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瑟北风冬月劲，桃花春雨惊蛰归 ——与乔治关于民主的对话（三）下

刘敏

军事观察员，独立撰稿人2023-03-01 13:07

什么是团结？团结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使众人紧密的联合起来。如果说竞争的基础是公平，那团结的基础就是协商。团结式的民主也必然是由协商产生的，而协商的前题是妥协，妥协就是愿意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为什么要妥协？答案是为了团结，为了实现更大的共同利益，在中国的政治民主中压倒一切的是团结。毛泽东就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写道：“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毛泽东的意思放在今天就是使人民“团结”，遇到问题“协商和妥协”，然后实现人民再次“团结”。

举几个例子，比如先前我们谈到了美国枪支问题，其实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也曾经枪支泛滥，造成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早年间中国也是可以合法购买到枪支的，甚至还有合法的售枪点，1996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合法民用枪支就有280万支，非法枪支更是十倍计，那时候，仅仅是农村械斗，警察一次就能缴获枪支上百支，持枪犯罪更是家常便饭。中国政府很快就意识到枪支泛滥的问题，1996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国立即就雷厉风行的在全国范围内杜绝民间的一切枪支。但禁枪必然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合法购买枪支的个人，比如确实需要用枪来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人，比如山区的猎户等，还有生产枪支的厂家还有销售部门的利益，这就是矛盾，但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经过协商和妥协，中国顺利完成了禁枪，虽然短期内社会上会有些反对的杂音，但从长远看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是世界最安全的国家，民间的全部禁枪是功不可没的，这就是团结式民主；再比如说这次新冠疫情，武汉、西安、上海等城市都先后封城，封城毫无疑问肯定会损害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当然也免不了有些杂音，但中国人都懂舍小家为大家的道理，都明白团结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有高度信任感，坚信中国政府能为人民做出最优的选择，中国人相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管哪座城市封城，全国人民都倾尽全力的对它支援，所以当全世界都在躺平搞与病毒共存的时候，只有中国仍有后劲坚持动态清零，这就是团结式民主；再比如中国的扶贫工程，中国政府从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开始进行扶贫工程，至今历时四十年才取得初步成功，期间各级政府投入的扶贫资金达到了数万亿元，仅牺牲的扶贫干部就达一千八百多人，对西部落后省份还实施对口援建，全国十七个省市对口援藏，十九个省市对口援疆，这些省市自筹资金、自备人员、自找项目，千方百计的去帮助西藏、新疆发展，只问付出，不计回报。最终扶贫工程使八亿中国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联合国就盛赞中国扶贫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在扶贫工作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实全世界只有中国政府在对穷人进行系统性扶贫，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扶贫工程就是典型的中国团结式民主，政府永远在思考着所有人的利益，永远不会放弃每一个人，中国政府的口号都是“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共同幸福”。这三个“共同”，体现的就是团结。

乔治问：“你说团结的基础是协商，那中国政府平时都跟谁协商呀？”我说：“与人民协商，靠的是‘人民代表大会’，人大还是中国的权力机关；与其他党派或爱国统一战线协商靠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沟通和协商，团结和民主是政协的两大主题。‘人大’和‘政协’，合称两会，其地位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乔治道：“那西方国家就不能实施像中国这样的团结式民主吗？”我反问道：“你觉得，世界上是先有资产阶级，还是先有资产阶级政党？”乔治想了一下说：“当然是先有资产阶级。”我答道：“是的，先有了资产阶级，后才有了资产阶级需要干政的需求，从而产生了服务供应商，也就是资产阶级政党。所以是资产阶级缔造了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则从属于资产阶级。《史记》里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两千年前司马迁用这样的笔触来形容商人，两千年后用同一句话形容资产阶级也再恰当不过。资本逐利，这是资产阶级不可违逆的天性，永远也不可能逆转，由资产阶级缔造的资产阶级政党，再由资产阶级政党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必然是这样的国家禀赋和性格。所以，你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违背逐利的本性，不求回报，费时、费力、费钱的去搞扶贫，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所以那是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自打有了资本主义国家那天起，还从没见有哪个国家这么干过呢。”乔治道：“可中国改革开放后，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允许民间发展私人经济，不也是在转向资本主义道路吗？”我道：“这可不一样，这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上还是社会主义，只不过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的结合。”我想了一下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不好理解，我简单阐述一下。马克思曾有过两个观点，一个是‘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火车头’，另一个是‘生产力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李大钊就曾说这两个观点是互相矛盾的。中国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整整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而中国共产党是最注重‘实践’和‘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在《实践论》里就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所以，不能说阶级斗争在中国没有实践过，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应该去实践一下另一条道路。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实践和实事求是的指导下，解放了生产力，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改革开放后的这四十年来看，中国在政治上以社会主义制度团结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兼顾了社会公平，规避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内斗、金钱政治等弊端，充分发挥了集中统一行政的优势；然后在经济上又以市场经济制度调动了社会上的经济活力、能动性及创新性，充分发挥了政府和社会两个积极性，使政府和社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以就我个人看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两者的优点，而规避了两者的缺点，在目前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之下，从总体上来看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社会形态。”
乔治说：“你的意思，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错了？”我道：“当然不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革命，从辛亥革命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总的来说在中国是成功的也是必然的。只是建国后实行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实现富强国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所以才有了改革开放。”乔治说：“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腾飞，这是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胜利？你之前也承认人民的内涵里面包括了资产阶级，那今天中国的发展道路，是背离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路线吗？”我回答：“当然没有，中国抛弃的是计划经济制度，并没有抛弃社会主义，更没有抛弃马克思。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说：‘在共产主义的不同阶段，应该实行具有不同特征的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劳动还仅仅是谋生手段。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应当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人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理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马克思的意思其实很清楚，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施的，而在当前的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施按劳分配。既然是按劳分配，那就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有的人聪明一些，有的人勇敢一些，有的人勤奋一些，有的人好学一些，所以他们之间分配的社会财富也应该是不相同的，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乔治说：“那你觉得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实现吗？”我答道：“我不知道。共产主义社会对生产力有极致的要求，这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生产力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乔治问：“那生产力水平达到了极致要求，就一定能实现共产主义吗？”我回答：“我也不知道，不过在当今世界上有些社会现象可以跟你分享。比如欧洲一些富裕国家实行了高福利政策，教育免费、医疗免费、甚至公交车都免费，这其实就已经具有一些共产主义社会的特点了。学校就在那里，需要学习的人可以去；医院就在那里，需要看医生的可以去；公交车就在那里，需要乘坐的可以去。这些其实就已经是名符其实的按需分配了，要想做到这些，需要国家有发达的生产力，否则就不能负担，如果能够持续不断发展生产力，可以想像将来免费的领域会越来越多，等到所有领域都免费了，我想共产主义对生产力的要求应该就达到了。但我们也看到了南美一些国家的反面例子，国家一段时间实行了高福利政策，但是几年后国家经济不能负担，又退了回去，取消了福利政策，来回折腾，国家和人民反而更穷了，这就是生产力不够发达强行搞共产主义。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在生产力上，至于说将来生产力极致发达，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有两个条件，一个当然就是生产力的极致发达；另一个则是‘交往的发展’，意思是全世界的人民、国家、民族都要深入的交往，不仅是物质的交往，也包括精神和思想的交往，只有当交往扩大成世界交往，只有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都深入的交溶在一起并同时行动，共产主义革命才有可能成功。根据这套理论，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除了要生产力极致发达，还要全世界人民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所有人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我想当今社会应该没有人有十足的把握说这一定能做到，并且一定能实现共产主义吧，这也许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的历史局限性吧。”
乔治问道：“你说的团结式民主让我十分惊讶，这种政治形态怎么可能成立呢？”我双手一摊：“但他就是成立了，你感到惊讶那是因为你理解没有到位。但其实也很好理解，就像我们聊过猎人兄弟的故事一样，大雁怎么吃？到底是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来考虑呢？还是站在一家人的角度来考虑呢？事情就是这简单。就像控枪的问题，美国的利益集团只从自身的角度考虑，其他人没他们钱多，就竞争不过他们，所以美国就控不了枪。”乔治道：“但这不就是民主本身吗？”我道：“当然是民主，不过是竞争式民主。而中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从全体人民的角度考虑，人民不会反对让自己更安全，所以大多数人不会反对控枪，控枪就轻而易举，中国这就是团结式民主。”乔治道：“但美国式的民主，不是更能倾听个体声音吗？维护多数人的利益也不能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呀。”我道：“那问题又绕回来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是否能被称为民主？倒不是说要漠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里面要有个主次的问题。而且西方式民主的问题，是他永远在从个体的角度思考问题，维护一部份人的利益就必然打倒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人人都在自私的强调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处于激烈对抗之中，这又怎么能够团结呢？比如2021年1月份，特朗普的支持者占领了国会山，这就是社会对抗激化的表现，当时美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说美国处于‘内战’的边缘，说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分裂过，《卫报》就评论，说这是美国的一场‘政变’，2022年6月份，美国国会正式对此事件进行定性，说这就是‘未遂政变’。拜登自从上任以来就反复呼吁美国上下要‘团结’，其实历届美国总统任上都反复喊团结，典型的缺什么喊什么，但美国的政治体制从结构上就团结不起来。团结对美国有多重要？你看看美国国徽上的格言——‘合众为一’（拉丁语：E PLURIBUS UNUM）就明白了，这句话就是在强调团结的。但是，西方国家在利益集团激烈对抗的大背景下，要求国家团结就成了一种口号，一种奢望，年年喊、月月喊、日日喊，就像要求世界和平一样，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乔治说：“但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更具有稳定性，不会出错，不会出现极端情况，就算出现一些偏差也可以自我修复，而中国式民主则会出现文革这样的事情。”我道：“从理论上来说，不会出错的体系是从来都不存在的，就像没有不会坏的机器，没有不生病的人一样。西方式的民主选举，不也选举出了希特勒这样的人吗？远的不说，要往身体里注射消毒液的特朗普不也是西方式民主选举产生的吗？他还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至于说西方式民主具有自我修复能力，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了，但事实上，我们前面谈到的诸多美国社会问题，比如童婚、重婚、控枪、黄赌毒的合法化等等，也没见美国的修复能力修复这些问题呀，当然美国人也许不认为这是问题，有些人反而认为这体现了美国社会的多元属性。”乔治道：“那中国呢？中国也会反复强调团结吗？”我答道：“中国政府从来不说‘中国需要团结’这样的话，因为中国自始至终都非常团结。对中国的团结式民主来说，团结就是大厦基石、团结就是骨骼血肉、团结就是勃勃生命，团结本身就是组成我们这种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的粒子，有了团结就有了一切，所以中国政府和政治体制会尽一切办法消灭有悖团结的事情，就像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写的：‘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所以，美国人永远在强调团结，但从来不团结，中国人从来不说要团结的话，却始终团结如一人。真正先进的民主社会，必然是一个团结的社会，没有团结就无法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只要中华民族能紧紧团结在一起，就能高瞻远瞩，就能众志成城，就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就能战胜一切强大敌人。有了团结式民主这个强大武器在手，回头再看四分五裂的美国，不由心生感慨，曾经叱咜风云的美帝其实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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