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536）志愿军战士家书里的生活气息

“……最近，我们向敌人发起了一次攻击，X日夜，我军在强大的炮火配合下，数分钟就攻占了敌人的石岘洞北山，全歼美七师一个连……敌人当天晚上就向我们发起了反扑……虽然他们来势很凶，很猖狂，但在我们志愿军面前只有一条路——失败，经过了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我们共歼灭了敌人近千名。我们光看到敌人用卡车就装了四十车左右的死尸……”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到1953年夏季的时候，志愿军23军67师201团的上海籍战士王肇熹所写的一封家书。他在信中所描述的就是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第三次进攻中，第23军第67师奉命攻占石岘洞北山的战斗。

随后，他的话题一转，兴致勃勃讲述起了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生活。

“在生活上我们现在也过的不错了，每天早晨吃豆腐浆、油条、豆腐干、豆腐……每天我们总吃的到一顿荤菜，有时还吃到从祖国运来的鲜肉。星期日我们就用鲜肉包饺子，包包子。在日用品方面：最近也运来不少，牙刷牙膏等都有，线我也买了一点。”

“在朝鲜由于物质条件和环境的限制，所以平时的生活仍然很艰苦。有时要到一二十里路以外去扛大米、扛木头……我也同样背了四五十斤重的大米、罐头，翻过大山，运到阵地上。有时，我们跑得衣服全部湿透了，被风一吹，变成硬邦邦的了。有时整夜的在外面扛，一夜没合眼。这种生活是很艰苦的，但当我们想起了今天我们在朝鲜吃点苦，就可以使祖国千千万万人民不吃苦了……”

这些细节的铺陈和细腻的笔触，立刻将读者带回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朝鲜战场。很难想象，这会是一封在枪林弹雨的间隙写下的家书。

王肇熹出生于1934年，是土生土长的松江人。1952年，18岁的他随23军前往朝鲜战场。因为写得一笔好文章，在团里任文化教员。

他在朝鲜战斗生活了6个年头，期间和父母以及弟妹等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而这些家书被家人很好地保存了下来。除了战争场面，它们更多的则是细致描绘了战场上的日常生活细节和他的思想感悟。

在70年后的今天，这些家书为后人更好地了解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脚注。

我们从家书中得知，王肇熹小时候身体羸弱，但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加入了中国志愿军。在1952年12月2日给家人的一封信中，他描述了长时间行军的过程。

“……讲起我们在行军中住的问题，每天晚上都是住在山沟里。如有房子就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没有房子，就穿雨衣搭起蓬帐来睡觉。我们吃的是萝卜干，酱豆等东西。记得有几次因粮食已吃完，就吃了几顿稀饭。我就这样白天睡觉晚上行军的完成了一千里路的任务，一共近一个月的时间……父母亲，你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我在家里时身体也不太好的，为什么会能够完成一千里行军的任务呢。的确我在家里时身体很弱，自从到部队后，强壮得多了。所以这次行军也能坚持下来。但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决心强，我认识到这次入朝参战，是有关于祖国人民的安全，有关世界的和平……”

王家兄弟姐妹五人，新中国刚成立的那些年里，全家人仅凭父亲在学校教书的微薄薪资生活，因此过得十分艰难。在王肇熹的信中，他经常流露出对于家里生计的担忧。他在朝鲜战场上省吃俭用，将津贴费省下寄回家中。

这是一封写于1953年5月12日的家书，他写道：“

……祖国人民的生活慢慢的提高了，好转了。我们部队里同样，除了伙食上改善外，在供给上也提高了，津贴费也增加了。我现在每月可领导二十万左右的津贴费。这些钱我除了买些日用品等东西外，其他的钱就节余下来，前几次寄回家的钱，就是我每日节余下来的津贴费。我每天深深地考虑着，要没有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全中国，那么我们怎么会有今天这样好呢？”

4个月后，他给家中汇了一大笔款项，而这原本是他为了给自己买一只手表而省下的，但最终决定还是拿来贴补家用。

“我已积累了很多钞票，本来想买一只手表，后来考虑了一下，手表现在还不十分需要，但家中困难很多，所以决定把这些钱寄回家，一共是一百万圆（注：应为朝鲜货币），请你们收查后告知我。”

在信的后面，他又开始津津乐道于生活条件上的改善：“我们现在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前几天，从祖国运来了一批火腿……平时每隔三天就可吃到罐头猪肉……

事实上，王肇熹所写的家书由始至终都带着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在细处上着墨很多，我们由此很容易联想到一个细腻的上海男人的形象。而正是因为他不厌其烦地介绍着在前线的食物更迭，才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志愿军战士们生活条件的好转。

回到正题，那些年里王家父母因为经济拮据一直过得忧心忡忡。而就在这两封家书中间，王家曾收到过一笔银行的拨款，缓解了燃眉之急。在1953年5月20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川沙支行副行长的盛全向王肇熹家人致信，表示将对他们进行拨款补助。

信中写道：“……目前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和抗美援朝工作上都负担着很庞大的指出、因此政府对于光荣的革命干部的家属们在生活的照顾上还是不够的、但是对于每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属们是时刻关心着的、现在我行经上级行和党政领导机关的批准，拨出一部分经费来作为对于有困难的家属们的补助费。”

他还表示，这笔补助费“当然数目是很微小的、是不能够解决家庭全部困难的、但是有着重大的意义。”

王肇熹曾在一封信中安慰父亲：“不要为了家庭生活而过分担忧，以免伤害身体。我认为只要家中各人身体都健康，都能愉快学习、工作，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尽管平时生活用度已如此紧张，王肇熹还资助了一名孤儿。在一封给妹妹慧珠的信中，他批评对方“气量太小了”。“我寄给宝宝的钱为什么说我寄得太多了，宝宝是个孤儿，给她一点帮助有什么关系呢？我一贯都是喜欢帮助别人的。”他劝妹妹，“钱不要看得太重，现在共产主义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要光看到自己。”

在所有这些家书中，王肇熹所展示出的除了为人儿女的孝敬恭顺和兄长对弟妹的督促鼓励，还有作为一名军人对于党的事业无限的忠诚，以及无比坚定的信念。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他在上海市松江县委宣传部等部门工作。他一生笔耕不辍，为党的宣传工作倾注了全部精力。2012年，王肇熹在体检中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在与病魔顽强斗争的同时，他一如既往地关注志愿军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积极策划并主编了《松江儿女在朝鲜》一书。

2013年10月中旬，在病危中的他得知上海抗美援朝纪念馆即将开幕，在病床上兴奋写下“祝贺上海抗美援朝纪念馆隆重开幕”条幅以示庆祝。

王肇熹去世前，在父亲位于枫泾的墓地旁为自己择了一处墓穴。他对老伴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设灵堂，就将我安葬在此处吧！”

当年同为志愿军23军战士且同样是松江人的老兵朱俊贤和他多年来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王肇熹去世后，朱俊贤来到他家吊唁，发现家人正在整理他的遗物，其中就包括数十封当年家书。他征得家人同意，将王肇熹在朝鲜时期的书信都带回了志愿军文献馆。朱俊贤亲手将它们装订成册展出，在一些书信上还进行了批注。

今天，我们能够读到这么多鲜活的文字，其中也有朱俊贤的一份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