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 | 论世界文学与全球化的结构性关系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维度重审“世界文学”，它便不仅是一个对象，而更成为一个问题。从歌德奠基性地提出“世界文学”概念并为其追溯以欧洲经典文学为基底的谱系开始，世界文学便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欧洲版本。近两百年来，世界文学虽经演化发展，旧的欧洲中心主义也发展为另一种新的西方中心主义，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阔的东方文学在其中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与位置。进入21世纪，“世界文学”观念所包含的不对称格局和庸俗化理解首先迎来了西方内部的反思和重构，莫莱蒂、达姆罗什、卡萨诺瓦等一批学者以自身研究和文学史实践撬动了“世界文学”的坚硬底座。今天，“世界”不再是一个既定的对象或事实，而处在不断生成、流动之中（worlding）。作为动词的“世界”与此前《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策划并推动的“讲理”“说义”“味道”“言情”一起构成“回归日常，回到常识”系列讨论的关键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如何谈论一种生成中的“世界文学”？走出西方中心主义模式的世界文学如何可能？如何对中国文学展开面向世界文学的介入性研究？“中国叙事”如何参与世界文学的知识生产？中国学者如何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回答以上问题，不久前上海市高峰学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学科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概念·问题·谱系：世界文学”高层论坛在上海召开，与会学者开展了热烈讨论。编辑部在此基础上特约请相关领域专家撰文，重审大变局下的“世界文学”模式与格局。

王宁教授追溯了“世界文学”概念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指出中国学者应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理论讨论，从中国视角出发，通过与国际同行的对话，重绘世界文学版图。陈众议教授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危机及现代主义以降西方文学的问题出发，指出讨论世界文学应更多关注文学本体及其历史与常识，关心处于弱势的国族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关注新的时代和历史契机孕育的新世界主义及世界文学。方维规教授围绕世界文学与全球化的结构性关系展开，指出相关研究应力避“全球化”沦为话语的空转，关注文学和文化在过去和现在如何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如何应对跨国族的后现代秩序。宋炳辉教授指出，世界文学并非简单是全世界文学的总和，而是一个不断衍生的复数，是一种创造性的、跨文化的、未完成的文学实践和文学事件，基于此“历史进程性”可展开对世界文学的“谱系研究”。张辉教授认为，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重点应挪移到“文学”上，抽象、宏观的世界文学是空洞的，只有从具体的文本、现象、文学自身历史出发，才能揭示文学为我们认识和展现世界复杂性与丰富性所提供的无限可能。刘洪涛教授以21世纪西方学界出版的三部代表性世界文学史著作为例指出，这一去西方中心主义实践可为中国学者借鉴发展，进而打开中国去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史写作新局面。张帆教授指出，“中国故事”对世界文学的介入式研究，旨在于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构建“中国故事”的世界谱系和方法论，探索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故事话语机制和知识生产机制，从而补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主持人　叶祝弟　屠毅力

论世界文学与全球化的结构性关系

方维规 |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访问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6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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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

我近期发表的两篇文章，《全球化与世界文学概念之争》和《再论全球化与世界文学》都试图围绕世界文学与全球化的结构性关系讨论问题，或许对认识（新）世界文学有所裨益。本文既是在前文基础上的延伸思考，也是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阐释。在这个研究领域内，要力避“全球化”沦为套话，就应关注文学和文化在过去和现在如何被卷入全球化进程，如何受到全球化影响，以及当代各种研究如何应对跨国族的后现代秩序。这篇小文所追求的是根究整个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维度。

歌德概念要旨

《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名著，他在20年前欲以此书发展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之哲学理论时，发现哲学传统中能够让他援引的文本少得可怜。而让他备感欣慰的是，世界文学中却有不少可圈可点的文本，它们与全球化或全球性之名相配，不是因为这些名著蜚声全球，而是其主题关乎世界整体。诚然，“世界”概念常常是抽象的，其抽象性在于确认一种现实存在的整体，不一定总是在乎形象化的理解和描写。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世界文学”的存在早于这个词语的出现，这同精神分析的情形相仿：精神官能症、精神变态和其他一些心理疾病，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已存在，而直到1896年他才第一次说出“精神分析”这个词。尽管“世界文学”一词第一次不是出自歌德之口，但这一歌德概念是目前许多讨论的出发点，并且，当代围绕文学之世界关联的理论探讨，一般也会联系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只是不少人还不知道或不愿意弄清“世界文学”在歌德那里的历史语义。我在多处谈论过这个问题，在此我想重申，歌德所言“世界文学”，指的并不是经典杰作，而是不同民族通过文学来相互交流。

歌德

歌德专家施特里希（Fritz Strich）在1914—1915年间就开始探讨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他在《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1928）一文中指出，歌德说“世界文学”，想到的不是“脱离民族特色的”文学，不是“国际的、无特色的、世界主义的文学”，而是各民族通过文学“相互了解，彼此理解，即使不能相互喜爱也至少学会相互容忍”。

歌德较晚一次说及“世界文学”的时候，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唯其如此，才会出现普遍的世界文学；各民族都要了解所有民族间的关系，这就不可避免，一个民族会看到别的民族的令人愉快之处和令人反感之处，值得学习的方面和应当避免的方面。这也会对日益频繁的工商业活动大有裨益，因为有相同的理念，就会有更快、更深的信任。”另须指出的是，在200年前，歌德首先看到的是欧洲内部的文学交流（当然不排除他还想到东西方文学直接交流的可能性）。而我们当今的研究模式，则是要探究世界范围内国族间或跨国族的文学关系，尤其是顾及文学的全球南北交往。对“世界文学”的不同理解，总在引发各种争议。美国学者皮策在当代文化的全球化语境中讨论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论及歌德概念与当今文学状况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认为不像歌德生活的年代，当今至少有一部分文学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

全球化与文学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全球化之发展进程，将远隔万里的群体通连起来，令其脱离本土乡俗、融入全球关系。想当初，船只远渡重洋，产生新的人际交往，今人称之为“文化相遇”。但我们要认清两个历史事实。其一，这种相遇通常是不对称、不平等的，欧洲船舶，19世纪之后加上美国船舶，它们到岸往往是要占领；而随风漂浮的非洲小船上的人所希望的，是在欧洲海岸被打捞起来。其二，船只首次航行某一水域往往是例外，一般情况都是在已知航线上把货物和乘客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文化不再都是纯正的，而是早就如歌德在卡莱尔（Thomas Carlyle）著《席勒评传》德译本（1830）的“序言”中谈及“世界文学”时所说，“人们发现并吸收了一些陌生的东西”。《白鲸》中的捕鲸船“裴廓德号”就很典型，叙事者伊斯梅尔郑重其事地说，该船是以马萨诸塞的一个著名印第安种族的名字命名的，这个种族在美国白人殖民后被灭绝。

从“长时段”（longue durée）视角来看，人类经历过许多“全球化推力”。文学的世界通连不仅是全球化带来的效应，它更是一种融入世界的讯息和方式，积极推进着全球化进程，且不只见诸当代全球化发展。文学史中一再出现追求世界关联的历史时期和运动，或文类和表现形式：从放眼世界的古代史诗到现代具有普遍主义倾向的百科全书式长篇小说，从巴洛克戏剧的“世界大舞台”到浪漫派的“综合文学”（Universalpoesie），从神话中的宇宙起源到后殖民文学试图废除疆界。在这些历史发展中，我们都能见出文学艺术中的世界构想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全球性语境的变化和相互影响。

在近代世俗化的世界，现实社会以及身在其中的人都成了问题，其结果是科学的世界模式与前科学的世界图景渐行渐远。19、20世纪的“世界观”经常回溯前现代形态，为的是找到方向。只有在一些特定媒介的思维形态中，世界图景的历史才是可追寻的。关于起源和末世的神话图景和小说重又出现，宗教象征和实践又在民族思维中获得青睐。但从整体上说，文学似乎不得不屈服于全球化浪潮，且越来越被视为全球现象。世界观上的“认祖归宗”导向，也不是向过时观念的倒退，而是源于新旧解释模式之错综复杂的动态交织。曾几何时，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给人指引方向，常被看作文学的任务。这种看法已经令人生疑，它至少不是文学的唯一功能。然而，倘若文学透过神话、隐喻、叙述、修辞等手段，对解释世界的不同模式进行反思，那它就会成为塑造世界的特殊途径。

前文述及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是指相互认识、相互观照、相互接受，也就是一种现象、一种态度、一种行为，或他喜欢说的“精神贸易”。他甚至直接说出国际交往“对日益频繁的工商业活动大有裨益”，这一思考的背景是彼时刚开始的工业化进程。泽艾因夫（Hans-Joachim Sehrimpf）指出，歌德谈论世界文学时使用交通、商品经济、贸易等概念，绝不只是借喻。在他看来，经济的“全球化”也要求文学的普遍化，并视之为不同民族相互走近的重要因素。歌德期盼世界文学之时已经预见到全球化趋势，他的世界文学概念的时代感和历史性是显而易见的。同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认识到资本主义是跨疆界、无边际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已经预见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把世界文学看作“精神生产”，同时也是不同国族之间的交流工具：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狭隘和拘囿会越来越难，许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学正在成为世界文学。

在此，我们当然还会想到倡导文学研究之全球视野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即德国语文学家和比较文学家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撰写的《世界文学的语文学》（1952），他在逃离纳粹统治，长期流亡之后，宣扬精神的世界性：无论如何，我们的语文学之故乡是地球，不可能还是国族。的确，语言学家所继承的语言和其民族的养成，依然总是最宝贵、最不可或缺的。可是唯有切割和克服，它才会起作用。在改变了的情势下，我们必须返回前国族时代之中世纪已经拥有的学识：认识到精神不是国族的。

全球化与文学

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研究亦即与之相关的理论建构，先是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中展开，然后见之于人类学和文化研究。专业文学研究对全球化论题的兴趣和探讨，总的来说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的。在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更多地认识到文学之跨国特性，看到其中相通相连的内涵，另有人则带着“轮流坐庄”的心态，更热衷于或者多半只看到那些区分彼此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要学会感受其他文化及其文学，对同一与差异要有足够的敏感度。如此，研究世界文学就是踏上文学的世界之旅，穿行于大大小小的文学区块，来往于过去和现在、熟识和陌生的事物。探讨过去和未来的世界概念，当为世界文学研究的应有之题。

说到当代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概念，我们可以见到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是从非对称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来考察全球关联，另一种则从多中心的网络来把握全球性。属于前一种的是莫莱蒂的模式，他把世界文学看作一个统一的、不平等的体系，文学门类（他以小说为例）从霸权主义的（欧洲）中心走向全球，由是在世界各地出现了西方的形式与非西方内容协调的混合形式。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世界模式也有类似定位。后殖民取向的研究，亦喜于采用中心—边缘的模式，然而是解构或瓦解性的：世界文学既不产生于都市（中心），亦非来自边地，而是出现在第三空间，中心与边缘、殖民者文化与殖民地文化在此融合，形成杂合形态。这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视点。

第二种研究取向与霍米·巴巴亦即后殖民批评模式相近，即文学之世界体系的多中心模式，同时也是后殖民思潮对于西方文学运作的去中心化努力。其出发点是，当今世界文学不再是各种独立、自治的民族文学之组合，文学文本在其诞生之时就已具有不同文化相互交织的跨国性。并且，文学交流可以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全球互联互通使之获得潜在的世界性辐射效应，所有文本都有可能加入世界文学行列。尽管众说纷纭，人们终究需要对“世界文学”概念做出有意义的限定：达姆罗什建议，世界文学作品当为那些在源文化（source culture）之外流传并持续产生可见效应的作品。霍米·巴巴、达姆罗什等学者的世界文学概念，虽受到一些批评，但总的说来是有建设性的。

对于概念的认同和选择，人们无法绕过歌德以来围绕世界文学的各种论争。今人所说世界文学，明显处在两种选择的张力之中：一种是依旧推举（西方）上乘之作的经典界定，另一种是后现代所强调的文化差异。经典的世界文学概念，建立在各种文化普遍认可的审美准则的基础上，而晚近的后殖民主义追求则是彻底摆脱经典文本，强调别样文化的文学他异性。尽管全球化强调世界统一和连接的视角，但它同时又以新的方式呈现地方性和文化差异。全球性文学如何处理和区分自我与他者、地方与全球呢？如何看待依然存在的异质性、不同时性、断裂，并对之进行反思呢？

翻译、语言、流传

文学交流和流通过程已经是世界性的，不再局限于欧洲或西方，也不再能从西方视角出发来做单向描述。经济、政治、社会、媒介和文学之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进程，反过来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文学正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全球化做出反应，接受文学的世界市场给定的条件。不仅书籍在全球流传，文学本身也体现出内在的全球化趋势，内容和结构也因之而变，文学把整个世界当作主题，其世界关联和世界之维越来越明显，故而以不同形式表现全球化进程，或以批判的目光思考全球化问题。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生产总是带着世界视野，世界意识总是伴随着写作行为。此为文学创作层面的内容。

在当代全球化视域中，若将文本遍布全球的流传视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特征，就会涉及文学流传的物质和媒介条件。当今世界的主要传播媒介是互联网，它极大地提高了文本的流传速度，文本可以即时发送到全世界。当然，文学媒介全球化并不只是速度和有效范围的问题，对其产生广泛影响的还有与文学载体尤其是视觉媒介相关的国际链接和媒介传输。互联网上除了图片，还有视频资料和电影，这就大大增强了文学与娱乐产业的互动，电影业对文学文本的世界传播和推广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新的世界文学概念中，翻译和中介具有中心意义。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关键立论是，“世界文学”在于翻译。他甚至认为，“世界文学的决定性特征是：它由翻译领域的热门作品组成”。换言之，世界文学作品在自我文化语境之外的广泛流传具有决定性意义。就事理而言，这种情形其实早已有之：马蒂尼（Fritz Martini）认为，12、13世纪基于凯尔特和日耳曼传统的宫廷史诗，从法国经下莱茵地域流传至德意志南方，不仅被翻译，而且一再被改写，这是“一种类型的世界文学”，传播民众的各种举止和观念。需要指出的是，马蒂尼这位战后德国著名文学史家此处所言“世界文学”，与歌德的“世界文学”相仿，那是早先欧洲世界的文学。

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文学全球化过程中的语言这一重要因素：一个文学文本要想在全世界得到传播，就必须用强势的世界语言进行写作，或者被翻译成强势语言。畅销书会被译成许多语言，陈列于世界上的许多书店。尽管如此，文学不像其他文化财富那样容易去疆界化，这在于文学有其语言特征，进而见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文学更需要翻译，以适应被译入语言的文化。因此，对于文学全球化来说，翻译活动便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功能。可译性是文学作品被其他文化圈接受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其跻身世界文学的必备条件之一。

虽然世界上存在公认的世界文学，但在当今世界，什么语言的文学才“够格”呢？受到青睐的首先是英语，它作为全球“通用语”（lingua franca）已经牢牢占据着霸主地位，而且能翻译成英语也多半是一部作品在世界上成功传播的基本前提。为了尽可能得到广泛传播，当今一些新的作品一开始就瞄准全球范围的可读性，例如放弃方言，运用通用语，顾及文学接受地的审美趣味等，它们有一种内在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与此相关的还有全球化进程中常见的那种算计的、投其所好的写作，目的是“走向西方”，因为几个最重要的国际文学奖还在那里，所以“识时务者”要为西方图书市场讲故事，并满足他人的期待，如卡萨诺瓦所言“世界小说”（world fiction）：“依托于百试不爽的审美套路并能尽可能多地赢得读者的‘世界小说’产品，其去国族化的内涵可在接受时避免被误解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