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炳辉 | 世界文学的语义分析及谱系研究的可能性

宋炳辉 |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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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炳辉

世界文学作为当代人文学术的一个热点概念和高频词语，首先表现为其定义的多元和不同定义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格林德语大词典》针对20世纪及之前的西方学术史，概括出世界文学的七种定义，其中包括今天已进入日常话语的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即用来指称所有的人类文学，或者所有已知的人类文学经典，也包括在文学学科史上被反复提及的歌德与马克思的著名论述。进入21世纪，这份定义菜单还在不断加长。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理论家达姆罗什给出了三种定义内涵；法国的卡萨诺瓦和美国的莫莱蒂等都各自给出了最新的定义；其他论者也出于不同的表述需要，对上述定义或论述做出种种补充、调整、辩驳乃至否定。世界文学定义的多元繁复，一方面表明世界文学问题的扑朔迷离，而当代人文学术及其理论似乎仍未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个概念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文化交流中所持续占据的重要地位。

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发生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概念的“世界文学”，是与现代民族意识的兴起，进而与文学的民族意识觉醒相伴而生的。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最根本的一对关系性概念。自20世纪中叶之后，几乎每一次学科理论的更新、学科方法的拓展，都要从重新界定与反思这一对关系性概念尤其是重新考辨“世界文学”的所指开始。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盛，“世界文学”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再度成为热点议题。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已经超出比较文学学科，而波及、蔓延到整个文学领域，“世界文学”也进而从比较文学学科的核心术语，演化为当代人文学术的一个重要关键词。

学术史中这种关于某一概念、问题“欲罢不能”的现象，恰好说明这一概念在多元文化时代的人文学术中，仍然（甚至更加）蕴含着回应当代文学与文化实践和理论拓展的种种可能性，有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展开对话和论述。借用美国著名博弈论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概念，“世界文学”已经成为当代跨文化语境下人文学术的一个跨文化聚点（focal point），它是在不同文化－文学的主体（包括个体和不同层级的共同体）之间，可以达成的关于人类文学的共同知识，有意愿且有能力就此展开文学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接受与共享的跨文化传播、阐释与对话的关键场域和跨文化关键词。

在多样翻新的种种“世界文学”定义中，常见的方式之一是聚焦文学作品，认为世界文学就是世界上所有文学作品的加总。这种定义方式，往往把文学文本作为一种主体认知的对象。它的改良版是把世界文学看作各国族优秀文学的经典汇总，即经过历史淘洗和鉴别而留存/显现的经典。这种定义方式与日常文学经验最为切近，但同时也最受限于这种日常经验，因而不自觉地将世界文学作对象化的处理，也就是把世界文学仅仅理解为可以和（写作、阅读与研究的）主体相分离的、可以对象化的文学作品集合。但由于书面文学事实上已经发展为人类文学的主要留存及其物质形态的呈现，所谓“眼见为实”，这种定义方式仍是最为常见的，即便是在文学学科内部的专业讨论中，这种语用方式也常常出现。

与这种定义方式相对应，出于各种阅读（包括教学、研究）需要而编撰的种种（以不同国别视域和不同语种呈现的）世界文学选本，既是对这种日常经验和认知方式的依赖，也是对这种认知方式的强化。与此相关的是以所谓人类文学共同特征和普遍规律为内涵的世界文学共同本质论。它与前述经典文本集合式的定义相对应，在形式上构成了犹如概念之外延与内涵的对应关系：其“外延”就是那些以不同目的和方式遴选出来的世界文学文本集合，其“内涵”就是这些文本集合背后蕴含的所谓“共同规律”。经典文本的选编以其不断调整的组合方式体现了“世界文学”现象的多元和变动性；“共同规律”说则以人类精神的普遍性为依据，试图揭示其多元文学背后的“一体”性本质。它们看似已经构成一种对“世界文学”的阐释闭环，因而体现了某种逻辑自洽性，但事实上却构成一种现象与本质、特殊与同一的悖论，也遮蔽了“世界文学”概念所包蕴的一些真正核心的问题。

这两种定义或阐释方式，其实共享了一个认知前提，即都把世界文学理解或仅仅理解为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对象。它们都视经典文学作品为可以与主体相分离的“物的存在”，同时认为其中隐含着人类文学普遍的、共同的精神内涵，即体现为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和世界文学观。它是以处理 “物的世界”（the world of things） 的方式对待文学这一“事的世界”（the world of facts）。①但问题是，文学恰恰不是“物的世界”，文学从其创作发生，到传播、翻译、阅读、阐释与研究的各个环节，都是由作者、译者、读者、传播者、研究者等各种主体，同时也是由不同国族、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主体不断参与、反复干预的“事的世界”。而世界文学就是主体（个体的或民族、文化群体意义上的共同体）在对国族、文化和语言具有充分自觉之后发生的文学的“事的世界”。

更重要的是，在文学这个“事的世界”里，主体的参与和干预并不是外在于文学的。相反，作为主体的人在与文学间的关系中体现出一种自相关性，即人既是文学（文本）的创造者，文学（流程）的参与者和享用者，又是文学所描摹、审视、表现和想象的对象，还是文学流程所创造的对象（即所谓“有什么样的文学，就有什么样的读者，有什么样的民族和文化”）。关于文学世界的这种自相关性，最简洁的表述可以是：人与文学是相互造就的，人的世界与文学的世界也是相互造就的。这些表述当然也包括世界文学，即在世界文学这个“事的世界”里，具有个体或民族文化身份自觉，操以某种语言展开文学实践的人，与各种国族、文化的文学之间也是相互造就的。

在这个意义上，那种对世界文学的本质化、静态化、对象化理解，是其相应的文学观在世界文学观中的反映。它在学术史上虽然已经遭到文学阐释学、读者接受理论以及解构主义、后殖民等诸多理论，从不同方向给予的反复多次的批评和清算，但令人无奈的是，它仍然在日常生活话语中被广泛使用，由此也在出版、传播领域甚至在学术话语中不时地出现。这种定义或认知方式在汉语学术空间中最直接的后果是：世界文学几乎被看作一种与“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或“人类文学”“全球文学”等概念无异的，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解释的概念。这事实上也就成为一种学术话语的语义重复。如果世界文学概念是可以轻易被替代和置换的，那就说明这个概念及其所指的发生和存在是偶然的（事实恰恰相反）。它并没有给出世界文学概念是如何出现和怎样存在的历史与逻辑的合理说明。

作为与“民族文学”相伴、相对而生的关系性概念，“世界文学”是人类文学演化到特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文化概念，这一概念的所指当然也是文学历史演化的结果。如果以现代民族国家版图作为参照，虽然人类跨文化的交流至少可以追溯至有史之初，世界各大古典文明形成和演化的各阶段，都留下了彼此之间或与其周边区域之间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痕迹，但真正产生世界性自觉意识，并将其转化为文学实践的自觉行为，还是要等到各文明大区域之间尤其是欧亚大陆与非洲、美洲等其他大陆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本与市场等领域展开深度交流之后。

具体而言，自15世纪初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到16世纪初开始的西欧殖民扩张，即经由西欧启动并逐步扩散到整个欧亚大陆、美洲、非洲等其他地区的跨区域资本主义运动，也就是经由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国际化的早期历程，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才开始形成（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就是其起始标志），与其对应的是现代世界意识的形成。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和世界意识，并不是一夜之间在世界文化中同时发生的，而是从西欧地区开始，经由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国际化运动逐步向全球扩散的（其后续的回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亚非拉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这种社会意识层面的民族国家意识和世界意识，是新的文学观念发生和演变的前提和基础，但文学观念对社会意识的回应相对延迟。具体而言，相继而来的文学的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的发生或觉醒，要迟至19世纪初才开始在欧洲出现，其标志就是在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进行历史追踪时都要提及的歌德和马克思等人的经典表述。

因此，正如斯洛伐克比较文学家杜里申（Dionýz Ďurišin）所说：“世界文学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或多或少取决于历史进程的变化，这个进程一方面与文学本身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与对文学现象和进程的条件性和亲缘性的认识程度有关。” 尽管杜里申在这里的表述比较谨慎（“或多或少”），但还是明确界定了世界文学观念的“历史性”，同时揭示了它的发生与文学的“历史进程”及对这一进程的“认识程度”的关系，体现了对前述人与文学的自相关性（即前述“相互造就”）的认同。

与社会意识相对应，世界文学的“历史进程”性，除了体现为时间维度的历时性演化，在空间维度上体现为从西欧向全球的播散。它是以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不均衡为前提的（在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也被描述为所谓“北方”与“南方”的差异）。而全球现代化的不均衡发展的根源，在于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西欧起源和国际扩张所形成的现代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差异格局。这种差异格局的本质并非单纯的（西欧、美、日等国家地区与亚非拉其他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先发与后发、快与慢的不同，而更是一种结构性差异/关系。这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继承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判理论）所揭示的，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北－南之间互为存在前提的结构关系（西方资本主义跨境的、高度的发展是以其殖民地在主权、劳动力、原材料、市场等各个环节被宗主国所剥削和压榨为前提的）。这种对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性认知，也反映在三十多年来有关世界文学的理论分析中，他们（包括苏珊·巴斯奈特、斯皮瓦克、达姆罗什、卡萨诺瓦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作为历史性范畴的世界文学的内涵。

在这个意义上，与漫长的人类文学史（包括书写和口述文学）相比，世界文学不过是世界历史——具体而言是文学历史中的一个阶段性文化事件，或曰，一个现代性文化事件。这里所谓的“阶段性”并非指那种在时间轴上两端对称的阶段性。因为回顾过去，世界文学是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关注当下，不论人们对世界文学有多少定义，认知有多大差异，我们似乎都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世界文学时代；预测未来，我们无法预告世界文学的终结，换句话说，世界文学对人类文学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开放，这也是世界文学成为国际文学界热点议题的根本原因。作为文化事件的“世界文学”，它和以其为核心理念的“比较文学”，乃至现代分科意义上的“文学”学科一样，都是这一文化/文学“事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者（在从事、参与和思考自我和文学时）的意识自觉和实践方式所发生的范式转型在话语系统中的呈现。

最后说到世界文学的谱系研究。定义的多样歧义本身就是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功能活力的表征，也是对其展开谱系研究的必要性所在。《剑桥世界文学史》的主编甘谷利（Debjani Ganguly）在导言中指出，21世纪的世界文学史“可以探索世界文学形成的谱系，这些谱系不仅早于欧洲的崛起，而且在批判意义上与欧洲的崛起相辅相成，并对现代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奠基作用”。 我曾尝试提出以世界语言地理学的视角展开世界文学的谱系分析，意图在世界文学的当代理论视域下，以语言地理学为视角展开世界文学谱系的讨论，以期在历史语境中考察某一语种的跨区域、跨国别的空间蔓延和分布的文学谱系图；勾勒其形成、播散和变迁的历史；分析某一语言文学谱系内部的共通与差异、传承与新变的情形，也关注不同语言系统间的相互影响和干预；探讨语言文学系统与具体历史、政治、宗教和文化间的关系，以描画世界多语文学谱系的丰富性、系统性和相互关联性。语言相对于文学而言，承担了从表达工具到“存在之家”的功能的广阔张力域，这种分析路径有可能显现其特定的阐释功能。当然，这还只是一种初步的探索性实验。

我认为，世界文学谱系研究不应企图还原某种既定的确定性谱系，而应努力推源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发生，描述和人类语言文化的复数状态相对应的文学观念和认知（自我认知，对他者的认知）的发展历史。世界文学谱系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划界规范，也不是借助横向的分类或纵向的分期来凸显种种既有的边界，更不是构造新的边界，相反，它意在强调边界的模糊性与建构性，意在描述语言、文学与文化在时空中的波浪形关联或树形历史脉络（甚至“波浪”与“树形”比喻也是在多重繁复的、不确定性的意义上才可以对应世界文学的复杂性）。这也是福柯采用尼采的谱系学方法（method of genealogy）以改进其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意图所在。世界文学的谱系分析，还应该借助语文学和学术史方法厘清其概念的发生及其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应当努力呈现世界文学概念在文学与文化演化中的学术建构功能，包括区分其描述现代发生和回溯历史这两种不同的语用方式，因为如果承认世界文学是一种现代发生的文化事件，那么，将这一概念施用于它发生之前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以今揣古式的“所指滑动”。作为比较文学的核心概念，世界文学的谱系分析更应该在多元文化的时空中揭示文学的跨文化对话功能，以及一种动态的、面向未来种种可能性的文学/文化创造功能。

按谱系学方法认识、描述和阐发世界文学，取决于如何看待世界文学本身，也就是如何定义世界文学。如果视世界文学为各民族文学既有经典文本的集合，那也许会看到它相对稳定的那一面。如果把对这些经典文本的理解与阐释纳入考量，则其变动的一面就开始显露。如果进而考虑到经典文本的具体性，即特定的文本总是用特定的语言来表达并体现为特定的版本（是原本还是流传本），把文学的跨文化传播（作品是源语本还是译本？是何种译本？）及其读者效应也纳入考量，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如果再进一步，把对世界文学的观察、认知和表述作为一种不同主体、不同共同体的述行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看待（说话就是行事），即世界文学由谁来认识、如何被认识，按怎样的方式被理解、被创作，发挥何种、如何发挥其（跨）文化的效应，那么，世界文学就更是一种变动不居的多元动态系统，是一个不断期待新的阐释、新的形塑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只能是一个不断衍生的复数，一种创造性的、跨文化的、未完成的文学实践和文学事件，因此，世界文学的谱系分析当然应该有不同的路径、方法和谱系图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尤其应当立足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文学的历史发生与演化视角，展开世界文学的谱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