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全稿33第三章已是悬崖百丈冰11

六、华夏大一统

         “大一统”我们前面有过溯源。[128]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大为尊，一为元，统为始。原本跟朝代更迭的法统有关。唐朝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之后逐步演化为意指华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高度统一集中的状态。

      大一统本意是对分封制时期王权法统的一种描述。之后随着分封制的瓦解，其含义逐渐转向对帝王王朝法统的描述。这种含义的转化，历史上，是从两个方面来实现的：

1、秦始皇一统华夏（物理世界层面大一统）

1）、秦始皇统一华夏的原因

              （1）、统一过程

秦始皇亲政后，采纳尉缭破六国合纵的策略， 采取分化瓦解六国合纵，远交近攻的政策。按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顺序攻伐六国。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公元前222年灭燕；公元前221年，强大的秦军消灭齐国，一统六国。终结了春秋以来500余年的乱世。随后与公元前219年南征百越，花费巨大代价，攻占今天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首次将岭南广袤之地纳入华夏族实控领地。并开通通往西南五尺道，将华夏族影响力拓展到云贵高原；与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军30万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设九原郡。后将北方，秦、赵、燕长城连通，构建起北方防备游牧民族南下的庞大完备防御体系。

至此，秦朝建立庞大版图的帝国。 其版图史称：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29]。 

在法家的辅助推动下，统一后的秦国采取全面的郡县制。初设36郡，后随南征北伐，版图扩展，郡县数量不断扩展。为了适应全面郡县制度的实行，其中央改造夏朝起建立的封建制下三公九卿（贵族）制度，将原有的掌管天（司马）、地（司空）、人（司徒）的三公，改变为新三公：丞相（全面负责政务）、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各类书记、监察官员）。秦的三公九卿体制，是从原有的贵族制度改变为官僚制度【分封制下，具备世袭的，与王分享部分统治权力的贵族体制，改变为受王命，实际行使王权的工具人——官僚体制（秦朝到汉武帝，基本为丞相政务负责制）】。

除此以外，秦朝为了全面郡县制的实践成功，执行了一系列的辅助性的政策，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货币、书同文车同轨，确立土地私有制，除了法家、农家、兵家等一些实用学派，大规模消除其他学派对政治的干预，统一意识形态（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焚书坑儒。虽然性质与目的与之后汉武帝独尊儒术一致，但因为处理手段过于粗犷，历史上留下了把柄。更因为法家治国导致秦二世而亡。所以秦朝的统一意识形态的举措基本失败，并承担了历史责任。后世不断批判始皇帝焚书坑儒，不过是将法家盖棺定论，使其再无重新主导华夏意识形态的可能。）

（2）、秦朝最终胜出原因之一：彻底改革

春秋战国，变法以应对现实变化逐渐成为实践的主流。到战国，主要大国基本都经过变法使自己强大。比如秦国的商鞅；齐国的管仲、邹忌；楚国的吴起；赵国的赵武灵王、韩国申不害；魏国李悝；燕国乐毅、剧辛。

但是各国的变法，因为各种原因，其程度、范围、效果差距巨大。

比如：

燕国因为是周朝国姓，在战国七雄唯一姬姓。因此其秉持身份，固守周旧制，一直不愿变法。最后面对乱世现实，想要有所作为时，结果出个想变法的昏君燕王哙，想要玩“禅让”的把戏，把王位禅让给相国，收回三百石以上高官的玺印，让相国来任命，一下引发内乱。齐国借机出兵介入，几乎占领燕国全境。后在赵、秦两国强力干预下，逼迫齐国撤兵。新继位的燕昭王一心复仇，任用剧辛、邹衍、屈庸等名臣，后请乐毅主导变法。改革弊政、发展军力。公元前284年，在乐毅建议下，燕、赵、韩、魏、秦五国联军大举攻齐，一举歼灭齐军主力，后乐毅率燕军攻入齐国，几乎亡齐。在关键时刻，燕昭王突然逝世，新继位的燕惠王被齐国田单用离间计，换下攻齐的主将乐毅。乐毅曾因主导变法处罚过当时的太子，因此担忧自己的下场，就离燕到赵国。燕国变法随停止。

楚国吴起变法：制定律法，移风易俗，整顿吏治，限制、削弱分封贵族权力利益，整队军备，加强王权。楚国国力随即强大起来，向南攻打百越，使楚国国土向南大幅扩张，向北，与公元前381年，与赵国联手在棘蒲之战中，将有强大魏武卒的魏军击败。但是随着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去世，因变法利益严重受损的旧贵族发动叛乱，于王宫内楚悼王尸体旁将吴起射死，吴起变法随失败。

赵国赵武灵王亲自发起胡服骑射的变法，培养出廉颇，李牧，赵奢等一批名将（名将李牧后在北方与匈奴交战中一举歼灭近十万进犯的匈奴骑兵）。但是赵武灵王的变革偏科严重，军事强大，但是其他领域的变革与军事变革相比，几乎没有太大的成就。对分封贵族的没有有效的遏制消权。就算这些有限的变革，赵王也与贵族达成妥协为前提进行的。这就导致其改革涉及领域的狭隘性、不彻底性。赵武灵王晚年在挑选继承人的问题上出现致命错误，废太子章，让位于次子赵何，但不久就觉得后悔，想补偿前太子，想将赵国分成两部分，让二子各领一地。遭到赵何一派拒绝，遂引发二子内乱。赵何杀兄后，将赵武灵王单独困居于宫内三个多月，赵武灵王饿死于宫中。

齐国 春秋时期，姜齐齐桓公时期的管仲变法，以及战国时期田齐齐威王邹忌、孙膑变法；前者管仲变法，由于在春秋时期的变法，没有进入战国后斗争那么惨烈，因此主要涉及重构行政体制，强化王权；重新建构组织基层、发展军事；发展经济生产。田氏代齐后，在齐威王时期，启用孙膑发展军事，启用邹忌变法，主要集中在强化律法、任用贤能、加强吏治。

韩国申不害变法，加强王权，整顿吏治，限制贵族权力，发展私田、工业。除了强化律法，更着重强调了君王的统治‘术’

魏国李悝变法，废除世袭制度，选贤任能；废井田，发展私田；发展法治，严刑峻法；军事变革，组建出强大的魏武卒。公元前389年，在阴晋之战中，五万精锐的魏武卒在吴起率领下，大破五十万秦军。这诱发了之后知耻后勇的秦人的变法动力。李悝变法带来的巨大功效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商鞅变法，而阴晋之战给秦人带来的巨大耻辱，在秦人这里形成了一股争强胜敌的共识，这个共识性，使得之后秦孝公能支持商鞅进行了一场最彻底的变法 。

秦国商鞅变法。前面讨论过商鞅变法的主要方面。将之与之上六国变法对比看。就能看出巨大差异。秦国变法最为彻底，且非常系统，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等等各个方面，因此效果最佳。

燕、楚变法因人亡而政息；赵国变法偏科严重；齐、韩变法虽有效，但是在最关键的消除分封贵族世袭，强化王权的问题上并不彻底。魏国李悝变法在六国里最好，所以使得魏国在战国初期形成显著优势，魏武卒四处征战，取秦国河西之地，灭中山，攻占楚国大片土地，攻破赵国邯郸，风头一时无二，因此李悝变法成为商鞅借鉴的重要对象，魏国也成为了战国初期秦国主要针对的目标。

魏国变法，虽然在六国中最有效，但是其出现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魏国对人才的轻视，导致大量优秀人才流失。比如吴起（投楚）、孙膑（投齐）、商鞅（投秦）、张仪（投秦）、范雎（投秦），尉缭（投秦）。二是缺乏顶尖人才辅助（提高王权权力，意味着王权独断的概率上升。而这种概率上升，如果王得不到足够正确的信息、或者自身战略分析决断能力的欠缺，反而会导致决策有效性的降低。因此去分封，升王权，需要一支非常专业有效的官僚体系辅助帝王决策及实施才能体现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有效性。），魏王的独断就显得个性十足，非常随意，有效的战略无法随着魏王权力更迭而延续，直接导致魏国在战国时争霸战略的混乱，没有重点，四面出击；花费巨大代价攻打飞地中山国，最后便宜了赵国。完全看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决策。

魏国变法后出现的巨大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变法的不彻底。消除的旧贵族世袭，但是没有建立新的人才体系辅助大幅集权的王权决策。于是王权既无人限制又无人辅助，导致王权肆意妄为、胡乱作为的概率提高了。于是这些经验教训使得从魏到秦的商鞅推动的变法，显出了完整性、体系化、彻底性。

（3）、秦朝最终胜出原因之二：稳定的战略基地

秦国战国胜出，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秦国始终保持了自身战略基地的稳定。

这个战略基地就是以咸阳为核心的关中地区，攻占巴蜀后，修都江堰将巴蜀改造成第二个战略基地。秦国在战略基地里，大力开垦土地，修建水利设施（甚至不惜主动迎合韩国的疲秦之计大力修建郑国渠），使得这些战略基地成为天下最丰沃的农耕区。为秦国争霸天下提供庞大稳定的战略物资。为了保证战略基地的稳定安全，秦国态度非常坚决，身段非常柔软多变。

比如公元前312年，秦楚蓝田之战，楚军攻破武关，进军至距咸阳百里蓝田，秦国联合韩魏攻打楚国后方，策反齐，迫使楚撤兵，保住关中安全。

公元前298年，齐韩魏赵宋联军攻破函谷关，关中危急。秦昭襄王割地求和，劝退联军。

公元前241年 韩赵魏楚卫五国联军在赵国老将庞煖带领下，绕过函谷关，冒险渡河偷袭，一度进兵至咸阳外几十里。吕不韦准备先打最大的楚军，以威慑联军，楚军发现后率先撤退，导致联军混乱，最终被迫撤兵。

我们看秦朝战略基地关中并非没有遭到对手打击，但是每次危机发生，秦国立即采取各种措施，或软或硬，或奇或正。几乎每次都快速解决对战略基地的威胁。

我们对比看其他六国，就能看到这个差异的巨大：燕、齐互相攻伐，都相互差点灭掉对方。双方国土几乎都遭到对方大规模占领掠夺和破坏。魏国光与秦国交战中，被魏冉白起率领下，就有“五入林中 ，七攻大梁” ，魏国核心地带遭到严重的战乱破坏。

楚国，春秋末期，吴国出兵攻占当时楚国首都鄢郢（今湖北宜城）。到秦战国崛起后，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率军攻破楚国都城郢都（今湖北荆州），楚迁都陈地（今河南淮阳），公元前253年，被秦战败后再次迁都巨阳（今安徽阜阳北），从国都迁徙的位置变化可见，楚国根本没有形成稳固的战略基地。这是楚地虽大国不强的原因之一。

韩国，本来就是七国里最小，又四战之地，谁上来都踩一脚，战国后期被秦国隔三差五拿走城池。

赵国北面与匈奴常年对抗，南面都城邯郸，桂陵之战时被魏国攻克。秦国在战国早期专注打击魏国，到魏国势弱后，将矛头转向赵国，赵国无天险阻挡秦军对赵国的进攻，整个领土大规模陷入不断的战乱，根本无法组织稳定的生产发展，秦赵长平之战之后，双方又在邯郸附近进行了惨烈的拉锯战。给予赵国人力物力极大损失，而没有战略基地支持，赵国国力每况愈下，相反秦国虽然不时遭到重大损失，但是拥有关中、巴蜀两大战略基地，让秦拥有了战国时期最强大的战争潜力。使秦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4）、秦朝最终胜出原因之三：久久为功

贾谊《过秦论》写到“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政策与战略的稳定持久，是秦最终胜出的重要原因。比如秦昭王的远交近攻策略基本一直坚持到灭六国时期；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更被后代继承并发扬光大；郡县制推行的范围不断扩大（比如攻占蜀国后，初期采用分封制，但是结果三十年内三任蜀候三次反叛。后改为郡县制），到灭六国后到达全面郡县制的极致状态。真可谓‘久久为功’。秦国对战略执行的稳定持久性，在各个诸侯国里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秦国对战略执行的这个特点呢？笔者认为，正是前两节提到的“彻底变法”与“稳定的战略基地”这两大任务的实现，使得秦国拥有了稳定持续执行战略的体制。

彻底变法，商鞅吸取了魏国变法出现的人才流失，体制缺少制衡、缺少有效辅佐王权的缺陷。用全面、系统、彻底的变法，构建出新的政治体制，废除世袭分封贵族，王权得到加强，同时吸引大量优秀人才，以郡县制为表现的官僚体制形式填补分封贵族消失留下的治理空档，以大量优秀人才作为王权有效决策、执行的强力辅助。这样治理的有效性大幅增加。因此王权在得到集中加强的前提下，用选贤任能的官僚体制保证了治理有效性的大幅提高。

不仅如此，因为就郡县制的官僚体制而言，其本质是王权雇佣的下属（分封制下的下层分封贵族本质上是有自身封地上绝大部分的控制权力的，因此郡县制下的官僚更处于单向接受王命的状态），因此如果王权如果不想接受官僚辅助（限制），它有极大的超脱性（可以实现肆意妄为的绝对独裁），如果仅仅认为秦国建立更完善的官僚制度，就能制衡王权，使王权能稳定有效治理，这在逻辑上是有漏洞的。秦国能久久为功，正是因为秦王六世余烈持续，都保持在水准之上，很显然，秦内部有一股非常强大的组织或机制，能有相当权力能限制王权胡作非为（比如赵武灵王晚年乱国、燕王哙禅让引发严重内乱），甚至对王权传承进行有效规范，避免权力斗争危及国家、以及防止过于无能之辈掌握王权。

因此笔者认为，一种很大可能性，就是秦王族的宗室在变法中也顺应进行了重大改革，秦宗室内部形成一套机制，从而能有限度地规范王权，使其能在王权与官僚体制之间形成了一层隐形的中介。官僚体制服务王权，给王权提供辅助和执行，而宗室的内部机制，上可限制王权彻底失去控制、放飞自我，下可监督官僚，避免其架空王权。

秦王宗室的作用，历史上谈的人不多。因为涉及的是权力传承、制衡的家法、宗法，属于非常私密的部分。很多是可做不可说的东西。但是秦王族在战国呈现出的持续强悍性，一定有内在理由。

对此我稍举两例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宣太后舍身灭义渠：一个楚国宗室女，到秦宫后最终成为宣太后，长期代幼子行王权，为了彻底解决义渠对秦的袭扰牵制，宣太后不惜舍身笼络义渠王与秦宫内三十余栽，待时机成熟一举消灭义渠，使秦摆脱西方的牵制，从而能全力应对六国。如此强悍的女人，在华夏历史上可以排进前五。芈八子何以在秦宗室里成长成这么强大地存在，这才是真正让人好奇的。

另外一个例子，直接证明宗室力量对王权的影响，就是《逐客令》的产生，《资治通鉴》秦纪一记载秦始皇十年，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

因为韩国派出疲秦之计的水利专家兼奸细郑国被发现，于是宗室内部有实权派就施压让秦王嬴政下逐客令，驱逐秦国内的所有外国人。后来就有了李斯有名的《谏逐客书》拨乱反正。当然这件事反映了另外的问题，我们后面再谈。但是我们通过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宗室内是有一股力量，可以通过宗室内部关系和力量，能有限规范到王权的。而且这个宗室机制能使得其大部分行动，保持有效性。

有效的宗室力量，介于王权与官僚体制之间，是秦政策策略长期稳定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秦国成功维持住稳定的战略基地，也是秦国政策稳定持续的主因。因为基于这个战略基地，构建的组织结构，治理体制等等，因为基地的长期稳定，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使得秦国长期战略国策具备了相当的稳定性。如果关中屡屡被进犯，生产被破坏，人民不得安定，组织结构，政治体制就无法获得稳定的存在，更别说稳定的执行战略。

有效彻底改革+稳定的战略基地，使得几代秦王都能保持稳定发挥，偶尔还能超常发挥。秦朝最终的胜利，并非他犯错最少，而是他策略坚持最久

久久为功、积少成多、最终成就始皇帝一统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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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公羊传．隐公元年》

[129]《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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