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一点也不了解刘邦

刘邦这个人，出生在战国，出仕在秦朝，又建立了西汉，人生可谓丰富多彩，早年的经历却是扑朔迷离，史书中笔墨稀少，而众多通俗说史者更关心的是用“性格故事”和他们总结出的可笑的成功学“道理”来割韭菜，反倒对最基本的事实漠不关心，殊不知，这些最基本的事实才是刘邦真正的“本钱”。

一

一个众所不周知的信息是，在《史记》和《汉书》中根本没有记载刘邦的生年。

所以别看网上百度百科和各种“科普文章”满天飞，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定论，学术界也有争论，因为历史上就有两个说法，并各有根据：

其一，公元前256年（百度百科采信这个）。见《史记·高祖本纪》注释《集解》：

皇甫谧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二。”徐广曰：“高祖时年四十八。”（秦二世元年）

其二，公元前247年。见《汉书·高帝纪》注释：

臣瓒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

当前的历史传播中，前者是相对主流的认识，理由其实主要是有“两条记载”，而后者则只有“孤证”，其他的文献旁证，见曾维华《汉高祖刘邦生年考》（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但是张振台在《驳<汉高祖刘邦生年考>》一文中基本上解释了这些“旁证”的意义不大。

不仅如此，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本身很多内容就荒诞不经，而徐广的记载很可能是采信了他的说法，所以，核心证据也很值得怀疑。

这个问题，仍旧是一个“未解之谜”，但如果结合秦律规定来看，如《秦律十八种·內史杂》规定：

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

再结合《史记·高祖本纪》中提及“及壮，试为吏”，这个“及”字，已经说明刘邦为吏时，刚界“壮”年，这个“壮”年，也是一个相对确定的年份，也就是30岁。

而如果刘邦生年为前256年，沛县前223年入秦，虚岁已经34岁了，这个“及壮”就莫名其妙了，刘邦随时可以除佐了，当然，在里耶秦简中也有过了30岁“除佐”的案例，此人姓王，名援，临汉县都里人，上造爵位，时年37岁，之前任“官佐”3个月零12天。

不过，还是这个“及”字，说明是“到了”这个时候，另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

可见，萧何为秦吏之后，刘邦有一段时间仍旧是“布衣”，所以才能“护高祖”，也就是说，刘邦并不是入秦即除任“亭长”，那么， 很明显，刘邦的生年只能是前247年，前218年时，满30虚岁，得以“除佐”。

那么，这个“佐”是“泗水亭长”吗？

答案是“否”。

“佐”并不等于“校长”，也不等于“亭长”，而是里耶秦简《迁陵吏志》里提到的一个吏员门类——“官佐”，在秩级上则属于“佐史”，在职责上，属于县廷诸官的下级，所以秦简中多有“司空佐”、“仓佐”之类的职务。

看《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其实也明晰了这个关系，“试为吏”之后才是“为泗水亭长”，类似的流程，也可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里对夏侯婴的记载：

夏侯婴，沛人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沛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

这一段，记录了夏侯婴的三个在秦朝时的职务：

一为“沛县厩司御”，这个不是吏职，属于役职，给予担任者的回报就是“免更”，所以秦律中还有学不会驾车要偿还免徭年限的规定；

二为“试补县吏”，这里没有说职务，但是紧随其后就“坐刘邦伤人”而系狱“岁余”，也就是一年多，至少可以说明和前一个、后一个职位都无关；

三为“县令史”，这个职务已经相当于萧何的“主吏掾”了，是“最终职务”而非“初始职务”。

“厩司御”其实就是驾车的御手，属于秦的一种“低级军吏”，通过“学驾驺”除吏，之后，夏侯婴又“试补县吏”进入了县吏系统，注意这个“补”字，实则是转任补缺，等到秦二世元年萧何、曹参迎刘邦于沛县时，夏侯婴已经升为“县令史”了。

简单科普一下汉初吕后二年的县吏级别（从高到低，具体考证，另文详述）：

最高：司空（二百五十石、二百石、百六十石，以县秩级高低定）

第二：田（二百石，无论县大小）

第三：乡部（二百石，大县）

第四：有秩乘车者、乡部乘车者（百六十石）

第五：有秩毋乘车者、乡部毋乘车者、校长（百二十石）

第六：斗食啬夫、令史、牢监（斗食）

最低：官佐、乡佐、官史、乡史（佐史）

由于汉初律令为秦吏萧何订制，且对照秦简与张家山汉简，两者之间在岗位职责、等级高下上变化并不大，唯一有可能变动的，就是有秩（即百石）以上官职的秩级提升，不过这也缺少证据，只是猜测，所以，秦制应于上述相去不远。

在确定级别之后，我们来参考一下里耶秦简中收录的一份身份残缺的“阀阅”：

为官佐六岁

为县令佐一岁十二日

为县斗食四岁五月廿四日

为县司空有秩乘车三岁八月廿二日

守迁陵丞六月廿七日

所谓“阀阅”就是“干部履历表”，详细记录了之前担任何种官职及相应的时间，并精确到日。

由于简牍残缺，此人姓名不详，入仕路径为“官佐”，而非“史”，两者在秦制中有相当的区别，因为“史”有明文规定为世袭，而“佐”则为民间除任，刘邦起自布衣，自然也是自“官佐”入仕。

二

这份“干部履历表”的最大价值是展示了一个“官佐”升迁的路径，在“官佐”积劳6年之后，升任“县令佐”，这个职位在秦、汉律文中均有出现，但在《迁陵吏志》中并未单列。

有学者认为“令佐”是低于“令史”却高于“官佐”的职位，但却无法解释在里耶秦简中存在先任“令史”后任“令佐”的两例情况，所以，也有学者指出为“令佐”实为“令史”的“异名”，三解更倾向于为“同事异名”，只是由于县廷内“令史”分工导致了称呼的区别。

而此人仅1年12天后，担任“县斗食”职务，也说明“令佐”应为“斗食”等级的职务，而非升迁，因为秦汉的“少吏”升迁有“年”、“资”、“能”三方面的要求，跨越郡、县界限，甚至要“有功”，所以，由“令史”升“斗食啬夫”，实际上是同级别的调动，并担任实职。

4年5个月24天后，他升任“县司空有秩乘车”即“县司空有秩乘车啬夫”，也正是这个职务显示了《二年律令·秩律》所代表的汉制下，“司空”的级别要比秦制更高，有“乘车者”，自然意味着有“毋乘车者”，而“司空”秩级最低者，也已经是百六十石，明显有所提升。

“守迁陵丞”是代理迁陵县丞的意思，不属于正式职务，但也说明了这位官员已经具备了代理“长吏”的资格。

刚才说到，刘邦“壮”年入仕，应为公元前218年，距离反叛的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约9年左右，其与吕后的婚期不详，但生子之年史有明载，惠帝生于前210年，则刘邦与吕后婚期应在前211年之前，也就是至迟此年，刘邦已经担任了泗水亭长，否则就娶不到吕后，也就是入仕7年左右。

而我们观察上文中所引的“阀阅”可知，此人在“官佐”级别干了6年，在“斗食”级别（含令佐、斗食啬夫二职）共干了5年6个月零6天，在“有秩”级别共干了4年3个月19天。

三解大胆猜测一下，秦朝地方“官佐”的“资”的标准，应该是一级5年左右，而哪怕是3年，刘邦在7年间跃居一百二十石或一百六十石的“校长”，也有点速度太快了，更何况他担任“亭长”期间，根本不是什么安分之辈。见《史记·高祖本纪》：

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

在他早年经历的有限记载中，“狎侮”就出现了两次，与夏侯婴“相爱”，竟然给弄伤了，说明刘邦是一个非常爱开玩笑，且没轻没重的人，更不把同僚们当回事，所以才有“素易”之说。

可哪怕是这样的性格，萧何还给他打圆场，说他向来好说大话，办成的事儿没几件，其实就是劝吕公不要当真，否则真把刘邦“架”起来了，县令的朋友还是有一定威胁的，而非对刘邦本人的贬低，因为“引入座”的过程中，不可能是“私语”，刘邦其实也没当回事。

这个事件，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刘邦在县中的地位不低，我们可以回溯下过程：

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

也就是说，萧何还在县吏曹令史的任上，给吕公做傧相，注意他令的对象——“诸大夫”，这个说法当然是尊称， 沛县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大夫爵”，但是，绝对不是“佐史”这种层次的小吏，而刘邦为“亭长”，且是交“谒”而入，这个“谒”实际上是名片加礼单的混合体，如果是个“末吏”，就是写1亿钱，吕公肯定也不会惊起的，说得直白点，经济条件得和社会地位相匹配。

那么，“亭长”到底是个什么职务？

过往我们对“亭长”的基础认知，实则来自于《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也就是“亭”是一个基层管理单位，每10个亭的辖区就组成1个乡，而这之中，乡有秩为有秩吏，要郡中任命，而乡啬夫由县廷任命，仅为斗食吏，乡下之“亭长”，自然不过是“佐史”的级别。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的记载并非孤证，诸多成书于东汉、魏、晋的制度记载，基本与其相同。

见《风俗通》：

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盖行旅宿会之所馆。亭吏，旧名负弩，改为长，或谓亭父。

问题是，在汉代如此普遍设置的官职，在秦简中却没有“亭长”之说，而在名称上，则有两个县属机构带“亭”字。

其一，为“亭校长”，在《迁陵吏志》中写作“校长”，在云梦秦简、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则多有“某亭校长”的记载，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

群盗 爰書：某亭校長甲、求（盗）才（在）某里曰乙、丙縛詣男子丁，斬首一，具弩二、矢廿……

这个司法案例有明确提到“某亭校长”和“求盗”，《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记载，刘邦在秦朝时就曾派属下“求盗”到薛地做竹皮冠，这说明，“某亭校长”很可能被省称为“亭长”，存世的秦印中，也有“校长”半通印。

其二，为“都亭啬夫”，在《秦律十八种·效律》和《二年律令·秩律》中均有记载，详见《二年律令·秩律》：

都市亭厨有秩者及毋乘车之乡部，秩各百廿石。

这里的句读应该是“都市、亭、厨有秩者”，也就是说，在吕后二年的西汉，还有都亭有秩者，我们依据简牍资料可知，“市”、“亭”、“厨”各为一官，正确的解读是，都市、都亭、都厨有秩者，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效律》中有：

其它冗吏、令史掾计者，及都仓、库、田、亭啬夫坐其离官属于乡者，如令、丞。

秦朝的法律里，明确指出了“都亭啬夫”，恰恰与上面汉律中的“都亭有秩者”是对得上的，也就是说，“都亭啬夫”和“校长”是并列于官僚体系之中，自然就不会是一个词儿，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或者是一事二名呢？

三

还别说，学术界真有这种说法，比如认为“亭长”即“校长”，“都亭啬夫”是“校长”的上级管理部门，将“都”解释为总管，也就是管理全县所有“亭长”的“啬夫”。

这种说法，看似说得过去，却有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那就是“校长”的秩级为一百二十石（另有一百六十石说法，为句读错误，考证见另文），他们的主管领导“都亭啬夫”也只有一百二十石，这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都”字的正确解释，应该是“都邑”、“都乡”。

秦朝的行政管理体系里，有一个常用的“都—离”概念，比如官员在首都咸阳者称为都官，而郡府所在的县，也称为“都”，县府所在的乡，也称“都邑”、“都乡”，对应的是“离乡”，上面律文中的“居于乡”的“离官”，意思就是不在“都乡”办公的、派出到各个“离乡”的属官。

那么，“都亭啬夫”有“离乡”属官，按照其他“官啬夫”的惯例，应为“官佐”，如“亭佐”，这些“亭佐”虽然主一地，却不能称为“亭长”，非常幸运的是，这个依据惯例的猜测，在《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的记载中得到了佐证，见《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拜金”社会》一文中引用的“芮盗卖公列地案”：

棺列旁有公空列地，欲受，亭佐驾不许芮、朵。

这位名叫“驾”的“亭佐”，可以决定“市”内“列地”的授予，可见其活跃的地方，就是在“市列”之内，其“亭”自然就是“市亭”。

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

黔首卖奴卑（婢）、马牛及买者，各处廿二钱以质市亭。（金布律）

翻译过来就是，黔首买卖奴婢和马、牛的，要各出22钱，质押在“市亭”之中。

另见张家山汉简《奏谳书》：

元年十二月癸亥，亭庆以书言雍廷，曰：毛买（卖）牛一，质，疑盗，谒论。

整理者认为这个元年是秦王政元年，也就是汉简记录了秦朝的旧案例，里面的“亭庆”，就是一个名叫“庆”的“亭长”，他在“毛”卖牛，交了质钱之后，怀疑他的牛是偷来的，所以向上举报。

在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陶器上有不少打着“安陆市亭”的印文，这实际上说明，在秦朝存在“市亭”的建制，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要接受它的监督，同时，还要负责处理市场内的商业纠纷和交易违法行为，类似于今天的“工商局”。

朱德贵先生在《岳麓秦简奏谳文书商业问题新证》一文中，更细致地指出“亭”对市场的管理职责还包括管理市列店铺的承租和受太守领导，聊备一说。

确认了这个事实，再回头看“都亭啬夫”的设置，就非常好理解了，因为秦朝的市场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律令严格规定交易行为需要约束于市场之内，而设置“市”的，又往往是“都邑”，一个区域的交通要道和政治中心，比如都城、县城，则“都亭啬夫”，自然就是都邑内“市亭”的主官。

不仅如此，在出土的秦印中，除了“咸阳亭印”之外，还有“咸阳亭丞”，可见，国家首都的“亭”，甚至可以设置“长吏”级别的“丞”，这就跨越了“有秩”这个“少吏”的概念，也意味着，设有“亭丞”的“亭长”，不可能是全国范围内一盘棋的“校长”，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秦汉的官方文书中不见宽泛的“亭长”之说，而细致区分为“都亭啬夫”、“亭校长”，恰恰体现了秦、汉初条线责任管理的行政原则。

那么，“都亭啬夫”为什么会有“离官”设于“离乡”呢，和“亭校长”的职责是否存在重叠？

具体原因，参见《二年律令》：

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贼律》）

畏害及近边不可置邮者，令门亭卒、捕盗行之。（《邮律》）

邮、门亭行书者得以符出入。（《津关令》）

备塞都尉书请，为夹溪河置关，诸漕上下河中者，皆发传，及令河北县为亭，与夹溪关相直。（《津关令》）

第一条显示，城、邑、亭、障实为四种有墙的，有防守功能的据点，所以才要求坚守。

第二条显示，邮，本身并没有与“亭”合一，而是单独的编制，所以在无法设置“邮”的地方，才让门亭卒和捕盗兼任人工传递文书的邮人职责。

第三条显示，邮和门亭卒都可以行书，且拥有用符出入关塞的权力。

第四条显示，新设关，则由县置亭，与关口对应。

这四条共同说明了一点，就是一部分“亭”是设在交通要道（关口、城门）的有防御功能、有亭卒人力的县属建制，参阅文献所见，还有“门亭”、“边亭”、“关亭”等，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还有“市南街亭”则属于“邑中亭”，秦简中还有亭校长率求盗徼循到某山，也说明“亭校长”在秦朝的治安职能与汉代文献中的“亭长”类似。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上文中提到的关塞、津关，往往又配套着“关市”，比如《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

“客舍”不同于私营的“逆旅”，略同于官营旅馆，位置则在“市”中，见《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中收录的《为狱等状四种•（人名：字上为魏下为山）盗殺安、宜等案》：

一人殺三人田壄（野），去居邑中市客舍。

两条记载对照，可知在秦国，“关市”同样遵循着“邑中市”的管理模式，否则不会有“客舍”存在，而一般的“邑中市”或称“县市”，则有“市亭”，有“市官”，有“客舍”，有“候馆”，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

县为候馆市旁，置给吏（事）具，令吏徒守治以舍吏殹（也）。自今以来，诸吏及都大夫行往来者，皆得舍焉。

“市亭”负责治安和纠纷处理，“市官”负责市场管理和税收，“客舍”负责平民的居住、饮食，“候馆”则负责往来官吏的接待，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功能板块，可能在各处交通枢纽进行选择性复制。

当然，对于一个县级单位而言，往往“市”也就只有一个，所以，“都亭啬夫”负责的，只是本县的唯一的“都亭”，但临时的商业行为却并不局限于此处，见《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拜金”社会》一文中三解的考证，实际上，只有十天以上的持续交易才必须入“市”，而秦朝绝不会允许商业行为的监督和管理脱离它的控制范围，哪怕只是理论上，所以，在各乡辖区内的交通要道设“亭”同时，派驻“亭佐”，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这个解释仍需进一步的史料发现来予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