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与堕落：朴素与文明的缠斗（下）

    金国（1115—1234）初兴之时，国俗极其纯朴。部民收获新谷后，美酒将成，便会杀猪宰鸡迎来酋长，贵贱老幼围坐一起，喝酒吃肉，酒至酣处，宾主共立，起舞尽欢。金国建立后仅十余年，便一举拿下中原的北部河山，发达国家契丹没有完成的事业，女真人轻易就做到了。

    取得江山如此容易，让女真人自己都感到意外。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即契丹统治下的朴素民族之间，与中原社会对立的意识越来越高涨，由于辽朝政治的昏暗，这些朴素民族迫切需要有新的领导阶层出现，希望把契丹人曾经设想过却未能实现的朴素主义社会建设的重任托付给女真人。

辽金宋格局示意图

    然而，金国的膨胀过于急速。他们自己的根据地尚未完全巩固，却急着进入中原。在他们西北方向的蒙古高原上，女真人的统治尚未确立，后防空虚，这是金国的致命弱点，最终金国的霸业毁在了位于其西北的蒙古人手中。

    在新民族勃兴的阶段，金戈铁马，所向披靡。艰苦的地理环境，紧缺的物质生活，却能有效激发国民的战斗力。阿骨打家族的男子都非常善于用兵，金国二十一位开国功臣中，异姓功臣只有两人。正因如此，当国家进入守成时代，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宗室势力过于强大，反而妨碍了政治统一。太宗之后经熙宗，到海陵王（1122—1161）继位后，王室与宗室之间的内讧逐渐白热化。

    后代史书，关于海陵王的描述是相当负面的，即一位空前的荒淫暴君。但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那么我们该给予他更多同情。靠暴力在短时间内缔造出来的帝国，内部必然潜藏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对金国而言，要想尽早安稳庞大的帝国，最便利的莫过于借用宋朝已然成熟的君主独裁政治。这样一来，金国的政治必然会是以中原社会为中心的政治，任用中原人为官，由他们来协助统治。但是，出来反对的宗室贵族很多，因而遭杀戮的也为数不少。

    女真人中的保守派如此激烈反对海陵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金国不是王室一家建立起来的，而是全体女真人浴血奋战的成果，而海陵王却要把中原还给中原人，由王室独自君临中原。并且，海陵王还要平定南宋，如果南宋平定了，王室就会更加脱离女真人而成为天下之主。为王室平定南宋效犬马之劳的是女真人，事成之后却面临着被遗弃的可悲下场，在这种心态的指使下，女真人乘海陵王南伐之机，拥立海陵王的堂弟即位，即金世宗，与此同时，海陵王在军中遇害。

    金世宗（1123—1189）在位二十八年，汲取海陵王汉化遭戮的教训，在国中教导部民保存国粹。此时金国已经建国五十年，统治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渐次明确。金太祖时已命人创立女真文字，但这套文字基本上是模仿契丹文字而来的，在国家大政尚未稳定之前，只能够任由自发的民族膨胀势力的发展，根本无暇顾及文教事业。到了世宗时期，女真人因受中原文明的浸润，纯朴的旧风俗荡然无存，生活的文明化程度日新月异。世宗于是建立女真太学，用女真文字翻译经史，一有机会便教导后辈要牢记祖宗的淳厚风俗。但此时口宣圣德越频繁，越是暴露出女真早已错过了保存国粹的大好时机。

    世宗逝后，其孙章宗继位，早已蠢蠢欲动的西北诸部再也不奉金命。到章宗末年，蒙古的成吉思汗铁木真（1162—1227）自立，对多事之秋的金国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此时的金国早已是强弩之末，宣宗时，蒙古兵长驱直下，势如破竹，大肆蹂躏黄河以北。宣宗齐集朝臣于殿上，君臣只能相对唏嘘，别无他法。金国建国仅百年，局势变幻竟如此急速莫测。

成吉思汗铁木真铜像

    成吉思汗的事业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如果不是金国腐朽，历史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在大草原上，成吉思汗遇上的敌手均是勇敢的游牧民族，再三舔尝了失败的苦酒，不止一次地在生死之线上徘徊。艰难让他的意志坚硬如钢，让他的感情冷若冰霜。勇敢无比的蒙古人，在他的旗帜下整装待发，对四邻发起了连年侵夺。遇国灭国，见城屠城，被其征服的民族多达上百，被征服民族送来的妃妾多达五百。

    成吉思汗曾被问到什麽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他如是答道：破人国家，捕获其民，看着他们在自己的眼前号哭，然后放兵抢夺其妇女财宝。成吉思汗之乐完全是其命运和环境所锻造出来的。铁木真兄弟四人，四人分成两组，两人共用一灶，因为争夺一条鱼，能把弟弟射杀，这就是少年时代的他。他的妻子孛儿帖曾遭敌人掳掠，其长子术赤被怀疑是这期间受孕的，因此在成吉思汗的内心肯定积聚着数不清的苦恼。统帅猛兽般的民族，不仅自己要像猛兽一般强壮，其内心更比猛兽还要凶猛。文明人遇上苦恼往往会理智地排解，而朴素人却只能依靠自己的意志加以克服。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东征西伐直至大帝国分裂的历史无需赘言。与前代的辽、金相比蒙古的威力到底有多大。辽的版图，往西未逾葱岭，金的领土，往南也没有跨过淮河。而蒙古大帝国在西方震撼欧洲封建诸国，往南颠覆伊斯兰教团，直临波斯湾。这不单纯是由蒙古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与辽、金相比，蒙古的武力超出了好几倍，这才是他纵横欧亚的根本。

    辽、金的缔造者，他们创业之初，在自己的部族内部占据多数，他们具有相当浓厚的氏族贵族色彩。而蒙古的成吉思汗却是靠一人拼搏登上最高统治者地位的。他手下的将士无一不是草莽英雄，从一开始成吉思汗就以独裁专制的手段来驾驭他们的。

    成吉思汗的事业，不是既有势力的膨胀，而是散沙般的游牧民经重组后形成的强大的向心力，新兴的气象远胜辽、金，这使得他们更具活力。然而，成吉思汗个人的感召力过于伟大，因此他的接班人便无法再像他那样统帅蒙古了，不得不采用部族议事会（忽里勒台）的方式来表达大帝国的意志，这其中即潜藏了蒙古帝国内讧的祸因。很快，忽里勒台破裂，东方的蒙古帝国与西方的蒙古诸汗国分道扬镳，走上了独自经营的道路。

    东方的蒙古帝国在外观上具备中原国家的形式，国号“元”。但是，蒙古人的自尊心极强，大都朝廷上通用蒙古语，天子穿蒙古服，基本上不懂汉语。帝国内部社会分成三个阶层，从地位从高到低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以回纥为主的西域人）和汉人。蒙古统治者之所以这样分，当然有其充分的理由，不必多言。

    远离中原文明，相信西方文明，在这一点上蒙古人的眼睛是明亮的。只是蒙古人虽然始终不怀疑科学文明，但因自尊自大，自己不屑于学习，全部交给色目人的手中，甚至将科学家、技术能手视作工匠。如果蒙古人以其纯真之心，从对武力的热忱中抽出一半的精力来学习探索科学，那么第一场世界工业革命的历史很有可能被改写。可惜，他们终究是沙漠之子，他们的朴素是那一种最野性的朴素，想要取得更大的发展几乎不可能。

    相信科学的元帝国崇拜喇嘛教。蒙古自太祖以来尚在漠北之初，对宗教毫无兴趣。无兴趣同时也表明了极公平。朝廷与喇嘛教结成了特别的因缘始于世祖忽必烈（1215—1294）对藏僧八思巴的信任，蒙古人朴素的灵魂与原始的喇嘛教之间产生了共鸣。大凡宗教，均是超现实的东西。正统佛教也好，儒学、道教也罢，理论逐步完善之后精神却毁灭了。假如理论尚未完善的喇嘛教从宗教意义上来诱惑蒙古人，即使喇嘛教的教义再不成器，我们都有理由认可蒙古人的选择。

    问题是这以后如何才能协调好信仰与政治！这是作为统治者不可回避的职责。不幸的是，蒙古朝廷过于沉湎喇嘛教，进而伤害到了政治。说到底蒙古人只是有始无终，马上得了天下却不能下马治理天下，随着征服事业的结束，他们的没落也就开始了。从南宋的最终灭亡到明朝的创立，仅仅隔了四十几年而已。

    蒙古人保存国粹的观念太强，但他们力图保存的只是语言、服装以及习俗这一类东西，这些所谓国粹与国家治理比较起来，全不过是些细枝末节。他们忘记了自身最重要的国粹，即朴素主义的锻炼。

    蒙古人带给中原的巨大影响不是他们的文明，而正是他们的朴素。在蒙古统治期间，中原人接受了朴素主义的锻炼，接受了蒙古人朴素主义的再教育。一旦时机成熟，面貌一新的中原人一举驱逐日渐腐朽的蒙古王公。大明王朝虽然内忧外患不断，却维持了三百年的天下，原因之一也正是蒙古人的朴素主义教育所赐。

    明朝三百年间，在长城一线与蒙古纠缠不清，可能谁都没想到中原之鹿会落到第三者、淳朴的满洲人手中。先来看一下清太祖努尔哈齐（1559—1626）诏谕蒙古降将的一段话：“我国习俗，守忠信，奉法度，无盗贼欺诈，无凶顽暴乱，倘遗于途，拾者必还其主。人情敦厚如此，是以得膺天眷。尔蒙古，非未尝不手持念珠，口宣佛号，但欺诈横逆之风不戢，以致天不尔佑，使尔等自乱其心，殃及国人。今尔等既归我，则此后不得再萌不善之念。”

    清太祖并非自夸。1644年，越前国（今日本福井县一带）的国田兵右卫门等人驾驭的三艘船只遭遇暴风被吹至满洲，而后被带去北京，再经朝鲜回国。这一年是顺治元年，清世祖顺治帝将首都从盛京迁到北京。国田等回国后，被召到江户接受幕府询问，问答被记录成文。称：清国万事皆有法度，公正无偏，上下慈悲正直一无虚言，道不拾遗，人极殷勤。又称：主人与下人之间，亲如父子。这些来自邻邦的目击者证言比后世清代御用文人华章丽句的赞美真实得多，有说服力得多。国田等人被问及明朝遗民的情况时，笔锋陡然一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