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名嘴赴瑞士安乐死：安乐死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来源：公众号“今日话题” 

作者 | 于立生

台湾名嘴、体育主播傅达仁因晚年罹患胰腺癌，痛苦不堪，选择在瑞士安乐死。近日，他的临终画面曝光，家人陪伴左右，喝药后他倒在儿子怀里。安乐死这一话题随即引发热议。有人说求生是本能，没多少人愿意被安乐死，但也有人觉得安乐死给了生命最后的尊重，应该合法化。

个别安乐死合法的国家，也走得步履蹒跚

安乐死的争议指向的两大终极问题：一，人有无权利，在不可逆走向死亡，且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病痛折磨的时候，决断自己的生死；二，在此种情况下，他人能否对该患者的自愿死亡提供协助？由于这牵涉到医学、伦理、法律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历来颇有争议。

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公民生命的“自我终结权”都不被法律认可。以傅达仁为例，他高调赴瑞士安乐死，本来是希望在中国台湾掀起“一场风潮”，但网民更多的是把他的安乐死视为个人行为，相关消息主要出现在娱乐和社会版面，行政部门也没有因为傅达仁的高知名度改变对安乐死的立场。

傅达仁想以自己的行动，引发对安乐死的思考

目前，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全世界也只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且就“试水”的实践情况来说，安乐死合法化之路，也是走得步履蹒跚，物议诸多。

以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为例，尽管对实施安乐死进行了严格规定，要求必须满足诸多条件，但由于安乐死是由医生实施，首先就违背了医生救死扶伤而非致人死伤的天职，经不住来自职业伦理层面的拷问。即使在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仍有很多医生不愿意为病人实施安乐死。

安乐死的问题不止于此。一直对安乐死保持关注的西奥·布尔教授认为，在荷兰安乐死的人数不断上升，有被滥用的趋势——“正成为癌症病人治疗过程中的一项内定模式”。

去年11月，一位脑退化老妇人在执行安乐死过程中反抗医生，事后执行安乐死的女医生受到荷兰公共检察官的起诉，被指没搞清楚该患者是否一心求死，因此有“越界”嫌疑。

瑞士的情况要好一些。实施安乐死是由两家独立的专设辅助自杀机构进行，而非由医疗机构或医生进行。同时，实施安乐死时，也必须有警察在场进行监督。但这种方式，也没有多少国家愿意尝试。

考虑到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我国不具备安乐死合法化的现实条件

关于安乐死，我国也早有讨论。早在1988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安乐死合法化的议案。2017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院长瞿佳又提出议案——《关于推进中国安乐死合法化的建议》，并称曾过一项调查，75%以上普通公众支持安乐死合法化，医务人员对安乐死以及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率超过95%，但安乐死合法化的推动，迄无实质进展，原因为何？

除了医学、伦理、法律等方面的争议，我国的文化传统也是安乐死合法化的制约。数千年的“孝文化”传统，社会是以家庭、家族为本位，而非张扬个人权利。说白了，就是想要安乐死的病患，自己说了不算。我们常见的场景是，只要有人罹患重症诸如要做手术之类的，有什么事都是医生和家属商量，比如手术同意书之类，也往往是家属签字。似乎有什么事都是医院、医生和家属之间的事，倒没了作为当事人的病患什么事。

在病人罹患绝症的情况下，我们也常见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哪怕病人患的是不治之症，必将不可逆的走向死亡，哪怕让病人身上插满管子，承受生不如死的病痛折磨，家属也要倾尽全力救治，哪怕债台高筑。患病的走得痛苦，活着的，也活得很累。

但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家属怕遭重症病患的拖累，不闻不问，推卸责任甩包袱。2014年，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所做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调查报告，得出结论，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位，甚至其中涉及到“他杀”的影子——报告中提到一个案例，有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假7天回家探望病危的父亲，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假若我国一旦真的也跟风实施安乐死合法化，安乐死会不会成为“合法杀人”的一个渠道？这也是反对者所说的，中国尚不具备考虑安乐死立法的现实基础。

可资参考的一个同类项是，精神病人的强制送医问题。精神病人的强制送医，不仅关乎医生的专业判断，也必然是个关涉人身自由权的问题；正如同，安乐死不仅关乎医生的专业判断，同时也关乎人的生命权问题。

自2012年《精神卫生法》出台，才明确了精神病患的自愿就医原则，只有在发生自伤、伤人的严重暴力情况，才允许强行收治。而在此之前，我们曾迭见一些“被精神病”现象频频曝光。或是由于家庭矛盾、利益冲突所引发，或是个别精神病院出于利益驱动强行收治，甚至有的案例中还有政府部门的影子。

一旦安乐死合法化，谁敢保证程序足够严密到杜绝“被安乐死”的情况？所以，虽然台湾名嘴赴瑞士实施安乐死了；可安乐死，若在我国，考量到文化传统、社会背景等因素，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比起安乐死是否要合法化，给病人更多的自主权更重要

很多人赞成安乐死，是觉得很多绝症病人临终前太过痛苦，安乐死可以让他们有尊严的结束生命。 心理可以理解，但安乐死只能算是“善终”的其中一个选项，给病人更多的知情权，让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做决定，而不是被家人或医生掌控，才是达到善终的更重要指标。

除了安乐死，病人在意识清醒的时候，订立“生前预嘱”，以保障临终“自然死亡”的权利，正如琼瑶致儿子、儿媳公开信中所声明的那种——“无论生什么重病，都不动大手术、不送加护病房、不插管，绝对不插‘鼻胃管’”，“急救措施，气切、电击、叶克膜……这些，全部不要！”而医生也不用听家属的意见，按照“生前预嘱”终止、撤除维持生命治疗，让患者有尊严的走完最后一程。

病人有了更多自主权，一方面患者一旦发生重症时，不至于把双方逼得都好苦好累好煎熬；另一方面，有了生前预嘱，医生、医院也不会面临来自伦理层面的拷问，以及患者家属的压力。也许有人会问，病人临终太痛苦怎么办？关于病人的镇痛问题，需要医患双方共同更新观念。好的镇痛药未必会让患者成瘾，没有安乐死，病人也可以不那么痛苦离开。

人生在世，总有个生老病死。追究生活得有品质，死的也有品质，少痛苦，有尊严，是每个人都应该争取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