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华：以“三源汇流”路径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编者按】2023年12月21日，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的“国情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主题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会议邀请到多位学术界的重要学者围绕国情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展开深入交流。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国情研究院副院长王亚华教授作题为“以‘三源汇流’路径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题发言。本文根据王亚华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已经本人审定。

各位老师、专家，大家好！今天，我分享一些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思考。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时代命题

2016年习总书记“5.17”讲话指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2022年4月25日，习总书记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中进一步发展这个命题，认为根本是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2023年年初，我们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理论认识和路径思考”的文章，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应对近现代以来文化危机的历史回声。回顾历史，中国曾经历过两次重大的文化危机。第一次是在两千年前，佛教入侵带来的文化冲击，中国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来消化这一危机。第二次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西文化知识交流的平衡，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压倒性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在持续，中国尚未完全走出这一危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迅速上升，西方文化长期支配现代知识体系的局面不能令人满意，在当代中国体现为三个“不相适应”：一是与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不相适应；二是与迅速崛起的中国全球地位不相适应；三是与中国日益增强的大国自信不相适应。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多重约束和需求条件下的时代命题，具有合理性、必然性和迫切性。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三个主要来源

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主要有三个来源：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西方社会科学。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三个来源，并深入思考它们的特质，把它们创造性地融合，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成组成部分。目前，西方社会科学在知识生产方面占据压倒性地位，如何更多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围绕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理论，我们研究团队近年来开展了很多工作。我今天就以此为例，探讨对三个源流的认识。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联合行为。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是社会构成的基础，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不同的知识路径中，这种联合行为有着不同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通常称之为“和”或者“合作”，即使是“合作”的概念在中国都已有上千年历史。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通常称为“团结”，这一命题的历史相对较短。在西方社会科学中这个命题通常被称为“集体行动”，当然还有其他类似的表述。我们分别看看这三个源流的特质，这些特质会直接影响如何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1、合作——中国传统文化智慧

首先看看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合作的认识。从先秦时期以来，诸子百家就围绕合作议题展开了很多讨论。儒家文化强调“礼”，将其视为社会准则，用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文化本质上提供了一种社会伦理，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同时，道家思想、军事外交思想中的“合纵连横”以及墨子的学说，都包含有关合作的智慧和思想。

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合作”的观点，体现出三个特征：第一，“合作”与古人的自然观相契合，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体现；第二，“合作”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与“和”的中国传统精神取向一脉相承；第三，“合作”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不同生活实践中的经验总结。

2、团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

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相对较短，仅有200年左右的时间，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有100余年。在这一过程中，“团结”一直是非常核心的命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中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际歌》中有一句“团结起来到明天”；毛泽东讲“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统一战线”；习近平总书记讲“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号召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说明了这个命题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要性。

我查阅了“团结”主题的学术研究，发现了不少相关学术论著，其中1992年苏昌培主编的《团结学》一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部书展示了早在30多年前，学者们就已经围绕“团结”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讨论，形成了系统的认识，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的有利条件、文化基础，以及实现“团结”的多种路径等。

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实践的知识生产路径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对实践的理论认识，这些理论往往比较朴素，被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体现了面向大众的知识生产传统。

3、集体行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西方社会科学经过大约200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在集体行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三个知识传统：第一是勒庞的名著《乌合之众》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后来被芝加哥社会学派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一传统主要研究社会运动，包括社会破坏性行为的影响。第二是由约翰·纳什等人开创的博弈论传统，围绕博弈论方法的应用形成了多个分支，揭示了不同条件和情形下人类合作行为的内在机制。第三是加勒特·哈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奠基和开创的公共事物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传统。

▌西方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理论

在西方公共事物治理领域，围绕“集体行动”命题有很多经典表述，包括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纳什的“囚徒困境”，以及哈丁的“公地悲剧”。在这个知识传统中，集体行动是要解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背离问题，即有关行动的决策是由个人分别独立作出，但是最终的结果并非社会总体最优，反过来降低了所涉及个体的福祉。这一界定与勒庞《乌合之众》所代表的社会学传统不同，通常称之为利益增进型的集体活动，属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范式。下面主要介绍奥斯特罗姆开创的集体行动理论传统，这一理论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的理论递进，即集体行动理论1.0、2.0和3.0。

集体行动理论1.0：在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一书中，奥斯特罗姆提出了集体行动的“三要件”：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这个理论最初是针对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所提出，后来学者们发现这一理论用于一般性集体行动同样具有解释力，因此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公共管理研究中。集体行动三要件的理论其实比较朴素，国内学界也有类似的探索。

集体行动理论2.0：在“三要件”理论的基础上，集体行动理论又有进一步演进，即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制度设计八项原则。这些原则本意是面向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问题，但许多学者发现这些原则似乎对人类社会中更一般性的集体行动也具有解释力，因此这些原则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和检验。2010年，奥斯特罗姆的博士生对相关检验八项原则的研究开展了荟萃分析，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十一项。制度设计原则体现了很强的经验科学特征，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也并非高不可攀，不少华人学者已经开展了类似的工作。

集体行动理论3.0：在前两个版本的基础上，过去十几年集体行动理论又有进一步的升级，其中以奥斯特罗姆2007年发表的《一种超越万能药的诊断方法（A diagnostic approach for going beyond panaceas）》一文为标志，开创了社会生态系统分析的新范式。这一范式借鉴了生命科学的方法，通过一组构件来概括人与自然交互的复杂系统。并且这组构件能够不断地进行分解，目前已经能够分解到第五层，利用上千个变量来描述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相较于前两个阶段，这一升级是革命性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全世界很多学者运用这一范式，开展了很多针对复杂系统的分析，有力推动了知识积累。在此方向上，国内学界已经比较熟悉1.0和2.0，但对3.0的跟踪和研究才刚刚开始。

我们研究团队在过去十几年中，不断与西方集体行动理论进行对话，并结合中国本土对象进行研究和检验，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体会和认识。综合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路径提供了重要智慧，但是相关认识总体上不成体系，也未能深入揭示合作问题的内在机制。而社会主义实践的知识生产路径虽然形成了关于团结的系统观点，但未能形成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相比之下，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建立了系统的知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知识的有效积累并不断拓展。

▌总结和展望

总体来看，围绕集体行动理论的国内研究仍处于本土化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层面。近十几年来，我们研究团队也深刻体会到，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西方知识体系的本土化，而是要能够提供中国原创性和国际引领性的知识。未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如何将三种知识体系进行融合创新。首先，需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我们的传统文化智慧是博大精深的，应当思考能否利用社会科学方法对这些传统智慧进行深入研究。其次，需要融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社会主义实践有很多优秀传统，这些实践如果能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相信能产生更多的创造性成果。第三，拓展国际前沿理论认知。目前国内对一些前沿理论的追踪不够，今后学界需要继续跟踪和吸收国际前沿的社会科学理论。

总的来看，我们应当以“三源汇流”的思路来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个基本方面，未来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深入挖掘传统文化智慧；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更多地融入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经验知识；还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更多地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汇融。中国古代曾经用一千多年的时间以文化汇流的方式，实现了“三教合流”，最终消化了佛教东传带来的文化危机，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的宋明理学。面对当代的第二次文化危机，可以通过类似的文化汇流方式，即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西方社会科学“三源汇流”路径，消化第二次文化危机，成功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以上认识不一定成熟，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文字：阮萍晶 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