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并未现代化
深思的蓝
04-07 13:26
一
说到现代化，人们一般认为始于西方。它与科学发展带来的工业化生产，以及工商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后的城市化经济范式有关。大致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某国取得主导地位就被看做现代化开始的标志。
但是，几百年过去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扩散统治下的全球秩序，虽然在物质生产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可是说到“文明”这个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寄望，似乎并未实现。不但没有实现，西方的科学魔鬼和工业野兽仿佛更加邪恶和强大了。
这不仅包括科学和工业进步“无意间”对自然和人类造成的伤害，如各种工业污染，还包括许多“故意”对人类造成的伤害，比如为了战争目的研发和滥用的火药武器、核武器、生化武器、基因武器……
人们明显有一种感觉，就是“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大进步，科技和工业都大发展了，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所谓的进步似乎是虚假的，吹嘘的，经不起推敲和追问的。
这种“虚假”清晰地表现在科技和工业被用来反人类，反历史，反进步。它助长了疯狂和邪恶。典型案例就是血腥的殖民史，奴隶贸易史，帝国主义战争史，尤其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等历史。而当下，世界也还在上演这样的疯狂和反动。
人们在为先进科技和工业利器创造的繁荣景象欣喜的同时，明显感觉到握着利刃的那只手并非善类。
这个“并非善类”的统治力量就是社会科学没有现代化，人类历史没有现代化的证据。
这个“并非善类”的统治力量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会在科技和生产不断发展的同时制造灾难。即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财富的能力不断扩大，但是却反而周期性地发生严重灾难，制造不必要的杀戮和毁灭。
这种周期性出现的灾难发生得特别没有道理。因为这种灾难出现时，科技并未倒退，自然资源也可以供给，生产力正常发挥的话，完全能够养活参战国家的人口，没道理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比如两次世界大战，“生产力水平”养不活参战人口了吗？
所以，人们有必要注意一个问题——科技未倒退、自然资源也可以供给，生产力水平足够，全球人口也在增加，为什么经济忽然不行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历史性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到现在都没有解释清楚，更没有解决。科技水平在历史上很少发生大规模倒退的情况。自然灾害严重到无法供给自然资源，哪怕调拨储备物资也无法避免社会危机的情形并不多。其数量远少于实际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即危机并非都是天灾引起的，人祸的比例不小。
面对人祸，面对无法推脱给自然灾害的危机，人们往往就是囫囵吞枣地随意解释，比较多见的就是“天意”，或者“经济周期使然”。至于天意和经济周期为什么会在科技未倒退，自然资源也可以供给的情况下催生危机，就没人能解释清楚了。
正是因为人们提不出这个问题，或提出这个问题后无法正确解答，才导致了在一切生产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仍然发生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国际冲突的怪现象。当前人们在讨论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面对同样的情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释，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现在将原理阐述如下。
二
人类不是天生会劳动的，是“正确的方法”把人类活动变为劳动，然后正确的方法和劳动一起把自然资源加工成财富。
所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方法的对错决定劳动的有无，继而决定财富的有无。
方法的创新与否，决定劳动效率的高低，继而决定利润的多寡，也就是经济增速的起伏。
于是，经济增速就随着科技创新的起伏，呈现周期性的变化，分为“增速上升期”和“增速下降期”。即“利润不断增多的时期”和“利润不断减少的时期”。
财富生产的过程说明，财富生产三要素是——方法、劳动和资源。
它们对应三个阶级——创新者、劳动者和资本家（含权贵）。
它们还对应三个分配依据——创新依据、劳动依据和资本依据。
其中，“创新依据”和“劳动依据”是主要分配依据。因为，如果没有资本家，创新者和劳动者也能生产财富。自然资源就在那里，不会消失。而没有创新者和劳动者，资本家没法生产财富，也没法获得资本，除非他自己也承担创新和劳动的任务。
所以，创新和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资本不是。“创新依据和劳动依据”应该成为财富分配的主要依据。资本依据不是主要依据。
经济过程包含“生产”和“分配”两个部分。
“生产部分”负责提供财富，供给分配。
“分配部分”负责合理配给财富，维护生产。因为财富消耗的主要目的就是“再生产”。它包括——创新力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再生产。
如果财富分配依据搞错了，让财富被错配，不能公平公正地分配，那么结果就是“三种再生产”里至少有一个被损害。经济将无法良好运行。
即，在科技没倒退，自然资源也可以供给，生产力水平完全足够的情况下，由于“分配错误”导致“再生产”被破坏，最后毁掉经济，引爆经济危机。
这种危机是典型的人为制造的危机，是人祸而非天灾。它的出现不是因为生产条件不具备，而是生产条件被人为损坏。手段就是错误的财富分配，让“三个再生产”无法完成。要么让创新力再生产凋敝，要么让劳动力再生产低迷，要么让资本再生产下降。
比如，在科技创新整体放缓，经济增速见顶回落，利润持续下滑的时候，坚持私有制市场经济不变，也就是“坚持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不变，结果就是资方维护利润规模的需求必须被优先满足。
那么，总利润不断减少，市场竞争持续加重，资方要维护自己的利润规模，必然通过“直接剥削①”和“间接剥削②”的方式侵害老百姓的利益，以他们财富的减少去填补资方不断下滑的利润缺口。于是，老百姓的财富减少，消费就减少，有效需求下降，产能逐渐过剩，迫使资方减薪裁员。减薪裁员又让老百姓的财富更少，消费更少，生育也下滑，劳动力再生产无法完成，有效需求继续萎靡，产能继续过剩，资方也不得不继续扩大减薪裁员，最后形成恶性循环，把经济循环毁了，经济就垮了。
这就是人为制造的分配错误毁掉“劳动力再生产”，最后引爆经济危机的过程。
这是一个特别愚蠢的事情。这个愚蠢来自于将“生产”与“利润”绑定。
利润多，生产就多。利润少，生产就少。利润为零，生产就崩溃，经济就垮了。
原本利润下滑只是财富的“增量”减少，并非财富的“总量”减少，哪怕利润为零，经济与生活都可以保持在最好水平上，不会发生危机。但是，就为了在总利润下滑的阶段坚持进行“利润争夺”，维护资本家分割财富的优先权利，结果就让劳动者受损。而资本家又不是财富生产的主力军，劳动者才是主力军，所以“损不足以奉有余”就不断破坏劳动力再生产，加大贫富差距，最后毁掉消费力、生育力，毁掉经济循环，让产能永远“过剩”，不得不持续关闭生产力，把经济推下了深渊。
简单说，科技未倒退、自然资源也可以供给，生产力水平足够，而经济却忽然不行了的原因是由“利润危机”引起的。
总利润下滑，三个阶级不能如常分配财富，无法保证大家的财富都增长了，于是就引起“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在“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的市场经济模式中，造成了错误的财富分配。贫富分化使资方更富有，绝不会反过来，而资方又不是财富生产的主力。于是，财富向资方流动的过程就是远离创新者和劳动者，远离生产主力，破坏生产的过程。最后，“劳动力再生产”被毁，消费、生育、经济循环，直至整个经济都被毁灭。
此时，只要将生产与利润解绑，转而与“需求”绑定，就可以解除危机。因为，有需求就去生产，那么招工就会增加，失业就会减少。就业稳定了，收入也能稳定，继而有效需求也随之稳定。产能过剩将不容易出现。产销平衡，经济循环稳住了，生产规模也会稳定，财富总量也将维持。那么，财富总量不下降，经济和生活就能平稳运行，危机就不容易发生了。
这就是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在现实中却很难运用，人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危机爆发却无能为力。
因为，人们迷信市场经济，迷信私有制。所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始终把人际关系塑造为竞争关系。竞争关系就必然追逐利润。原因是利润关乎竞争力。只要是私有制，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一定是竞争的，是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生产就一定与它绑定，而不会与人们的“需求”绑定。
于是，只要是私有制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一旦进入科技创新总体乏力，总利润不断下滑的时期，经济危机就无法避免，社会危机也如影随形。
如果想把生产与需求绑定，就要摆脱迷信，把“市场经济模式”变为“计划经济模式”。因为，计划经济可以不把“利润”作为首要目标。但是，这样做又需要调整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改变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形态，这是迷信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人们不能接受的。所以，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永远也避免不了，逃脱不了。
一到科技创新总体乏力，总利润不断减少的时期，私有制经济就开始搞零和博弈，并坚持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坚决不改。
而科技创新受灵感的影响。灵感是人类控制不了的，也就是总利润的起伏在根源上是不受人类控制的。
这就导致了一对矛盾，并且走进了死胡同。
财富增量不能改变，财富分配规则也不愿改变。生产与分配成了一对矛盾，谁都不能改变，那么矛盾也就无解了。
这个无解的危机过程，是资产阶级的一场赌博。此时，他们无力改变灵感匮乏，创新乏力，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就转而赌博在掏空老百姓的储蓄财富，使其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之前，科技创新和利润增速能够恢复上升。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资产阶级就涉险过关。如果情况相反，一旦老百姓生活无着，民怨暴增，就会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怒火，进行摧枯拉朽的抗争，去席卷资产阶级和权贵们的财富，以暴力方式改变财富分配规则，让财富回归劳动者，修复劳动力再生产，修复消费和生育，修复经济循环，最后修复经济。
以上就是在科技创新乏力，经济增速下滑的周期里，坚持私有制经济，结果毁坏“劳动力再生产”，导致经济危机的过程。
与此相类似的是，在科技创新活跃，经济增速不断上升的时期，如果坚持传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也容易出现经济困难。
因为，在此时坚持搞计划经济，不但计划生产，还计划分配，那么“计划分配”与“人们生产财富的贡献”就有一个匹配度的问题。如果分配计划比较生硬，不够灵敏和实事求是，无法保证总体上的公平公正，并且“分配权利”没有得到公众民主权利的有效监督和修正的话，计划分配就很容易出现“粗制滥造”的问题，分配的权力也容易有“私有化”的现象，即公权私用，以权谋私的腐败。它们都会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
“粗制滥造”就是计划分配不符合人们在生产中的贡献实况。按劳分配，按绩效分配未能实现。
“腐败问题”就是财富分配名义上是按照“劳动依据”进行，但实际上是按照“私权依据”进行。“私权”就是公权私用，为私利服务，把公有的生产资料变为事实上的私有分配依据。其本质就是实施了“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在这里，“公权私用”和“公资私有”是划等号的。
于是，在创新活跃，经济增速可以上升的时候，没有把“创新依据”作为主要分配依据，也没有落实好“劳动依据”，反倒是把“资本依据”放在了前面，这就让创新者无法获得公平公正的回报了。
创新积极性被损害，“创新力再生产”就无法完成。再加上腐败对劳动力再生产的破坏，以及劳动与分配失调后出现的“吃大锅饭”现象，把劳动积极性也损害了。结果就是，创新力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都被伤害，只有权利掩盖下的资本再生产是获利的，而他们又不是财富生产的主力军，所以经济一定会出问题，带病运行，低水平维持，长期萎靡不振，产能不足，买东西经常排队，甚至恶化到出现饥荒的程度。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困难就是“产能不足型危机”。
这种危机不是科技倒退了，自然资源供给不上，而是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能过剩型危机”一样，是财富分配错误导致的危机，即人祸。
三
综合以上这两种情况看，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人们对传统的经济模式产生了迷信。
要么迷信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要么迷信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结果就是一个始终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绝不改变；一个始终以名义上的“劳动”为主要分配依据，绝不改变。
于是，它们只能周期性地分别适应某个经济阶段，不适应另一个经济阶段。私有制和公有制，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一时风光无两，一是又被斥为邪恶的。左派与右派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谁都不能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经济形态。
他们无能表现在——既不能控制灵感，控制创新和利润增长，也不能改变经济模式和分配依据。
他们不明白，经济阶段、经济周期的变化，就是创新形势的变化，就是财富生产主要贡献者的变化。主要贡献者变化了，必然要求主要分配依据也随之变化。
当经济增速持续上升时，一般是科技创新活跃的时期。此时，创新者是财富生产的主要贡献者，所以“创新依据”应该成为主要分配依据。经济模式应该以市场经济为主，鼓励人们积极创新，追逐利润，勤劳致富。
而到了经济增速见顶回落，利润持续下滑的时期，说明创新变得困难，进入阶段性的乏力期。此时，创新对财富生产的贡献逐渐降低，而劳动者的贡献越来越大。即劳动付出与财富生产呈现一比一的关系，利润消失了。那么，财富分配的主要依据就应该变为“劳动依据”，而不再是“创新依据”。这样做可以保护好劳动力再生产，维护好消费和生育，托住经济循环，使经济稳定运行。经济模式也应该从市场经济为主，变为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完善好社会主义的民主监督和民主治理。“民主”是确保计划分配能够灵敏地进行调整，与劳动绩效相符合，最大限度实现公平公正的关键。
至于资本回报，以“资本依据”作为分配依据，它也应该得到适当的满足。因为，资本作为一种加工过的自然资源，它能比未加工的自然资源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所以，维护好资本所得、资本再生产，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无论在哪个经济阶段，哪个经济周期，资本都应被善待，被公平分配财富。只要创新力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不被损害，经济循环不下降，财富分配就要与资本所有者进行协商和协调。
以上描述的现象，就是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要求经济运行跟从灵感、科创、经济阶段、经济周期的变化，即利润增速的变化，主动进行财富分配依据的调整，即经济模式的变化的过程。
这个变化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要求分配必须与生产相符合，也就是与创新，与利润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否则，危机一定发生，暴力革命一定发生，绝不会有安宁。最后，无论人们愿不愿意，尤其是不管富人们是否想得通，公平公正都要被实现。即，创新力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再生产要互相协调，保证基本完成。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危机，只要不是天灾，大部分都是分配与生产失调的结果。天灾也很少导致全面危机。天灾后的全面危机往往说明它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人祸早已经很严重了。天灾只是踹了它最后一脚，让它赶紧开始历史性的变革。
这个历史性的变革在反反复复中历经数千年后，会让人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必须是兼容的。因为兼容才能灵活。灵活才能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才能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才能让分配与生产相匹配，去适应经济阶段和经济周期的变化。
于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方向，是包容性和灵活性逐渐增强的过程，是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集权和自由，从对立对抗到协调互助的过程。
因此，历史进程在社会制度发展领域里不是公有，私有，再公有，再私有的反复过程，而是公有，私有，公私融合的过程。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而这个变化趋势，变化规律没有被传统社会主义明确认知。因此，他们虽然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危机中意识到历史性变革的必然性，却没有清醒地明白公私融合才是正确的方向。所以，他们在批判了私有制社会后，依旧走向了公私对抗的社会，走向了和私有制社会一样的，坚持一种分配依据始终不变的社会。这就让传统社会主义社会难以避免周期性的危机，最后被资本主义复辟，从历史前台被赶回了后台。历史再次走向了重复和轮回。
当前时代里，那个战胜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又陷入了周期性危机中。固有样式的危机再次发生循环。这说明人类历史急需逃开沉疴旧疾，建立一种兼容的社会制度。它要有把公有和私有协调起来的能力，以便经济模式是可变的，财富分配依据能够随着经济阶段的变化而变化。
这种兼容的制度必须以公有为基础去兼容私营经济，而不能反过来。
因为，以公有制为基础兼容私营经济时，往市场经济转变的话，股份制可以较容易地实现。私人财富的增加将减小改变的阻力。而以私有制为基础兼容国营经济时，往计划经济转变的话，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会因为失去对财富的控制而严重阻碍这一变化。制度运行将缺乏灵活性，分配依据也无法跟随经济阶段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在兼容的社会模式中，以公有为基础兼容私营经济，是最符合历史规律和历史要求的。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具潜力的人类制度。
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明白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明白自己的优势所在，让分配依据和经济模式可以随经济周期而变化，那么其灵活性和实事求是的能力将大幅减少发生危机的可能。
四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化”的标志其实应该有两个：
1、“自然科学”脱离唯心主义和神权统治，转变为唯物主义和逻辑实证，建立较完备的分科体系。
2、“社会科学”结束公有和私有、计划模式和市场模式，集权和自由的对立关系，开始和谐的阶段。
从这个标准出发去判断，人类历史显然还未进入现代时期。原因就是对传统社会制度的迷信还很顽固。大部分人还陷在僵化死板的思维中，非要在公有和私有，计划和生产，集权和自由中二选一，没有意识到让经济模式和分配依据进行变化的重要性。
西方虽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们在社会科学上的顽固和僵化，使他们没能进入现代时期。而中国在结束封建时代，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完成了现代转型。而他特有的以公有制为基础兼容私营经济的社会形态，也让他比其他国家都更加靠近现代历史的大门。
当然，中国能不能率先迈进现代历史阶段，就看他能不能首先实现经济模式和分配制度的主动改变了。只要完成了这种主动改变，让经济模式和财富分配能够灵活包容，实事求是，与不断变化的经济周期长久地适配在一起，就意味着人类历史真正进入现代阶段了。这将意味着社会苦难和暴力革命大大减少，人祸类型的危机会明显消退。
【注释】：
① 直接剥削：以“内卷”为代表，即无法从科技创新中获利就向内转，向劳动者的体力和休息时间要利润。如加班加点不加薪，降低福利，降低劳保等。其实质就是变相降低“劳动力价格”。
② 间接剥削：以“逆势增加货币供给”为代表，实质为提高“商品价格”。经济越不好，货币供给越多。货币新增越多，原有货币就全部贬值。贬值部分被转移到新增货币中，经由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和直接发钱等方式进入市场。这些财富在市场里进行再分配时，是按照“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市场经济规则进行的。因此，“货币洪水”的最后效果就是洗劫普通百姓的财富，转移给资方作为其利润。即，间接剥削。
参考文章:
2024.0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