始终名列前茅。工会参与率达到69%，大约是美国的七倍，是世界上第二高。在这片大陆上，中间偏左的政党受到高涨的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势力冲击；像法国社会党那样曾经的左翼旗舰政党，今天成了一具空壳，徒具虚名；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SAP）则显得相对韧性十足。过去十年中，该党继续在选举中获得大约30% 的选票，并在过去二十年的一半时间里领导中央政府。（“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原文如此；该党现名“瑞典社会民主党”。下文简称其为“社会民主党”——译注）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国家显得非常不同。部分是因为取消了财富和遗产税，且拥有比美国和欧洲平均水平更低的公司税，瑞典是当今世界上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与巴林和阿曼处于同一水平，比美国还要糟糕。对桑德斯来说，或许最令人沮丧的是，瑞典现在也是全球人均拥有亿万富翁最多的国家。该国的许多标志性社会服务，眼下都由私人公司提供。其私立学校甚至受益于和公立学校同等水平的国家补贴，这种学券制比美国的任何做法都激进得多，民主党政治人物会因提倡之而遭痛斥。2020年，无论在哪里，偏右的评论员都谴责说，桑德斯不过是《资本主义宣言》的瑞典作者约翰·诺伯格(Johan Norberg)所称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痴心妄想”的那一号人。在这一点上，瑞典左翼观察人士悲观地同意: 尽管有官方的信誓旦旦，但“北欧福利模式”如今更像是一则怀旧神话，而非现实。（《资本主义宣言》，即The Capitalist Manifesto：Why the Global Free Market Will Save the World，London: Atlantic Books，2023。——译注）

《瑞典社会民主的兴衰》（Verso Books, 2024）封面。

我们是怎么到这一步的？杰出的瑞典历史学家凯尔·奥斯博格(Kjell Östberg)在其近著《瑞典社会民主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中提供了全面而简介的评价。奥斯博格专擅二十世纪瑞典史，著有曾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瑞典首相的社会民主党人帕尔梅(Olof Palme)的多卷本传记，是社会民主党公开直率的左翼批评者，但他笔下的历史是公正的，他对瑞典社会民主模式的讲述大体而言是令人信服的。

他写道：“一百年来，瑞典的社会民主将自己的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不是作为任何意识形态堕落或阶级背叛的结果，而是作为一种战略选择。”当瑞典资本主义陷入一场始于八十年代的严重危机时，这场运动的基石就在它脚下倾覆了。于读者而言，对他讲述的故事，一个令人不快的疑问始终挥之不去：假如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社会民主运动以失败告终，它还能在哪里胜出呢？

瑞典社会民主的兴起

许多国际比较在探究北欧模式的秘诀时，最先称颂的是瑞典领导人意识形态上的实用主义。政治学家谢莉·伯曼（Sheri Berman）写道，法西斯主义的阴云笼罩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之际，“只有在瑞典，社会主义者才能战胜激进的右翼，巩固一个稳定的多数联盟，避免了欧洲其他地方发生的左翼和民主的崩溃”。伯曼认为，“社会民主党非凡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党的领导层与“精疲力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并全盘接受了“民主修正主义”。（谢莉·伯曼，任教于美国巴德学院政治学系。——译注）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奥斯博格的讲述从一个更基础的背景开始: 瑞典地处欧洲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资源丰富的出口经济体地位，以及在其丰沃土地上生长发育起来的独特而强大的工人和社会运动。整个十九世纪，瑞典的财富都集中在诺尔兰（Norrland）广阔的森林和矿物储藏中。这一地区面积相当于英国，欧洲对原材料不断壮大的需求为那里的木材、纸浆、造纸、采矿和金属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十九世纪末，这些采掘性产业在瑞典本土催生了一波快速而“晚期”的工业繁荣，在内陆地区形成了一批工业小镇、矿山和钢铁厂，如阿达伦（Ådalen）谷地的林业，并推动国内移民大规模涌向工业城市。这一变化的速度和这些工人阶级飞地与资产阶级权力中心的相对距离，在瑞典工人当中孕育了一种独特的、高度组织化的政治文化，尤其是考虑到，当日的瑞典是欧洲最不民主的国家之一，那些工人完全被排除在正式政治之外。

这些进展给瑞典的社会民主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奥斯博格指出，瑞典工业化的惊人速度和规模（仅在1890年至1910年间，产业工人和手工艺人的数量就），以及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紊乱，成就了劳工运动的勇气和斗志。1880年，全国只有少量工会; 1885年有一百多个工会，到1907年，工会成员数量的增长创下了欧洲纪录。瑞典最激进的工会来自出口产业的核心工人，即矿工、锯木厂和纸浆厂的工人、码头工人，他们开始占据瑞典资本主义大动脉中的关键战略位置。

在其早期历史上，哪怕已因组织实力脱颖而出，社会民主党仍遵循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经典路线。这个党成立于1889年，正如奥斯博格所强调的那样，包括那一时期的两个最大规模社会运动即禁酒运动和自由教会（Free Church）复兴运动在内，它是大众结社生活的一个远为广泛的网络的产物。到二十世纪初，瑞典的社会民主已与一个密集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完全交织在一起:工人出资的“人民之家”（用于政治集会和公共会议），“人民公园”（用于休闲和节庆），工人学习小组和由“工人教育协会”运营的工人图书馆，女性俱乐部，消费者合作社，以及1914年的至少十六家党报。工会、报纸和政党为领取薪水的社会主义公职人员提供了数百个职位，几乎所有这些职位都由工人阶级成员担任。（“人民之家”等带引号的机构，在原文中均为首字母大写，下同。——译注）

二十世纪头二十年是瑞典工人阶级历史上的英勇阶段，1902年和1909年爆发了两次大罢工（后者动员了近三分之二的产业劳动力），1917年还爆发了由女性领导的抗议国家配给的大规模反饥饿示威。奥斯博格认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瑞典在那次大战中保持了形式上的中立地位）结束时，日后会发展起来的瑞典社会民主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轮廓已开始显现。

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早已从资产阶级政党那里拼力争取到了关键而宝贵的普选权（男性和女性一样享有），其官员也已开始大量进入瑞典国会和市议会。但同样的事态发展驱使该党偏离了政治行动的“法外”形式，并转向议会游戏的战略手腕。正如政治学家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著名论断所指出的那样，呼吁壮大投票的基础选民（产业工人从未在其中占据绝对多数）有赖于政治妥协。对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意味着放弃有关革命和全面社会化的浮夸之词，并加强对其左翼的管控。

尽管选票份额稳步上升，社会民主党仍必须等到1932年，在全球经济萧条造成的失业率飙升和政治动荡令资产阶级联盟名誉扫地之后，才得以一跃上台，成立自己的政府。掌权后不久，社会民主党即允许其激进的财政部长恩斯特·威格福斯（Ernst Wigforss）推行一套非正统财政哲学: 有意通过某项不平衡的预算，以为紧急工程项目和失业保险提供资金。 这套哲学由这位部长从肇端于英国和瑞典宏观经济学家那里的理念发展而来。

于是，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三年前，扩张性的凯恩斯主义计划在瑞典已成为现实。1934年，随着经济迅速恢复生机（部分是因为前政府放弃了金本位制），社会民主党宣告了胜利。1936年，凭借“我们战胜了危机”的竞选口号，社会民主党赢得了惊人的46% 的选票。多位社会民主党首相将连续四十年不间断地执掌瑞典。

成功的关键

时机是偶然的。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立地位（尽管瑞典允许大批德国军队在其铁路线上自由通行）使得瑞典能够从不断壮大的需求中获益，而不会遭受邻国那样的大规模的资本破坏。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凯恩斯主义规划的相对成功以及它有能力打造跨阶层联盟——这浓缩在其folkhemmet (“人民之家”)的改革派哲学中，令该国得以阻挡席卷欧洲大陆相当多地方的法西斯主义浪潮。

但奥斯博格强调，社会民主的关键成功并非单纯源自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远见卓识；那些成功仰赖下层的压力。在瑞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活力并没有被导向街头斗争，而是导向了强化社会民主动员，这样的动员是通过租户工会、性教育组织、工人公社、“人民之家”、大众剧团、女性俱乐部和全国养老金领取者组织实现的：一切的最终结果是党员数量爆增。加入工会的人数也一样爆增，女性和新的白领阶层大获成功。至关重要的是，成千上万思想坚定专一的社会民主党干部进入了不断壮大的国家和地方官僚系统，将社会民主深深根植到了政府自身的运作当中。

尽管大众动员力量强大，但瑞典社会民主的务实取向一样延伸到了劳工运动领域。1938年，工会联合会(称作LO)和雇主协会达成了著名的《萨尔茨约巴登协定》（Saltsjöbaden Agreement）。这份协定致力于通过高度集中的谈判制度避免冲突，其所确立的框架在战后的黄金时代会相当高效，形成了世界上最低的罢工水平，同时为工人阶级支付了源自蓬勃发展的瑞典经济的可观红利。

到二十世纪中叶，结果已足够引人注目，以至于寻求发掘“瑞典模式”秘密的外国管理专家开始定期前往瑞典朝圣。但奥斯博格认为，这一水平紧密联系的社团主义之成为可能，是因为瑞典企业和劳工都具有的独特组织特性。在谈判桌的一边，过去几十年的英勇对抗迫使瑞典雇主实现了紧密的阶级融合，与瑞典金融业的深厚关系则便利了这一融合。在谈判桌的另一边，工会联合会对其成员工会和所有合同谈判都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控制，在冷战期间积极驱逐共产主义工会成员，并对任何重要罢工都行使批准权。

这一“瑞典模式”会被证明是一只双刃剑。当然，瑞典出口的成功是社会民主所有重大改革的先决条件，工会联合会的集权也令其得以推行著名的“团结工资政策”，该政策由其内部的经济学家鲁道夫·迈德纳(Rudolf Meidner)和戈斯塔·雷恩(Gösta Rehn)拟定。为换取成功的出口行业避免提出最大限度增加工资的要求，工会联合会转而就提高低收入行业工资展开谈判，而提高那些行业的工资超出了一些企业的承受能力，此举将缺乏竞争力的行业系统性地挤出了市场。通过这种间接的产业战略，工会联合会可以推行全面合理化改革瑞典经济的举措。与此同时，这意味着，对工会联合会可以施加多大压力，总是存在限制。

而且，迟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其他地方的先进福利国家相比，瑞典实际上仍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只是到五十年代，随着全民医疗保险和补充养老金制度的引入，瑞典的全民福利制度才开始成型。但总的来说，到二十世纪中叶，瑞典的社会民主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没有太大的不同。

七十年代，随着民主资本主义的国际危机爆发，真正的转折点到来。利润下降和通胀上升破坏了战后黄金时代阶级妥协的基础，驱使全球北方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陷入了一系列激烈的对抗。和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一样，1969年至1970年间，由北方矿工发起，一波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浪潮在瑞典工人当中爆发，结束了数十年相对平静的劳工运动态势。和其他地方一样，包括女性解放和环保主义运动在内新的社会运动也挑战了战后社会契约的基础。一夜之间，作为瑞典道路基础的阶级合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但奥斯博格强调，和在三十年代一样，瑞典社会民主的制度密集程度（当时正处于其组织巅峰期）赋予了它吸收这些激进力量，并将他们导入其治理议程中的独特能力。据奥斯博格的记述，在当时的阿达伦山谷，“市里有十七家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公社、十二家女性俱乐部、六家青年联盟（SSU）协会，有儿童组织“幼鹰”（Young Eagles），有租户协会、退休人员协会和十几个工会”，此外还有七处“人民之家”、一处“人民公园”、一家生机勃勃的“工人教育协会”，和一家由消费者合作社建立和运营的大型百货商店。

与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不同，六十年代温室释放出的激进力量没有四散一空，而是注入了先前就已存在的社会民主机制的阀门。感受到来自下层的热力，即使是社会民主党高层，也不能不有所回应。

危机和衰落

1969年至1976年担任首相的社会民主党人帕尔梅早在五十年代就了解到了他所称的 “特权社会 ”问题，而且他的政府推出了据奥斯博格估计是“瑞典或任何国家有史以来实施过的最全面的”一波改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变革的规模仍然令人震惊：那十年间，公共部门在 GDP 中的份额增加了 50%。到七十年代末，瑞典全国几乎所有的学校、大学、医院、诊所、疗养院和日托中心都由公共财政提供资金，由政府拥有和运营。电信网络、电网和铁路等主要基础设施也由国家拥有和运营。所有住院治疗都免费的，堕胎也免费；去当地诊所看病的费用微不足道，制药企业也被国有化了。

在工作场所，七十年代中期的一系列法律废除了雇主控制雇用、解雇和管理工作的专有权力，赋予了工人一定程度的决策权。除了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和六十五岁退休之外，雇员获得了保证，可享有五周的带薪假期和六个月的育儿假（1980 年延长至十二个月）。全民医疗保险确保员工从生病第一天起就能获得相当于工资九成的病假工资，失业保险也保持在类似水平。儿童在校期间都能获得教育津贴，教学、学习材料和学校午餐都是免费的。成人教育也是如此，这一时期成人教育蓬勃发展，雇主有义务为工人提供学习时间。

奥斯博格正确指出，福利国家的相当多日常管理和规划工作实际上是在市一级进行，而其中许多市也由社会民主党主政。这些市必须为所有儿童规划全日制托儿所，这些托儿所的收费与市民收入挂钩，而且主要是象征性的低收费。在住房方面，市当局也是全国最大的房屋建筑商和房东，甚至在相当大一部分私人住房市场上，房租也是由房东和租户协会协商确定的，以与公共住房费用看齐。普通公民摆脱市场依赖的自由程度是彻底的。

在国际舞台上，瑞典一样与众不同。帕尔梅是海外非殖民化运动（尤其是反抗非洲的葡萄牙帝国和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的坚定盟友，并热情采纳了全球南方提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框架，这令美国相当不快。据报道，帕尔梅曾将美国1972年轰炸河内与纳粹在格尔尼卡（Guernica）的暴行相提并论，之后尼克松称他是 “那个瑞典混蛋”。（格尔尼卡，是西班牙北方城市。1937年4月26日，正值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空军及意大利皇家空军受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邀请，对这里实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地毯式轰炸，造成城中三分之一人口死伤。——译注） 

七十年代中期，瑞典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其间，瑞典多次在包括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理会辩论的权利在内的有争议事项上投票支持不结盟的第三世界。1975年，帕尔梅访问古巴蒙卡达（Moncada）军营时有所指地宣称：“人民的要求是无法被压制的……古巴往日的情况是如此，今天越南和葡萄牙的情况是如此，明天智利的情况也将如此。”[但不论在当年还是现在，这些华丽说辞都没有阻止军火产业——萨博（Saab）战斗机，博福斯（Bofors）导弹和榴弹炮，诺贝尔弹药——成为瑞典的主要出口产业之一。]

到七十年代晚期，瑞典的试验呈现出相当多值得称道之处。虽然阶级社会依旧毫发无损，但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已大大减少。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瑞典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低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大约 85%的瑞典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加入了工会。改革对女性前途而言是天翻地覆的，到那个十年结束时，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比例几乎相同（相比之下，1980 年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比男性低 26%）。公众强烈支持这个激进福利国家，于是，哪怕1976 年社会民主党因核能问题在选举中以微弱劣势落败，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联盟上台后，新政府仍承诺不会对福利政策做出重大改变。

随着公共开支达到 GDP 的70%，瑞典的社会民主试验能走多远成了未知数。奥斯博格认为，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可将不受市场直接控制的公共部门用作杠杆，发起对资本主义结构的更广泛攻击：一种奉行改革立场的社会民主是否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界限。”帕尔梅强调说，它可以。正如他在七十年代初写给他的朋友、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和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的信中所说：“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方面已经比那些通常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走得更远了。”眼下的关键不是 “在经济生活中，我们是否应该有更多计划管理，我们是否应该有更多民主”，而是，应该如何组织它。（威利·勃兰特，生于1913年，卒于1992年，1969至 1974年担任联邦德国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生于1911年，卒于1990年，1970至1983年担任奥地利总理。——译注）

正是在这一激进的社会民主巅峰时期，瑞典工人运动提出了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的或许是最严肃的建议。1975 年，工会联合会经济学家鲁道夫·迈德纳提出了“工薪阶层基金计划”（或称“迈德纳计划”），建议大中型公司每年以股份形式给予员工一小部分公司利润。随着这些利润转入工会控制的基金，绝大多数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将在几十年内转为集体所有。经由这一积累自身的资本主义循环，经济的社会化将得到稳步发展。

但就在这一时刻，瑞典的社会民主开始遭遇严峻挑战。资本主义危机突然再度死灰复燃，而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它已被瑞典道路明智审慎的社团主义和协调一致消除了。全球结构重组危机重创之下，尽管得到广泛的公共支持，瑞典的造船、钢铁、采矿和纺织领域的核心产业仍岌岌可危，于是，瑞典的国际收支陷入赤字。随着利润、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下降，七十年代中期的工资增长几乎没有给工业带来任何回旋余地。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瑞典的经济增长几乎停止，通货膨胀飙升。

与此同时，由于被迈德纳计划吓破了胆，瑞典的商业团体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巨资，通过智囊机构、报纸、压力团体和公关活动实施了意识形态上的反击，旨在阻挡社会主义威胁。 1982 年选举到来前，甚至连阿巴合唱团（ABBA） 也加入了反对派的大合唱。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在更广大范围内，潮流已经转向：这一点在1983年10月变得昭然若揭，当月，商界领袖租用了约六十节火车车厢、两百辆大巴和数驾包机，将示威者带到斯德哥尔摩，抗议迈德纳提案。

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应对是，迅速撤回了社会化的威胁，淡化了迈德纳计划，将其解释为一个完全微不足道的建议。帕尔梅和他的新任财政部长还赋予一批年轻经济学家组成的 “危机小组 ”前所未有的抗击通货膨胀的权限。他们受到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批判影响，提出的解决方案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积极针对公共部门，甚至不惜以提高失业率为代价，全面削减失业救济金、养老金、医疗补助、学生补助、住房补贴、市政补助等。其次是对金融部门实施系统的自由化改造。听到这些建议后，帕尔梅回答说：“照你们的想法做吧，反正我什么都不懂。”

尽管有工会联合会和其他方面的抗议，帕尔梅始终坚定支持这些举措，迫切希望“爬过一条隧道”，因为也许“另一端有光明正在等待”。与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83年在法国的匆忙改弦更张类似，瑞典自己的 “紧缩转向”（tournant de la rigueur）在1986年帕尔梅令人震惊地遭到谋杀（至今未有结案）之前数年，就已经开始了。（弗朗索瓦·密特朗，生于1916年，卒于1996，1981至1995年担任法国总统。——译注）

奥斯博格认为，事实已经证明，瑞典社会民主的核心特征正是其失败的源头。战后阶级妥协的瓦解形成了一种深刻的激进主义，但这种激进主义不再介入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投资结构。但当对出口产业的依赖不再是一种资产而是一种负债时，政府就没有什么牌可打了。此外，正如奥斯博格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八十年代的戏剧性转折完全是“自上而下精心策划的”。那种曾经赋予瑞典社会民主以政治力量的组织结构集中化和经济管理杠杆，又赋予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以权力和自主性，这样他们可以在几乎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实施一百八十度的剧烈政策转向。

接踵而至的衰落是欧洲各社会民主国家极为熟悉的。公共部门大幅裁员未能使瑞典的经济增长恢复到战后黄金时代的水平，放松金融监管带来的信贷泡沫造成了进一步的危机和进一步的紧缩。九十年代，瑞典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但哪怕失业率（1990 年之前罕有超过 2%）当时已飙升至两位数，轮流上台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府仍在追逐进一步削减福利、私有化和自由化的风潮。1995 年，瑞典加入欧盟，而新自由主义参数是被纳入到这一共同市场的架构中的，这进一步限制了瑞典的国内政策。

这些危机交织在一起，对社会民主党基层的消极影响是可以预见的。动员减少，党员数量锐减。单是在九十年代初，社会民主党通过工会联合会的集体联络关系被废除之际，党员人数一夜之间就从120万骤减至25万。随着社会民主党在瑞典社会的深厚根基逐步衰减枯萎，它本身也改头换面了：用奥斯博格的话来说，它的队伍由斯德哥尔摩的少数政界人物、公关顾问、智囊机构成员和民意调查员组成。近年来，只有少数社会民主党部长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而七十年代，帕尔梅内阁中有一半人来自工人阶级家庭。

毫不奇怪，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得票率也从九十年代开始逐渐下降，尽管下降的幅度参差不齐：二十中叶持续达到45% 至50% 的结果，如今已是遥远的记忆。今天，同样数量的工人阶级选民如同支持社会民主党那样，支持右翼民粹主义者和立场强硬、反移民的瑞典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在2022年的选举得票率（30.3%）是110年来第二差的，而这一失血仍在继续：眼下，年轻员工(尤其是蓝领员工)的工会参与率明显更低，社会民主党党员数量只有乏力的7.5万，且绝大多数党员年龄超过六十岁。

与此同时，瑞典的资本主义在经历了部分去工业化之后，已被彻底重塑。如今，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公司名字（宜家、沃尔沃、 H&M 集团）与其说是瑞典本土出口产业的典范，倒不如说是现代供应链资本主义的典范。现代供应链资本主义，建立在大批量、低利润商品销售的基础之上，而那些商品的获得，又由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和劳动力输入进行残酷无情的管理所确保。

重要教训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盛衰过程呢？诚然，正如瑞典社会学家戈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rn）指出的那样，后工业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资本主义有一种通过阶级分化、削弱有组织劳工和令他们丧失技能、国际工资套利、资本流动性和食利者利润加剧经济不平等的趋向。但是，“人们原本可能会期待，社会民主的瑞典成为抵御和遏制这些趋势的条件最优越的国家之一”。

瑟伯恩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意识形态转变、资金充足的商业攻势以及瑞典技术和金融业的崛起，可以解释何以瑞典没有成为。但奥斯博格的论述植根于一段更漫长的历史。他断定，社会民主几乎从一开始就做出的根本性妥协在于，为支持看不到尽头的改革而摒弃了所有权问题，并拒绝挑战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结构。面对七十年代盈利能力下降的致命威胁，瑞典资本家仍有能力掌握主动权，在严重危机的时刻发动一场矛头指向社会民主支柱的反革命。尽管有“北欧模式”的持续宣讲，但他们基本上是成功的。社会民主备受赞誉的阶级妥协终究没有造就一场永久胜利，反而形成了一个注定不稳定的僵局。当各方力量的平衡发生倾斜，掀翻均势时，阿巴合唱团唱得最好: 赢家拿走了一切。

奥斯博格的结论是: “在不抨击这些基本权力关系的情况下半途而废，是改革主义的致命弱点。”这一观点在叙事上很有说服力，在瑞典以外的左翼理论家那里也找得到知音。但它回避了一个远为棘手的问题：一个真正社会化的经济体是否原本可以更安稳地驾驭全球重组危机的旋风。尚不清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否拥有重新构想——更不用说再造——瑞典经济的意识形态资源了。他们适应了长期繁荣，因而对这次经济下滑毫无准备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但更根本的是，考虑到瑞典对出口的结构性依赖，是否控制其制高点原本可以提供任何不止于工业化并带有人道面孔的方案，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瑞典社会民主历程的一大重要教训无疑是，当二战后的阶级妥协在七十年代破裂时，在西方世界相当多国家胜出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并非预料中的必然结局。一时间，这一时期的激进力量实际上导致了社会民主的强化，短暂形成了世界上已知的最平等社会之一。受到那个十年末危机的方向性干扰，这场社会民主运动的势头最终被逆转，但这是胜负难分的事情。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不只可以想象，而且已在其队伍中被提出讨论了。但至关重要的是，哪怕在社会民主的激进侧翼，这一替代方案也始终只是面目不清的热望，而非具体详实的谋划，且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依旧如此。既然这样一桩谋划今天依旧付诸阙如，那么，“后新自由主义”的最杰出设计师转向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家领导下的发展主义的经典形式，以之作为他们未来的蓝图，也就并不令人惊讶。

社会民主的这段悲剧性历史提供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教训，而那些教训不能被化约为将改革与革命对立起来的僵化模式。一方面，在我们这个极度不平等的时代，二十世纪中叶基本生计的平等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激进的要求：一种制度看似完全无力兑现的要求。另一方面，该模式最成功实验的失败，是一个不祥之兆。但更糟糕的是，瑞典社会民主最初繁荣的历史条件，即快速工业化培育出的大众政治，已不大可能再现了。

但这不是说，那些条件不会被我们眼下只能开始瞥见的另一类条件所取代。身处气候灾难、经济增长停滞、全球移民流动和地缘政治崩溃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在千禧年主义的阴影下找到庇护所，而瑞典实用主义者相信他们在一百年前就已埋葬了那个主义。也许这是当今最务实的立场: 任何迈向某种更人道未来的突破，都将以一种比瑞典的社会民主实验可能刺激我们所希冀的远为紊乱失序、不可预测、缺乏协调的形式到来。

（作者是哈佛大学科学史系讲师。本文原题“Can Social Democracy Win Again?”，由美国非盈利杂志《波士顿评论》发布于2024年9月30日。文中斜体字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