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全稿24第三章已是悬崖百丈冰02

2、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历经近550年。它以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国为分界，前期称为春秋，后期称为战国。

春秋时期，诸侯兼并，以大吃小，是一部诸侯争霸历史，华夏控制区内，由周初分封的几百个诸侯，经历约300年兼并历程，减少到7大诸侯以及依附各大诸侯周边的十余个小诸侯。

而到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统一进程加速，各大诸侯之间争斗愈发激烈，最终以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为终结。历经华夏政治制度由分封制向大一统的全面郡县制的重大转折。

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族成立之后第一次出现的、也是至今为止最长的一次长期分裂混战时期。后世有人描述华夏历史循环规律，所谓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63]。基本就以此开始。

春秋战国历经以此五百余年的超长内战，其成因笔者从三个方面着重讨论：一是主要原因：生产力发展；二是分封制的内在负面因素导致的；三是讨论法统与孝道 

 生产力发展：

我们看到从华族农耕文化到之后发达的良渚文明，进而使华夏族以当时人类最高生产力水平，成功应对了世纪大洪水。其后到商朝，青铜的大规模应用，到周，铁器开始大规模进入军事、生产、生活等等领域。华夏族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保证了对外军事斗争的优势（比如商朝著名的女将领妇好对鬼方等部落的征伐），实际控制领土不断扩张，同时在华夏族群内部，大量先进工具及技术进入生产生活领域，导致能生产出承载更多人口的社会财富。因此生产力进步在导致华夏族的人口、领土都大幅增加。今人有人推算，春秋战国，华夏诸国人口合计大致在2000万～3500万左右。人口的增加直接意味着华夏本族可以将更多的土地纳入直接控制领土中。同时到了西周末期，跟华夏族对抗千年的东方东夷部族，长江中游的南蛮部族，已经大量融入华夏族之中。

华夏族到西周末期，基本将今天中华最精华的、当时最适宜大规模农耕的土地大部收于囊中。华夏北至辽河流域，南到长江以南，东到 海岸线，北到甘肃东南部，这其间大量地区，历经夏商周三朝经营，随着主要土著族群已经与华夏族大量融合，在整个统治区内，华夏族直接控制力度大幅增加。

而铁器大量应用，农耕生产力大幅提升，不仅导致耕地总量及农作物产量快速增加，人力的价值不断提升，更促使私田逐渐泛滥，逐步冲垮了井田制。维护原有贵族体制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动摇。这些结果，客观使得大量诸侯及贵族消亡，以及单个政治实体的理论有效控制范围大幅增加得以可能。周初几百个封国，到了西周末期，生产力发展已经导致不需要那么多政治实体来对相关领土实施有效治理，单个诸侯国可以比以往控制更广大领土及人口，这才是诸侯兼并的内在动因之一.

分封制的内在负面因素：

分封制自身的最大问题，就是前面谈到的盛衰轮回下的强支夺干。

分封制是华夏文明特色的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建立的背景是尊重现实，华夏本族与周边四夷尚未实现融合的现实；华夏族本族实控能力不能覆盖四夷故土的现实；

一国两制的目的是，中短期实现对领土及族群的统治，长期目的是实现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和合之道。长期目的决定了夷必归华。于是，在法统逻辑下，这就形成一个必然的推论：夷必归华——旧夷新华——新华为华——华夏正朔。这个逻辑几乎适用直至到今天。而在春秋之前，华夏法统的核心是夏人领导下的华夏族。因此，这个时期之前的华夏政治结构主体是：王族（直接管理华夏本族领土的诸侯国群）与监管四夷的诸侯（间接监管四夷各族的诸侯国群）。此时，王族与诸侯皆为华夏正朔。因此 王族与诸侯的强支夺干，在政治法统逻辑上是没有不可逾越的阻碍的。皆为华夏黄帝之种，何以不可为王？

于是，当商青铜器大兴，周春秋开始逐渐普及铁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得单个诸侯可以有效实控的领土及人口大幅增加。于是在监管四夷的秦楚等国对外扩展的广阔地理空间，就成为这些诸侯国发展潜力和优势。相反王族及其围绕其四周的姬姓诸侯就遇到领土扩展困境。这样，生产力发展越快，戍边的秦楚这类诸侯潜力兑现的速度和程度就越大。满足强支夺干的条件就越快越激烈的到来。夏朝据传延续国祚近500年，商朝延续国祚500余年，而西周仅270余年后就入乱世，这就是分封制强支夺干的内在逻辑在生产力高速发展下的激烈表现。

数百个争强的华夏分支，谁能夺干？这是春秋战国长期乱世来临重要的内在原因。

3、法统与孝道

春秋战国长期战乱的原因之三，就是华夏法统内涵的变迁.【法统即正统，”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64]”此处大为尊大，一为元，统为始，此处延伸到政权的合法性，不仅指每个朝代建立时的初始合法性、正统性的重要基础地位（得国需正）。更有扩展每个朝代立国时，对华夏文明从最开始就一以贯之地法统传承。因此大一统在周朝时，呈现两个维度的概念：一本朝以正得国，二本朝立国所尊法统为从华夏之初开始至今一以贯之的承袭。所以宋 欧阳修说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65]。华夏文明的整体论前提显示，局部总是整体的局部，因此一个朝代的法统，就不仅仅是本朝得国正不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华夏的法统是从华夏建立之始到华夏最终可能的灭亡是一个整体的传承逻辑。本朝法统不过是华夏初始法统承袭至今的一个有机部分而已。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各个历史阶段的法统的具体内涵作出必要的厘清，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引发历史变迁的原因。】

前面已经讨论过从炎黄之战后到大禹立国夏这段时期，华夏族法统（华夏族最高统治权力的合法传承）内涵演变的几个阶段，本节我们把这个演变延伸到春秋战国，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看到变化之因。

阶段一：华夏族建立，夏人在与华族的内部竞争中获得主导华夏族最高权力，直至尧帝（不含）。华夏族的最高权力传承是具备巨大功绩的首领直属部族之间传承的（见上一章相关论述）；

阶段二：尧、舜、禹（大禹之子继位之前）华夏族最高权力，在大洪水这个特殊历史阶段，演化为选贤任能为标准的部落首领传承制度（禅让制）

阶段三：夏商周（西周）华夏族最高权力传承从大禹立国夏开始，改变为夏人黄帝后裔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权力传承制度。

阶段四：春秋战国，大量四夷入华，原华夏族与四夷各族大规模融合历史阶段的血缘家族为基础的权力传承制度

我们把这个四个阶段，华夏法统内涵的要点，以关键字形式提炼出来，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从华夏族建立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法统承袭变化的主要轨迹，以此可以做出一些结论：

1）、从黄帝到周朝建立，不变的关键字，就两个，“华夏族”，“由夏人领导”。这就是西周时华夏法统的自古以来的承袭的核心：华夏大地的最高权力由夏人（黄帝后裔）领导的华夏族掌握。也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最高权力始终在以炎黄两帝所代表的华族和夏人组成的最初的华夏族中的夏人后裔手中。所以我们看史记各部分介绍相关人等的祖先序列，大都要追溯其到黄帝时。这种对王者追溯祖先的描述行为，就是对当时法统的最核心内容的表述。

举例：

黄帝：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颛顼：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

尧：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舜：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66]

禹：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67]

商人之祖 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68]

周人之祖后稷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69]  

秦人之祖：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70]

我们看到，春秋之前，“黄帝及后裔领导华夏族” 就是华夏法统的核心内容。

黄帝为夏人，我们看上面这些权力传承，基本都是黄帝一脉，当然这里并不是严格意义的血统关系，更多是以黄帝后裔指构建原初华夏族的夏人部族。因此至西周。华夏法统传承的核心就是“夏人领导华夏族”。而当时的统治者如何表述这个法统逻辑?就是靠祭祀祖先。祭祀祖先，就需要把自己祖先从始至终的传承序列一一明确。所以我们才看到史记记录，为什么从《五帝本纪》到《秦本纪》，所有有名的首领或朝代，都要先把祖先序列说一遍。因为这就是春秋以前华夏族运行千年的核心法统。

所以我们常见史料里常见记载用“诸夏”一词指代华夏。这‘诸夏’的‘夏’并非仅指夏朝，而是指春秋以前历代，这些诸多掌握华夏族各部主导权力的是夏人（黄帝族后裔）。

祖先崇拜与法统的关系

祖先崇拜起源于人类早期普遍的灵魂不灭信念，视死如生的观念。因此祖先崇拜并非华夏独有。

比如《圣经创世纪》就在记录祖先序列（当然这里更多是以传说方式表现源远流长的祖先崇拜现象）：

 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塞特活到一百零五岁、生了以挪士。

以挪士活到九十岁、生了该南。

该南活到七十岁、生了玛勒列。

玛勒列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雅列。

雅列活到一百六十二岁、生了以诺。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玛土撒拉。

 玛土撒拉活到一百八十七岁、生了拉麦。

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挪亚

在非洲、美洲、印度等世界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纪念祖先或者以灵魂不灭信仰表现出对祖先的追忆的文化现象。

但是华夏的祖先崇拜传统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因为它最终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深入社会各个领域之中的巨大体系。它从最初的对逝亡先人的思念，溢出到整个在者的现世之中，最终形成了两大领域：祭祖（逝者）与孝道（在者）。

中国的祖先崇拜传统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从去世的祖先，扩展到过去、现在、未来整个时间维度下的所有活着的人。

针对活人的孝道是华夏祖先崇拜演化出最独特的部分。 

中国的祖先崇拜文化是中国自古产生的整体论世界观的必然结果。因为在整体论世界观中，时间不仅不可分，而且所有的个体在时间整个维度上都呈现为一体。个体的生命的有限时间，仅仅是那漫漫长河里一朵瞬间而逝的浪花。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71]。如是而已

于是每个人的一段段生命，都融进延绵不绝的时间长河里。祖先不仅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祖先还是一体的。那么，祖先崇拜就不仅仅是逝者与在者的关系（祭祖），也自然拓展到在者与在者的关系（孝道）。

因为在者终究会成为逝者，所以如果不厘清在者之间关系，那么当在者逝世后，就会形成在者与逝者之间的关系的混乱（孝道与祭祖的逻辑链接）。因此生命、族群的延续，就是以代代传承表现为生生不息、连绵不绝。这个代代传承，生死隔代为祭祖，生生皆存就演化出孝道。

于是，在华夏整体论世界观里，祭祖扩展到孝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但是华夏祖先崇拜的独特性， 我们的独特整体论世界观只是构建了华夏特色祖先崇拜的逻辑基础和思想基础。而构建现实基础的关键环节则是华夏法统传承（法统和功业）。可以说如果不是华夏早期法统传承与祖先崇拜深度融合，是不可能形成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祭祖与孝道文化的。

祭祖与法统的关系，以《史记》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史记》中最早的相关记录：

“（舜）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

“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禹），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72]

从上面记录看，我们虽然无法明确，华夏祭祖，甚至构建祖祢庙来制度化祭祀祖先，是源于何时（这里需要更多的考古实证来揭示）。但是仅以《史记》记录来看，虽然舜以前，有大量祭祀鬼神的论述，但是没有明确的祭祖的论述。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鬼可以是逝亡的先人灵魂状态，因此祭祀鬼神，更倾向于宗教领域的祖灵崇拜（神权主导下的对祖先的观念和认识和祭祀行为）。但是舜以后的祭祖则体现为世俗化王权主导下祖先崇拜制度形式（法统的外在形式）。

因此，《史记》中对舜之前说祭祀鬼神，舜之后开始记录为“祖祢庙”，“以奉先祀”，或许间接反映了祖先崇拜文化发展，神权主导向王权主导的一种转折现象。

   由于华夏宗教信仰领域，从华夏族建立前（距今6000年前）神（巫）权与王（部族首领）权分立，神权主导；到良渚发展出的神权、王权合一并深刻影响华夏族；最终到舜帝之后演化出的神权王权合一，王权主导的演化过程中。最高政治权力从巫转移到王，因此最终巫原有的核心功能也被王所全盘接收。这个功能就是祭祀，而祭祀最核心的两个领域就是祭天（神）和祭祖（鬼）。

   于是，在华夏族成立后，祭祀权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核心内容。祭祀就成为王的专有权力内容。 所以上古时代，宗庙是王族专有。《五帝本纪》在描述舜时，说到“祖祢庙”，就是祖庙和父（考）庙，这说明，舜时，王在祭祖时，已经对逝去历代祖先，有了明确的代际排序。

我们参考周朝相关记录：“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临于宗朝。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 杜预针对"祢庙"注：父庙也。同族谓高祖以下"[73]。 

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到周朝，祖先大致被分成几个代际结构：

祖：（从甲骨文显示商代祭祀涉及的五个代际结构：分别是太祖（曾祖）、祖（祖父）、宗（父）、示（当世）、小示（示之子）），后演化为能追溯得最早的有大功业的祖先，由于其存在年代非常悠远，往往指向母系（姓为女生）社会时期。祖往往由于历史过远，是没有明晰准确的血缘传承代际关系的；

宗：宗的原意是在世（祭祀者）的父辈（《礼记丶祭法》云："有虞氏禘黄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孔颖达疏"祖、始也"；言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后逐渐演化为远古的有巨大功业的祖先（主要为父系），且从其开始有详细每代血缘传承记录至今；我们从史记里的早期帝王序列看到，从黄帝到尧之间，实际考古年代与帝王数量是严重不匹配的。因此我们可以判定，黄帝到尧之间，具体部落首领传承序列一定是不完整的。因此我们大致判断，从尧帝开始的华夏族首领传承序列才开始并可能是以完整的状态表述出来的（是不是准确是另外的问题）

族：族是夏开创父系王朝朝代之后，从王朝开创者（庙号高祖之人）父系血脉传承序列所涉及群体。

 随着华夏祖先序列的不断延长，祖先的代际结构是不断变化的。这导致相关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我们看到的唯一没有变化的结果就是， 宗（祖庙）庙初期为王者专有（后逐渐才允许贵族、有官爵可有家庙“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74]”。直到唐以后才开始逐步放开至百姓）。

因此祭祀祖先，在祭祀祖先过程中，表述出自己（祭祀之王者）在整个祖先（先王）序列中的必然的继承者位置，就是在阐述其王权合法性（正统、法统）的核心关键内容。

因此祭祖制度建立初始，就是华夏法统承袭的核心表达(从这个角度而言，商人祭祀的祖先序列表达就是在展现其具有华夏法统的正统性）。

正是因为如此，祭祀祖先以表达在世王者正统地位。而夏建立父系血缘传承王朝之后，权力传承涉及兄弟子孙。那么曾经跟王权紧密纠缠地祭祖，就必然向子孙辈延伸，这是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王者必然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放纵一个不孝之人成王，那么岂不是自己有可能被断绝祭祀的可能？这不光是法统的问题了，还是灵魂不灭观念下的古人，对自己身后的命运的深深担忧。因此，强调现世中孝道的重要，就能加强祭祖的有效性）。因此孝道不仅仅是整体论世界观的结果，也是王权承袭的必然结果（以此，我们能更深刻理解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含义——因为这直接涉及了华夏族法统传承的正统性的问题）。

所以华夏祖先崇拜传统发展出独特的祭祖、孝道内容。正是源于文明早期，祭祖、祖先序列是王权法统的核心内容。华夏族最高政治权力与祖先崇拜深度融合，通过祭祖呈现出的完整的祖先序列，来证明现有的王者是从黄帝开始，具备完整华夏族法统序列的统治者夏人后裔。

早期华夏族最高统治阶层长期将祖先崇拜放到了政治权力来源的至高地位，才是之后中国人那么重视孝道的核心成因。

2）而关键字3和4则是对本朝立国合法性的描述。关键字3是阐述那些远古祖先能被祭祀的王者关键条件是功业。关键字4是阐述权力传承的特点。

在夏朝（大禹之子）以前，实践的巨大功勋是权力承袭的必要条件，是选择最高统治者的关键指标，是能被后人祭祀的核心标准（黄帝立国立族之功；颛顼立制之功；喾治民之功；尧改制禅让（选贤任能）之功；舜完善禅让制，选材治水之功；大禹直接领导治水之功）。没有巨大功业，或许是没法进入祖庙被祭祀的。而这些功业最主要评判标准为是否利华夏万民。利众者善，利华夏万民者大功，大功业即为德。

利华夏万民之大功业者为德！

德的最初含义就是大功业。夏以前，有德王者方能入祖庙被后人祭祀。《五帝本纪》记录的那些王者，极可能，就是周以后，那些所谓“诸夏”所涉及贵族的祖庙里，排最前面的几个牌位。

  但是这个情况随着夏朝进入最高权力家族血缘传承，而使得以功勋成王的传统逐渐消亡，成为历史。夏朝能立，是历史给予大禹治水滔天之功的奖赏。但是商立国，何德之有？周立国，又有何德？

     华夏历史进入父系血缘传承的王朝时代后。就呈现出立国无德的新形态。于是德的概念就开始扩展，从最开始，非常具体的立大功业利华夏万民为德，扩展到周去昏君、立新朝、以利华夏万民的理论创新，将王朝开国之德开创性地覆盖到其整个朝代。【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礼记·表记》  这段话，其实折射了一系列的历史现状，夏朝为大禹治水大功业的必然奖赏，华夏族团结一致，成功与天威抗衡，强大有效的组织动员能力必不可少，所以夏朝对王命的重视，不信鬼神而信人是历史功业的惯性。而商朝则第一次应对华夏族内部最高权力的改朝换代局面。所以我们在甲骨文里看不到今天我们常见改朝换代的正统争论，因为这种新现象是没有旧有理论来解释的，而商以前传统法统的传承逻辑是没有改朝换代的现象和概念的。商人亦是夏人（这里不是说夏朝）一支。但是商人却为华夏族历史上第一次推翻前朝，必然反对者众多，先罚后赏是必然的行为逻辑选择。殷人尊神，不仅仅是因为继承了从良渚——东夷路径传承过来的热衷祭祀占卜的行为，更是要通过不断的行使王者祭祀的权力，来不断宣告华夏祭祖传统以及商王代表华夏族法统的祖先序列，来自证商人具备华夏族合法权力继承权，甲骨文记录商王大量功业事例，比如妇好伐鬼方、土方、印方、尸方大量占卜记录，这就是华夏王权尚德的传统延续。而周人经过商克夏的经验，对王朝更迭显示出更多平常心，为自己周克商构建了崭新的理论，重新阐释了‘德’的新概念。并构建了完备的礼制，以强化王权统治】

到春秋战国，礼乐崩坏，诸侯皆视其他方国为昏君，都想去诸多昏君、自立新朝。但杀人盈野，是否利万民，却少人再论。德的概念就逐渐虚化为意识、价值观中的向善性取向。

   华夏历史在进入封建王朝之前，有大功业者（德）方能进入祖庙祭祀。但是进入王朝时代之后，最高权力血缘传承成为一种硬性规范，王朝的建立与传承，与大功业关系越来越少。王朝高祖以下的帝王序列，除非确为无可辩驳的昏君，否则都要进入祭祀行列。但是哪有那么多大功业！于是，春秋阴阳家利用周开创的‘去昏君、立新朝、以利华夏万民的’崭新思路，结合夏以后朝代轮替现实，创造了“五德始终说”。经过对“德”概念的这一番巨大改造，华夏法统的核心内涵就逐步从适应部落联盟制转化为对封建王朝事实的适应。

3）华夏族的组成结构在春秋后出现了大变化。

   按照《史记》介绍的西周之前帝王序列，以及现代甲骨文解读商王序列（1917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 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对《史记》所记述内容真实及准确性的有力支持。我们看到炎黄两帝合并成立的华夏族到西周，华夏族基本构成就是炎黄两族后裔为主体。这从西周立国封国大致情况可以见到：周王姬姓，大量姬姓诸侯拱卫周王四周，并在边陲关键之地派出姬姓诸侯监管四夷，比如北面的燕国、良渚后裔地区的吴，位于巴、楚、秦（巴蜀、西戎、南蛮）之间的“牧誓八国”之一的庸国；在山东监督东夷的鲁国；同时华族后裔，姜姓各诸侯也给予了重要位置：并在很多地方与姬姓诸侯形成相互呼应的态势：比如山东监管东夷族的齐国、纪国，在周国周围参与拱卫的申国、许国、吕国

 但是进入春秋之后，周王式微，诸侯兼并加剧，镇守边陲各诸侯大力向外扩张，各诸侯之间互相征伐、吞并。四夷各部族开始与之加速融合。至战国，山东东夷故地，逐步被齐国吞并，东夷各族融入华夏；西方从商代就立国的义渠为主的西戎族（甘肃、陕北），与秦魏交流、摩擦近400年后，被秦灭国后融入华夏；位于长江中游南蛮各族（三苗）之地被楚国占据后融入华夏；良渚故地，经历吴越争霸，后被楚灭，良渚后裔融入华夏；在淮河流域长期与华夏族对抗的淮夷最终被楚，融入华夏；西南之地巴蜀等国，长期与华夏族交往，并参与了周反商的军事行动，后因巴蜀相争，被秦国借机灭国，几十年后，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巴蜀之地成“天府之国”，巴蜀各族随融入华夏。

我们看到春秋战国500余年，不仅是华夏族内部残酷的内乱史，也是华夏族与四夷各族加速融合的历史阶段。这种加速融合，固然有着政治强力、武力征服导致的因素。但更多是四夷与华夏族长期交流的必然结果。

比如以三星堆考古发现，证实的在距今5000~3000年存在的古蜀文化，其后裔巴蜀等国族裔，在秦灭巴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后，就悄然融入华夏一族之中，其统治阶层的反抗仅仅存在几十年：公元前316年秦伐巴蜀，30年内采用一国两制，分封蜀地，结果导致蜀地三叛，秦平叛后，与公元前285年，取消一国两制，与巴蜀之地实行郡县制。公元前256年，李冰父子建都江堰，整个成都平原耕地品质，由《禹贡》所言下上等，急速变化为“天府之国”，与当时天下最好上上等的关中土地也不遑多让。华夏族先进的水利技术，农耕文化的强势进入，几乎以立竿见影之势，极大改变巴蜀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水平，这必然迅速赢得了巴蜀各族人民的认同。巴蜀之地因为进出交通困难，长期独存与西南之地，但是被秦政治统一之后百余年就成为华夏一份子，这与华夏族与东夷蚩尤之战后千年对抗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长期的和平文化交流，（华夏）先进文化成就利（巴蜀）民功业，这才使得主动的政治强力手段达成了最大化效果。

于是我们看到，到战国后期，华夏族面貌较之春秋之前产生了巨变。虽然七国贵族阶层主体还是以炎黄两帝后裔为主体，但是整个华夏族人们，基本已经将东夷全部，西戎、北狄一部，南蛮大部，巴蜀大部融入自身之中。

由于华夏族内部结构的巨大变化。整个华夏族不得不面临一个崭新巨大的问题：新进的原四夷的人民既然已是华夏一份子，他们有没有资格去继承法统？

当年，炎黄两族构成最初的华夏族。因为结构简单，华族与夏人达成共识：本族最高权力在黄帝后裔中传承。但是当战国后期，大量四夷各族融入华夏，千年前华族与夏人的共识或许在其后裔中还有效力。（因为法统的传承毕竟与祖先崇拜紧密结合。后人不遵循炎黄两帝的缔约，就是不孝。不孝者不能成王。）

但是，到春秋乃至战国，华夏族内部构成的复杂化，这种共识的制约性对新进华夏子民的效力必然大打折扣。法统以黄帝后裔进行传承的规定，面临不得不进行全面变革的局面。整个华夏族不仅要在炎黄后裔之间达成共识，也要在原炎黄后裔与非炎黄后裔的新进华夏子民之间形成新的共识。夏朝前，夏人以功业成王，但夏朝以后，家族血缘传承，无功也可成王。这时就算炎族后裔还能遵守前约，但是，新进华夏得前各族人民凭什么接受夏人可以无功而成王？

但是，在春秋战国长期战乱的局面下，诸侯间彼此对立攻伐不断，这是不可能实现新共识的。于是诸侯不求利民功业，只求强以争王（霸），就成了这一段时间，乱世诸侯思想及实践的必然倾向。因为旧有的华夏族内部最高共识，已经不再符合新华夏族的现实状态。而新的共识也因为超长期的内部混战而无法有效形成。

华夏文明之致命危机

华夏法统内容的全面变化，新华夏族内部共识长期无法实现，直接对华夏文明的核心产生了颠覆性的危机。

因为传统华夏法统夏人领导下的华夏族，权力传承与有德之君（利华夏万民之大功业，被后代祭祀）就是华夏早期文明的浓缩表达。

华夏族几千年来就是东亚最高生产力水平（华族所代表的农耕），夏人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夏人领导下的华夏族”反映了自强之根本。

而传统法统传承，是在有德之君之间，这就从最高权力传承的方式，对华夏文明的价值观标准进行了阐述及强力的背书——向善性。利华夏万民大功业的华夏族首领才能入祖庙而被祭祀。而到大禹治水时，大禹之德所得利者超越了当时的华夏族，而扩展到“天下万民”的范畴。因为天下万民范畴远大于华夏子民，治水的巨大功业，意味着有利于更广大的人群，因此，大禹治水使华夏文明的价值观朝向实现了一次巨大升华。“利天下”之大善远超利华夏之善。这种大善使得华夏族的视界一下就超越对（人－人）关系的狭隘关注，超越了自我族群利益的既有短视，一下就将华夏族的视野从人间提升到天地自然，将大善之利从华夏族扩展到天下。

我们可以说，华夏文明中的自强与向善，相辅相成。强大的自我（能力）才能实现利天下的大善。而抱有向善价值观，自我强大的能力才能正确的使用。（就如公元2020年世界面临的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美国拥有极其强大的自我能力，但是不持有利万民的价值观。其强大自身能力就无法有效展现出最佳效果。相反，华夏文明向善价值观的存在，能使自身有限能力展现出惊人的大善效果）

华夏文明的这两个关键部分，到周朝，是以礼制的形式被强化的。礼制与华夏文明内涵的关系，就如河图洛书的象数样式与对其解读一样。

前面笔者将河图的样式解读为对静态的理论世界的描述，而将洛书解读为对动态的现实世界的描述。

而周朝的礼制就如河图洛书一样，作为一种外在固化形态，来阐述周人认为的华夏文明所应具有的内涵。

但是华夏春秋战国时期，文明的这两个关键部分，尤其是自强（客观条件）与向善（主观价值）中的主观价值观部分遭到几乎颠覆性的冲击。

诸侯相互攻伐，杀人盈野。臣子犯上作乱如家常便饭（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各诸侯纷纷称王）。礼乐崩坏是华夏族原有（法统的、文明的）共识的瓦解的外在表现，而在华夏文明的内在领域，则体现为对华夏文明向善价值观的颠覆性冲击。自强能使诸侯强大，赢得兼并战争中的胜利，但是向善对诸侯有什么好处呢？或许对那些被兼并的弱势诸侯，向善才有那么一些好处吧？但是如此向善又与自强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相反，春秋战国历史显示，犯上者称王，杀万人者大功，倚强凌弱者称霸。这些现象比比皆是。也就是说，事实与理论已经出现严重的背离。华夏文明的原有理论不仅不再能指导实践，连解释实践都做不到了。于是基于残酷的现实，华夏精英阶层开始对华夏文明的内涵，开始质疑并逐步发展向有选择性推翻。最典型的就是孟子时期，华夏精英阶层对性善论、性恶论的争论。这就是对华夏文明的价值观部分，以颠覆为目的的激烈攻防。

去掉华夏文明的向善性价值观，不以天下万民之利为价值观关注所在，那么华夏文明还算是华夏文明吗？

华夏文明诞生以来，面临事关文明生死存亡的最重大危机到来了：

文明内部在长期混战中如果形不成新的共识。华夏文明的结局，要么不知道演化为一个什么新的玩意，要么文明就在长期混战中把潜力消耗殆尽，直至瓦解，湮灭。

何去何从？华夏整个精英阶层纷纷站了出来，做出自己的答案，企图给华夏 找出一条解决长期战乱的成功路径。这就是后世称为的诸子百家。

4、春秋战国与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华夏持续战乱五百余年。随着诸侯兼并逐渐激烈，战争形态越来越残酷惨烈。春秋时期，苛政猛于虎，百姓还能逃亡以避乱局。到战国时，七国争雄，各国纷纷进入总体战的局面，组织动员程度大幅提高，几百万人口国家，往往动不动就征兵十丁抽一甚至六丁抽一，大战动兵几十万，近百万常有。而因战争造成的严重伤亡也不断发生。长平之战，秦军坑杀赵军40万人，自己伤亡亦有近30万；伊阙之战秦军灭韩魏联军24万人； 马陵之战，参展各方伤亡15万人；齐燕相争，相互攻伐，战火几乎遍及两国全境，两国百姓，损失惨重。至于那些伤亡数万的战争，春秋战国不胜枚举。华夏族内部进入极端惨烈的内斗局面。 这种超长期残酷且不断恶化的战乱局面，逼迫华夏族无数内部仁人志士不得不开始寻找各种各样解决危机的办法和道路。这就是被后世称为“百家争鸣”的诸子百家的兴起。

 站在客观历史角度，百家争鸣对人民而言，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百家争鸣的出现，就直接意味着那是一个对百姓而言只有无边苦难的乱世！对一般小民而言，在乱世中如无根浮萍，只能在命运的洪流中走向不可知的黑夜。因此，当孟子骂杨朱“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是有些道理的。春秋战国乱世起因，就有分封制已经不适应社会现实。按马哲的论述话语就是被曾经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且到战国时，社会已经动荡几百年，此时还抱有春秋老子时期企图的回归原有分封制的立场，已经严重脱离现实，而且鼓吹贵族们食君之禄，而不为君做事以求无为（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75]）。在当时条件下，那个诸侯如此做，他的国家必然由于行政效率大幅下降，而必然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首先被淘汰。无论其统治阶层还是黎民百姓都将遭到惨重的损失。如果当时人人皆如此做，就是无视现实，就是在企图阻止社会发展，那么历史必然会给实践更大的反噬，更漫长的战乱对天下万民又有何好处呢？  

 诸子百家，后世总结约出现了上千家流派，但影响较大仅几十家而已，其中十余家开宗立派。本书着重讨论道家（含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四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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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三国演义》罗贯中 第一回：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64]《春秋公羊传》

[6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序论》

[66][72]《史记。五帝本纪》

[67]《史记.夏本纪》

[68]《史记.殷本纪》

[69]《史记周本纪》

[70]《史记秦本纪》

[71]《论语》

[73]《左传·襄公十二年》

[74]《礼记》

[75]《列子·杨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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