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涛 | 走向去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史

刘洪涛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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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涛

21世纪以来，欧美国家陆续出版了三部用英语撰写的世界文学史，它们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古尼拉·林德伯格－瓦德（Gunilla Lindberg-Wada）教授主编的《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Literary History: Towards a Global Perspective, 2006），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德比加尼·甘谷利教授主编的《剑桥世界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2021），哈佛大学达姆罗什教授和古尼拉·林德伯格－瓦德教授共同主编的《文学：世界史》（Literature: A World History, 2022）。这三部世界文学史，虽然体例与风格大不相同，但都力图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展现真正的全球视野。相较于19—20世纪欧美国家出版的诸多世界文学史只有“世界”之名而主体部分实为西方文学史的情况，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称之为世界文学史书写的“革命”都不为过。而这种“革命”来自西方内部，其产生的语境、具体表现、意义与后续的影响，就更值得我们重视。

一

三部去西方中心化的世界文学史，虽然出版于21世纪，但其变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是西方学术界对冷战结束之后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地缘政治剧变、多元文化观念日益强势、世界文学新样态繁荣兴盛做出的回应。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发布的伯恩海默报告敏锐地指出，一直支配着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的欧洲中心主义“已经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比较文学“正朝着多元文化的、全球的和跨学科的课程方向发展”。1994年，莎拉·拉沃尔（Sarah Lawall）主编的《阅读世界文学：理论、历史与实践》一书出版。拉沃尔在此书的前言中指出，世界文学课程的使命是“向未来的公民介绍我们自己社会‘外部’的文化体验……这类课程将非西方文化呈现为‘他者’，我们必须了解它，以便使之在更大的背景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并区分我们自己的独特身份”。而此书最重要的章节是多位学者对跨文化阅读世界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探索。

对于历来将世界文学教学的宗旨理解为巩固美国与欧洲精神与文化联系的美国学界来说，这一转变可谓巨大。同年，考斯（Mary Ann Caws）和普伦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主编的《哈珀·柯林斯世界文学读本》出版，选入了包括亚洲、非洲、大洋洲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475位作家的作品。1995年，莎拉·拉沃尔主导的《诺顿世界文学名著选》“扩展版”出版，实质性地改变了该书自1956年出版以来，40年只选收欧美名家名著的传统，在共计6000多页的篇幅中，收入了2000多页非西方文学作品。21世纪初出版的“诺顿”“朗文”“贝德福德”三种世界文学作品选集，则以更大的规模、从全球的范围选收世界文学作品。这类世界文学选本，将来自世界各个地区的作家作品，按照时间线索排列，以重大历史节点分期分卷，其组织方式和框架，具备了世界文学史的基本特性，是将广大区域的非西方文学大规模纳入世界文学史的初步尝试。

正是在这种求新求变的时代氛围中，由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赞助的“全球语境中的文学与文学史”项目于1996年启动，一批瑞典比较文学学者和区域国别文学研究专家就此合作，致力于撰写一部跨越历史与文化鸿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全球视野”的“真正的”世界文学史。该项目持续到2004年，出版了《跨文化文学史研究》（Studying Transcultural Literary History）论文集。2006年，由古尼拉·林德伯格－瓦德担任主编的《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作为该项目的最终成果出版，英语学界在21世纪的第一部世界文学史诞生。不久，另外两部世界文学史先后启动，并几乎同时出版。这两部世界文学史同样表现了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意识。《剑桥世界文学史》的主编甘谷利在导言中指出：在我们看来，世界文学既不受单一市场的束缚，也不受单一的资本主义一体化世界史的束缚，它为研究历史上无数的文学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横向和比较的框架。

21世纪的世界文学史“可以探索世界文学形成的谱系，这些谱系不仅早于欧洲的崛起，而且在批判意义上与欧洲的崛起相辅相成，并对现代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奠基作用”。佩特森（Anders Pettersson）与德汉（Theo D’haen）合作撰写的《走向非欧洲中心的世界文学史》一文，将其参与编写的《文学：世界史》定位为一部“非欧洲中心的世界文学史”，其结构安排“反映了尝试在文学文化之间达成更平等、更少欧洲中心主义的平衡的努力”。

二

三部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史，也从20世纪末以来出现的世界文学理论热潮中汲取了资源和营养。其中，法国学者卡萨诺瓦1999年出版的《文学世界共和国》描绘了一个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世界文学体系。卡萨诺瓦认为，这个体系以欧洲为中心，巴黎是其首都，它积累了最多的文学资本，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学拥有更多的自主性，是时尚、创新的代表。非欧洲世界的文学生产，也被卡萨诺瓦纳入这个世界文学体系中。在她看来，每一个文学文本都处在与其他文本的竞争关系中，非欧洲世界是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后来者，在这种竞争关系中处于劣势，在这个世界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卡萨诺瓦揭示了近代世界文学发展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形成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但又因其赤裸裸的欧洲中心主义引发了激烈批评，而这种批评又为学者探索新的世界文学生产和流通模式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美国学者莫莱蒂2000年发表的论文《世界文学的猜想》及其他相关著述，同样“把近代以来的世界文学看成一个不断进化发展的体系，这个体系有中心，有边缘，其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文学的进化发展总是从中心向边缘运动，是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这种扩散的结果，往往是中心区域的文学影响和改变边缘区域文学的自主进程，对其产生同化作用。但莫莱蒂认为边缘区域的文学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会对中心的形式加以选择和改造。莫莱蒂用“波状”和“树状”模型来概括这种文学传播扩散的规律，还倡导以“远读”（distant reading）的视角和数字人文手段对世界文学进行研究。莫莱蒂同样因为其提出从中心（欧洲）到边缘（非西方地区）的文学流通逻辑，以及简化甚至单一化了跨文化文学间相遇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饱受诟病。但莫莱蒂也打破了欧洲文学自主生成的假设，表明大多数文学都经历了与其他文化“妥协”、融合的过程。同样重要的是，莫莱蒂提出了一种理解全球范围文学生产、流通的新范式，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工具。

美国学者达姆罗什2003年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把“世界文学”定义为离开起源地，以源语言或翻译在世界范围流通和被阅读的作品，构建了一个文学全球生产、流通和阅读的模型，影响巨大。但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论述，同样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认为其世界文学观念，及其阐述的世界文学生产、流通和阅读机制，是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为依托的，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虽然如此，相较于前二位，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空间建构，表现出去西方中心化的自觉，对非西方文学是相对友善的。此外，他把世界文学看成多元起源，从民族、国家和区域向全球发展的进程，拓展了世界文学的经典观念和范围。

上述三位学者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虽然各有其不足，但都构建出一种世界文学生成和发展的模型，为世界文学史模式的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海德格尔发明的“世界中”（worlding）一词，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新的世界文学建构，由此生成了“世界中文学”（worlding literature）概念。这一概念的价值在于，不再把“世界”看成一个既定的事实，而是看成一个不断流动、生成的概念，这样，“文学”和“世界”之间就不再是一种固定的、僵化的搭配，而成了互相成全的关系。还有斯皮瓦克对“星球性”（planetarity）概念的阐发，呼吁用其所包含的自然论、生态论和异质论内涵，抵制包含资本论、技术论、控制论内涵的全球化，由此衍生出与世界文学相对的“星球文学”（planetary literature）概念。这些创新性概念，都对学者们描绘摆脱资本主义全球市场逻辑的新世界文学图景，提供了巨大的助力。

三

三部世界文学史从多方面、多维度，对去西方中心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分4卷，前2卷共13章，分别论述了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波斯、拜占庭、非洲传统文学观念、文类观念的演变，没有任何一个案例来自欧洲国家或地区；后2卷共13章，虽然主要聚焦欧洲文学向其他地区的流动和产生的影响，但都是立足非欧洲地区的主体性，凸显这些地区对欧洲文学的主动选择和创造性转化。《剑桥世界文学史》共2卷47章，它没有按照时间线索、历史分期来讲述文学史，而是以9个专题47个案例统领全书，这些专题和案例聚焦全球范围内多样态、多层面的文学流通，其中绝大多数案例也都取自非西方地区。《文学：世界史》按时代分为4卷，按地理区域分为六大板块：东亚，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西亚和中亚，非洲，欧洲，美洲。每卷书在各自的时段内，对这六大地理区域的文学依次交替进行论述。这种结构模式，使得整个西方文学（欧洲、美洲）只占到总量的三分之一。

三部世界文学史不仅在数量比例上大幅降低了西方文学的份额，还对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做了降格、弱化处理。安德斯·佩特森与西奥·德汉在合写的《走向非欧洲中心的世界文学史》一文中，详细讲述了他们如何在《文学：世界史》中做到这一点：主要是不再把欧洲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引领者和现代性之源，而是作为一个“问题”加以反思。编者利用地理区划的欧洲与文化实体的欧洲之间的张力，来凸显其“问题”所在。

具体来说，地理上的欧洲与文化实体的欧洲并不完全重叠。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属于地中海文化圈，但大部分地理上的欧洲地区却在这个文化圈之外；罗马帝国先是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然后其西亚和北非部分被伊斯兰教同化。德汉就此追问：“希腊人真的是 ‘欧洲人’ 吗? 还是我们只是在回顾历史时才让他们成为欧洲人, 并服务于我们自己的特定文化甚至种族偏好或偏见, 就像马丁·贝尓纳在《黑色雅典娜》中所说的那样?”事实上，作为文化实体的欧洲是在与相邻的亚洲地区的一系列大规模冲突与融合、在全球的殖民和去殖民进程中被形塑的，包括基督教的引入与传播、十字军东征、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先后崛起等。

《文学：世界史》将欧洲作为一个宏观地理区域，而不是一个文化实体，凸显了其内部的驳杂性及与地中海地区文化的密切联系，表明“欧洲”从一开始就受到与“其他”实体尤其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基于此，《文学：世界史》的欧洲部分，把重点放在那些处理欧洲与他者关系的作品上，同时，强调欧洲文学的多元性和外源性，指出其成就往往是域外文学文化冲击和影响的结果。

三部世界文学史之去西方中心更具根本性的，是对构成传统世界文学史基石的一些要素和观念的摒弃与颠覆。安德斯·佩特森与西奥·德汉在文中指出，“世界文学史是一种欧洲体裁，它传统上渗透着欧洲对事物的看法”，这些 “世界文学史通常被设计成西方文学史，穿插其他文学文化，它们通常是由西方学者撰写，用西方的眼光看世界，依靠西方的概念体系”。仅从欧美国家出产的世界文学史类著述看，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从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德国卡尔·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的《诗的通史手册》——在1833年出版，直到20世纪末，欧美国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世界文学史类著作，但总体情况莫不如此。具体来说，就是以欧洲文学为中心，以名家杰作作为基本材料和载体，以民族国家作为划分单位，以单一的时间线贯穿始终，以精神演进或进化论作为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三部世界文学史颠覆了这一切！其对“文学”的理解，远远超出了传统世界文学史主要由诗歌、小说、戏剧三大文类的西方经典文本构成的狭隘范围，不仅将全球生态文学、儿童文学、监狱文学、绘本小说、传记、演说辞、书信、游记等亚文学文本，以及史学、哲学、心理学等学术性文本纳入其中，更将文学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乃至网络文学和数字世界，都囊括在内。其对“世界”的理解，不再偏于欧洲一隅，反而是将欧洲“边缘化”，让广大的非欧洲地区上升为世界文学史的“主角”。它们也不再以民族国家作为“世界”的基本单位，而将更大的地理区域“洲”作为基本单位，探索洲域内由地理、人种、语言、文化、历史的相似性和关联性所形成的文学共同性，以及洲际文学的交流和影响；或者更进一步，并不以人们熟知的地理、文化区域内的文学作为论述重点，而是更关注“世界”的流动性、生成性，致力于挖掘新的、多样态的世界文学体系与中心、类型与风格、要素与媒介。它们的编者尤其反对把世界文学史写成朝着某种最高精神或高级形态演进的历史，反对写成单一的世界文学体系形成的历史，反对一切形式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对文化文学多元性、差异性的重视，对平等尊严的强调，对跨文化比较与对话的推崇，成为其核心价值观。

最后，三部世界文学史也破除了以单一的时间线贯穿始终的传统模式。《文学：世界史》虽然有一以贯之的时间线，但这个时间线始终是复数的。《文学史：走向全球视野》以对文学的观念、文类的观念、文学的流通与互动这三个问题的讨论，支撑起文学史的框架。《剑桥世界文学史》则设置了九个专题：文学谱系，思考世界，跨区域世界，地图转换，世界文学与翻译，诗学、文类、跨媒介，范围、多边系统、经典，阅读与流通模式，世界与星球。后两部世界文学史中的时间破碎、繁复而多元，没有整一性，以致有多位学者指其更像是世界文学史论文集。

四

国内比较文学界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正日益走向自觉和深入，这三部去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史，正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但借鉴不是照单全收，而应该从中国立场、中国语境、中国问题出发，有所取舍和选择。

20世纪初，美国学者莫尔顿（Richard Green Moulton）在他的《世界文学及其在总体文化中的地位》（1911）一书中强调，“世界文学”概念有别于“总体文学”，需要引入一个观察的视角，例如观察者自身所属民族国家的视角，而世界文学研究同样需要一个立场、一个特定的视角。他说：“我们必须立足于我们自己的立场，并从这一点看向四周，我们必须发挥视角的作用：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视角来区分什么是伟大的，什么是渺小的，什么是必不可少的，什么是不那么重要的。”

中国学者郑振铎在《文学的统一观》（1922）一文中对此提出批评，他认为世界文学以普遍的人性为基础，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对世界文学的研究，也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统一的研究，而不被国别、时代等局部因素所分割。莫尔顿与郑振铎的观点相左，盖因为他们都是站在自身所属民族的立场上，从自身民族的现实需求出发讨论世界文学问题的。莫尔顿强调英语民族视角，是因为20世纪初叶的美国需要建立起一个从《荷马史诗》《圣经》到莎士比亚、弥尔顿、歌德的世界文学经典传统，以此强固自身与欧洲之间文化和精神的血脉联系。郑振铎的世界文学观则反映了五四新文学渴望与域外文学建立广泛联结，从“人类性”的高度思考民族文学发展方向的思想。所以，尽管郑振铎的世界文学观受到莫尔顿的很大影响，但他们的立场、问题意识和出发点却有极大的差异。就像当下，同样是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的立场、出发点，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追求的目标也不相同。

简言之，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东方大国，作为拥有源远流长、辉煌灿烂文学传统的国家，我们的学者需要将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显明的存在、重要的力量，置于世界文学史的时空框架体系中，置于与各区域、洲域文学深广的联系之中。在此前提下，中国学者去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史写作，才能真正开创新局，走出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