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瑟北风冬月劲，桃花春雨惊蛰归 ——与乔治关于民主的对话（三）上

第三章  中国团结式民主与美国竞争式民主

乔治说：“刚刚你花了极大的功夫证明了一番中国有比西方国家更先进的生产力，然后得出结论，中国有比西方国家更先进的民主。但我们普通人的感受并不是这样呀，我在台湾和美国感受到的是西方国家更加民主，也更加注重人权和自由，我在中国大陆并没有感受到更加民主。”我说道：“你举个例子。”乔治道：“比如说中国大陆的网络封锁，还有网络审查，这能叫做民主和自由吗？”我回答道：“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国情，也有自己的历史和法律，法律既然适用于现实世界，自然也适用于网络世界。其实美国也封锁外国网站还有社交媒体，比如所有的中国APP和科技公司在美国就全部被封锁，美国政府甚至提不出任何正当理由，只因为是中国公司的，甚至还强迫抖音必须出售在美国的业务，这是强买强卖。美国同样搞网络审查，比如谷歌、脸书、推特、油管等，前不久，他们不是联合起来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封杀了吗？究其原因不就是因为他们审查了特朗普的发言内容，然后觉得违反了美国法律吗？这其实跟民主、自由、人权都无关。至于你感受到的差别，这其实就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形态上的差别，就是中国式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差别，与中国相比，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

人类社会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比如原始社会，所有人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享有共同的政治地位，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所以在原始社会，任何人都不会比别人更高贵，也不会比别人有钱，也不会有人多吃多占，自然也不会有人少干活，所有人都是绝对平等的，这就是原始社会的特点；而奴隶社会的特点则是一群人无条件的奴役另一群人，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牲口，没有任何人身权利、私人财产或是人格尊严可言，奴隶可以任意买卖，奴役劳动，甚至是剥夺生命；而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皇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诗经》里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个意思，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都可以凭皇帝一言而决；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就是小部分人掌握着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小部分人拥有着绝大部分的资源，大部分人永远在为小部分人打工，而资产阶级的本质是无限的追求财富，这就要求他们不断的扩大商品生产还有开拓更大的市场，基于这样的本能驱使，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对民主、人权、自由的独特理解。

比如印度，印度独立七十多年了，政府在表面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所有人都知道种姓制度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古老的大陆，因为废除种姓制度损害了一部份人的利益，所以无形之中自然有一只巨手保护了种姓制度，今天的印度，一半以上的人口是贱民和低种姓，他们大多是文盲或低学历者，很多人一生都仅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都处于社会的最低层，种姓制度的保留为印度带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及深远的族群伤痛，但如果说真由那占人口一半以上的贱民和低种姓印度人来决定是否废除种姓制度，我想他们一定不会反对，但为什么种姓制度仍然保留？就是因为小部分人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资源，所以有人就能这么做，但在西方国家的世界观里，这并不跟他们相信的民主、人权、自由相抵触，印度仍然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在中国，当年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时，废除存在了千年的农奴制度也就在一夜之间。再比如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以特朗普为首的相当大一部分人宣称，他们有不戴口罩的自由，谁也不能强迫他们佩戴，但事实上因为一部分人不戴口罩，必然使他们周围的接触者感染风险大幅上升，甚至造成更多死亡，也必然使防疫的难度成倍增加，也使疫情更加难以控制。这就是他们为了他们个人的“自由”而牺牲了大多数人的自由，这要是在中国，这种自私自利的自由显然是要被所有人唾弃的，但是在美国，这种“自由”却偏偏就能成立，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

乔治问：“天赋人权，群体的自由是很重要，但个人的自由难道不更重要吗？没有自由的个体，又怎么会有自由的群体呢？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放弃自由就等于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是放弃自己的义务。’”我点点头：“你说到点子上了，你一直感觉中国跟西方国家相比不民主、不自由，不重视人权，其根本原因就在你刚引用的卢梭那句话里。在西方国家，人权这个概念是特指单个自然人的个人权利，并非某个国家或集体的整体人权，所以在西方国家人权从来不是一个群体概念。比如，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里就说：‘人们结合成一个国家或社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天然权利。’；更早一些的美国《独立宣言》里也说：‘人们拥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之权，人们为了保证这些权利，就创立了政府。’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的人权观里，是先有了至高无上的人权，为了保护人权，才有了国家这个保护人权的工具，工具的地位自然不可能在人权之上，国家只是单个个人的集合，卢梭甚至讨论过一个人可不可以退出自己的国家。所以在西方国家人权和国家就有了清晰的主次之分，这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由来，当然引申出的还有自由和民主。而中国人觉得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现在则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工具。两厢比较，这就有明显的区别，西方国家人权强调的是个人，而中国不论是强调阶级利益还是人民利益，都是集体的利益。比如还是这次新冠疫情，为什么封城、戴口罩这些事在西方能引起的那么大的争议？就是因为它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国家只不过是维护个人自由的工具，怎么可以为了解决国家的事情而牺牲个人自由呢？在很多西方人看来，这是本末倒置根本是不能接受的。”乔治问：“那中国人是怎么想的呢？”我回答：“《孟子》里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概意思是，人们都在说天下、国、家，而天下的根本在国，国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个人。这就是典型家国天下的概念，这个道理每个中国人都认同，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中国人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自觉自愿的配合国家的防疫政策，少数个别逃避或破坏国家防疫政策的，甚至会被公安局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察，将承担法律责任。”乔治想了想道：“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比较，这里面有太多历史和文化等多重因素。”我道：“但我们对民主是有明确定义的，民主必须要维护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在中国政府积极的防疫政策下，挽救了大多数人的生命，这就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西方国家政府想做却做不到的。”乔治反驳道：“大多数人也是个体组成的，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也不能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呀，应该尊重个体的差异和每个人选择的权力。”我回答：“你的这种想法正是西方国家的主流想法，所以美国政府对那些拒绝戴口罩、拒绝打疫苗、拒绝封城的人是无能为力的，但代价呢？一百万条人命，这一百万罹难者他们的人权又有谁来维护呢？回到前面卢梭那句话：‘放弃自由就等于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卢梭这句话里的自由有没有边界呢？因为人归根到底是个群居动物，没有人可以脱离社会独自生存，人与人相处必然会出现利益的重叠，当出现矛盾的时候你要维护谁的自由呢？比如那些拒绝戴口罩的人，他们想要不戴口罩的自由，但那一百万罹难者呢？他们只不过想要活下去的自由。所以，现实是自由必须有边界，你必须考虑别人的利益，人是不能自私自利的为所欲为的。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绝对的民主就是没有民主，绝对的自由就是没有自由，绝对的人权就是没有人权。”

乔治道：“你的意思是卢梭错了？”我想了想道：“我也没这么说，就像同样的面粉，西方人把它烤成了面包，中国人把他蒸成了馒头，你能说谁错了吗？但卢梭毕竟是十八世纪的人，受当时生产力的限制，卢梭的思想有很强的局限性也是情理之中的。”乔治想了想道：“所以，没有对错之分，但是却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你觉得中国式的民主、人权、自由更加先进。你并不觉得卢梭错了，只是觉得卢梭老掉牙了。”我终于是笑了：“其实，西方的这套民主观、自由观、人权观，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诞生初期用来对抗封建皇权的，用强调人权来否定皇权，比如，同样是《社会契约论》，卢梭还说：‘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更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这里说的‘别人的意志’，指的就是皇权。其实《社会契约论》刚出版的时候根本无人问津，甚至卢梭本人还遭法国当局追捕，后来是因为资产阶级需要武器才成就了它，资产阶级就用这套人权、自由的思想把封建皇权彻底干掉了，实现了法律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平等之后资产阶级掌握着绝大部分资源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他们用这些资源组建成了资产阶级政党，从而达到了控制国家政权的目的。”乔治说：“你觉得资产阶级把《社会契约论》当武器是在利用卢梭？恰恰相反，我认为是这位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孕育了资本主义。”我道：“孕育资本主义的是瓦特的蒸汽机，至于资本主义本身，我们前面提到过它有其自身鲜明特点。比如我们刚刚提过的美国《独立宣言》，里面就说：‘人权乃是大自然的法与大自然的上帝之法所赋予人们的，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即一切人被创造出来都是平等的。’说的非常动听，那请问黑人奴隶算不算‘一切人’的范畴？印第安人算不算‘一切人’的范畴？妇女算不算“一切人”的范畴？自相矛盾的是《独立宣言》里面还明文规定，‘联邦无权干预奴隶制’，还明确‘财产权大于人权’，当然少不了的还有对印第安人的丑化和污蔑。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人权当然很重要，但不能妨碍做生意，挣钱嘛，不寒碜。”乔治辩驳道：“奴隶制那是历史的局限，当时实行奴隶制的又不止美国一个国家，欧洲也搞奴隶制。而且自林肯上任后积极推动废除奴隶制，为此甚至爆发了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我道：“首先，美国内战的爆发已经是《独立宣言》发布85年以后了；第二，为了彻底灭绝印第安人，美国政府对印地安人妇女系统性的强制绝育，此政策一直持续到了1976年，截止1976年有超过42%育龄印第安人妇女被绝育，那一年正好是《独立宣言》发布200周年。而为了抹去印第安人语言、历史和文化，美国政府还强制要求印第安人儿童必须离开他们的父母就读寄宿学校，还强行将印第安人儿童交与白人家庭抚养，此政策一直持续到了1978年，那一年中国改革开放了，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究竟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美国内战的爆发自始至终也不是为了保护黑奴的人权，而是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我们前面谈到过生产力发展水平必须和政治形态相匹配，事实上那个时候，美国北方州的经济以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南方州则以农业种植园为主，奴隶制这种生产关系已经与北方州的资本主义政治形态严重不匹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南方的种植园则把奴隶视为劳动力和财产，这才是北方自由州和南方蓄奴州的根本矛盾，最后由于南方州退出了联邦，激化了矛盾，才引发了战争。林肯就曾说过，只要能挽救联邦他可以解放奴隶，但也可以不解放奴隶，也可以只解放一部分奴隶，然后保留另一部分奴隶。第四，所以事实证明，在西方由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自由、人权都是有选择性的，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

图32：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后，一夜之间就废除了千年农奴制

图33：美国反口罩团体持枪进行反口罩游行，捍卫他们不戴口罩的“自由”

图34：卢梭：“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卢梭是思想启蒙运动的杰出思想家，但个人德行也饱受争议

图35：对林肯和美国北方的资产阶级来说，“南北战争”的本质是因为奴隶制度妨碍了资产阶级的发展空间，跟民主、自由、人权都没有一毛钱关系

乔治问：“除了黑奴和印第安人，你刚提到的妇女是怎么回事？”我道：“妇女地位在当时其实也不高，事实上《独立宣言》里面提到的‘一切人被创造出来都是平等的’，这个‘一切人’的范畴在当时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非常狭窄，基本上只限定于白人男性。”

非白人的民主权利被限制，最重要的当然是选举权，虽然选举权从法律上来说，是全体公民都拥有的，但这只是理论上。美国政府长期使用各种手段来限制非白人男性的选举权利，以达到维护特定阶段利益的目的。比如早期美国就规定想要选举权，就必须先要有纳税资格，但那个年代妇女基本上从属于家庭的，未出嫁之前家里由父亲纳税，结婚后由丈夫纳税，这项要有纳税资格的要求就等于剥夺了美国所有妇女的选举权，只有个别州，比如新泽西州在一段时间里曾规定寡妇有选举权；再来，虽然在1870年美国宪法第15条修正案就规定，不得因公民的种族、肤色或曾为奴隶的关系而剥夺其选举权，但事实上为了限制黑人的选举权，美国政府是绞尽脑汁，先后出台了人头税、文化测验、祖父条款、白人预选会等手段，人头税是要求公民参加选举必须交纳的税款，一般1到5美元不等，表面上是向所有成年男子征收，但是绝大多数黑人一贫如洗，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黑人的投票权。文化测验是要求黑人进行选举登记时必须进行文化测验，不仅要测验读写能力，还要求解释联邦宪法和州宪法，但黑人绝大多数是文盲，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文化测验。而祖父条款是规定1867年以前其祖父和父亲已经取得选举权的人，可免除人头税和文化测验，南北战争是1865年结束的，在之前大多数黑人还是奴隶呢，这项规定使人头税和文化测验成了专门针对黑人选举权的限制手段。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些手段对新一代黑人已经不再有效，于是又有“白人预选制”来阻止黑人参加投票，即规定只有白人才能参加民主党的候选人选举投票，当时美国南部是民主党一统天下，这个规定等于剥夺了所有黑人的选举权。直到1964年人头税才被废除，1965年文化测验才被“暂停”，1970年这些新规才在美国全国实施。

乔治说：“你说的这些已经是过去式了，种族歧视或是漠视妇女权利这些在当今的美国都是违法的。”我说：“也有现在进行式，某些项限制手段至今仍然存在。”乔治说：“哦，那是什么？”我说：“比如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固定为十一月首个周一后的周二，这项法律是1845年制订的，沿用至今，知道是为什么吗？”乔治摇摇头，我道：“答案是因为周二是工作日，劳工阶级必须工作，相当数量劳工不会专门放弃薪水请假去投票的，所以有空闲出来投票的大多是资产阶级，这就是当年为了限制劳工阶级投票所玩的小把戏，技巧性剥夺绝大多数劳工阶级的投票权，可谓挖空心思，每当这种时候资产阶级就选择性遗忘‘一切人被创造出来都是平等的’这句话了。”乔治说：“你曾说劳工阶级就是中国政治话述里的无产阶级。”我答道：“是的。”乔治说：“那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会有人为他们伸张权利吗？我是说也会成立无产阶级政党吗？他们似乎没这么激进呀。”我说：“西方国家当然也有无产阶级政党，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论年龄比中国共产党还大两岁，日本共产党则成立于1922年，比中国共产党小一岁。再比如拍摄了《末代皇帝》的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他来自于意大利共产党，他一生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跟中国共产党同岁，意共曾是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美共、日共则至今仍然存在，都是当今世界上现存资历最老的共产主义政党，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钱多’的游戏规则之下，美共、日共从来就没有上台执政的机会，影响力也非常小，你没听说过也是正常的。”

乔治说：“你一直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其鲜明特点，你是想说像《独立宣言》一样，言行不一，是这个意思吗？”我道：“我可不会用这个词，西方社会鲜明的特点其实是相对中国而言的，但其实也没这么简单，我更愿意用‘竞争’来形容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下，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而且非常活跃，利益集团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打击对手的利益，因为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块能让所有人都吃饱的蛋糕，所以利益集团相互间就必然产生激烈的对抗，从政治理念、法律条文、产业政策、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印度种姓制度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里就说：‘部落之最极端的、最严格的形式是种姓制度。’这种恶劣的封建制度，理论上印度政府早在1947年就把废除它写进了宪法，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在当时能把废除种姓的理念写进宪法，这本身就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就像《独立宣言》里不也写进了‘一切人被创造出来都是平等的’这种话吗？至少所有人都觉得表面上还是要冠冕堂皇一下的，但实际上呢，印度仍然有种姓制度，看印度议会里婆罗门所占的比例就知道了，而美国人仍然要迫害黑人和印第安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竞争，力量的竞争、权力的竞争、资源的竞争，既然是竞争，利益集团间就会此消彼长，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铁打的皇冠，所以就算是制定出的宪法、当众公布的宣言，也不过是力量的一种形式或是资源的一个门类，根本不存在不可战胜这一说。所以，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你可以理解成竞争式民主。”乔治道：“你的意思是西方社会一直存在各种社会互相竞争之中。”我道：“是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由资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可是商人出身，市场竞争原本就是商人间的游戏规则，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社区。”

美国的社区本身就能典型的体现这种竞争关系。在美国的社区里警察、消防、卫生、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等公共部门开支全部来自这个社区的房产税，不同的社区之间独立核算。一些位置好、环境优美的社区逐渐高档商铺云集，豪宅林立，这里的房价和房产税自然水涨船高，负担不起这里开销的就会逐渐搬离这里，由于房产税收得高，所以这样的社区里治安、学校、卫生、绿化等都是顶级的，于是渐渐就成了富人区。而中产阶级聚集的社区各方面相比就会差很多了，而穷人的社区就更差，在美国治安最差的都是这些穷人区。如果一个社区连房产税都交不起，就什么都没有，连通水、通电都十分困难，甚至连警察都十分欠缺，这种地方就叫贫民窟。这就是美国的竞争主义逻辑，人以群分，人为的以经济能力把城市分出了富人区、中产区、穷人区、贫民窟。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政府，富人区里阳光明媚、花团锦簇、绿树成荫、治安优良，而贫民窟里垃圾成山、污水横流、帮派林立、治安恶化。说到治安，就不得不提美国警察为了改善贫民区等地日益恶化的抢劫商铺行径，推出了全美警方实时监控计划 ，名叫“绿灯计划”（Project Greenlight），参与这个计划的商铺，警方会在商铺周围和店里进行24小时监控，如遇到治安事件，警方会在几分钟之内出警，享有较高的优先级别，参与绿灯计划的商铺会在店外显著位置安装一个闪烁的绿灯，告诉犯罪分子，商铺正处于警方的保护之中，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参与该计划的商铺安全率成指数性提高。当然，加入该计划并不是免费的，初次加入需要根据商铺大小一次性支付数千美元不等的费用，以后每月还需支付数百美元不等的维持费用。警察收钱提供安全服务？中国人会难以接受，把社区人为的分成三六九等，享受不同等级的公共服务？中国人更难以接受。但这就是西方国家的竞争主义哲学，你要想做人上人，就得随时展现你的实力。

图36：印度德里的穷人区和富人区，因为地产税是按区块征收的，所以穷人区和富人区虽然仅隔一条公路，但却泾渭分明，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图37：美国的绿灯计划徽标，旨在提高参加计划商铺的安全性

图38：美孚加油站价目表右上角的绿灯，就是参与“绿灯计划”的商家标志，在绿灯范围内有警察摄像头监控，警察也会提供快速出警服务

乔治问道：“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我道：“这跟美国政府的自身定位有关，前面我们说了是先有人权，其次才有了维护人权的美国政府，这个先后次序不能变，敦轻敦重也不能变，所以美国政府定位就是一个服务供应商，只不过提供的是政府服务。但很遗憾，美国的人权是有价格的，能付得起钱的人就才可以住在富人区，享受优质服务，付不起钱的就只能住贫民窟，就只能自己顾自己，这就是美国的竞争式民主。”乔治道：“那中国政府呢？你前面讲了猎人兄弟的故事，中国政府是不是就是那个善于持家的老母亲呀？带着几分大家长作派。”我答道：“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在老母亲眼里儿子们都是一样的，中国政府提供给普通民众的公共服务完全是一视同仁的，无论富有或贫穷，在中国最好的学校都是公立学校，最好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他们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的治安也比美国好了无数倍，你从美国来应该体会得到，中国治安非常好，而且是普遍性的，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是如此，根本不会出现富人区路不拾遗，贫民窟尸横遍野的情况，更不会出现要老百姓自己花钱找警察买服务的情况。再比如说扶贫工程，中国政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不间断的帮助穷人脱离贫困，全世界除了中国政府外，再没别的国家做过这种事了，这本身就是在体现一种社会公平。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服务的是全体中国人民，而不是某一部分人或是某一个阶级，所以，中国人民和政府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凝聚力非常高，因为我们目标一致，利益一致，中国式民主就是一种团结式的民主。”

乔治问：“中国警察不收钱吗？”我回答：“公安局替你办身份证会收工本费，保护你安全是免费的。其实美国这种治安环境，警力严重不足是很正常的，只能有选择性的保护重点地区，一般来说普通人晚上八点以后最好就不要出门了，除非你住在富人区，富人区是美国警方重点保护区域，其他连中产区治安形势都十分严峻，就更别提穷人区或是贫民窟了，尤其美国枪支泛滥，更是加剧了这种不安全感。”乔治点点头：“美国的枪支问题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每年死于各种枪击的有好几万人，平均每天上百人，但这一方面是文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了‘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所以又是一个法律问题。”我笑道：“可拉倒吧，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一直在违反《独立宣言》的精神，所有人不也同时失明了吗？这时候想起要遵守法律了？况且几百年前的法律不能修改吗？这里面其实还是利益争夺的问题。”

西方国家政党身后都有无数利益集团，而利益集团的利益往往是严重重叠和矛盾的。比如美国老大难的控枪问题，美国总人口3.3亿，民间却拥有枪支超过4亿支，仅在2020年美国全国销售本国产新枪超1100万支，还额外进口了400万支，这还不算海量的“幽灵枪”。民主党一直的政治主张就是严格的控枪，因为民主党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持枪犯罪往往针对的就是超市、餐馆、加油站等小资产阶级利益。但相反的共和党反对控枪，因为共和党代表了军火商等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旦控枪，军火商的销量势必下降，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是不能接受的。当然共和党对外自然也有冠冕堂皇的话述，他们声称“杀人的是人，不是枪”、“不能让好人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武器”。但事实上，仅在2022年前5个月，美国就发生了233起单次死亡4人以上的大规模枪击案，其中校园枪击案就达39起，以2022年5月24日发生在德州罗布小学校园枪击案最为严重，造成了包括19名儿童在内的21人死亡。前5个月美国已经有1.8万人死于枪支暴力，其中包括约640名未成年人。但讽刺的是，据公开统计，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中，有超过300名议员从“全美步枪协会”拿到过政治献金或是其它利益，拿人手短，议员们自然要维护拥枪者的利益。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任八年，一直在强力推行控枪，但在利益集团强大的阻力面前，最终仍功败垂成。

我笑道：“共和党的逻辑好像是维护社会治安不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一样，需要武装老百姓，让他们跟犯罪分子搞‘恐怖平衡’，这不是搞笑吗？”乔治挠挠头：“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不是很能理解美国人的逻辑。就像你说的一样，美国除了富人区，其它社区的治安都不是很理想，犯罪率非常高，美国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曾被关进监狱或是被司法拘禁过。”我补充道：“我记得以前美国司法部有过统计，有660万美国人正在监狱服刑、缓刑或假释之中，占美国成年人口的3.1%，也就是说平均每32个成年美国人中就有一人犯罪，创造了美国犯罪人数新高。由于关押在监狱的犯人太多，美国甚至还引进私人资本，设置私人监狱，把经营监狱当成一门生意来做，甚至有监狱还上市。因为囚犯太多，美国加州最近有个新规定，偷盗950美元以下轻罪化，不用服刑，因为监狱关不下了。”乔治道：“美国治安差，其实跟美国流浪汉太多也有关系，美国你要是交不起房租物业，或是个人破产了，都是银行直接收房，或是就被房东直接赶出去的。”我说：“他们其实也不想流浪的，所以正式叫法应该是无家可归者，美国人的储蓄率太低，据调查，一半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现金，日常消费全靠透支信用卡，然后挣了钱再还银行的债，一旦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这次新冠肺炎，大量的美国人失业，没有收入来源，资金链就会中断。有数据显示，有32％的美国人无法支付抵押贷款和房租，多达1400万个美国家庭由于无力偿还房贷或支付租金，面临被驱逐出所在住房的风险。”乔治摆摆手：“所以，美国政府要对他们进行救济。”我道：“无偿得到的救济又推高了通货膨胀，然后更多的美国人会为了领救济金而辞职，反过来又加剧了失业潮和用工荒。”乔治道：“但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实在太多了，已经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我点点头：“是啊，根据无家可归者联盟（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的数据，过去十年，美国无家可归数量激增92%，预计到2023年美国无家可归者将达到116.8万人，达到疫情前的两倍。至2022年2月，仅纽约市就有超过8万名无家可归者，但纽约市收容所里仅能收容约2万人，收容量已经创历史新高，但绝大多数无家可归者仍然露宿街头。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吸毒、酗酒或精神疾病等问题，直接带来盗窃、抢劫、枪支犯罪、毒品犯罪等暴力犯罪事件，全美国每年都有数万无家可归者孤独的死于街头。”乔治道：“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美国人的几个方面之一，美国做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为什么就解决不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呢？”我答道：“你在台湾长大，思维里还带着中国人的逻辑，其实并不仅仅是这类问题无法解决，而是很多社会问题都无法解决。美国政府每年为无家可归者服务部门编列的预算只有21亿美元了，是因为美国政府没钱吗？可是仅一个阿富汗战争美国就花了2.31万亿美元，这次俄乌冲突，美国援助乌克兰累计也达到了540亿美元。所以，根本也不是钱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逻辑导制的结构性问题无法解决，当然，站在美国政府的角度，他们可能也不觉得这是问题。所以为什么西方那么多慈善组织呢，就是因为很多事情西方国家政府不愿做、不能做、做不到。”

图39：2016年1月5日，奥巴马在白宫发表演讲，谈及枪支暴力受害者时禁不住老泪纵横。作为民主党的奥巴马，在其八年任期中，拼尽全力的进行控枪，但仍功败垂成

图40：美国警方缴获的“幽灵枪”，幽灵枪是指私人通过购买枪支零部件自行组装的枪支，由于枪身上没有可追溯的商业序列号，所以根本无法追踪来源。但令人叹惜的是，美国政府连禁止非法枪支零部件的生产、流通、销售都做不到

图41：美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由于长年露宿户外，无家可归者的寿命普遍偏低，每年美国都有数万名无家可归者死于街头

图42：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贝尔维尤男性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由于床位已满，剩余的人只能睡在地板上

图43：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正在街头注射毒品。无家可归者是抢劫、盗窃、枪支犯罪、毒品犯罪的重要来源。由于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无家可归者在犯罪时相比于普通人往往更容易“放得开”

乔治道：“其实慈善组织的能量是很有限的，多头马车各行其事，治标不治本，无法从社会顶层来统筹和解决问题，甚至还要受相关法律的制约。”我道：“关于法律这点我不同意，尤其是美国法律，从来就不是绕不开的铜墙铁壁，就跟《独立宣言》一样，话不能这么说，但事可以这么做。比如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法定最低婚姻年龄为18岁，也就是说只有成年人才能结婚，但如果这项法律真的无法逾越的话，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臭名昭著的童婚？”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界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但在美国绝大多数州只要父母双方同意儿童的婚姻，并且得到法官的批准，无论年龄多小都可以结婚。也就是说，只要父母和法官同意，在美国大多数州结婚是没有年龄下限的，这就是童婚。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字，在2000年至2018年间，美国有232474名儿童结婚，其中87%是女童，最小的年仅10岁，她们几乎全部嫁给了成年男性。童婚也经常被用来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美国《法定强奸罪》规定，在美国大多数州的合法性行为年龄为18岁，也就是只有成年人才可以合法发生性行为，少数州规定为16岁，如果成年人与小于这个年龄的儿童发生性行为，无论儿童本人是否自愿，也会被认定为强奸。但是，美国有38个州接受婚姻做为法定强奸罪的免责例外，也就是说强奸犯在被起诉前与被害人合法结婚，强奸罪名将不成立，因此，童婚成为大量强奸犯逃避法律制裁的有效手段，由于儿童可以在“父母允许”下嫁给成年人，大量的保守派或宗教家庭会同意让儿童结婚来避免家庭名誉受损；而有些州则有严格的“反堕胎法案”，规定女性不得在怀孕的任何时期堕胎，即便是因为强奸或乱伦导致的怀孕。所以，如果被害女童怀孕，一些女童家庭无法承担抚育新生儿的费用，往往也迫不得已同意女童和强奸犯结婚。但这就使得强奸犯不仅逃避了法律制裁，甚至还可以继续他的罪行。且这些“被”结婚的孩子们，由于并未成年，没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所以除非在法定监护人的书面同意下，否则他们甚至没有离婚的权力。虽然近年美国国务院宣布童婚侵犯人权，但至今在美国50个州中，仍然有45个州童婚是合法的，28个州没有明确法定最低结婚年龄。美国是世界上至今唯一未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美国也未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乔治挠挠头：“童婚是美国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但就像你说的，美国人自己并不这么觉得，那五个反童婚的州也是近两年才通过的禁止童婚法案，比如新泽西州到2018年才通过的，但也有些州反而在推动取消最低结婚年龄的限制，比如田纳西州。童婚其实不叫不遵守法律，而是钻法律的空子。”我道：“这能叫钻空子吗？那联邦法律规定年满18岁才能结婚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一个是自主结婚，另一个是‘被’结婚吗？那你又怎么解释美国的‘重婚’呢？”乔治一脸疑惑：“重婚？”我道：“就是一夫多妻，美国宪法规定美国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美国实行重婚的州仍然将一夫多妻合法化，比如犹他州议会就自行解释，说一夫多妻制虽然没有符合宪法，但是也没有违背宪法，意思是虽然联邦宪法规定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但也没有禁止不能有第二个妻子或更多妻子。此外，马萨诸塞州通过的‘家庭伴侣’法案实际上也是重婚的意思；事实上要按美国宪法规定婚姻必须一夫一妻，那同性恋婚姻也明显是不合法的，因为‘夫’和‘妻’在法律上都有明确定义，但现在同性恋婚姻已经是美国全国上下最基本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2015年就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美国全境合法，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表示，同性恋婚姻裁定是‘迈向平等的一大步’，还说这是‘美国的胜利’，这会让‘我们更加自由’；而最近美国最高法院那个反对妇女堕胎权的内部意见，显然也是跟美国宪法相违背的，怎么感觉美国人经常违背宪法呀？美国宪法到底什么地位呀？”乔治双手一摊道：“一夫多妻制这个跟犹他州盛行摩门教有关，摩门教的总坛就在犹他州，犹他州80%的人口是摩门教徒，这个法案其实是共和党争取当地选票的行为；同性恋婚姻嘛，他们当然不符合必须一夫一妻的定义，但根据最新宪法解释，你要不同意他们结婚，也是违反宪法的，还践踏人权；至于堕胎权，现在有消息说最高法院要推翻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简单说就是要在美国全境禁止妇女堕胎，其实美国很多州早就已经禁了，不过这次是全国性质的，但1973年的案子美国最高院已经裁定妇女有堕胎权，并称受宪法保护，所以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反堕胎无论如何都是违宪的。至于美国宪法的地位嘛，就像你说的，美国法律从来不是绕不开的铜墙铁壁，就算是同一部宪法，不同时代，不同政党的不同人进行主观解读，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也是十分正常的。”

图44：给一名小学生戴上婚戒是一种什么体验？中国人无法想像。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在美国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算强奸，但现实中，美国法律从来也不是不能绕行

图45：美国65岁富豪迎娶12岁女童，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达到了惊人的53岁。一树梨花压海棠，在中国这只是一个梗，在美国却是一出真人秀，真不知几人欢喜，几人落泪

图46：美国童婚中近九成都是女童，她们又几乎全嫁给了成年男性。像照片中新娘的年龄只有新郎孙女那么大的现象并不少见

图47：在美国年满21周岁才可以合法购买烟酒，但女童在任何年龄都可以“被”嫁人。现场似乎所有人都很高兴，但显然不包括新娘

图48：截止2014年美国各州每千人中15-17岁的童婚人数统计，美国全国平均值为4.6，按这个统计，美国仅仅在15-17岁的年龄区间累计就有超过150万童婚者

图49：美国典型的一夫多妻制家庭，照片里是男主人和他的4个妻子以及11个孩子

图50：盐湖城的一户摩门教家庭，照片里是男主人和他的5位妻子以及24个孩子。摩门教教义认为拥有越多的妻子及孩子才能获得越多的荣誉及越接近神，所以，摩门教家庭往往人数众多

我道：“嗯，你也觉得反堕胎是违宪的，但美国最高法院仍然在不断推动。我没记错的话美国宪法是不能改的吧？”乔治道：“是的，美国宪法从二百多年前颁布那天起就一个字没改过，只不过不断的增添宪法修正案。”我道：“宪法修正案其实就是变相的修正宪法了，以前法律不准许的，甚至被认为是大奸大恶的事情，这几年也在慢慢松绑了。”乔治问道：“大奸大恶？什么事能担这样的形象词？”我回答道：“一个是近十几年都在不断炒作的卖淫合法化，另一个是近几年美国政坛的显学，毒品合法化。”

美国是世界上毒品最泛滥的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越战引发了美国第一次毒品大爆发，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美国缉毒局”，用于打击毒品生产、贩运、走私等活动，每年的经费达到了数十亿美元，那时的美国意气风发，曾多次越境到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打击毒枭，甚至还在纽约时代广场上竖起了林则徐的铜像，以彰显禁毒的决心。但打击毒品半个世纪后，美国人蓦然发现花费了上万亿美元的经费，牺牲无数人命后，美国的毒品却越禁越多，毒品问题越演越烈。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5%，却消费了全世界60%的毒品，仅在2021年美国就消费了1.6万吨毒品，美国有近10%的人口常态性吸毒，仅在2020年，美国就有9.3万人因吸毒过量致死，吸毒人群占总人口比例也是逐年攀升，超过了三千万人之巨，美国政府已经完全无法控制毒品了。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美国政府的方法是让毒品合法化，堵不如疏，美国政坛和社会近十几年来一直都有毒品合法化的声音，这么做有几点考虑：一是合法化毒品后，市场上可以公开售卖毒品，从中可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增加税收，创造工作岗位；二是美国政府认为毒品合法化后，可以大幅降低毒品的价格，这样就会减少因毒品引起的社会性问题，正确引导，说不定还能减少吸毒人群；三是可以大幅减少因打击贩毒等犯罪活动而产生的行政及警力成本；四是在美国吸毒人数众多，毒品合法化后可以争取吸毒人群的选票。于是，2014年，俄勒冈州率先允许民众合法使用“娱乐大麻”；2020年，俄勒冈州通过了“110法案”，将民众少量持有海洛英、可卡因、冰毒等“硬”毒品合法化，将不再视为犯罪。随后美国各州纷纷跟进，亚利桑那、蒙大拿、南达科他、新泽西和密西西比州也先后宣布大麻合法化。最终，2022年4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220票比204票通过了大麻合法化法案，至此，大麻在美国全境合法化，美国的一些药店随后开始合法的向普通民众出售大麻。在硬毒品方面，2021年11月30日位于纽约的美国首批“毒品安全注射点”正式开张营业，在这里吸毒者能够在工作人员监督下注射毒品，防止吸毒过量致死并提供医疗保健，纽约市长声称这是为了方便美国民众吸毒的同时，还能享受到由政府提供的“干净针头和社会服务”。美国其他地区也在积极推动毒品的安全注射点建立，而在其它西方国家中，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国也开设了上百家“毒品安全使用中心”，其中最繁忙的注射点，每天有超过700人光顾。

乔治道：“美国社会认为吸毒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人权又高于主权，所以像吸毒呀、同性恋呀、童婚呀，在美国民众眼里那都是个人的私事，国家应该不干预，或是尽量减小干预，共和党就一直想要一个‘小’政府。”我说：“这就是中美两国在社会层面的巨大差异，如果这个问题你去问一个中国人，中国人会告诉你，绝对的民主就是没有民主，绝对的自由就是没有自由，绝对人权就是没有人权。比如前面说到过的口罩问题，正是因为所有人都戴口罩，看起来像是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但实际上这恰恰是维护了所有人的利益；再说吸毒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吸毒者自己的私事，因为吸毒需要巨额资金支撑，一个中产家庭不出两、三年间就必然家徒四壁，合法收入是无法支撑毒品消耗的，那时候怎么办？只能是男的去抢劫，女的去卖淫，这会产生巨大的社会问题，比如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个数字，仅在2016年一年当中，就有20万儿童被迫进行过性交易，他们绝大多数都和毒品有关。都说艺术源于生活，谁还记得蝙蝠侠的父母是怎么死的？蜘蛛侠的叔叔是怎么死的？当你被人用一支点三八口径的手枪顶在天灵盖上，问你要钱还是要命的时候，你还能说吸毒是个人私事，不关别人的事吗？ ”乔治摆摆手：“你说这些我全明白，但是在西方那种民主政治氛围下没有这么简单。在美国，电视里天天都有各路专家在辩论，街上天天都有人在游行，学校里天天都有人在发传单，每一个人都能扯着嗓子说两句，但又好像跟每一个人也没太大关系，但每一个人又都被裹胁其中。就像一锅八宝粥，里面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谁也不能说服谁，谁也不会被别人说服，很多人好像时时刻刻都在争辩，但总是说的多，做的少，事情就一直这样了。”我道：“你所表述的正是利益集团，和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其实不管是童婚、重婚、同性恋婚姻、还是妇女堕胎、还是黄赌毒的合法化，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社会现象大都是违背当今美国法律甚至是宪法的，当初这些法律的制定，肯定也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制定者是希望用这些法律来治理国家，但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初博弈失败的一方并没有消失，他们的利益诉求一直存在，随着力量的此消彼长就会有人不断的突破法律的桎梏，形成了今天这种局面。于是开设‘红灯区’来让卖淫合法化，开设‘赌场’来让赌博合法化，终于，现在要开设‘大烟馆’来让毒品合法化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性逻辑，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无时无刻不在互相对抗及博弈之中，这种资本主义民主形式就是竞争性民主。”

乔治忽然问：“那中国呢？你总结了美国这么多特点，那中国呢？”我道：“中国可不一样，中国永远也不可能让毒品合法化，也不会有童婚或者枪支问题。”乔治道：“那贫民窟呢？中国总是有很多穷人吧？”我道：“在中国只能说哪里的房子贵点，哪里的房子便宜点，从来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富人区或是贫民窟。”乔治道：“我知道香港有，香港的‘劏房’不就是贫民窟吗？”我点点头：“劏房那确实是，一般劏房也就不到十个平方，往往住着一家三口或四口；其实比劏房更不堪的还有‘棺材房’，用木板围出一个三、四个平方的空间，刚能放张床；而比棺材房还不如的就是‘笼屋’，是面积更小的一个铁笼子，2021年国庆的时候当时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专门去参观过笼屋，谁能想到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布置上笼屋后居然住着二十口人。”乔治道：“笼屋这倒是不知道呀，香港寸土寸金我是知道的，但也没想过会这么夸张，新加坡人口密度比香港高多了，但人均居住面积也能达到30平米，中国大陆超过40平米，香港怎么会搞成这样呢？”我回答：“香港政府要负几乎全部责任，在香港，劏房、棺材房、笼屋居住着近100万人，再加上租住公屋的近230万人和其他租房者，也就是说香港750万人中，一半的人买不起房，住在人均居住面积低于十平米的居所里。香港政府是没看见吗？当然不是，恰恰是视而不见，因为香港永久居民根本不限购，也不限贷，有钱人可以随意买房，三十套五十套，只要爷有钱，没有任何限制，剧烈的炒房导致海量的资本涌进房地产市场，香港区区一座几百万人口的中型城市，其地产商在相当长时间里居然是中国首富，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香港名星张学友就是个典型的“炒楼客”，他名下的房产从香港浅水湾一直到渣甸山愉富大厦，有几十套房产，每月光房租收益就有百万之钜。香港政府对地产商也没任何限制，地产商拿地后可以不用盖房子，因为地产商发现炒地比炒楼更赚钱，他们从总量上控制了进入市场的新房数量，房屋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香港的房价，联动又推高了地价，所以地产商什么也不干，地价就水涨船高。而且香港政府本身也从房价、地价的上涨中获取巨大经济利益，比如香港政府每年出售土地就是笔巨额收入，与房价相关的物业税、转让印花税等也让香港政府收入颇丰。所以香港政府本身恐怕也没有要控制房价、地价的意愿。”乔治问：“那你觉得香港的情况和美国的情况性质类似吗？”我回答：“完全一样，因为香港政府本质上仍然还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府，秉承的是资本主义竞争逻辑，他们会对那些住劏房、棺材房、笼屋的人说，你有能力可以搬到山顶道去，谁也不会阻止你，但他们忽略的是社会公平的问题。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参观完笼屋后就表示：‘最根本是解决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只要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具体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骆惠宁这句话说得非常准确，非常到位，香港之所以会出现劏房、棺材房、笼屋，就是没理清楚发展到底是为了资本，还是为了人民这个问题。”

图51：于1997年在纽约时代广场设立的林则徐铜像，铜像面向正东方，1999年纽约政府将铜像所在的东百老汇大道命名为“林则徐广场”，竖起林则徐的铜像，彰显了当时美国政府禁毒的决心。但讽刺的是，短短20年后，时代广场上却开起了合法的大麻专卖店

图52：新泽西州的一处药店，合法销售美国农业部官方授权生产的大麻，一大早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队

图53：2022年3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新开张的一家大麻专卖店，在新冠疫情仍然严重的当下，美国的毒品业者们仍然没忘记商业扩张

图54：在西方国家，毒品已经深深的介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上图为含有大麻的饼干、糖果，在西方国家商店里合法销售

图55：含有大麻的饮料，在西方国家已经是登堂入室，沐浴在阳光之下了

图56：加拿大温哥华一处毒品安全注射中心，被中国网友戏称为“国营大烟馆”，在这里可以合法注射海洛因等毒品

图57：香港劏房，这张照片已经包含这个家庭的全部空间了，一家四口挤在不到九平米的劏房是常见情形，这甚至还没有一个停车位面积大，但比起棺材房跟笼屋，劏房环境已经不算差了

图58：香港政府就是没理清楚发展到底是为了谁这个问题，才会出现香港笼屋这种违反人道的社会现象。在这里一个笼子就是一个“家庭”，这张照片里包含了九个“家庭”

乔治道：“其实香港也算有人情味了，至少政府还会出钱、出地修公屋，低价出租给买不起房的人。”我道：“那不过是保障有钱人利益后的一种为了稳定社会的补偿手段。”乔治道：“那为什么香港政府解决不了住房问题呢？”我道：“并不是香港政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政府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重视个体利益，个体利益的矛盾产生激烈的竞争，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方面面皆是如此，而竞争的前题是公平。比如说，如果香港出台政策来打击炒房、炒地，那立竿见影就能缓解穷人买不起房这个问题，但这显然牺牲了有钱人的利益，有钱人是社会竞争的胜利者，是资本的所有者或代理人，而香港是资产阶级政府，牺牲有钱人的利益，你让香港政府如何自处？所以骆惠宁才会问出‘发展为了谁这个问题’，是为了资本呢？还是为了人民？再比如，我们前面讲到的美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美国政府真的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吗？当然不是，其实是不愿做，不能做，实际上也做不到。”乔治问道：“这是什么道理呢？”我答：“我们讲过美国富人区、绿灯计划、控枪、童婚、堕胎、毒品等等这一系列问题，这些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看在中国人眼里，既难以接受，更难以理解。中国人就会问，为什么美国政府禁不了枪？禁不了毒？反而要禁止妇女堕胎？美国可以禁止21岁以下的人不得购买烟酒，却不能禁止童婚？答案是，这些社会现象本质上就是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结果，游戏规则就是这样设计的，比如富人区，人家交税多，理应享受更多的行政资源，而贫民窟不交税，就无权享受行政资源；绿灯计划也是同理，交钱的商铺理应享受警察更好的治安服务，不交钱的你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这既体现了竞争，也体现公平。所以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如果政府动用大量资源去根除这个问题，就等于是用胜利者的钱去救济失败者，这不公平，也妨碍竞争。当然无家可归者群体越来越大，这会是个社会问题，为了不影响胜利者的利益，美国政府会修建收容所缓解这个问题，但美国政府永远也不会像中国一样去扶贫，从社会层面杜绝这些问题。”乔治问道：“所以你觉得利益集团眼里永远只有利益？完全不顾社会道德？”我回答道：“利益集团要是讲社会道德，那就不是资本家了，而是慈善家，再给你举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奴隶。”

美国有当今全世界最严重的人口贩卖、强迫劳动、囚禁性奴等问题，美国国务院在2018年承认，美国是强迫劳动、债务奴役、非自愿奴役、性贩运受害者的“来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据美国政府统计，过去5年，每年从境外贩运至美国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10万人。根据美国反人口贩卖组织“递送基金会”2020年发布的报告，美国每年有1.5万至5万名妇女和儿童被迫成为性奴。仅在2019年，美国“全国人口贩运热线”就处理11500起人口贩卖案件。但就在美国人口犯罪如此猖獗的情况下，美国的利益集团仍然还在一步步推进卖淫合法化，卖淫合法化后，人口贩卖问题将急剧恶化，性奴和强迫妇女卖淫的行为也会更加变本加利。

我道：“这就是利益集团，他们合法的追逐自己的私人利益，你有能力你就推动打击人口贩卖，我有能力我就推动卖淫合法化，胜负各凭本事，至于道德上的问题，那不是资本家需要考虑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式民主。”乔治道：“内华达州等地方其实一直是卖淫合法化的，波士顿也有红灯区。”想了想又问道：“你刚才说美国政府永远也不会去扶贫，那假如美国政府有一天真的像中国这样去扶贫呢？”我回答：“真有那一天，美国就不能称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而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乔治问：“那中国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又是什么性质呢？”我答道：“跟西方具有鲜明竞争和对抗性质的民主正相反，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团结式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