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与堕落：朴素与文明的缠斗（上）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方的蒙古草原上，以征服者自居而又尚未开化的族群像一阵蛮横的大风凶猛刮来又悄无声息飘过，然而逐水草而居这一太古以来的游牧生活方式却没有多大的改变。当中原世界沿着文明化道路分分合合不断发展的同时，他们与这个富有的邻居之间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朴素与文明的缠斗剧。

    长久以来，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迫使众多族群无法携带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任何物品，他们改变传统生活模式的机会很少，这样的生活把他们引向了极端的保守。正因为这样，几乎看不到他们在文明方向上的进步，但也因此避免了因文明所造成的各种弊害的荼毒。他们依然是朴素民族。他们之间几乎没有社会分工，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游牧者。

    如果说社会分工让人类出生了“畸形儿”的话，那么，草原上的牧人就是自然生育的人杰。马背是他们的摇篮，六七岁就能制御烈马，十来岁就能成为一名堂堂的战士。他们接受的教育，自始至终不外乎意志坚韧、服从尊长、崇尚诚实、排斥虚言，做一个坦荡天真的汉子。来自父兄们生活中的教育，远比文明社会的学校、教师来得高效。他们这些与文明社会正好相反的性格，使得他们一旦与文明社会为敌时，便表现出非常有利的一面。

    隋唐以后，他们依旧保持着先人们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生活的根本方针几乎没有改变。然而，既然与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社会为邻，不知不觉中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他们需要中原的金属、绢布，后来还需要茶叶。实在不行，金属可以从西边弄得到；没有绢布，毛皮也可裁衣。然而，自从饮茶习俗流行起来以后，中原之外弄不到茶，他们的游牧生活于是在经济上再也无法与中原割裂，哪怕付出再大的牺牲也要得到茶叶。因此，获取茶叶，成为刺激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大原因。

    掌握茶资源的中原社会，控制着游牧民族的生活嗜好品，在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中，这既是强项，又是弱点。适度控制茶叶的配给制度，就能以举手之劳轻松制敌，然一旦控制手法上出现误差，或者自己暴露了弱点，让对方觉得有机可乘，迎来的将是不确定的灾难。

    近世的北方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在经济上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随着彼此往来的频繁，也使朴素民族对文明社会的理解更加深刻。他们正确判断文明社会的价值观，认识到了文明社会的长处，同时又看破了文明社会的弱点。能够看破对手的弱点，这就是意味着已经看到了自己的长处，这无疑就是一种民族的觉醒。

    南北朝时期的草原游牧民族，当他们进入中原以后，很快就会自称中原人，并以自己能够转变为中原人而自豪，鲜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北魏建立后，由于佛教来自异域，因此就有了排斥它的理由，而道教是中原的本土宗教，顺理成章地受到了拥护，虽然只是短期行为，却也充分暴露了鲜卑人民族自觉的淡薄。

    大唐初年，腾飞于漠北的突厥人，确实有过一些民族的自觉，他们改造了源自西方的粟特字母，创造了突厥文字，用来记录其民族的历史。玄宗时期，在鄂尔浑河畔树立的阙特勤碑就是用突厥文字刻写而成的。阙特勤是突厥被唐王朝扫平以后再度振兴时的功臣，这块碑是专门为颂扬阙特勤的功勋而立的。碑文中，阙特勤的哥哥毗伽可汗（684—734）告诫突厥人不要被唐人的甜言蜜语和丰富的奢侈品所诱惑。

    据《旧唐书》载，竖起这块警戒之碑的主意出自于毗伽可汗的老宰相暾欲谷。当初，毗伽可汗曾计划营建宫室，筑造佛寺，暾欲谷向其进谏，称突厥人口不及唐朝百分之一，之所以能够与唐朝对抗，关键就在于突厥人的游牧生活。他们骑射习武，即使与唐朝交锋一时失利，只要众人散走山林，唐朝对他们就无可奈何。如果改变旧俗，部众定居，那么一旦被唐朝大军包围，只能束手待毙。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突厥衰亡后，代之而起的回纥忘记了暾欲谷的忧虑，大兴宫室，走上了定居生活，最终被更北方、更野性的叶尼塞河上游的黠嘎斯所击溃。

    北方游牧民族之中，民族的自觉意识最为旺盛的，并且在东方历史上开辟新纪元的，当属五代时期崛起于北方的契丹。正是契丹民族，与中原的近世文明社会相对抗，试图建设一个朴素主义社会，对东方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和深远的影响。

    契丹兴起于西拉木伦河沿岸，是蒙古系民族。西拉木伦河东流成为辽河，因此契丹的国号又称作辽。唐末，契丹的势力日益显著，五代后梁时，契丹酋长耶律阿保机兼并近邻各部称帝，阿保机即辽太祖。太祖之子太宗时，援助五代后晋建国，后又灭亡后晋，长驱直入进入开封，原想就此统治中原的，但因战事失利引兵回到北方。契丹离开后，刘氏在中原建立了后汉政权，但契丹却始终占据着后晋割让的长城南北各州，即所谓的“燕云十六州”。

   契丹从建国当初开始就一直接纳中原的流民，并且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在与后晋的政治交锋中，中原人士的意见起到了很大作用，不用说，契丹的腾飞，这些人的建策谋略贡献不小。然而，契丹人并没有因为利用中原人士而失去自身民族的矜持。为了管辖和统治契丹国内的中原人，契丹设置了南面官，而对契丹人及其相近民族的管理，则由北面官负责。

    这一双重体制的智慧开创了一个历史新纪元。用汉法统治中原人，用契丹旧有的习惯法统治契丹人，不要求中原人契丹化，也不鼓励契丹人汉化，各自遵从自己固有的习俗。契丹推行这种类似“一国两制”的出发点，很明显是为了让契丹民族在接受中原文明熏陶的同时，又不会将本民族的勇猛气象消磨殆尽。

    契丹为了记录本民族的语言创造了契丹文字。契丹文字的字形模仿汉字，有偏有旁，在音韵方面受到回纥文字的影响。一个民族文化上的独立，用于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是不可缺少的。自古以来，与中原社会接触的民族不可胜数，到了契丹才真正创造了自己独立的文字，时代之晚，确实让人觉得有些惊异。然而，迟到总胜于不为。

    契丹的领土横跨当时东亚和中亚的北方草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大帝国。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在民族同化之际摈弃中原的文明主义，坚持自己的朴素性，共同建设一个新型的朴素主义社会，这必定是契丹人的一大理想，这项伟大的事业只要跨出一步，就是史无前例的，可惜还没开始，契丹帝国内部就濒临崩溃。

    文明是乘着人性的弱点发达起来的。就像砂糖的甘甜，鸦片的醇香那样，人们明知它对健康有害，然一旦上瘾就会忘乎一切，沉醉其中。朴素民族在征战中大得其志，生活开始宽裕之时，他们便贪图身体的安逸，满足口腹之欲，追求高尚的生活趣味和文雅的修饰。上流社会不可避免的文明化现象，就是追求物质享受，导致对物质的贪欲，对曾经是兄弟的后进民族不但不予以抚慰反而百般压迫。

    不满契丹官吏的贪欲而奋起反抗的东北女真人，在契丹人眼中开始只是一个可以藐视的小族，然而，当他们壮大到可与契丹为敌时，依然成为让四邻心惊胆战、勇敢无比的朴素民族。辽天祚帝率领的三十万讨伐大军在混同河岸被女真人击溃后，成就了孺子阿骨打的英名。阿骨打即金太祖，在阿骨打率领的女真兵的打击下，辽朝走向覆灭。到太祖之弟太宗时，辽朝彻底灭亡。

    灭辽之后，意气风发、野心勃勃的金国又征服了西夏，并发起了对文明的权威——宋朝的挑战。结果，宋室残余仓皇南逃，金国最终占领了黄河沿岸以北的广大华北地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