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彻底否定儒家的民国大师皆南方人，源于中国文化的南北差异

壹

中国文化的内核在义理，就是老百姓说的讲理、凭良心。在义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文化主轴，就是义利之辨。基于义利之辨，形成一个“利者，义之和”（《周易》）的独特利益观。

“义之和”，就是必须和义相合，必须包含着义。背离义，不包含义的利，就是恶。这意味着在中国文化中，不存在独立的、孤立的“利”，也不存在独立的、孤立的经济。

用现代西方的话语来说，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为“利”和“经济”进行了立宪式的限制，让其关进了“义”、“义理”的笼子。唯利是图地追求不义之利，为中国人所不耻，中国人讲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中国的这种义利之辨式的利益观，很好地保障了社会整体的公平性，同时也保障人本身的独立性，即保障了人民的独立性。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毫无疑问是伟大的，绝无仅有的伟大。

但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出现，却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挑战，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学习的基础之上，但却只学了一半，只学其利，而不学其义。使得现代西方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唯一一个真正的唯利是图的文明。

在大规模学习中国而进行现代化转型之前，西方文明是一个宗教文明，即所谓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也被现代西方人称之为“黑暗时代”。是中国文明给西方送去了“光明”，西方社会出现了“弃暗投明”式的巨大变革，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化，最终导致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和民主制度系统的形成，即现代文明的形成。

中世界的西方之所以“黑暗”，根源在于它是彻底否定人类对知识的学习能力的，甚至彻底否定现实、现世生活的，认为知识先验性地存在于上帝之中，人类获取知识的手段不是基于现实经验的学习，而是对上帝的信仰和冥思。同时还认为现实、现世生活毫无意义，只有死后将会进入的上帝世界才有意义。

但是，黑暗的基督教并非一无是处，而是通过极端否定人类学习能力的方式，为社会提供道德性和正义性，即所谓的“因信称义”。这是中西道德观、正义观的根本不同所在。西方人认为道德、正义只有远离人世的上帝才有，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获得，而中国人则认为，道德和正义乃人之本性，通过基于现实现世经验的学习，就可认知和发育。

也正是因为古代西方对人的学习能力根本否定，以及对现实和现世生活的根本否定，必然会导致技术和经济的严重落后。对现实和现世生活的否定，自然就包括对利益的否定，基督教和佛教一样，都以禁欲为美，以一无所有和四处乞讨为高。

而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则又让西方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因信仰宗教而彻底否定利，而走向因去宗教化而彻底肯定利，从而变得唯利是图，将利看成一个独立的，甚至神圣的东西。

其根源就在于，西方缺失世俗的合理的义理概念和义理文化，从而缺失义利之辨的思维，对中国的世俗文化，只能理解其利的部分，而无法认知其义的部分。所以，只学中国之利，而不学中国之义。

这导致现代西方在经济发展上，完全没有道德和义理约束，不择手段，甚至无恶不作，不仅以暴力对非西方进行侵略和殖民，在其内部也弱肉强食。这种不考虑义理的低义理，甚至无义理的文化属性，反而成为其经济发展上的优势，使其暂时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则暂时相对落后，并遭受西方的侵略和压迫。

现在流行的谬论是，现代西方文明是内生于西方的，是其内部进化的结果，中国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引入是纯进口。实际上，现代西方文明恰恰是西方学习西方不彻底的结果，只学了利，而没学义，成为一个有利而无义的半拉子工程。

因此，现代西方文明对中国而言，并非全新的，并非纯进口，还有出口转内销的成分。世俗化发展经济，在中国一直存在，真正对中国是新的，则是有利无义式的发展经济。

相对于缺失义理的唯利是图，中国的义理文化反而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障碍。所以，为在经济上追赶西方，中国真正需要做的就是，抑制义理甚至抛弃义理，消除“义利之辨”的义，而学会不讲义理的，唯利是图地去发展经济。

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学会脸皮厚，甚至不要脸，而学会以钱为重，甚至只要钱，这是中国改革和核心。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改革的过程中，谁的脸皮厚，谁最占优势，也最先发财。从地域上看，哪里的文化义理属性含量较低，利益属性含量较高，就具备“低义理优势”，在经济发展上就占优势。

在中国的文化格局中，哪里的义理含量最高？就是作为中国文化核心区的黄淮平原。黄淮平原南北以黄河淮河为界，西边以太行山-嵩山-桐柏山为界，东边以泰山-沂蒙山为界，就现在的豫东、皖北、苏北和鲁西南这区域。中国的义理文化最先在这里起源和成熟，然后逐渐向四周传播。

贰

尽管，义理文化从黄淮平原向四周传播已经发生了几千年，但是就义理化程度而言，黄淮平原一直最高，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有两大表现。

一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圣人几乎全部都来自黄淮平原，从中国文明的“始祖”伏羲（周口），到春秋战国的四大圣人：孔子（祖籍河南商丘，后搬家至山东曲阜）、孟子（山东济宁）、老子（河南商丘）、庄子（河南商丘）。

二是，这一点更重要，历史上的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大部分都是来自黄淮平原。

秦末农民起义的四大领袖，全部都是黄淮平原人。陈胜、吴广是周口人，注意他们和中国文化“创始人”伏羲是同乡，刘邦是苏北沛县人，项羽是苏北宿迁人。

唐末的黄巢起义的首领黄巢，来自山东菏泽。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两大圣地，梁山在黄淮平原，而瓦岗寨则紧邻黄淮平原，尽管在黄河北边，但距离黄河仅30公里，距离梁山也不过130公里。而且包括大头领程咬金在内的主要领也都是来自黄河南岸的黄淮平原，程咬金的家乡是现在山东东平县，和梁山县隔壁。

元末农民起义首领朱元璋，来自安徽凤阳县，尽管在淮河南岸，但却紧邻淮河。

清末和广西天平天国起义并起的捻军起义，也是发生在黄淮平原。义和团主要创始人朱红灯，则来自山东泗水县。

刘邦老家距离梁山和程咬金老家130多公里，距离黄巢老家也是130多公里，距离朱元璋210公里。梁山和程咬金距离黄巢80公里，距离朱红灯90公里。

孔子家乡曲阜，距离梁山和程咬金80公里，距离黄巢140公里，距离刘邦140公里，距离朱元璋300公里。

对中国文化而言，农民起义的地位远比文化圣人重要，因为中国文化的存在和传承的基石在实践，尤其是基层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

中国义理文化的存在和传承主要有两条线，一条线是以文化圣人讲学为基础的“学术线”，另一条则是以基础人民实践为基础的“实践线”。圣人的学术只是对人民实践的反映和影子，所以我们看到，农民起义的领导人的家乡和文化圣人的是毗邻的，两者同属黄淮平原。而且从历史经验看，学术线易变，而实践线则坚如磐石。

农民起义属于实践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起义”就是仗义起兵，以暴力的形式去捍卫义理文化，这是比圣人说教更根本的一种捍卫中国文化的方式，也是中国文化从未中断，一直连续的根源。

大家一定要清楚，农民起义的本质是对中国义理文化的捍卫，而不仅仅是利益争夺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

为何中国农民为冒死起义，因为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人民是义理的文化的自发创造者和践行者，捍卫义理文化，也是践行义理的一种方式。

之所以，中国历史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发生在黄淮平原，因为义理文化起源于这里，并通过实践在这里被传承。

中国的历史上，周期性会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正是黄淮人民的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及坚决抗击，才使得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得以保全。而黄淮平原以外的地区，尽管也受到义理文化的影响，但是义理化的程度还不够，意志不够坚定，往往会率先接受外来文化，如果没有黄淮人民的坚决抵制，中国文化早已消失不在。

叁

下面以春秋时期的法家文化，和魏晋隋唐时期的佛教文化的传入中国来说明这一点，然后以此为例来说明近代以来现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情况。

以集权专制和讲利不讲义为特征的法家文化，肇始于古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帝国，成熟于波斯帝国，然后在春秋时期传入中国。从区位上说，法家文化也是西方文化。

为何秦国的法家文化搞的最成功，根源在于秦国位于中国最西部，远离作为中国文化核心区的黄淮平原，尽管也受义理文化影响，但是义理化程度比较低，在接受外来文化上有“低文化优势”。

也是基于同一原因，楚国也比较适合法家文化，其所取的成功也仅次于秦国。直至战国前半段，秦国和楚国都被中原国家视作蛮夷之地。楚国之所以在法家文化上的成功低于秦国，原因在于它距离黄淮平原远比秦国为近，义理文化程度也比秦国要高。

后来楚国几乎整个吞并了黄淮平原，而秦国则最终吞并了楚国，并统一了中国。

当楚国吞并黄淮平原后，就让楚国的文化形态发生本质变化，出现一个质的提升，但也给后人认知楚文化带来极大的误导，错误地将黄淮之楚当成楚文化的全部，事实上，南方之楚和黄淮之楚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形态。

《史记》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里楚是指黄淮之楚，而非南方之楚。秦末农民起义所发生的黄淮平原，因为被楚国吞并之故，也被称为楚地，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也都是楚人。揭竿而起进行起义，并最终推翻秦国统治的，不是南方之楚，而是黄淮之楚。

因此这句话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黄淮虽三户，亡秦必黄淮”，因为这里是中国义理文化的核心区，这里的人民是中国义理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当秦国统一中国后，企图在全国推广法家专制，企图彻底消灭中国固有的义理文化，黄淮人民当然不答应。

所以，秦国统一了中国，但最终黄淮人民却推翻了秦国。秦末农民起义，还包含着强烈为文明冲突特征，中国义理文化与外来的、西来的法家文明的冲突。西部的秦国可以接受法家文化，南方的楚国也可以接受，甚至次西部的晋国也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但是黄淮人民却拒绝接受。

没有黄淮人民的坚持，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将被彻底法家化，中国的义理文化也将彻底消失，中国文明也就此中断和灭绝。

佛教的传入中国，是介入春秋法家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一次外来文化的传入和冲击。

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格局可以发现，对佛教接受度最高，依然是西方和南方，包括黄淮平原在内的中原地区则接受度较低，并最终彻底反对。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自西向东的，最先是被西部所接受，然后逐渐向内地传播，甘肃敦煌莫高窟就是西部人民曾经热心佛教的证明，天水也一度是中国著名的佛教中心。

但是，后来佛教最繁荣的地方，却不是中国的中原地区，不是北方，而是南方。东晋南渡后，中国进入南北朝时代，最信佛教的不是北朝，而是南朝。

唐朝杜牧有两句诗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在描述当时南方佛教的繁荣盛况。梁朝的梁武帝甚至将佛教当成国教，企图以佛教治国，最终落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在南朝醉心于佛教的时候，北朝屡次出现废除佛教的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武一宗”的灭佛。“三武”就是谥号中都带武字的三个皇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前两个是北朝皇帝。“一宗”是谥号带宗的北朝皇帝后周世宗柴荣。

值得注意的是，向北魏太武帝提出灭佛建议的，是北魏名臣崔浩，他的老家是今山东武城县，在梁山县北150公里，紧邻黄淮平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何后来是北朝统一南朝。然后，最终让中国实现稳定统一的唐朝则和瓦岗寨的农民起义密切相关。让黄海的义理文化再次注入朝廷之中，让其由“无道”变“有道”，这就是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

肆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也呈现相似特征。

晚清时，对西方文化整体是拒斥的，将其视作蛮夷文化，认为西方之强仅在技术和经济，其文化是缺失义理的，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1895年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局势开始出现根本性变化，在日本的影响下，一部分人开始接受日本的全盘西化的观点，认为西方不仅强在技术，更是强在文化，文化先进是其技术发达的根源和基础，因此要学西方技术，必先学其文化。

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中国先是在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就是希望进行日本式的制度变革，来推动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然后又于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彻底，就是全盘引入西方的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制度。接着又发生“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中国的文化，主张以用先进的西方文化替换落后的中国文化。

那么主张彻底否定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和全盘西化的人，是哪里人呢？都是远离黄淮平原的南方人。孙中山不仅是广东人，而且长期侨居海外、美国，他在日本搞的同盟会的会员，也几乎都是南方人，包括蒋介石、汪精卫之流。

主张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像同盟会成员一样，也都是南方人，且象都有日本留学的经历。

陈独秀，安徽安庆怀宁人，1914年到日本。鲁迅，浙江绍兴人，1902-1909在日本留学，长达7年。胡适，安徽省绩溪县人，出生地是在现在的上海市浦东新区，1910-1917在美国留学，也是7年。主张彻底废除汉字的钱玄同，浙江湖州人，1906-1910在日本留学。

为何是远离黄淮的南方人真正接受西方文化，进而彻底否定中国自身的文化？其根源和战国时南方人真正接受法家文化，南北朝时南朝真正接受佛教文化一样，其文化的义理化程度相对中国文化核心区的黄淮地区和中原地区较低，其对义理文化的认同度和热爱度就不那么高，不那么坚定，缺失文化定力，很容易被外来文化所迷惑，而见异思迁。

这注定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在中国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背离中国文化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这里并非指占领了中原这块土地，而是赢得中原人民的民心，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得中原民心者得天下”。中国的中心在中原，中原的中心则在黄淮。故此，“得黄淮者得中原”。

中原的民心是中国和天下的标尺，而黄淮民心则中原的标尺。

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国民党政权，都是不可能赢得中原的民心的，跟不可能赢得黄淮民心。

战国时楚国曾经得到黄淮这片土地，但并未赢得黄淮民心。秦国则曾经得到包括黄淮在内的中原这片土地，也没有赢得黄淮的民心，因此最终被推翻。

为何伟人所领导塑造和领导的共产党最终获得成功，和楚文化的二重性有关。

尽管楚地在位于中国南方，但是和其他南方不同，楚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接受中原的影响和教化，而出现义理化。《诗经》的开篇就是《国风 周南》，《周南》的第一篇的第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周南”就包括湖北北部襄阳一带的地区。

春秋之后，楚国为赢得中原诸国的任何，也尽力学习中原文化。战国时，楚国吞并了黄淮地区，实际上也大大促进了与这一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影响。

这就导致，楚地文化尽管义理属性较之黄淮依然为低，但较之其他南方地区却又是很高的。相对于黄淮和中原，这种“低义理属性”使得楚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较高，而相对南方文化的“高义理属性”则又使得其又不会象其他南方文化一样出现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

这种文化二重性，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是外来外文化，中国化则是中国义理文化的部分，就是“义理化”。

上文已经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革命，主要是发生在以黄淮平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晚清之前，从未出现在淮河以南的南方。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在南方的农民起义。孙中山的新革命是第二次，尽管不能叫农民起义。伟人领导人的共产党革命则是第三次。

太平天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在南方的起义，而且还是第一次以外来的文化和思想作为起义指导思想的起义，孙中山和共产党的也都是。

天平天国的指导思想就是洪秀全根据西方基督教教义所创立的拜上帝教，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则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理念，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则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太平天国和国民党失败的根源就是，这些来自西方思想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不可能赢得中原民心、黄淮民心，通不过中原和黄淮民心的检验。

因此，这两次都称其不上“起义”的，因为“起义”就是捍卫义理，其指导思想只能是义理，而这两次的指导思想却是来自西方的非义理式的。实际上，迷信西方思想本身就是对义理的背离，也是其自身文化义理程度太低的结果，这只能在南方出现。

共产党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根源在于伟人提出了结合中国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改造的思想。最终通过了中原和黄淮民心的检验。真正赢得中原民心的，不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部分，而是将其中国化的部分。中国化实际就是义理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军决定长征北上是共产党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让共产党和中原人民、黄淮人民打成一片，赢得这里的民心，通过这里的民心的检验。日本全面侵华后，华北沦陷，共产党决定深入敌后的举动，实际上就是一个逐渐赢得中原民心的过程。

因此，三大战役没打之前，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得天下了”，因为已经“得中原”了，“得黄淮”了，三大战役，尤其是淮海战役，不过是对已经赢得民心的验证和确认。

从对赢得民心的确认上来说，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远比辽沈和平津重要，因为这一战所检验的，是是否赢得黄淮和中原的民心。

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后来，主席将从西柏坡进入北京看成考试，实际上，共产党早已通过最重要的考试：赢得中原民心的考试。当然，进入北京也的确是新一场的考试。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中，有两次比较严重的西化阶段。第一次是民国时期，第二次则是改革开放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第一次是经由日本而学习欧洲英美，第二次则是以学习美国为主。

前文已经指出，西方的发展经济思想和利益观，是缺失义理的，而无义之利在中国的义理文化中就是恶。这就使得义理文化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制约，而缺失义理反而成为西方的优势。

在缺失义理的情况下，技术和经济必然具备武器化特征，西方也正是以领先的技术和经济作为武器，而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统治和霸权统治的，为抗击西方的殖民和霸权统治，捍卫义理，中国必须提升自己的技术和经济实力，即必须发展自己的武器，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本逻辑。

因此在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经济和技术就具备义理属性。

在这个过程中，最能够适应，最先接受西式的经济理念的，依然是中国的南方，广东的珠三角，和江浙沪的长三角为代表，因为南方文化具备“低义理优势”。

对南方的经济发展为何领先于全国，以往更强调其区位优势，离海近，有大江大河，在水路交通上便于和西方和世界联系。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就是其文化上的“低义理属性”，这一点被忽略了。

对与高义理的中原和黄淮文化，西方式的有利而无义式的经济理念，实在难以接受。在全国大环境的压力下，也必须屈从，但是很难真正去接受。真正能够打动黄淮人民的，让其心悦诚服地去接受的，还是中国固有的义理式的利益观和经济观：“利者，义之和”，以义为本以利为末。

这是中原的确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原因之一。当然区位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伍

从根本上来说，西式的无义式经济观是畸形的，中国固有的义理式经济观才是健全的。一旦，中国在实现了对西方的追赶，西式的无义经济模式的弊端便充分暴露。在全球和国内均有表现。

在全球，西方在发展经济上完全不是中国的对手，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中国的映衬下，西方模式的弊端逐渐清晰暴露在全球面前，让全球对西方越来越厌恶。目前正在上演的全球性的去美元化浪潮，就是这种厌恶的重要表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所引入的西方经济观的确是无义式的，对这种经济观接受意愿最高的是属低义理文化的南方，但是，中国实际上所形成的经济观和经济模式，并非对西方模式的复制，而是中国化的。尽管南方的义理程度较之北方为低，但是较之西方则远远为高。在中国文化整体上是义理文化的大环境下，也就是将义理注入了经济理念和经济模式之中。

相对西方，中国的经济理念是包含着义理的义理式经济。南方的义理含量较低，而中原、黄淮的确的义理含量较高。

这样按义理含量的不同，目前世界上实际上是 存在三种典型的经济模式：第一种是无义理的西方模式，第二种则是低义理的中国南方模式，第三种则是高义理的黄淮模式。

中国的两种经济模式出现在改开之后，世界上主张自由交易的经济模式只有一种，就是西方的无义理模式。除主张自由交易的经济模式之外，在苏联解体之前，还存在另外一种禁止自由交易的模式，即共产主义模式，其实改开之前的中国也是这种模式。

苏联解体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禁止自由交易的共产主义模式，竞争力不如西方的无义理模式，因为它是无义理的，而且更严重。但此后的事实，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的事实， 也证明西方的无义理模式，竞争不过中国的低义理模式。中国迅速崛起，引发现在美国进行歇斯底里的遏制。

回顾苏联解体后至今30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低义理模式，在三种典型的经济模式中，竞争力是最高的。对外将西方的无义理模式打个落花流水，稀里哗啦，对内又将本于中原和黄淮的高义理模式死死压制。

那么这种情况是否是永远存在的？答案是否定的。本于中国南方的低义理模式，竞争力最强，只是特殊情况的产物，是有前提条件的。一旦前提条件消失，这种情况也就不存在了。

这个前提就是，西方的经济比中国发达和领先。一旦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实现全面领先，彻底打败美西方，低义理模式的优越性也就是不存在了。现在正处于变化的临界点上。

低义理模式，相对西方的无义理模式，义理性是高的，也是其竞争优势所在，但相对中国的高义理模式，其义理性又是低的，一旦中国在经济上超越西方，其低义理的劣势便会充分显现。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显现了。

义理不仅有公平、正义的含义，还有是否合乎人的本心、本性的含义。低义理模式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即两极分化。二是，导致对人性的背离，不是尊重人性，让经济服务于人性，而是以人为工具，强迫人服从于经济体系。

这意味，低义理模式打败西方的无义理模式后，实际上也摧毁了自己的存在基础，将会导致中国的经济模式向高义理模式转移。

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核心要义所在。实际上，以前的中国现代化，也是不同西方的中国式的，但是现在强调“中国式”是说明以前的中国式还不够。同样，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但是结合不够。

“中国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义理，“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本质上都是在强调中国在未来的改革中要进一步义理化。

高义理模式和低义理模式的不同在于，高义理模式以是义理为本位，而非以经济为本位，更合乎“利者，义之和”的。在高义理文化的黄淮地区，人们只能以这种方式看待和接纳和改造西式的经济理念。

但在此前的更强调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以经济为中心和本位的时代，黄淮、中原的高义理模式，就显得非常保守和落后，甚至被骂成封建愚昧。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也逐渐兴起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嘲笑和侮辱河南人，其根源就是本于南方的低义理模式，对于本于黄淮、中原的高义理模式的冲突。

其实这种，低义理嘲笑高义理、南方嘲笑中原的文化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过。翻开中国的先秦典籍，就会发现，“宋人”经常嘲笑、耻笑的对象，是反面典型，是很多讽刺搞笑段子的主角，甚至这些段子流传至今，化为成语。

譬如“守株待兔”的主人公就是“宋人”：“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这个故事来自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智子疑邻”的主角也是“宋人”：“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宋国就是现在商丘一带，位处黄淮平原的中心，是商文化的起源地，也是周灭商后，对商后裔的封地。

春秋战国时期对宋国的嘲笑潮应该始于那场著名的“泓水之战” 。后来的军事家对宋襄公的嘲笑和批判，都是将重心放在其个人的对“仁义”教条的愚昧坚持，以致让宋军惨败，而没有注意到更深层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位处黄淮平原中心的宋国是高义理文化，而位处中国南方蛮夷之地的楚国则是低义理文化。

本来在战争中，宋军是有两次机会打败楚军的，一次是楚军混乱渡河之时，另一次是渡河刚刚结束而尚仍一片混乱之时。但是，宋襄公都“果断”地拒绝了其大司马公孙固的进攻建议。事后他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说，按传统的作战原则，即“古之为军也”，对已经受伤的军人不会去杀死他，对头发斑白（二毛）的老年士兵，不会俘虏他，也不会在地势险要之处搞阻击。而宋襄公希望能以仁义服天下，因为在战争中也应该坚持传统的仁义之师的打发，而不能乘人之危，所以不在楚军混乱未成列之时发动攻击。

实际上，宋襄公所将的“古之为军”的仁义式的作战原则，是属于高义理的中原文化的，而宋国又位于中原的中心：黄淮，所以才会对这种仁义式作战原则如此坚持。但是，当时的中国受外来的法家文化思想影响，已经发生格局性变化，西方的秦、南方的楚更接受背离义理，弱受强食式的法家文化。

因此，发生在春秋中期的泓水之战实际上春秋时期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化而是以中国固有的义理文化为主导，即便出现了混乱和战争，大家还是以义理、仁义为尊。而泓水之战之后，则是义理、仁义彻底沦落，以追求实力、并吞别国为荣的法家为尊。

战国时期对宋国人的嘲笑，与改开以来对河南人的嘲笑如出一辙，都是低义理文化对高义理文化的嘲笑，也是笑贫不笑娼的嘲笑。

但是，从此后的中国历史看，对宋襄公的评价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中国整体的文化风气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

战国时期崇尚低义理的法家，所以对宋襄公的仁义是耻笑的，但是，西汉之后，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中国又开始崇尚义理文化，对宋襄公则又开始转贬为褒。近代之后，尤其是民国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又开始向战国一样否定中国传统的义理文化，而崇尚以实力优先的西方文化， 于是对宋襄公又开始向战国一样耻笑，甚至说其是“蠢猪”。

但从根本上说，春秋战国时的法家和现代的西方，对战争的基于利益的认知都是错误的，而中国传统的宋襄公式的基于义理的认知才是正确的。在中国的义理文化中，军队和战争本身没有合法性，是邪恶的，只有在已经纯在战争和混乱的情况下，军队的存在才具备合理性，其唯一目的就是消除战争和混乱，回归正常的义理秩序。

所以，《左传》对“武”的解释是“止戈为武”。中国先秦典籍也一致认同：“兵者，凶器也”。一旦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消除，一旦危害义理秩序的混乱消除，军队的合法性将消失，就需要解散之。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每每战争结束，当局就会自发、自愿地裁撤军队，士兵也会自愿退伍而“解甲归田”，当局则“马放南山，枪刀入库”。

但是，无论是春秋战国时的法家，还是现代的西方，都对军队和武力存在一种崇拜情节，把武力当成维持正常秩序的必要工具，即便在和平时期，也要维持庞大的军队的存在，以便推行其基于武力的专制秩序，即霸道和霸权秩序。这是秦国在利用法家统一中国后不久就遭遇黄淮人民反抗而崩溃的根源，也是现在的美国霸权已经失去全球民心，而遭遇全球抵制的根源。

陆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文化是义理文化，而义理则是基于人心人性的，因此义理文化是更符合人心人性的。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文化，还是现代的西方文化，都是非义理的，也是背离人性的。

这意味着基于中国南方低义理文化的低义理的经济模式，也是在相当程度上是背离人心人性的。当中国在经济上完成对西方的追赶之后，这种背离人性的一面也正在充分暴露，所以，中国才会逐渐兴起对基于黄淮文化的高义理经济模式的追逐，制造以山东单县大衣哥、山东费县拉面哥、山东淄博烧烤为代表的网红现象。

当然，目前中国并未完全超越西方，美国霸权依然存在，这就决定了低义理经济模式在中国依然存在合理性，高义理模式对低义理模式的替代只是刚刚发生，到完全替代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网红现象的深层实质，是国人对义理文化的怀恋和朝拜。这也标志着中国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再一次地朝向传统的义理回归。昔日被嘲笑的高义理模式正在被追捧，而昔日被追捧的低义理模式则正在被谴责。

最后还需要澄清的是，为何在经过几千年的传播之后，黄淮依然是义理文化的中心，而南方为何依然是低义理文化区。

根源在于，义理文化的主要存在和传承方式是基于基层人民的实践，而非基于书本的学术。

因此，要真正学习中国的义理文化，不是通过读四书五经就可以实现的，而是要深入到黄淮人民的基层实践，进入到义理文化的“文化场”。书本的传播是很快的，而实践的传播则是很慢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义理文化向南传播，有四个存在大规模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战国时期，楚国吞并黄淮地区；第二时期则是东晋南渡，大量中原和黄淮人向南迁移；第三次是北宋南渡；第四次则是改开后的中原和黄淮人南下打工。但是这只是大大提升了南方的义理化，并未让其彻底义理化。

中国文化的崛起实际就是义理文化的崛起，也是作为义理文化中心的黄淮和中原的崛起。可以预计，未来的网红级的文化现象将会继续出现在黄淮地区，而且会向黄淮的中心和腹地转移。淄博已经是黄淮的东部边缘了。

同样可以预计的是，这种朝向高义理文化的文化变革，将会导致整个学术体系出现变革，中国为成为世界的学术中心，而未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思想机构，将会出现在黄淮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