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仍出现“刘文新”之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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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暴露出的主官腐败，说明我们的干部选拔体系需要改革，新中国第一代领导干部是血雨腥风的幸存者，与群众有强烈的感情，思想是经受考验的，但子代的腐化，引发群众不满，差点引发社会不稳定。中国至今的干部由上级选拔，会“来事”的受重用，其中不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踏实干事的干部被边缘化。干部，尤其是一地主官，应在上级提名后，举行差额选举，允许干部花1-3个月的时间在电视上说明自己的施政主张，接受社会的监督，每五年进行一次民主选举，是有必要的，权力只有暴露在阳光之下，腐败才能无处容身。伊朗模式可以借鉴。不能因为西方民主的腐朽，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东西，进而否定我们国家的民主集中制需要改革、完善。

​看拟有一定道理，但明显不是圈内人，不了解实际情况。什么差额选举、施政演说、任前公示，都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许多方法早已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实施。应该说中国的干部选拔任用无论从内容和程序都是十分严格的。从程序来说，有后备干部选拔制度，分为三级，成熟、甲级、乙级。每年由各级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进行调整。在此过程中，有民主测评，问卷调查，组织部门走访，群众举报、未位淘汰等制度，是一个动态管理过程。（影视剧中动辄撤换、任命某某人完全是编剧需要，根本不符合现行干部制度）。干部考核的内容有：德、能、勤、绩四个方面，每一项都有具体标准和评分，每年都有“背对背、面对面”的考核。个人述职、群众测评、未位淘汰等制度。应该说如果严格按照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是不可能出现大的问题的。

那么，为什么仍出现“刘文新”之类的人？

首先，中国的干部基数很大，无论制度多么完善，多么先进，都不可避免，只是数量多少、程度轻重、处罚宽严的问题；

其次，人是一个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其干部的内在素质就会放大。昨天的杨百劳，今天的黄仕仁，二者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而是能够转换的。

第三、干部制度执行不严。本来德、能、勤、绩是一个完整的评价标准，有重有轻，有先有后，但近年来，干部的政绩占了突出地位，降低了德的评价；

第四、个别地方干部选拔任用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连窝端”的情况；

第五、滋生腐败的土壤仍然存在。民众一方面对腐败恨得牙痒痒，一方面遇到难办的事又送礼行贿，而旁观者觉得此人“有能耐、吃得开”。

总之，反贪反腐是一个十分艰巨、极其困难的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中国各级党政机关每年都要投入一笔资金调研、探索反贪反腐的方法、制度，如果你有良策，不妨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