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 | 胸怀世界，但请切勿忘记文学

张辉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6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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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

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越来越多，即使不是汗牛充栋，也已车载斗量。但相对而言，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射在了世界文学概念之“世界”的方面，而对其中心词“文学”却显然重视不够。换言之，当我们谈论世界文学问题时，一方面需要关心如何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和更宽阔的空间维度来理解和解释文学，另一方面也更需要从文学文本、文学现象以及文学自身的具体历史出发，探究文学为我们认识和展现世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所提供的无限可能。

胸怀世界，当然是每一位文学研究者（包括国别文学专门家）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学术品格；但如果脱离文学来谈论世界，则不仅与世界文学这一命题的真正内涵龃龉不合，而且很有可能使文学研究蜕变为对某种口号、某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的宣示，而与世界文学所主张的世界主义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更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如此这般的那些宣示，有时甚至是不需要任何深入的研究、不需要任何基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的，需要的只是站队、只是一次次重复耳熟能详而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而已。

这样说，当然不是主张不关注“世界”（world/Welt），尤其不是要无视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以及文化部落主义等危机因素的存在，更不是要低估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对消解本质主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在“文学”这个中心词之前加上了“世界”这个更能突破国家边界乃至既有思想与道德套话的限定词，才使我们能够更加看清楚故步自封的狭隘“民族文学”观念令人生疑的方面。也正因为此，我们理解文学的概念、理论、范式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至少，形成性、流动性、国际性的文学观念，成为不容我们忽视的选项。

一

说到底，文化意味着跨文化，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重写（rewriting）乃至跨文化重写，而文学则日益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文学”，在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交织，有时也是既相互奔赴又相互冲突的所谓全球化世界中，尤其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标题中对“请切勿忘记文学”的提示，实际上也正是对“世界文学”的再次吁求与召唤。而我之所以主张在思考世界文学问题时，既要重视“世界”的方面，也要尤其重视“文学”的方面，还基于如下基本判断。那就是，尽管世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普遍的乃至普适的理想提出的，但文学本身却首先应该是独特的，因而也是无法用任何模式、任何规范加以限制的。这种普遍与特殊的对立统一，既是蕴含在世界文学观念中的深刻矛盾，也是世界文学观念具有生长性的特质，甚至是它具有启发性和美妙诱惑的原因之所在。

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一文的题记中，引述过一段“世界文学”观念的倡导者之一歌德的一段话，至今对我们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不论在知识中还是在反思中都不能形成聚合的整体，因为前者缺少内在，而后者缺少外在，因此，如果我们期待科学中会有某种整体性的话，我们必定要将科学设想为艺术。而且我们不可以在普遍意义上，在外溢之物中寻求整体性。正如艺术总是完全在每一件单个的艺术品中得到表现，科学应当也是每一次在单个处理对象上证明自身。

这段取自歌德《色彩理论史材料汇编》中的文字，貌似与本雅明所讨论的悲苦剧并不直接相关，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世界文学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深味这段多少有几分边缘的文本，对我们试图在“普遍意义”、在“外溢之物”中寻求“整体性”包括建立世界文学观念，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对本雅明来说，歌德这段话意味着在一物中寻求历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对我们来说，则意味着文学——尤其是具体而独特的文学作品——乃是进入世界文学的前提。

无论如何，正如“艺术总是完全在每一件单个的艺术品中得到表现，科学应当也是每一次在单个处理对象上证明自身”那样，我们对世界文学的思考与探究，也应该首先从单个的作品、单个的对象出发。也就是说，世界文学虽然必须是世界的，但却首先是文学的，既是关涉普遍的，同时须是特别的乃至单个的。脱离了具体文学的世界文学，用歌德的话来说，则不仅是没有内在的，也毫无疑问将失去外在，并最终成为一个口号、一句空话而已。

二

宏观地讨论上述问题不是本文的目的，也非一则笔谈可以胜任。这里我想谈谈奥尔巴赫。他正是歌德（当然也是本雅明）上述观念最重要的展开者与实践者之一。尤其是，他的讨论直接关涉世界文学，他不仅讨论了世界，而且讨论了文学——世界文学。

众所周知，作为20世纪重要的罗曼语语文学家、比较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之一，奥尔巴赫虽然身前以《摹仿论》（1946）、身后以《拉丁晚期与中世纪的文学语言及其受众》（1958）呈现了他超越国别、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宏观文学图景，但是他关于世界文学的直接论述却少之又少。文学作品，甚至仅仅是经典文学作品的片段，才是他书写文学史、描绘世界文学图景的最重要依托。

奥尔巴赫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最突出的就是他1952年为庆贺瑞士文学史家弗里茨·施特里希的70岁生日而写作的一篇文章：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这篇文章所收入的祝寿集的名称恰好就是《世界文学》。而正是同一家出版社在1967年还以这篇文章的题目为书名，在奥尔巴赫逝世10周年之时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虽然，从该书的副标题（“文体与真实感六论”）无法马上看出主标题和副标题之间的明显关联，但封底摘自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一文末尾的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在变化的环境中，我们必须重回前国族的、中世纪已然拥有的教养（Bildung）之中，认识到精神并不是国族性的。”它不是要简单地提示我们关心教养或教化问题，而是提醒我们要注意，如果教养是先于国族而存在的，那么，人的精神就更是超越国别、超越国族的，因而是普遍的甚至是普适的。但如果仅仅如此，会不会流于廉价的世界主义或普遍主义？细读原文，我们可以看到语文学家奥尔巴赫也同样有如下看法——“语文学家所传承的最宝贵、最必需的东西，乃是其国族的语言与文化”。谁能忘记或离开与生俱来的语言文化而存在？更重要的是，没有特殊、个别的普遍性、普适性又在哪里？

我们暂且搁置如此哲学的问题，先回到那篇文章的题目上来。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这个题目有两个英译名，即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语文学与世界文学）和Phil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世界文学的语文学）。前者是赛义德夫妇的翻译，后者则是纽曼（Jane O. Newman）的新译。④汉语学界目前似乎还大多取第一个译法，所以该文的中文名称一般乃是《语文学与世界文学》。很显然，赛义德的翻译是误译，它固然保留了德文词Weltliteratur, 或许注意到了这个词在德语语境中的重要意义，但却忽视了奥尔巴赫使用这个多少有些“奇怪”的名称——“世界文学的语文学”所可能包含的出乎寻常的意味。至少，奥尔巴赫讨论的不是“语文学与世界文学”，而是“世界文学的语文学”。在奥尔巴赫的标题上，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在语法上，这或许并无难解之处，但深究起来，“世界文学的语文学”这个说法却有必要细加考虑。

三

之所以是“世界文学的语文学”，在奥尔巴赫的意义上，这是和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三个问题，在我看来，则是以《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一文中所凸显的三个名字为代表的。

第一个名字，是前文已经提到的歌德。我们不难看到，全文就是从歌德开始的。歌德虽然不是“世界文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但从歌德出发讨论世界文学问题，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对于奥尔巴赫来说，也是有特别目的的。请看文章开篇那段话：

我们已经到了需要询问“世界文学”这个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如果我们像歌德那样，以之指涉我们的现在以及我们所期望的将来的话。我们的星球——地球，也即世界文学之“世界”，正在变小、正在变得缺少差异。而世界文学并不仅仅指我们所共有者也不是指人类所通用的东西。相反，它关涉到我们所共有者与我们所并不共有之差异，二者将如何互相丰富彼此。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对奥尔巴赫而言，世界文学的倡导者之一歌德所奉行的并不是一种一元的世界观，他以及他的同时代精英所留给我们精神遗产恰恰是，不仅要看到我们所共有的、人类分享的东西，而且要看到我们并不可能共有的差异,是这两者的互相丰富，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无差别的世界，乃是世界应该有的样子，乃是世界文学存在的前提。而尤其具有奥尔巴赫特质的是，他把歌德的这一精神遗产，与他所谓的特殊的语文学——学者詹姆斯·波特（James I. Porter）的说法——“尘世语文学”（earthly philology）联系了起来。正是通过这种发端于维科，兴盛于赫尔德，也带着歌德思想印记的特殊的语文学——不是一般学科意义上的更注重文字、语言与文献的语文学——成为认识歌德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并进而使世界文学成为现实的动力和“武器”。因为，这种语文学，这种世界文学的语文学，“可以对人类思想和精神史的总体发展有所贡献，因而也可以在多样化中建立人类统一的远景。这是语文学的切实目的”。

正因此，我们可以说，奥尔巴赫之所以给这篇文章按上一个“奇怪”而难解的标题，恰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语文学出发，从生动、丰富而具体的语言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任何“高大上”的理论和观念出发，是文学研究的唯一正确途径。而悖论性的是，这种语文学的路径，也是我们进入一个更为普遍性的领域——世界文学——的正确路径。离开语文学的文学研究，与离开文学本身的世界文学观念一样，是无法实现的目标，甚至是没有坚实基础的空中楼阁。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名字。第二个名字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作者库尔提乌斯。尽管在很多学术观点上，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有很大分歧，但是同作为语文学家，更重要的是作为总是期望从具体通向普遍而非从普遍通向具体的同道者，奥尔巴赫对库尔提乌斯予以高度肯定。从对库尔提乌斯的评价中，我们看到奥尔巴赫自己的影子，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始终学会从某个出发点（Ansatzpunk）出发进入对世界的综合或综合的世界，也正是奥尔巴赫对有所作为的年轻一代学人特别是作为后来者的世界文学研究者所寄予的厚望、所传授的方法。正因此，以下这段充分解释了奥尔巴赫“尘世语文学”观念的朴素文字，非常值得细读：

如今的出版物中，从综合的角度讨论文学者，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1948）。在我看来，它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原因在于，这本书并未从无所不包的、一般的观念出发。正相反，它的出发点是单个的现象——它准确地、甚至是局限地定义了修辞学教育传统的赓续。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貌似普遍、普适乃至可能被理解为一统的世界文学，在奥尔巴赫那里，却首先是从具体、单个现象乃至单个文本和特殊现实出发的。读过《摹仿论》的人当然对此不会陌生，甚至会有更悠长的体味。不过，这种思想取向，却毫无疑问不是盲人摸象式的孤立主义和自高自大的部落主义的。奥尔巴赫用第三个名字，表达了对世界的整体的看法。

第三个名字多少显得陌生，他是出生于德国萨克森的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aint Victor，1096—1141），是12世纪前半叶欧洲的一位天主教教士，中世纪著名的《知识论》一书的作者。奥尔巴赫引述的是一段《知识论》中关于异乡人的文字：

德行的伟大源泉（Magnum virtutis prin-cipium），乃是让有教养的心灵，首先一点一滴地学会随隐而不彰、短暂易逝的事物推移，以便其后将之全然置之度外。发现自己故土美妙之人，还只是稚嫩的；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入乡随俗者，方可为强者；惟视整个世界为异乡者，堪称完美。

 从圣维克多的雨果这面镜子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为特别的奥尔巴赫。事实上，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作为“尘世语文学家”的奥尔巴赫，不会也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语言、文化乃至种族，他自己就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拥有犹太信仰的普鲁士人。”但，与我们所有对世界文学有所关切的人一样，对了解异乡的渴望，既是他进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前提，也表达了其内心与世界之整全的某种相通。奥尔巴赫在全文的末尾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尤其耐人寻味。他从雨果基督教式的对世界的认识中既获得启示，也似乎努力从中摆脱出来，他说：“雨果的阅读者包含那些其目的是从他们对世界的爱中解脱出来的人，但同样好的道路也属于跟随那些期望保有对世界之爱的人。”对于奥尔巴赫而言，或许也同样对于我们而言，世界文学的语文学最终意味着，至少并不仅仅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不仅仅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对、发现、拥有甚至热爱那哪怕是陌生而并不完整、更不完美的世界。

在我们讨论世界文学问题时，我们当然必须胸怀世界，但也请切勿忘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