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北京撒骨灰办公室旁边参加了一个“神仙会”（二）

新型工业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会接着开。

 在第一单元的结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老师提出了“本部中国” 这个概念，认为这个才是中国工业化内需的最根本的历史源泉，还提出一个概念叫“大宋圆”，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剖析了中国边疆与本部的内在张力。

文扬老师还把李稻葵的中国古代GDP研究批判了一番。

李稻葵的宋元代GDP研究，“余毒甚广”，连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st都直接引用他的数据，认为中国落后于世界根本不是在1840年之后，而是从宋元时代就开始了，元朝的人均GDP还不如意大利云云。

与会的学者中，风云学会的副会长陈经对我来说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倒不仅仅是因为第一次看到真人面目，而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和他私下经常微信联系切磋棋艺。

陈经曾经参加过观察者网主办的观天下论坛，谈柯洁和阿尔法狗的对战

陈经是90年代初中科大毕业的，现在的主业是计算机研究，研究中国经济和工业化是他的业余爱好。去年年底曹德旺去美帝开玻璃厂，陈经老师还专门写了一篇谈这个问题，见解相当独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写的。此外，他对互联网模式的发展，以及对各种棋类AI的分析均有独到见解。

陈经一脸文质彬彬的样子，文气很重，穿了休闲西装站在前台开讲，他符合我之前对他的各类想象，包括说话的语调等。

“美国的经济体系就像是windows系统，经常死机。一个电脑系统分硬件和软件，西方国家还特别喜欢在‘软件’方面输出他们的民主。”陈经老师全程用电脑系统类比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他演讲的题目是“建立中国经济的‘操作系统运行手册’”。

晚饭边吃边聊的时候，我恰好和陈经老师凑了一桌，他透露，他业余爱好的很多文章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写的，下了班反而感觉写不出东西。《文化纵横》的总编插话：“搞计算机的利用上班时间写经济，下围棋，赚大了，如果下了班写，肯定觉得亏了。”陈经颔首微笑。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工业化4.0与国际体系，主持人李世默。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权衡因为要赶回去的火车，匆匆作了发言，并没有参与讨论。很遗憾的还有中车集团副总裁余卫平因故未能到场，他是中国大工业体系的一线企业家代表，大家对他的“中车走出去的国际经验”原本很是期待的。

当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白果老师拿起话筒准备要说的时候，我这才注意到，会场的性别比严重失衡，列席的只有她和重庆大学的潘妮妮是女性。

白果老师靓丽的外表和她脆管絃秋般的声音比演讲的内容更加引人入胜。她在去年某学术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无人区”，在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白果老师在现场

当时就有不少学者提出问题：“难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开始就在无人区吗？”

她用了大约15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了一个回应。

第二单元的焦点来自另一位复旦大学中国研究员研究员陈平。他和文扬老师的共同点，那就是陈他在发言的结尾，用了阴阳五行说嵌入了他的经济思想模型，经济和历史哲学相关联。至于他的经济思想的模型是什么，为什么认为“英美模式的工业化”已经终结，“新型工业化”的未来在中国，这里可以卖个关子，大家可以看之后他在观天下讲坛上的内容。

至于他要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搞一个“中观经济学”，旁边坐着的胡鞍钢不太以为然：“这个所谓的中观经济学，其实还是可以划到前面两类中去。”

之所以说这里有“焦点”，是因为原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老师和陈平，就“如何认定某一项产业是有前途的高科技新兴产业”，即预判问题展开了唇枪舌战。曹老师用80年代苏联二极管研究作为例子，认为国家在科技战略上点错科技树的现象比比皆是。

陈平回应：“那就几个项目齐头并进，国家都投钱，让他们自由竞争。比如地心说和日心说，政府出钱让他们研究，谁最后压倒谁，就算谁有前途，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这个周末，陈平老师做客观察者网办的观天下

曹远征：“这样的话，国家投资要翻好几倍啊。”

李世默：“按照曹老师的这个‘无法认定’的讲法，那就变成在赌了，还怎么玩？”看到双方继续争执不下，他提议，不如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可以在饭桌上继续讨论。

晚饭前李世默总结：“评价一个学术会议开的好不好的关键，就在于看它晚上开不开。”

晚上这个版块，进入到毛泽东说的“臭老九”的议题中，叫“工业化的中国文化与意识形态建构”，一群文科生跑出来要打场子了。

年轻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院余亮谈了中国的工人文学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张旭东老师的演讲整个过程非常抽象，上来就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概念，听得在场的理工科背景的学者一愣一愣的。

不过张旭东老师贡献了这个版块为数不多的亮点，他告诉你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中国仍然是一个“革命国家”，改革开放是革命在生产领域的再深化。

张旭东老师也曾做客观察者网

有关这一点，观察者网估计还会做更深入的报道和采访，就不多讲了。

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开之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条线就是文科生和理工科生互掐，这是个绕不开的保留剧目。

修远基金会理事长杨平对“工人文学”提出了批评：“现在还有什么工人文学？某某文学家们写出来的那叫什么玩意儿。中国现在在文学和影视宣传上一塌糊涂，印度人搞了一个玩摔跤的电影居然还火了。我是从来不看这些垃圾。”

措辞严厉，引起了与会学者私底下的不少骚动。

31日的会结束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是晚上10点了。文科生这个单元总体比较弱势，再加上不少学者劳师远征旅途疲惫，挑灯夜战，大家意兴阑珊了。

这时候窗外突然飘进一阵初夏的气韵，踱出门外，感觉蝉蛹在地下蠢蠢欲动，这是一种高歌前很俏皮的死寂。我系上衬衫的最底下的那一粒纽扣，把心脏跳动拨到和微风吹拂下柳叶摆动相同的频率。是日，最高气温约有27度。

参加讨论会的，有官员型的学者，也有学者型的官员。

第二天早上进餐厅吃早餐，铲了两个等边锐角三角形的饼，夹了一个长约13厘米的油条，灌了一杯250毫升的牛奶，估摸了一下，这些量撑一个上午不成问题。

细嚼慢咽的时候，负责接待的柯兄端着餐盘过来，头发有些凌乱，眼圈明显发黑。

“会议的规模很大，办起来确实很辛苦啊。”我感慨。

“别提了，昨天晚上凌晨一点有个老师被关在门外了。我去给他开门，折腾了半宿啊。”

我正在猜到底是哪位老师也许要“存夜气”，在园中踱步忘了时间，琢磨着，有声音由远及近飘入耳中：“呵呵，我知道是谁被挡在门外了。”

原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潘世伟（非现场图）

定睛一看，一位童颜鹤发，飘然有出世之姿，身如古柏之状的老者也坐了过来。他不是别人，正是原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潘建伟，他微笑着说：“昨天晚上有球赛。”

听到球赛二字我眼中放光，心想着昨晚五大联赛都开踢了，是不是那个老师去酒吧看球赛回来晚了。思忴间，故事的主人一脸倦容的走了过来。

潘书记笑着说：“怎么样，输惨了吧。”

“嗯，输了个0：4，郁闷啊。”我才恍然大悟，昨天是中超历史上第一次京城德比，他原来去了工体现场看了球赛，从交谈的口气来看，他居然是北京人和的球迷，这让我很是惊讶。

北京人和这赛季刚刚搬去了帝都，属于比较“无根”的球队，按道理球迷群体的培养还在起步阶段，他为何粉起了人和？我满腹狐疑。

交谈中，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了解了他的身份，我的疑惑也就散去了大半。

他到底是谁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