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 | 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知识生产

张帆 |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6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张帆

“中国故事”生成于中国历史语境，基于“中国经验”，蕴含“中国哲理”，携带中国文化基因，以“中国叙事”体现“中国美学”，具有中国精神主体性和创生性。“中国故事”作为叙事蓝本，被世界文学征引阐释、翻译改编而变异流传，超越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壁垒，兼具经典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因此，“中国故事”是但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故事”或“发生于中国的故事”，它源于中国，属于世界。当下，“中国故事”作为肩负时代使命的重大命题，是中华文明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模式、中国国际话语权等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依据。

有鉴于此，笔者领衔的教育部重大课题团队开发建设了首个“世界文学‘中国故事’数据库”（以下简称“中国故事数据库”），设立“外文改编本”“外文翻译本”“中文回译本”与“中文母本”四大程序模块，目前辑录“中国故事”2546种，涵盖39个语种，60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条“中国故事”数据，旨在以文本为据，史料为证，开展基础性理论研究和应用性探索，绘制“中国故事”的世界版图，抉发“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变异传播和征引阐释，展现“中国故事”的立体丰富性和多维流散性，系统建构“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流变谱系，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为目标积极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一

中国故事数据库”引入数字人文技术，以多语种关键词库、文本资源库和研究文献索引库等，实现文献数据高效检索与网络共享，可视化“中国故事”在世界时空维度中的流传轨迹（时间的流动、空间的流动、文化的流动、思想的流动），进而生成“中国故事”动态传播的世界地图，尝试宏观呈现“中国故事”在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世界与世界多极之间循环往返，以及不断突破边界、变异赋值的轨迹。

“中国故事”不断涌向世界，是一种文化的植入、思想的冲击、价值的确证。“中国故事”动态传播的世界景观，彰显出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亦印证了以“中国故事”为维度反观和透视世界的必要性。以中国故事“赵氏孤儿”为例，其在世界文学中被广泛译介征引，情节在不同历史与文化语境中被反复改写，既有文学审美和人性诉求的通约性，亦有各国书写模式和征引动机的异质性，但均折射出对中国儒家伦理与道德的多元阐释。“赵氏孤儿”的世界传播，不是单一线性传播，而是发散性、叠加性、变异性同时存在，现代的、世界的、民族的叙事方式交织，形成多元叙事图景。其中包括英国政治讽刺剧《中国孤儿》（威廉·哈切特）、法国启蒙思想范本《中国孤儿》（伏尔泰）、爱尔兰颂扬爱国主义精神范本《中国孤儿》（墨菲）、德国修养小说《金镜》（维兰德）、日本融合儒家道德与武士道精神的歌舞伎《菅原传授手习鉴》等。不同语言民族的改编本之间存在思想的连接、情感的连接、记忆的连接，形成复杂的精神参照谱系，体现出“中国故事”的结构性变革力量。

二

以“阿尔泰－汤普森体系”（简称“AT分类法”）为基石的西方故事学研究虽历经百年，但始终以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为圭臬，中国故事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利用丰富的“中国故事数据库”资源，通过数据定量分析摆事实，透过知识考古定性研究讲道理，全面采集、清洗、序化、缕析各语种国别“中国故事”的流变谱系、动态趋势，可生成“中国故事”传播路径与流变关系图谱，归纳演绎庞大复杂的知识生产系统，从而彰显“中国故事”的延展性和结构性力量。如此也可扎实推动故事学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并使“中国故事”摆脱长期边缘依附地位，恢复其知识生产策源地的应有样貌。我们以“中国故事”为方法透视世界文学，将可能实现世界文学研究的中国式沉浸，在世界文学中探索一种“中国故事”的知识生产机制，包括动力机制、话语机制、传播机制、权力机制等。

“中国故事”的方法化，不仅可以凸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立场，抉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可通约性，昭显“中国故事”对世界文学的介入性生成意义；而且也可能打破一贯以欧洲为中心建立的世界知识体系，将知识资源重新问题化，形成“批判性中国话语”，克服主体缺席和知识殖民，推动“中国故事”从边缘走向中心，使全球知识生产和话语范式实现“中国－世界”的双向循环。

以“中国故事”对表现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的影响为例，卡夫卡1904年踏上文坛，1912年写出《变形记》之前未曾涉及“变形”主题。1911年，马丁·布伯翻译了《聊斋志异》中的16个故事，结集《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出版。卡夫卡自称很喜欢这些“变异”故事，“变形”成为他重要的创作母题。1914年，卫礼贤翻译辑录97则中国故事的《中国民间童话》出版，卡夫卡满怀欣喜地激赏该书，并于1917年作为生日礼物赠予他的妹妹奥特拉。值得一提的是，该故事集节译《猴子孙悟空》，是《西游记》在德语世界的第一次“西游”。卡夫卡最著名也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之一《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1917）问世，故事中的“猴子”红彼得，为了实现人类给定的“目标”，也为了自己的“出路”，一步步抛弃自由、天性，在人类社会给定的“规则”规训下实现“目标”，找到了“出路”。这与《西游记》中的孙猴子何其相似！及至1918年卡夫卡创作的《万里长城建造时》，对中国故事或中国元素的征引阐释已然得心应手。由此可见，1980年代中国学界推崇的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表现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实则深受“中国故事”启发。基于中国文化立场，这种有理有据的论证和推演，确证了“中国故事”作为重要的知识来源和思想资源，深度介入了世界文学话语体系，为助力中国文化自信建设提供了重要理据。

诚然，“中国故事”知识生产和世界影响的信度和效度，有赖于版本细勘的故事考辨和逻辑周延的传播数据链条，这正是建设“中国故事数据库”的意义所在。例如，学界对风靡欧洲的意大利孤儿剧《中国英雄》（L′Eroe Cinese，1752）的改编源头存在普遍误识——包括欧洲文学史教材、央视品牌栏目《百家讲坛》“戏里戏外说历史·赵氏孤儿”、《中外文学交流史》著作等均认为其源于元杂剧《赵氏孤儿》。然而，《中国英雄》与《赵氏孤儿》虽同有“舍子救孤”的核心情节，但两剧的故事发源地、主要矛盾、角色设置、故事情节、思想意涵皆大相径庭。我们利用数据库多语种文本细读、文献证据链考辨，则可以确认《中国英雄》并非改编自纪君祥所叙发生于公元前500年春秋时期的“赵氏孤儿”，其蓝本实为《中华帝国全志》中记述的发生于公元前9世纪周朝的中国历史故事“召公舍子救宣王”。该发现修正了学界误识，同时也将西方对中国的国族观念、宗法礼制、人性正义等文明理念的认知前移了三百余年。

三

事实上，丰富博大的中国故事群作为话语生产和操作的场域，在世界知识生产、流通和转化中产生了极大效能，联结起不同的知识社群，在各种思想浪潮、文学运动和社会生活中相互影响、彼此建构，型构了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事件。它们有机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不仅具有思想性和现实性，而且具有结构性的力量（如知识结构、情感结构、认知结构等）。它们可以生成新的思想资源，并从内部产生自反性力量，参与和影响世界文明的整体性构建，包括文化思想、道德哲学、社会批评、审美形态等。民间故事“白蛇传”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1833年经法国汉学家儒莲首度传入西方后，在近两百年的传播过程中，不仅衍生出版本各异的译作，也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过程中被不断重新演绎，涉及英语、德语、法语、波兰语、克罗地亚语、阿尔巴尼亚语、马其顿语等语种，成为世界性文本。其仅德语版本就有15个，各版本的改写演绎均与德国文艺思想演进相辅相成，译者群体从传教士、汉学家扩展到外交官、自由作家甚至医生等。其中，海尔曼·格林和戈特弗里德·凯勒对“白蛇传说”的改编本最为经典，前者改编于19世纪中期，浪漫气息浓厚，后者完成于19世纪晚期，更具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色彩。这是寓于德国文化思潮下的“白蛇传”文本审美价值的特定延伸，折射出不同时期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认知与评价。

事实上，两位作家都是当时柏林最著名的文学沙龙的常客，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在这个知识圈里交汇激荡，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保罗·海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等一众文化精英云聚于此，海泽甚至在沙龙上朗诵了自己的“中国诗体故事”。正是他们影响和引领了柏林上流文化圈对中国故事的接受。可以说，“中国故事”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是集体想象的产物，亦是社会思想文化的结晶，更内化为当时西方知识精英文化生活的中国基因。

在此，“中国故事”不仅是叙事层面的文学、政治、思想、观念的载体，更是认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立场方法。通过知识考古建构“中国故事”谱系，探究中国知识在世界文学中的变异、错位、转换、生产，可以开拓自我与他者的场域，探索“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体系中释放了什么、催化了什么、驱动了什么、生成了什么，以及对文化形态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据此我们便可以考察中国话语曾经、现在和未来对世界文学知识体系发挥何种作用，在何种意义上参与知识生产和推动社会文明进程。“中国故事”无论是文学文本、文化文本，还是政治文本、思想文本，最终都演化为知识共同体的一部分，成为变革现实的思想资源和知识动力。

四

“中国故事”对世界文学的介入式研究，意味着把中国故事方法化、把欧洲标准相对化、把世界文学对象化，旨在重建一种新的历史与理论视野：以中国故事为媒介，以中国故事为本位，以中国故事为视角，以中国故事为依据，丰富世界文学和话语格局，即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语境中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构建“中国故事”的世界谱系，在不断的知识考古和谱系实证研究中，寻找可以突破西方范式的可能性，归纳“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方法论，探索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故事话语机制和知识生产机制，推动构建世界的中国知识体系，补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中国故事数据链统计显示，自18世纪初至1772年，德国耶稣会创作有关中国题材的戏剧至少有30部，主题涵盖“颂扬殉道者”“戏讽违背真理的暴君”“表彰品德高尚之人”等。彼时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达到高潮，书写中国历史的文献蔚为大观，如多达9卷本记载中国的《耶稣会士书简集》（1702—1776）、杜赫德4卷本《中华帝国全志》（1735）等。在中国历史长卷中，他们频频采撷“召公舍子救宣王”的故事，改编创作了多个版本的“召公悲剧”。尽管每个版本均有创造性的情节增添、叛逆性的改写和虚构，但召公忠君爱国的叙事核心始终未变。这些召公剧不断在巴伐利亚选侯国及周边区域上演，与18世纪初巴伐利亚公国保卫战——“巴伐利亚人民起义”等历史事件同频共振，蕴蓄着强烈的时代意涵，忠君爱国的召公形象感染和激励着巴伐利亚人民，召公对统治王朝矢志不渝的忠诚，不仅与“美德成为受人敬仰的目标”相契合，还与奉“理性和体系”为圭臬，否认个体、情感、主观等德国早期启蒙运动思想若合符节。召公的故事由此成为歌颂英雄、启迪民智、引领启蒙思想的道德范本，这些耶稣会“召公改编剧”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俨然不可小觑。作为一种对西方中心主义知识话语体系的反思性力量，“中国故事”具有求同存异的统合性和生产力，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情和共识。

概括而言，以“中国故事”为方法的世界文学研究，首先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转向，即“中国故事”从作为对象到作为方法，在方法论层面反思欧美模式，成为我们认识世界与反观中国文化的路径和场域。这是一种研究立场的转向、视野的转向、范式的转换，也是一种开放式、平等对话的批判性思维。其次是修正，即从中国故事的角度修正建立在欧美“特殊的社会文化基础上”的“偏颇学说”，矫正以往故事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研究倾向，重构世界知识体系。最后是超越，即在知识考古和实证研究中凸显长期被遮蔽、被否定、被消解的中国主体性，走出历史循环与偏见复制，建构中国知识谱系，助力世界文学研究新方法、新视角、新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亦是世界之中国，抉发中国故事的民族基因和世界性因素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一体两面、相互转化、生生不息的时代命题。通过交流互鉴，破解文化偏见，消融文明隔阂，祛魅西方现代性话语规训，夯实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底层逻辑，可向世界传递积极的中国价值和文化内核，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实现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中国模式的理论总结、中国文化的理论升华，从而在国际话语博弈中，彰显中国话语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