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杂志丨1%有，1%治，1%享

绘图：Stephen Doyle

原文截图

译按

        本文是一篇旧文，原题“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原载美国《名利场》杂志2011年5月号。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生于1943年2月，是美国经济学家，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在1997年至2000年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

        译者听桥，对机器形成的初步译文有修正，对原文有多分段。斜体字为原文所有。

名利场杂志丨1%有，1%治，1%享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假装显然已经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没有发生，是无所助益的。

美国更上层的1% 人群眼下每年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就财富而非收入而言，最顶层的1%人群控制着美国财富的40% 。他们的生活有极大改善。二十五年前，相应的数字分别是12% 和33% 。

一种回应可能是赞扬给这些人带来好运的聪明才智和十足干劲，并声称大潮涨起会抬升所有船只。这一回应会是错误的。过去十年里，最顶层1%人群的收入增加了18% ，中产阶级的收入却下降了。对只有高中学历的男性来说，下降是急剧的：仅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间，就有12% 。

近几十年里，所有以及更多增长流向了社会最顶层人群。在收入平等方面，美国落后于小布什总统曾嘲笑过的任何一个古老而僵化的欧洲国家。与我们最接近的对手是寡头众多的俄罗斯，还有伊朗。巴西这样拉美的古老不平等中心，近年来尚且一直在努力，相当成功地改善了穷人的困境，缩小了收入差距，美国却任由不平等加剧。

许久以前，经济学家就试图为十九世纪中期看上去令人极度不安的巨大不平等辩护，但当日的不平等相较于我们今天在美国所见，只能是黯然失色。他们拿出的理由被称为“边际生产力理论”。简言之，这一理论将更高的收入与更高的生产力和对社会的更大贡献联系在了一起。富人对该理论一直青眼有加，但其效力的证据始终是薄弱的。

那些帮助酿成了过往三年间经济衰退的企业高管，为我们的社会以及他们自己的公司的贡献了巨大负面后果，但继续领到巨额奖金。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公司极其尴尬于将这种奖励称为“绩效奖”，乃至于它们觉得不得不把名称改为“留任奖金”(哪怕唯一留下的是糟糕的绩效)。相较于那些要为造成我们的全球经济差一点崩溃的金融创新负责的人，那些为我们的社会贡献了重大积极创新的人士，如理解基因的先驱和信息时代的先驱，只收获了微不足道的报酬。

有些人琢磨了一下收入不平等，然后耸耸肩。那么，假如这个人得到了，而那个人失去了呢？他们认为，重要的不是如何分蛋糕，而是蛋糕的大小。这种论调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一个像美国这样，其最大多数民众年复一年生活状况恶劣的经济体，长期而言不太可能运转良好。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日渐加剧的不平等，其另一面是机会减少。每当我们削弱机会平等时，就意味着我们没有以可能的最高效方式利用我们的某种最宝贵资产——人民。其次，导致不平等的许多扭曲 (比如，涉及垄断权力和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惠缴税待遇的扭曲)损害了经济的效率。这种新的不平等继续制造了新的扭曲，进一步损害了效率。仅举一例：我们最有才华的年轻人中，有太多太多人因为见证了天文数字般的回报，所以进入金融业，而不是那些可能形成一个更具创造力的健康经济的领域。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现代经济需要“集体行动”，即需要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美国和全世界都极大获益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那些研究催生了互联网，带来了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进步。但长期以来，美国在基础设施（看看我们的高速公路和桥梁、铁路和机场的状况）、基础研究和各级教育方面投入不足。这些领域的投入即将遭到进一步的削减。 

没有一点理当惊诧众人：那只是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变得一边倒时会发生的情况。一个社会在财富方面越是分化，富人就变得越是不愿在人们的共同需求上花钱。富人不必依靠政府建设公园、接受教育、提供医疗服务或提供个人安全保障，因为他们可以为自己买到所有这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变得更加远离普通人，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同情心。他们还担心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可以利用其权力调整平衡，拿走他们的部分财富，并将那些财富投入于公共利益当中。最顶层的1% 人群可能会抱怨我们在美国拥有的那种政府，但事实上他们喜欢这样的政府: 它太僵化而无法实现重新分配，太分裂而做不成任何事情，只好去减税。

经济学家不确定如何圆满解释美国愈发加剧的不平等。寻常的供求关系变化无疑是一个因素: 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减少了对许多“好的”中产阶级蓝领工作的需求。全球化创造了一个全球性市场，令美国昂贵的非技术工人与海外廉价的非技术工人势同水火。社会变革也是一个因素：例如，工会的衰落。工会曾经代表美国工人的三分之一，而眼下代表12% 左右。

但我们之所以有太多不平等，一大原因是那1% 的人群想那样。最凸显的例证是税务政策。降低资本利得税率（富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资本利得），给了最富有的那些美国人几乎是免费搭车的机会。垄断和近乎垄断，一直是经济实力的来源，从上世纪初的约翰·洛克菲勒到上世纪末的比尔·盖茨都是如此。反托拉斯法的拉胯执行，尤其是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已经成了最顶层1% 人群的天赐良机。今天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融体系受到操纵，而金融业自身收买和付费的那些规则的变化造成了这一点：这是金融业有史以来的最佳投资之一。政府以接近零的利率借钱给金融机构，并在其它所有措施都失败时，以优惠条件提供慷慨的救助。监管机构对缺乏透明度和利益冲突视而不见。

当你审视这个国家最顶层1% 人群控制的财富总量时，你很难不把我们愈发加剧的不平等看作是典型的美国成就：我们开始的时候远远落在后面，但眼下我们正在缔造世界级的不平等。而且看起来，未来一些年我们将有赖于这一成就，因为成就此番景况的因素正在自我强化。财富催生权力，权力催生更多财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储蓄贷款丑闻发酵期间，银行家查尔斯·基廷(Charles Keating)被一个国会委员会问到，他在几位关键的民选官员当中分发的一百五十万美元，是否真的能买到影响力。按照今天的标准，这场丑闻的规模显得完全不可思议。“我当然希望如此,”他回答说。最高法院在最近的联合公民一案中取消了对竞选支出的设限，由此庄重载明了企业收买政府的权利。今天，个人和政治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所有美国参议员，以及众议院中的绝大多数议员，他们到任时都是最顶层1% 人群的一员，他们的在任是由最顶层1% 人群支出的金钱维持的，他们也明白，假如他们妥帖服务最顶层的1%人群，当他们离任时，他们就将收获那1%人群的回报。总的来说，贸易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关键行政部门决策者也来自最顶层的1% 人群。当制药公司因禁止最大的药品买家即政府的讨价还价而收到一份一万亿美元的礼物时，这不应成为惊讶的理由。除非对富人大幅减税，否则国会就不会通过某项税务法案，这不应让人瞠目结舌。考虑到最顶层1% 人群的权势，这就是你会期望的这个体制的运转方式。

美国的不平等以各种可以想见的方式扭曲了我们的社会。首先，生活方式上的影响是证据充分的：最顶层1%人群以外的人士越来越多地入不敷出。涓滴经济学可能是一种虚妄的构想，但涓滴行动是非常真实的。不平等严重扭曲了我们的外交政策。最顶层1% 人群很少服兵役：事实上，“全志愿”军队没有足够的薪水可以吸引他们的儿女，爱国主义也只能到此为止。另外，当国家陷入战争时，这一最富有阶层不会因为更高的税率而感受到痛苦: 借来的钱将为所有一切买单。根据定义，外交政策关乎国家利益和国家资源之间的平衡。由于最顶层的1% 人群负责发号施令，而且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平衡和克制之说是不存在的。对我们可以从事的冒险事业，限制是不存在的；公司和承包商只会得到好处。

经济全球化规则的设计同样令富人获益，那些规则鼓励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那种竞争降低了企业税，削弱了健康和环境保护，破坏了过去被视为“核心”的劳工权利，其中包括集体谈判。想象一下，如果那些规则的设计反过来是为鼓励各国之间争取工人的竞争，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政府将在提供经济保障、对普通工薪阶层实施低税政策、良好教育和清洁环境方面展开竞争：这些都是工人关心的问题。但最顶层的1% 人群不需要关心。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关心。在最顶层1% 人群强加给我们社会的所有代价中，或许最大的是: 对我们身份认同感的侵蚀。

在我们的身份认同感中，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极其要紧。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为自己是一个公平社会而自豪，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出人头地的平等机会。但统计数据却昭示了不同的情况: 一个贫穷的公民，甚至一个中产阶级公民，在美国步入社会顶层的机会比在许多欧洲国家都要小。他们的处境非常不利。正是这种制度不公、缺乏机会之感引爆了中东的冲突: 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和不断加剧且持续存在的青年失业，只是充当了导火索的作用。美国的年轻人失业率约为20% （在某些地区、某些社会人口群体中，这一数字是两倍） ; 每六个渴求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无法如愿以偿; 每七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领取食品券（大约同样数量的人受到“食品不安全”问题的侵害）。

——考虑到所有这些，有充分证据可以表明，有什么东西阻止了被吹嘘的“涓滴效应”从顶层的1% 人群流向其他所有人。所有这些都形成了可以预见的疏离效应：在上次选举中，二十多岁选民投票率为21% ，与失业率相当。

最近几周，我们看到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压迫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埃及和突尼斯，政府已被推翻。在利比亚、也门和巴林，抗议活动爆发。该地区其它国家的统治家族在他们带空调的顶层公寓中紧张地旁观这一切：他们的国家会是下一个吗？他们有道理担心。在这些社会中，极小一部分人口（不到1%）控制着最大一部分财富; 财富是权力的主要决定因素; 这种或那种根深蒂固的腐败是一种生活方式; 最富有的一群人往往积极阻挠实施那些会改善普通人生活的政策。

审视街头大众的热情时，一个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是: 美国何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自己的国家已经变得像是那些遥远动荡的国度之一。

托克维尔曾经描述他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诸多奇特禀赋的最主要之处，即他所称的“正确理解的私利”。“正确理解”是关键。每个人都有狭义上的私利: 我现在就想要对我有利的东西！“正确理解”的私利有所不同。这意味着要领会到，留意其他每个人的私利（换句话说，共同的福祉）实际上是个人自身最终福祉的前提。托克维尔没有暗示这一见解有任何品格高尚或理想主义之处：事实上，他的意思恰恰相反。这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标志。那些精明的美国人理解一个基本事实: 照顾别人不只有益于心灵，还有益于生意。

最顶层的1% 人群拥有最优质的房子、最优质的教育、最优秀的医生和最优渥的生活方式，但有一样东西似乎是金钱买不到的: 理解他们的命运与其他99% 人息息相关。纵观历史，这是最顶层1%人群最终确实会学到的东西。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