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食利者的复苏和接管
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1期
提要:马克思及其同时代的许多不那么激进的改革者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是清除封建主义的遗产,即清除榨取经济租金而没有创造实际价值的地主、银行家和垄断者。然而,那场改革运动失败了。今天,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已经重新挟持政府,创造了新食利性经济。这种后工业金融资本主义的目标与19世纪经济学家所熟知的工业资本主义相反:它主要通过榨取经济租金而不是推动工业资本的形成来寻求财富。对房地产的税收优惠、石油和矿产开采的私有化以及银行和基础设施的垄断增加了生活和经商的成本。劳动力越来越多地受到银行债务、学生债务和信用卡债务的剥削,随着经济遭遇债务通缩,住房和其他价格因信贷而上涨,用于商品和服务的收入减少了。今天的新冷战是一场通过将交通、教育、医疗、监狱、治安、邮政、通信等以前被保留在公共领域的行业在全球范围进行私有化和金融化,从而实现食利性资本主义国际化的斗争。在西方经济体中,这种私有化颠覆了工业资本主义的驱动力。除了私有化服务的垄断价格外,通过债务杠杆和高额分红推高股价,金融经理人正在吞噬着工业资本。
关键词:金融化 食利性资本主义 金融 保险 房地产
作者:迈克尔·赫德森
编译者:蒋林
一、引言
今天的新食利性经济主要通过寻租获得财富,而金融化则将房地产和垄断租金资本化为银行贷款、股票和债券。自2009年以来,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助长了债务杠杆化,以推高价格并为这种虚拟财富的信贷创造资本收益。
金融工程正在取代工业工程。最近,美国企业收入的90%以上被指定用于提高公司的股票价格,作为股息支付给股东或用于股票回购计划。许多公司甚至借钱购买自己的股票,从而提高了它们的债务/净资产比率。
家庭和工业企业正变得债务缠身,拖欠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的租金和债息。这种食利者的开销使得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工资和利润收入减少,并终结了美国和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长达75年的扩张。
这些食利者的动力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是相反的。在俾斯麦的统治下,德国银行确实联合了德意志帝国银行和军方为重工业融资。但在其他地方,银行贷款很少为新的有形生产资料提供资金。原本承诺成为民主并最终成为社会主义的动力倒退到了封建主义和债务劳役制,今天的金融阶级扮演着后中世纪地主阶级的角色。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使命
的看法:将经济从封建主义中
解放出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描述的工业资本主义正在被瓦解。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将经济从封建主义的遗产中解放出来。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向更开明的管理方向发展,甚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它将取代掠夺性的高利贷金融,削减经济和社会上不必要的食利性收入、土地租金、金融利息和非生产性信贷的相关费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约瑟夫·蒲鲁东(Joseph Proudhon)及其古典经济学家同行分析了这些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3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总结了他们的讨论,涉及经济租金和复利数学,这两者导致债务以高于经济其他部分的速度呈指数级增长。
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专门论述了工业资本主义最明显的特征:通过投资生产资料,雇用劳动力生产商品和服务,用高于劳动力报酬的价格出售商品和服务以赚取利润。在通过调整利润率以考虑厂房、设备和原材料(“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支出来分析剩余价值时,马克思描述了一种循环运动,即资产阶级雇主向工人支付工资,并将未支付给雇工的利润投资于工厂和设备。
金融资本主义侵蚀了劳动力和工业资本之间的这种核心循环。美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变成一条“铁锈带”。金融业的发展并没有为制造业提供资本投资,而是正在促使工业被金融化。主要通过债务杠杆在财务上所获得的经济收益,远远超过了通过雇用劳动力生产商品和服务所获得的利润。
三、资本主义银行与工业联盟以
促进民主政治改革
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仍然保留着封建主义遗留下来的一些金融实践,最明显的是靠地租生活的世袭地主阶级,他们的大部分地租都非生产性地花在了仆人和奢侈品上,而不是用来赚取利润。这些租金源自一种税收。诺曼征服20年后,征服者威廉在1086年下令编纂《末日审判书》(the Domesday Book),以计算可以从他和他的同伴夺取的英国土地上所提取的税收。后来,由于约翰王(King John)苛刻的财政要求,男爵起义(the Revolt of the Barons,1215—1217年)和《大宪章》(Magna Carta)使大军阀能够为自己获得大部分租金。
实业家试图通过削减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来赢得市场。这一目标要求将整个经济从生产的“非必需的费用”(the faux frais)中解放出来。对于社会来说,这些不必要的费用被纳入生活和经商成本。古典经济租金被定义为价格高于内在成本价值的部分,而内在成本价值最终可纳入劳动力成本。生产性劳动被定义为为创造利润而雇用的劳动,与地主花费大部分租金雇用仆人和家丁(马车夫、管家、厨师和其他人)形成对比。
经济租金的典型形式是支付给欧洲世袭贵族的地租。正如穆勒所解释的那样,地主“在睡梦中”获得了租金(和不断上涨的土地价格)。李嘉图指出,自然资源租金中有一种类似形式的级差租金(differential rent),它源于拥有高质量矿体的矿山能够以高成本矿山设定的价格出售其低成本的矿产。最后,在经济发展的瓶颈处存在着向所有权人支付的垄断租金。所有权人可以在没有任何成本支出的基础上提取租金。这种租金逻辑上包括金融利息、费用和罚款。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理想视为将经济从控制英国上议院和其他国家类似上议院的地主阶级手中解放出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英国议会进行政治改革,这意味着最终剥夺上议院的权力,并将其移交给下议院,以防止地主以牺牲英国工业经济为代价来保护他们的特殊利益。1846年,《谷物法》(the Corn Laws)的废除赢得了反对土地利益阶层的第一场大战。限制地主对政府权力的斗争在1909年至1910年的宪法危机中达到高潮,当时上议院否决了下议院征收土地税的法案。此后,这场危机通过一项裁决得到了解决,即上议院不能再拒绝下议院通过的税收法案。
四、1815年至1846年银行业游说
反对房地产业
在今天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银行业全力支持了第一场将土地租金最小化的斗争。银行业跟实业家的联盟发生在1815 年拿破仑战争之后,它结束了法国对英国的海上贸易封锁,并重新开放了英国市场以进口低价谷物。英国地主要求根据《谷物法》获得关税保护,从而允许他们提高食品价格以增加收入,以此提高其土地所有权的资本化租金价值,但这推高了经济成本。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必须将这些成本降到最低,才能赢得国外市场并捍卫自己的国内市场。古典自由市场理念里的市场是一个摆脱经济租金的市场——即消除以地租形式出现的食利性收入。
与1066年征服不列颠的军阀阶级继承人和征服欧洲其他领土的维京海盗们收取的准税收类似,这种经济租金有可能将对外贸易降到最低。这种可能性对欧洲的银行业是一种威胁,因为它们的主要市场是通过汇票为商业提供资金。随着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大量掠夺货币金块,欧洲经济得以复苏,银行业兴起。银行家被允许利用交易活动的漏洞来规避基督教收取利息的禁令,他们以贴水(agio)的形式收取利息,这是一种将资金从一种货币转换成另一种货币的费用,包括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甚至国内信贷也可以利用这种“虚假交易”(dry exchange)的漏洞,对伪装成外币转账的国内交易收取贴水,就像今天的现代企业使用离岸银行中心假装他们在不征收所得税的避税国家里赚取收入一样。
如果英国能够成为世界工业工厂,这种优势将证明对李嘉图担任议会说客的银行阶层有益。英国将受益于国际劳动分工,在这种分工中,英国出口制成品,并从其他专门生产初级商品的国家进口食品和原材料,而这些国家的工业产品都依赖英国。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英国需要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这意味着低食品成本。在当时,食品成本是雇佣劳动力家庭预算中最大的支出项目。这反过来又要求结束以下的权力:地主阶级保护他们收取地租“免费午餐”的权力;所有此类收取不劳而获收入之人的权力。
今天,很难想象实业家和银行家会携手推动反对贵族的民主改革。但在19世纪初,这种联盟是必要的。当然,当时的民主改革只是扩大到了推翻地主阶级的程度,而没有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工业和银行业空洞的民主言论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变得很明显,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反对将民主覆盖普通民众,而后者帮助终结了地主对租金的保护。
当然,在1848年之后挑起政治斗争的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后来提醒一位记者,《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条内容是使地租社会化,但他嘲笑自由市场租金的批评者,因为这些人拒绝承认在雇佣劳动的工业就业中存在着类似的食利性剥削。正如地主获得的地租超过他们生产粮食(或出租房屋)的成本一样,雇主是通过加价出售雇佣劳动力的产品来获得利润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使实业家原则上成为了食利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体经济体系与后封建食利者、地主和银行家的经济体系大不相同。
五、银行业与房地产及其他
寻租业的联盟
通过考察工业资本主义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如何演变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实业家剥离所有不必要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价格而没有增加价值的所有费用)的动力是多么的过于乐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完全遵循古典的自由市场概念,即从地租和其他形式的食利性收入中解放出来的市场。
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已经颠覆了这种概念。在奥威尔式的双重思维扭曲中,今天的既得利益集团将自由市场定义为:可以让各种形式的地租自由地扩散,甚至达到为在外房地产投资(absentee real estate investment)、石油和采矿业(自然资源租金),以及最重要的巨额融资(虚假核算的附带利润,短期套利投机的晦涩术语)提供特殊税收优惠的程度。
当今世界确实使各经济体摆脱了世袭地租的负担。近2/3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尽管自奥巴马银行救助计划实施后,住房拥有率一直在稳步下降。这是2009年至2016年奥巴马银行救助计划的副产品,它将住房拥有率从68%以上降至62%)。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住房拥有率已达到80%,而且整个欧洲大陆的住房拥有率都很高。房屋所有权——以及购买商业房产的机会——确实已经普及化了。
但是,房屋所有权是通过信贷才得以实现普及化的,这是工薪族获得住房的唯一途径,否则他们将不得不用整个职业生涯攒下的积蓄来购买住房。二战后,银行通过提供在30年(年轻购房者可能的工作年限)内还清的按揭贷款,为购房(以及为投机者购买商业地产)提供信贷。
到目前为止,房地产是银行业最大的市场。抵押贷款约占美国和英国银行信贷的80%。在1815年,抵押贷款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当时银行专注于为商业和国际贸易融资。今天,我们可以说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是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食利性行业。通过反对土地税,银行业与房地产的这种联盟使银行成为保护房地产所有权人的主要游说者。面对日益高涨的呼声,1848年的土地税似乎是未来的潮流,其目的是对所有土地升值收益和租金征税,并使土地成为税基,而不是对劳动力、消费者或利润征税——正如斯密所认为的那样。事实上,当美国在1914年开始征收所得税时,它只落在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身上,这些人的应税收入几乎完全由财产和金融债权组成。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种税收理念被颠覆了。在全国范围内,由于两次税收减免,房地产自二战以来支付的所得税几乎为零。第一次税收减免是“虚构折旧”(fictitious depreciation),有时也称为“过度折旧”。房东可以谎称自己的建筑物正在贬值,声称建筑物以虚构的高比率在破损老化。然而,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税收减免是利息支付免税。可以肯定的是,对房地产征税,通常仅占其估值的1%,低于实际土地租金的7%至10%。
银行支持对房东给予税收优惠的根本原因是,收税人放弃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利息支付。从事抵押贷款的银行家最终获得了美国绝大多数的土地租金。当一处房产被挂牌出售并且房主互相竞标购买时,平衡点是赢家愿意向银行家支付全部租金以获得抵押贷款。商业投资者也愿意支付全部租金收入来获得抵押贷款,因为他们追求的是资本收益——即土地价格的上涨。
英国所谓的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及其法国同行(蒲鲁东等人)的政策立场是,国家征收土地的经济租金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今天的资本收益主要发生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对房东几乎是免税的。如果房东使用资本收益购买另一处房产,随着房产价格上涨或在出售时,他们都无需支付资本利得税,而当房东去世时,所有的税收义务会一笔勾销。
众所周知,石油和采矿业的自然资源租金同样免征所得税。长期以来,资源耗竭补贴(the depletion allowance)允许它们对售出的石油进行税收抵免,使其能够用所谓的资产损失购买新的石油资产(或它们想要的任何东西),这被定义为收回它们已损失之物的价值。当然,这里并不存在真正的损失,因为石油和矿物是由大自然提供的。
这些行业还通过使用在离岸银行中心注册的方便旗(flags of convenience),使自己的国外利润和租金免税。这种策略使它们能够声称自己的所有利润都是在巴拿马、利比里亚或其他不征收所得税甚至拥有本国货币但使用美元的国家赚取的,从而使美国公司免于承担任何外汇风险。
在石油和采矿业,就像房地产业一样,银行系统与租金接收者,包括与提取垄断租金的公司,是一种共生关系。早在19世纪末,银行和保险业被公认为信托之母,为创建信托提供资金,以获取高于正常利润率的垄断租金。
这些变化使得租金提取比工业逐利更加有利可图——这与古典经济学家主张和期望的资本主义最有可能发展的轨迹相反。马克思希望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能够将社会从食利者的遗产中解放出来,并创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来降低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雇主必须支付的劳动力成本,这种公共投资将建立起组织网络,该网络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肯定的是,有时需要一场革命)将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
尽管银行业的发展表面上是工业国家用来服务对外贸易,但它本身已成为一股破坏工业资本主义的力量。高额融资并不是为M-C-M′循环(货币投资于资本以产生利润,从而产生更多的货币)提供资金,而是将这一过程简化为M-M′,纯粹从货币和信贷中赚钱,而无需有形资本投资。
六、食利者对预算的挤压:债务通缩是
资产价格通胀的副产品
房屋所有权的普及化意味着住房不再主要由收取租金的外居业主(absentee owners)拥有,而是由自住业主拥有。随着房屋所有权的普及,新的买家开始支持食利者阻止土地税的动议——他们没有意识到未被征税的租金将作为利息支付给银行,以吸收迄今为止支付给外居房东(absentee landlords)的场地租金。
由于债务杠杆的作用,房地产价格上涨。这一过程使投资者、投机者及银行家变得富有,但也增加了新买家的住房(和商业地产)成本,他们不得不承担更多债务才能获得安全的住房。这笔成本也被转嫁给了租房者,雇主最终必须向劳动力支付足够的工资来为这些金融化的住房成本买单。
从北美到欧洲,债务通缩已成为当今经济体的显著特征。通过实行紧缩政策偿还债务吸收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收入份额,从而减少了商品和服务的支出。90%负债累累的经济体发现自己不得不支付越来越多的利息和财务费用。企业部门,现在还有州和地方政府部门,同样不得不将其收入中越来越多的份额支付给债权人。
投资者愿意将大部分租金收入作为利息支付给银行,因为他们希望在某个时候出售其房产以获得资本收益。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关注“总收益”(total returns),即本期收益及资产价格收益之和,尤其是土地和房地产收益。房屋或其他财产的价值是多少,银行就会对它放多少贷,财富主要是通过金融手段创造出来的,银行对作为抵押品的资产价值提供的贷款比例在不断增加。
资产价格收益主要靠债务融资,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尽管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因信贷而上涨。这就产生了一个债务杠杆化的经济。
经济体每年土地价值的变化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财富主要是通过土地和房地产、股票、债券和债权人贷款(虚拟财富)估值中的资产价格(资本)收益获得,而不是通过储蓄收入(工资、利润和租金)获得。这些资产价格收益的规模往往使利润、租金收入和工资相形见绌。
这一趋势表明了房地产、股票和债券价格的上涨让房东变得更加富有。但这种价格上涨是由银行信贷推动的。房屋或其他财产的价值是多少,银行就放贷多少——自1945年以来,银行的贷款占房屋价值的比例越来越大。对于美国整个房地产业来说,债务超过资产净值至今已有10多年。不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使银行和投机者变得富有,但也让房东和商业房地产债务缠身。
整个经济都受到了影响。在美国,由债务推动的住房成本如此之高,以致于即使所有美国人都免费获得实物消费品——食物、衣服等等,他们也仍然无法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工人竞争。这是美国经济去工业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这种通过金融化创造财富的政策削弱了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
七、金融资本与公共基础设施的
私有化和垄断之争
去工业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公共基础设施转变为私有化的垄断企业而导致的生活成本上涨。随着美国和德国超越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人们认识到,工业优势的一个关键是对公路、铁路和其他交通,以及教育、公共卫生、通信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的公共投资。西蒙·帕滕(Simon Patten)是美国第一所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第一位经济学教授,他将公共基础设施定义为除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之外的第四种生产要素。帕滕解释说,与资本不同的是,这种基础设施的目的不是盈利,而是通过提供低价的基本服务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活和经商成本,从而使私营部门更具竞争力。
与前现代经济体中给纳税人带来负担的军事税收不同,“在工业社会中,税收的目的是通过以运河和铁路、邮政服务和公共教育的形式修建基础设施来促进工业繁荣”。这种基础设施是第四种生产要素。帕滕解释说,税收将是“无负担的”,只要它们用于改善以交通为首的国内公共设施,例如伊利运河。
这种公共投资的优势在于降低成本,而不是让私有化者以基础设施使用费的形式征收垄断租金。政府可以按成本价对这些自然垄断企业的服务定价,或者提供免费服务,从而帮助劳动力及其雇主在缺乏此类公共企业的国家中以低于市场价出售给实业家。
帕滕指出,城市的公共交通提高了外围地区的房价(从而提高了经济租金),这跟与纽约北部地区农民竞争的西部农场受益于伊利运河的方式相似。相对于市中心,这一原则在今天的郊区社区中更显而易见。伦敦银禧线的地铁支线和纽约市的第二大道地铁表明,通过对为沿线土地创造的更高租金价值征税,可以为地铁及公共汽车交通公开融资。从这些税收中支付资本投资,可以以补贴价格提供交通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地改善经济体的成本结构。因此,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推广的“亨利·乔治定理”(Henry George law)更应该被称为“无负担税收的帕滕定律”。
在无负担的税收制度下,公共投资的收益不以利润的形式出现,而是旨在降低经济体的总体价格以“促进普遍繁荣”。这意味着政府应该直接经营自然垄断企业,或者对其进行监管。正如帕滕所指出的:“公园、下水道和学校改善了所有阶层的生产者的健康和智力,从而使他们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生产,并在其他市场上更成功地进行竞争。”“如果改善法院、邮局、公园、煤气和水利工程、街道、河流和港口及其他公共工程不能促进社会的繁荣,那么它们就不应该由国家主导。”然而,这种整体经济的繁荣并不是通过把公共企业当作今天所谓的利润中心来实现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方式可以被称为“利润私有化,亏损社会化”。主张这些路线的混合型经济是工业资本主义逻辑的一部分,工业资本主义为了使利润最大化,寻求最大限度地减少私营部门的生产和雇用成本。社会的基本基础设施是由国家提供的补贴来支持的。
一个世纪以来,公共投资帮助美国实施了高工资的经济政策,提供教育、食品和健康标准以使劳动力更有生产力,从而能够廉价提供低工资的贫困劳动力,其目的是在工资上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建立积极的反馈。
这一过程与当今金融资本主义的商业计划形成鲜明对比:削减工资及长期资本投资和研发,同时将公共基础设施私有化。1980年代,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该组织要求债务国经济体通过出售此类公共企业和削减社会支出来平衡预算。基础设施服务被私有化为自然垄断企业,这极大地提高了这些经济体的成本,但为华尔街和伦敦创造了巨大的金融承销佣金和股市收益。
迄今为止,将公共垄断企业私有化已成为从经济上获得财富的最有利可图的方式之一。 但私有化的卫生保健和医疗保险是由劳工及其雇主支付的,而不是像工业资本主义那样由政府支付。由于私有化教育系统不断上涨,进入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是由学生贷款完成学业来创造的。这些私有化并没有使经济体变得更加富裕或更具竞争力。在整个经济层面上,这项商业计划是一场针对底层的竞争,但却有利于顶层的金融财富。
八、金融资本主义在增加成本的
同时使经济贫困化
“古典经济租金”被定义为价格超过成本价值的部分。将这种租金——无论是来自上述私有化的土地租金还是垄断租金——资本化为债券、股票和银行贷款,由此创造了虚拟财富。金融资本主义的指数级信贷创造增加了虚拟财富——金融证券和财产债权,通过一种使它们比有形的真实财富具有更高价值的方式管理这些证券和债权。
获得财富的主要方式是获得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的资产价格收益(资本收益)。然而,这种呈指数级增长、债务杠杆化的金融间接费用使经济两极分化,其方式是将财富所有权集中在债权人和出租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的所有人手中,从而耗尽实体经济以支付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的费用。
后古典经济学将私有化的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开发和银行业描述为工业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寻租阶级附加上去的东西。然而,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动力是,财富主要是通过寻租得到的资本收益来获得,而不是主要通过投资工业生产资料和节省利润或工资来获得。这些收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资本”,而是金融资本收益,因为它们导致了由债务杠杆推动的资产价格通胀。
房价通胀和股市信贷泡沫、债务杠杆化,以及基本基础设施的金融化和私有化使美国在世界市场之外定价。中国和一些非金融化国家通过对公共设施提供免费或低成本服务,避免了高昂的医疗保险成本、教育成本和其他服务成本。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卫生保健的成本要低得多,但这种情况在美国被新自由主义者攻击为社会主义医疗,似乎金融化卫生保健会使美国经济更高效和更具竞争力。交通行业同样也被金融化并以盈利为目的,而不是为了降低生活和经商成本。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不再选择工业化,而是通过经济租金——来自信息技术、银行业和投机的垄断租金——为其经济融资,并将工业、研发留给其他国家。即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存在,以目前的间接债务以及私有化和金融化的教育、医疗、交通和其他基本基础设施,美国也无法重新获得出口市场甚至国内市场。
根本问题是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金融资本主义不是工业资本主义,它沦为债权主义和食利性新封建主义。银行家今天扮演着地主在19世纪的角色,从房地产、股票和信贷债券的资本收益和债务杠杆中赚取了没有相应价值的财富——其置存资产费用(carrying charges)增加了经济的生活和经商成本。
九、金融资本主义Vs.
工业资本主义
今天的世界正在被一场关于它将拥有何种经济体系的经济战争所撕裂。工业资本主义正在输掉与金融资本主义的斗争,金融资本主义已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正如工业资本主义曾是后封建地主制和掠夺性银行的对立面一样。(见表1)
今天,金融资本正在跟美国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工业资本主义作斗争。因此,这场斗争既是美国与欧洲内部的斗争,也是针对俄罗斯、伊朗、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对抗,它反对这些国家为经济去美元化并拒绝华盛顿共识及其美元外交所采取的举措。这是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资本为促进新自由主义学说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该学说赋予食利性收入以税收特权,免除土地租金、自然资源租金、垄断租金和金融业的税收。这一目标包括将基本基础设施私有化和金融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榨取经济租金,而不是尽量降低生活和经商成本。
其结果是一场改变资本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性质的战争。英国工党、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美国民主党都加入了新自由主义的行列,它们都是从地中海蔓延到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的紧缩政策的同谋。
金融资本主义剥削劳动力,但通过食利性行业最终吞噬工业资本。这种驱动力已经国际化,成为反对那些限制金融资本掠夺的国家的斗争,并寻求私有化和废除政府监管权。这不仅仅是金融资本主义针对社会主义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发动的战争。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需要强有力的国家监管和税收权力来遏制金融资本的入侵,这场后工业化的全球冲突是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前者是从工业资本主义演变而来,后者被定义为一种食利者回应,动员政府遏制社会民主,恢复食利性金融和垄断阶级的控制权。
旧的冷战是与共产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除了把自己从土地租金、利息费用和被挪用的私营工业利润中解放出来之外,还支持劳工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支持对学校、医疗和其他社会福利进行更好的公共投资,以及支持更好的工作保障和失业保险。所有这些改革将削减雇主的利润。利润越低意味着股价越低,金融资本的收益也就越少。
金融资本主义的目标并不是通过生产商品并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出售这些商品,从而成为更有生产力的经济体。初看之下,这可能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国际经济竞争和猜忌,因此最好将其视为经济体系之间的一场斗争: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对抗一种文明的经济体系。在私人利益自私地行事并且损害整个社会时,通过授权政府审查私人利益这一更加社会化的理念,文明的经济体系正试图将自己从食利者的特权和对债权人的屈服中解放出来。
这场战争的对手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政府,也是政府本身,除非它可以被置于巨额融资的控制之下,以推动新自由主义食利者议程。最明显的例子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关于设立法庭解决投资者与国家争端的提议。在这份提议中,为防止环境污染或消费者损害而颁布的公法会造成利润的减少,因此公司可以获得利润补偿,由公司任命的法官对利润补偿有决定权。这种对公共立法权的根本性限制颠覆了19世纪的民主政治革命,而民主政治革命用更有代表性的立法者取代了上议院以及其他由世袭贵族控制的上议院。
在公司背后是它们的债权人,这些债权人试图将他们从任何会损害公司利润并因此损害其维持偿债能力的公共法规中解脱出来。隐含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企业国家,用中央银行——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以及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外部压力来取代民选政府机构。其结果是出现世界性的金融寡头统治。移交给食利性金融和垄断阶级的经济计划和监管颠覆了民主政府的权力。
由于缺乏来自国外的财富,美国企业国家通过军事建设和公共基础设施支出来促进就业,其中大部分支出都转交给了内部人员,将其私有化为寻租垄断企业和裙带企业。在美国,军队正在被私有化以便在国外作战(例如美国黑水公司),而利用廉价囚犯劳动力的监狱正在变成利润中心。
十、结语:寻租的金融资本
今天的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式是按照反古典经济学理论编制的,它将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及其结盟的寻租行业描述为是对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不是减少。利息、租金和垄断价格都被算作收益——就好像赚取的所有收入都是工业资本主义固有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间接财产和金融债权的掠夺性榨取。
这一立场与古典经济学相反。金融资本主义就是为了避免朝马克思及其大多数同时代人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即工业资本主义将向社会主义发展,不论是采取和平方式还是其他方式。正如雅各布·阿萨(Jacob Assa)和英格丽德·哈尔沃德·克万葛拉文(Ingrid Harvold Kvangraven)描述的那样,这种变化是数十年来游说者努力改变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的产物,把银行罚金和公司的一切收入都描述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而不是成本。其结果是将早期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式变成了一种讽刺,像以前那样认为金融业是在生产产品,而不是在实行零和转移支付(zero-sum transfer payments)。
[作者: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编译者:蒋林,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本文原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21年第53卷第4期,译文有删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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