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弃守安南原因探讨:究竟是丢疆弃土还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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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古称交趾、越裳或安南,与中国山水相依、关系密切。历史上,越南曾长时间作为中国的藩属国而存在,若再往前追溯,越南从秦汉至五代十国时期一直是中国的直属领土,越南独立后也将这一段时间称之为“北属时期”、“郡县时代”亦或是“中国封建郡县时代”。

在这里,笔者姑且使用最常见的说法“北属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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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北属时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次北属时期(前214年-40年)、第二次北属时期(43年-544年)和第三次北属时期(603年–939年)。细心的观众已经发现,这三次北属时期中并无明朝身影(明朝建立于1368年,距离第三次北属时期都已过去了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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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属明时期

究其原因,越南上下对于自己曾被明朝“郡县其地”的历史十分敏感,加之这段历史时间不长,而对越南文化发展的影响相对有限,故很少有人称之为“第四次北属时期”,多以“安南属明时期”代之。

【一、“吊民伐罪,兴灭继绝”,明成祖的宏伟构想】

公元1368年,朱元璋于应天称帝,建立明王朝,随后派徐达等大将北伐,迫使元廷北迁,逐步建立起对于全国的统治。明朝立国之初,社会生产经元末乱世打击破坏严重,《嘉靖太平县志》记载:“余闻之故老,国初新离兵革,人少地空旷,上田率不过亩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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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杭州为例。杭州本是五代以来数一数二的名城,宋廷设立提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征收过路税。元代推崇商业,杭州毗邻海路,更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往来贸易不断。元中后期国势混乱,杭州人口仍过百万,是元末破坏最小的地区之一。然而,张士诚占据该城时,人口死亡数已达十之二三,杭州已成为一片废墟,人烟稀少,加上明初倭寇骚扰,曾经繁荣无比的杭州城甚至荒草过膝、野兔成群。

明朝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也正是因此,明太祖停止使用元朝的“黩武主义”政策,对外关系趋于缓和,努力构建出一套以明朝为主导的、规范化的和平亚洲新秩序。

明太祖曾言:“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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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以隋炀帝东征西讨、劳民伤财以致身死国灭为教训,认为周边的“蛮夷小国”既然对中国无甚威胁,遂不进行征伐。

在洪武二十八年版的《皇明祖训》中,明太祖朱元璋宣布将朝鲜、日本等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其中就包括了安南(今越南)。

明太祖本意希望以德立国,主张各国保境安民,和睦交邻,但其愿望在实践中完全落空。随着安南一桩桩事件的发生,双边关系很快遭到破坏。安南王位继承、明安边界纠纷、安占争端不断破坏着明太祖对安南的好感(此类纠纷笔者暂时按下不表,日后会有专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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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季犛

建文元年(1399年),安南国相黎季犛杀其主自称太上皇,立子苍为帝,并改名胡一元。明廷误信安南王陈氏嗣绝,封黎季犛为王。

成祖即位后,面对篡位的舆论压力,希望通过强硬的外交手段纾解内部矛盾。在此背景下,明王朝对越南关系转向严猛,适逢永乐二年(1404),陈朝老臣裴伯耆、前王孙陈天平入明控诉,明政府方得知黎季犛篡逆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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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城地图

与此同时,安南人还不断骚扰明朝边境及攻略占城,严重侵犯了明朝西南边境的稳定,也破坏了明初诸帝着力构建的东南亚政治体系。

面对安南的不断挑衅,成祖于永乐四年(1406年)打出“吊民伐罪,兴灭继绝”的口号,令远征军正式出师,成祖亲往龙江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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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风和日丽,江面上百舸争流,旌旗蔽空,鼓角齐鸣,明军威武雄壮,军容之盛为开国以来所未有。同年年中,成祖派总兵官朱能加封“征夷将军”,配印信。后因朱能在行军时病卒,由副将张辅代替。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明军总人数达到80万之多,这一数字可能有夸张,但成祖以大军压境越南当是事实。

仅仅只用八月,明军即以势如破竹之势迅速占领安南,并抓获胡氏父子。由于陈朝子孙已灭绝,无人继承,加之当地官吏耆老以“原复古郡县”为由,请求明朝对安南进行直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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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明成祖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初一颁布《平安南诏》,声称为了回应安南官吏耆老的请求,便将当地改名“交址”,进行直接统治,依照内地的行政区划模式,设立承宣布政使司。自此,越南再次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许多学者认为,朱棣贸然以大军攻占安南过于冒险,违背了太祖制定的“不征之国”原则,致使明王朝陷入了“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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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坐像

其实,成祖郡县安南并非草率之举。事实证明,这样庞大的军事行动绝不仅仅只为了震慑安南,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成祖以武力上位,内外舆论压力巨大,永乐初年开展的郑和下西洋,一为对外交流、散布国威;二为巩固西洋朝贡体系。

对于明成祖来说,加强明朝在中南半岛的军事存在,是巩固朝贡体系的重要手段。郑和下西洋的成功,也离不开郡县安南的军事保障。

【二、仁宣之治,实际上是“丢疆弃土”?】

史学界普遍承认,明朝的黄金时期,既非太祖朱元璋的“洪武之治”,亦非成祖朱棣所创的“永乐盛世”,而是仁宗、宣宗在位的共计10年时间。在这十年中,明朝国策由严猛转向宽仁,仁宣二帝放弃了大规模征伐计划,对外采取战略收缩姿态。这十年内,明王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法纪严明、仓廪充实,百姓安居,社会稳定,蔚然有治平之象,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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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洪永时期的“国强而民苦”,仁宣之际避免战争、休养生息,更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意愿。因此,史界更愿意把仁宣时期视作明王朝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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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八年地图

明王朝经过太祖、成祖两代开拓,至永乐年间可谓疆域辽阔、万邦来朝。但进入仁宣时期后,明王朝采取战略收缩,对外放弃大量国土,如1434年撤销奴儿干都司,明朝势力退出黑龙江流域;再比如,宣德五年(1430)六月,开平卫内迁独石,这标志着明朝对外长城以北疆域的放弃,“弃地盖三百里”。

在此笔者特定说明,明朝撤销奴儿干都司,意为放弃直接统治东北,该地区的女真人名义上仍臣服于明朝。但实际上,明朝在东北的影响力已不及永乐时期。

如此种种,还有许多,笔者在此不过多赘述。当然了,近来颇引人关注的,还是宣德时期放弃交趾布政使司,从而使越南复国的决策。

【三、放弃越南,究竟是好是坏?】

成祖平定安南后,在安南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将明王朝的行政系统、文化教育政策延伸至安南。但种种举措并未将安南彻底稳定,相反,安南的国家意识经过几百年发展已相当成熟,明朝的直接统治激起了安南人民此起彼伏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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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先后有陈简定、陈季扩等 64 股起义力量抗衡明朝的统治,加之明朝所任官员能力不足,在任期间政策失当,以采办为名对安南百姓横征暴敛,致使安南矛盾激化、起义不断。

仁宗为太子期间,长期为成祖监国理政,深知对外扩张战略之弊。因此,仁宗即位后一面停止交趾采办金货香珠之类,一面裁撤派往越南的大小监督官员,令他们迅速回京,不得“虐害军民”。仁宗此举,意在通过较为柔性的缓和策略来减少安南百姓的反抗情绪,维持明朝在安南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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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宗坐像

然而,明仁宗的妥协退让,并没有让安南恢复到明廷理想中的状态。明政府的缓和反而助长了安南部分起义军的反抗势头,加之明朝将领在前线作战中迟疑不决,致使明朝在镇压安南起义军的过程中屡失良机。

宣宗即位之时,明朝在安南的统治已呈现重重危机之势。洪熙末年,明政府对安南反抗军首领黎利的怀柔政策基本宣告失败,黎利率军一边以和谈为由稳住明军,一面挥师猛攻,使得明朝在安南南方的统治大为削弱。宣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位,面对困局,这位年轻的皇帝开始反省父亲的怀柔政策,并有意向三杨透露了弃守安南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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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利

此时,黎利利用明朝驻安南将领出兵迟疑的问题,攻陷茶笼,后又连下离明军控制中心较远的顺化、新平。此时黎利声势俱增,众将推尊为帝,以“代天行化”自榜,告谕四方。

面对明军在安南的节节败退,宣宗一面责令陈智、方政“专督进兵,务在协和成功,不许缓机误事。若来春捷报不至,责有所归。“

另一面,宣宗则在一次谈话中与三杨透露了弃守安南的想法。幸得《明宣宗实录》卷11“洪熙元年十一年千戌“详细记载了宣德君臣这一次对话,使我们得以一窥宣宗对弃守安南的态度:

问:“昨日谕荣昌伯等救皆行矣? ”

对曰:“已行。 ”

上曰:“朕有一言怀之久矣,今独与卿二人说,未可轻泄也。 昔在南京,皇考因交址擒叛贼至,曾与朕言:‘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四裔惟安南最先归化。后来黎氏篡陈氏而夺其位,所必当讨。而是时求陈氏之后立之不得,故郡县其地。果若陈氏今尚有后,选择立之,是犹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 ’朕对曰:‘朝廷若行此事,诚帝王之盛举。’皇考笑曰:‘此语未可轻泄。’然藏在朕心未尝忘。朕今思之,若陈氏果有后,选一人立之,使共蕃臣之职,三年一贡如洪武之制,用宁其民,而中国亦省兵戎之劳,岂不可乎? 如此不免论者谓朕委弃祖宗之业。然继绝与兴灭,实我皇祖之志。”

士奇、荣对曰:“永乐三年初,命将征黎贼,凡诏软文字皆臣等在御前亲承面命书行。是时太宗皇帝圣志倦倦,在于兴灭继绝。玉音具存,中外所共闻知。”

上曰:“ 其时朕虽髻年,尚记一二,圣语亦如卿等所云。卿等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

早在仁宗在位时,曾就交趾叛乱不断一事,向当时还是太子的宣宗表达了弃守安南的想法。多年过去,宣宗早已认同此想法,他认为当初征服安南是因为黎氏篡位,遍寻陈氏后人而不得,故只能郡县其地。若日后找到了陈氏后人,宣宗认为弃守安南,令其恢复洪武时代的三年一贡,既可顺应太祖高皇帝之志,又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可谓一举两得。最后,他明确向杨士奇、杨荣表示,将在两三年内正式弃守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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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坐像

当然了,宣宗虽贵为天子,但弃守安南毕竟是国家大事,仍要征得朝中大臣支持方可实行。为此,宣宗日后多次召见,向赛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表达了弃守安南的想法,希望他们能够支持皇帝的想法,不要认为弃守安南就是“委弃祖宗之业”。

对此,杨士奇、杨荣明确支持皇帝决议,但赛义、夏原吉却坚决反对,认为宣宗刚刚即位就欲弃守安南,无疑会折损明朝威望。况且安南叛乱只是“小丑作孽”,只需稍加兵刃就可平定,不必因此而废弃太宗好不容易才打下的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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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义、夏原吉的反对下,宣宗弃守安南的想法并未立即实行。登基之初,尚需争取大臣支持的宣宗为了稳定安南局势,有意加强了明军在安南的军事优势。比如,宣宗撤掉了贻误战机的陈智的官爵,任命成山侯王通为总兵官率军征讨安南。

遗憾的是,宣宗加强军事优势,从而谋求在脱身安南的谈判中占得更大先机的想法也以失败落空。王通在安南的镇压活动并不顺利,明军自进入安南以来就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为此,王通集结十万大军,分兵三路共讨黎利,谁知居然以惨败告终,史载明军“溺死者甚众,宁桥之水为之不流,(黎利军)生擒万余人,获马匹、军资、器械、辎重、簿书不可胜计。方政从古所渡遁归,王通、马联等仅以身免,走还东关城。”(出自《大越史记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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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役明军惨败,一方面是因为王通不听众将规劝,率众轻敌冒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明朝在安南已经民心尽失。

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京路豪杰及各府县人民、边镇酋长,皆辐揍军门 (指黎利军团),愿效死力,以攻各处贼城”。

自此,明朝政令已经难在安南通行,明军各项举动均遭到了安南民众的强烈反抗。

至此,宣宗希望以军事胜利增加明朝撤军谈判时的筹码,从而使得天朝可以以相对体面的方式退出安南的计划全面失败。王通等将领经过一番争执,最终达成了与黎利和议的决定。当柳升与沐盛之援军相继败退,东关城已成为孤城一座,王通深知大势已去,开始全心全意寻求与黎利就撤军一事进行谈判。

经过谈判,王通与黎利签订了下述内容:

明朝的义务与责任:

一、 明朝军队全部从安南撤出。

二、 王通等回国后协助安南使臣向明廷请罪与求封。

安南的义务与责任:

一、 保证明朝军队安全撤退。并遣返所有被虏的明朝官兵。

二、 立陈氏之后为国主。

三、 按洪武年间贡例,向明朝称臣纳贡。

四、 向明朝请罪贡物包括代身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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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也同意了上述内容,当年十二月十二日,王通率领明朝安南驻军,由陆路返回广西,太监山寿与陈智由水路还钦州。尽管宣宗对于王通私自撤军多有不满,认为这样有损国威,但最终也无可奈何默认了这一结果。明军的撤退,标志着明朝对安南长达二十二年的直接控制结束。

【四、明宣宗的苦衷,我们必须要了解】

宣宗在位期间,停止了永乐时期的大规模向外征伐,对外实行战略收缩,放弃大量难以控制的领土。一方面,宣宗与民休息,使永乐一朝过度消耗的国力得到恢复,与其父统治合称“仁宣之治”;另一方面,宣宗“丢疆弃土”的举动引来后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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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辅

即便在当朝,也有不少大臣明里暗里表达过对于宣宗的不满。英国公张辅是主要反对者之一,黎利叛乱之时,宣宗欲行招抚之计,张辅奏对坚决反对:

“此不可从,将士劳苦数年,然后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谲,当益发兵诛此贼耳。”

大臣赛义、夏原吉也上书反对,认为弃守安南只会“示弱于天下”。

许多文人史家,也隐讳地表达了不满,如茅元仪曾言:

“宣帝之弃安南,此我朝大业之首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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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

但在宣宗的反复强调下,加之杨士奇、杨荣在背后推波助澜,支持撤军安南的大臣越来越多,宣宗颇为满意地对杨士奇与杨荣说:

“今吾三人可谓同心同德。”

后人一方面肯定宣宗在治国上的努力,表彰他开创的治世,另一方面难以原谅他弃守安南的决定,认为其白白葬送了成祖好不容易打下的疆土。

但我们必须要承认,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多方面因素考虑,坚守安南的确不是上上之选。

【原因一:财政】

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来自于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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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年间,明成祖五征蒙古、征服安南、六下西洋、编撰《永乐大典》、迁都北京、修复大运河和重开运河运输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从当时的角度来看,无疑极大损耗了明王朝刚从靖难之役中恢复的国力。

至仁宗即位,旋即调整了其父较为激进的对外策略。宣宗时,进一步意识到安南纯属“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名不足以使令”,为了保持所谓的领土,却白白空耗大量国力,执政一向务实内敛的宣宗自然不愿,最后弃守安南倒也在情理之中。

【原因二:安南国家意识的成熟】

当然了,财政也不是唯一原因。其它几个原因或许不占关键地位,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安南独立的过程。本文只是简单介绍,接下来会有专门文章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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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弃守安南的第二个原因便是明廷无法阻挡安南国家意识的形成。安南此起彼伏的叛乱,严重冲击了明朝在当地的统治,表面看是因为明朝统治残暴,激起安南人民不满。实际上,这是安南国家意识经几百年发展日趋成熟的表现,正是这种国家意识在背后推波助澜,才使得安南独立倾向断而不绝,最终迫使明廷放弃直接统治。

安南原内属于中原王朝,北宋乾德六年(968年)丁部领趁中原内乱之机宣布独立。此后,安南历经数百年摸索实践,逐渐探索出一套务实的国家政策,积极弱化中原王朝的影响,并追求自身国家意识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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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陈朝中后期,随着国势稳定,而一套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也逐步建立,安南君主为了谋求意识上的独立,使后世安南百姓皆只知安南,不知中国,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具体内容包括大力推行喃字,使其逐渐成为安南的官方文字,最终取代汉字的主导地位。

同时,陈朝君主还积极编纂国史、建立国史院,如翰林院学士兼国史院监修黎文休在至元九年(1272年)完成了《大越史记》的编纂工作,着力渲染安南的独立性历史,首次在官修史书中将安南建国的历史推前至汉代南越王赵佗的时代。

经数百年发展,安南国家意识已初步成型。明成祖出兵平定安南后,也意识到想要时隔四百年再度统治安南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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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断绝安南的国家意识,使其重归中原王朝控制,明成祖在征讨安南时即命令总兵官朱能,一旦攻入安南,除了释道经板经文不毁外,其余一切书板文字以至礼俗童蒙所习,片纸只字,一律销毁。同时规定,安南境内只有原中原王朝所立之碑可以保存,其余一律销毁,“一字勿存”。

郡县安南后,为了防止其国家意识死灰复燃,明成祖下令将安南的文化精英内迁至京师。为了对安南后代加以思想控制,明政府还将明朝的郊祀、科举制度移植到安南。种种举动彰显了明成祖在郡县安南时的全面规划,他不仅仅要征服安南,更要彻底消除安南重新独立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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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明成祖的构想完全落空了。早在永乐时期,安南人民的反抗就已经此起彼伏,经过几百年才构建出的国家意识并没有那么容易抹除。恰恰相反,明朝驻安南的官员贪婪暴虐,违背了成祖教化安南的初衷,为完成京师命令横征暴敛,致使安南民怨沸腾。种种策划落空,这才致使宣宗不得不弃守安南。

【原因三:同化失败】

明成祖为郡县安南后规划了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但最终仍逃不过黯然收场的命运。原因很多,明朝政府以少数人想要统治多数人的安南,就必须要实行同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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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南北人口严重失衡。据统计,北方人口只有1000万左右,而南方人口达到了5000万之多,几乎是北方的5倍。但由于明政府的主要压力来自北方,往往需要迁移大量人口和军队至北方边境实边,这就导致原本相对富裕的南方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呈现下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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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安南人口已经达到600万左右。600万是个什么概念呢?明初,与安南接壤的广西、云南两省人口分别是149万与(洪武十四年)2.9万人(洪武二十六年),加起来还不足安南人口的1/3。明朝为了对安南建立稳固统治,不能只依靠少数高层官员,而要通过向安南大量移民才能实现。但由于接壤的云南、广西两省人口不足,无法完全同化庞大的安南人群。

【结语】

综合来看,明朝弃守安南的决定看似糊涂,时则有着深层的背后考虑。永乐年间,因安南黎氏叛逆,成祖发大军征讨并郡县其地,建立交趾布政使司。此后二十余年,安南内乱不断,不断冲击着明朝对安南本就脆弱的统治。至仁宗继位,彻底改变永乐时期的对外战略,逐步由严猛转向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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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即位后,继续推行其父的执政理念,并力排众议终于实行了他心心念念已久的弃守安南决策。宣宗此举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使得明朝有更充足的国力应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但也引来了一片质疑,有人认为弃守安南属于“丢疆弃土”、“放弃祖宗之业”,也有人认为安南叛逆不足为惧,只需发大军继续平定即可。

但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弃守安南确实是当时状态下宣宗做出的正确决定。原因有三,其一,财政压力让明朝政府早已精疲力竭。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主要矛盾,宣宗节省开支,实行收缩战略,放弃安南实在情理之中;其二,安南自北宋初年脱离中原统治以来,国家意识经几百年发展早已成型,成祖虽推行了一系列思想文化控制,但仍无法彻底抹灭安南人民的国家意识,最终起义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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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安南人口当时已经达到了600多万,远超接壤的广西、云南两省。明朝无力向安南大量移民同化当地人口,只能依靠少数高级官员进行统治。而这些官员大多不通安南事务,政策多有不妥,加上执政唯有暴虐,引来安南人民一众反对。

三大主要原因,才是致使宣宗弃守安南的真正推动力。这一决定对中越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安南国内君主为了彻底摆脱中原影响,做出了许多努力,这些举措甚至直到近代仍然在影响着越南人民的思维。关于安南是如何一步步摆脱中原王朝束缚,甚至以区区弹丸之地与元明清三大王朝周旋,我们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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