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战之后苏联的解体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什么？

未来土木工程师

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毛主席会把苏联看作苏修。

仅仅因为苏联搞了商品经济？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毛主席自己就考虑过商品经济的可行性，甚至还亲自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搞过个体经济（基本上就是私有制）的试点，只不过效果没那么好。

接下来我将从地缘角度，经济角度，历史周期律的角度论证，苏联解体的必然性。前两个谈的人很多，后一个说的人很少。

有的人从地缘的角度论证为什么中国最终会倒向美国，引用了王阳明的名言：

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

而这四地：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蓟州（今天津蓟州），辽东（今辽宁省大部），皆位于中国北部，地处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心——北方，尤其是东北一带，苏联宛如一团乌云一般，压在上面。

当时我国的工业中心在东北，而斯大林强行划走了蒙古和部分外东北。划走蒙古，是出于苏联自身安全的需要，因为蒙古处于西伯利亚交通线大动脉的中心，对西伯利亚威胁极大。

划走外东北，则是制约中国和日本的需要。从此东北这个东亚的工业中心成为了中国的突出部，而难受的是，东北以北的天险——外兴安岭和黑龙江都握在苏联手中。东北以西，是蒙古大草原，有利于苏联的机械化部队的调度。

同时，苏联是陆权国家，扼守亚欧非大陆的交通命脉。美国是海权国家，依靠强大的海军和军事基地扼守全球海运节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陆权和海权，本质上决定了人类经济利益的两种分配模式。

首先，古往今来，陆上联结都是比海上联结更高效的方式。所以英国的殖民地好丢，俄国占的领土却不好拿回来。

苏联的地理位置，东接劳动力稠密区(人口)东亚，西接世界科技高地西欧，南接世界资源高地之一中东，同时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还可以随时南下，进军非洲。

更何况，这三者苏联自己都不差，苏联人口两亿在当时的世界不可谓不多（中国才四亿），两次五年计划的科技成果，再加上苏联雄厚的资源，这都受益于苏联的地理条件。

苏联这地理环境如果搞咱们互利共赢和平外交那一套，打通亚欧非大陆经济循环体，美国英国这俩海权国家就出局了。

换而言之，对于美国来说，就算苏联完全不扩张，就仅仅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对于美国的打击都是致命的。

所以丘吉尔和杜鲁门急着搞冷战，就是这个目的。

其次，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科技发展后的必然趋势。但是冷战期间，以经济内循环为标准，世界却一直分为两大经济体——社会主义经济内循环体和资本主义经济内循环体。

对于我国来说，加入苏联经济循环体则东北方经济振兴，加入美国经济循环体则东南方经济振兴。

但从对我国威胁角度来讲，东北方向，苏联百万大军可随时南下，拿下东北，中国的国力只能举国威慑，让苏联南下的损失大于收益从而放弃南下，但真打起来根本就守不住。

但是美国就不一样了，打常规战争，90年代时美国自己做过一场模拟，事实证明美国举全国之力才可以在东南沿海登陆，但很快就会被随后赶到的内陆解放军部队赶下海。那可是90年代连饭都吃的不好的解放军。

更何况美国是一个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度，没有足够的利益驱使，打一个大国的可能性其实很小。

所以对于我国来说，彻底倒向苏联则较难实现独立自主，彻底倒向美国则较易实现独立自主，

苏联和美国的矛盾在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调和的，他们的地缘利益则几乎不可调和。

而其实这个矛盾也并非不可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设立缓冲国。设立缓冲国，说白了就是瓜分弱国，世界利益大家雨露均沾。这个方向，一度接近于实现。这个体系，就是雅尔塔体系。

这也是乔治奥威尔构思《1984》小说中国家的重要思路——世界分为海权的大洋国，陆权的欧亚国，和一半海权一般陆权，但有着人口优势的东亚国。

而这三个国家在当年对应的是英国，苏联和日本。有趣的是这三个国家今天也可以对应XX，XX和XX。这不是巧合，这是地缘角度下国家演化的必然性。

雅尔塔体系的思路就是，欧洲方向，分割出东欧西欧。亚洲方向的中国，国家主体长城以南由买办政府统治，东北，蒙古，新疆则由共产党势力统治。

对着地图大家一看，其实就明白了。东北内蒙新疆深入内陆，朝鲜拥有少量的港口，适合于苏联的大陆内循环体。而长城以南则普遍沿海沿江，水系较多，韩国面向日本和东太平洋，适合于美国的海洋内循环体。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二战后哪怕是让苏联打击关东军染指东北这个东亚工业中心，也不能让苏联拿下韩国的原因。

因为韩国如果归入了苏联势力，那么不是说苏联又拿下了韩国大小的那点土地，而是苏联拿下了了整个朝鲜半岛的不冻港并制衡中国东北地区，从而有了染指美国海洋霸权的能力。

而如果保住韩国，朝鲜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它的经济效益就会大大降低。

从此美苏瓜分世界完毕，中国也不可能在有任何崛起和统一的可能了。

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是雅尔塔体系唯一的变数。

所以美苏和解，我党反应才会这么大。美苏和解，必定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只有中国这么大的蛋糕增量，才可能换来美苏的和解。

而这个关头，赫鲁晓夫提议设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联合舰队的位置在辽宁一带，因为技术原因，必定会以苏联为主导。辽宁离北京不过600余里左右，导弹驱逐舰都可以直接打击北京。

虽然后续文件解密显示，赫鲁晓夫确实是想帮助中国收复台湾而没有其他意思，但你这好比本来东北蒙古新疆已经有几把刀指着你了，现在你又拿起一把枪，说我没有恶意。你可能确实没有，但一旦有什么变数，你立刻就可以打死我，从今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只能听着。

这违背了中共外交的指导原则——独立自主。

所以中国被迫开始经济内循环，摆脱苏联控制，而这又违背了另一条原则——对外开放。中国脱离世界经济循环体，随后三年自然灾害爆发。

经济循环有什么意义？古往今来，经济蛋糕的做大无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发展科学技术，进而提高生产力，做大蛋糕。一种是加强国际分工，提高效率，做大蛋糕。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部分人专攻一部分事，这个社会的运行效率才会最高。如果一个人自己种粮，自己织布，自己作家具，那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就不可能高到哪去。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是一部分人当农民，一部分人当建筑工人，一部分人当产业工人，一部分人当管理者和经营者。记住这个管理者和经营者。这两者不参与基本的劳动，但却有机会凭借调配做大社会总体的蛋糕。在人类长河的演进中，会逐渐拥有有他们的新名字——政治家和资本家。

马克思说过：

当一个人的劳动不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拿到社会上去交换时，商品经济就此出现了。

从此商品经济出现的那一刻起，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作为马哲中的基本矛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个人和集体作为贯穿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从此有了经济基础。

容易理解的说，社会分工出现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组织力出现了第一次飞跃。

为什么此处要提马克思？因为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无论是哪个国家，加入世界经济内循环，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否则，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和别的国家完全是两个概念，哪怕科技是一个层次，别的国家对你的生产力在效率，注定是降维打击。

所以一个国家为了加入世界经济的内循环，可以作出几乎一切的让步。

而历史已经证明，不开放，就一定会死很多人。20年代的苏联如此，60年代初的中国如此，90年代初的朝鲜亦如此。

所以开放，是必由之路啊。

所以在抗战结束后，毛泽东主动接触了美国使团，表示愿意和美国处好关系。同时，在延安，主席等人也有论证探索过美国经验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循环体毕竟是世界的高地，而苏联自己还缺粮。（字面意义的缺粮）

但是美国政府拒绝了中国的提议。

当时，中国倒向苏联，一部分是美国逼迫下的无奈之举。一部分，是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经济内循环体的需要。

但危中有机，随后毛主席敏锐的把握了这险象环生的环境中的机遇。一项外交政策就此问世——另起炉灶。从此我国借机拒绝承认西方一切不平等条约，并通过抗美援朝换得了苏联的全力工业援助，从此实现了身份的第一次跃迁，从棋盘变成了棋子，并在一代领导人的操作下打出了棋手的感觉。

现在我这里不妨开一个新的视角，从广为人知的历史周期律的角度，论证苏联是怎么在一步步对利益集团的妥协中走向灭亡。过程会高度抽象。

首先，人类在自然演化的道路上逐渐产生了朴素的集体与朴素的社会。其次物质资源的匮乏必然导致生产力低下的人类战争不断。而为了争夺宝贵的食物和空间，人类先后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理位置和这两种最容易识别的方式产生了不同的集体组织形式，以适用于利益分配的斗争。

血缘是最容易划分社会群体的方式，你的外貌如何，你是从谁的肚子里生出来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地理位置同理，生产力差的情况下，在哪里生存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事情，因为地是养人的。所以为什么过去老一辈对土地无比热忱，因为他们真的是靠土地活着的，现在的人难以理解这一点。

这便是民族和国家的雏形。在远古时期实行的是朴素的公有制，因为生产力过于低下，所以维持劳动力的自身生存便耗尽了所有的物质资源，但是分配财富并不存在太多的剥削，因为没有什么多出来剩余价值可以剥削。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页中写道：

“当时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别的办法也不可能。因为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个成员分得多些，超过每人平均应得的份额，另一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劳动的产品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后来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之后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就有了足够的剩余价值，

使得农民得以在维持自身生存的基础上，来维持一个不参与劳动的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开销和享受，给了统治阶级物质上存在的可能性。

同时由于有序对无序的降维打击，社会群体有着管理的本能。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的老祖宗智人个体在身体机能上远远不如尼安德特人。

智人灭掉尼安德特人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智人的一种特殊的能力，使得智人能够产生几倍于尼安德特人的集体。

而这个能力，就是抽象思维的能力。抽象思维，可以让我们与和我们看似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产生身份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可能是具体的，只会是抽象的。比如最高的集体主义即爱国主义来说——你抽象出了国家的概念，并产生了爱国情感，但国家是个不具体的东西，你也不可能认识国家里百分之一的人口。说实话，世界上99%的人连国家的运行方式都不知道。但抽象，让我们爱国。

从那时起，历史上高组织度团体对于低的社会组织度都必然是降维打击，稍微懂一点历史的都能列出无数条例子。

任何有序的社会体系，都处在有层次的管理之下，没有例外。更有组织的集体一定会爆发出更大的潜力，从而更加适应环境的变化。

从此剥削阶级产生了。而这个阶级一诞生，就天然的是统治阶级。

管理阶级或者说统治阶级，在现实需要的刺激下，应运而生。从此，阶级斗争走向了人类的舞台。

有人可能还是不理解，管理者的出现自然合情合理，为什么说剥削阶级天然是统治阶级？为什么人民会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拱手交给统治阶级？为什么人类社会中，管理不会只是一种职业？真的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说，最大的矛盾不应该是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吗，怎么最后产生了国家这个东西？这些问题，是基于管理作用的特殊性产生，并脱胎于个人与集体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产生的。

恩格斯给国家起源的问题做了一个解答。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换而言之，当人口过剩达到生产力极限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一种机制，来重新进行利益调节。所以事情的发展从现在的道德角度来看会很残酷，因为调节的方式要么是提高生产力，要么是人为减少人口。生产力不是说发展就能发展的。所以减少人口往往就是唯一途径。减少掉谁，必然就是一个需要斗争的核心问题。

前文提到了部落和民族，随后在此基础上，两者结合发展成了国家。从此文化和地理位置在底层人民中取代了血缘，成为了划分利益的主要依据。

当然，血缘并未消失，而是处于了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一旦秩序破坏，血缘将再度成为主导。清朝时的同治回乱，是比较近的且有具体历史记载的秩序破坏事件了，在那场动乱中，活下来的汉人都是依靠血缘和宗族的纽带形成宗族部队，才活了下来。

所以在古代民族战争是极为残酷的，一般都会杀掉所有男人，掠夺所有女人，身高不足车轱辘高的孩子也作为人口资源活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怀孕的成本太高了，前面已经说了，文化已经取代血缘成为了划分利益的主要依据。如果是在血缘依旧是主要划分利益的原始时代，这些孩子也是活不下去的。

因为有序对无序的降维打击，所以秩序对社会务必重要。而阶级产生之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的产生有两个背景，一方面是基于民族间利益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内部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的需要。

而这两个矛盾就只能利用一个制度来调和，这个制度就是自古以来就存在，未来也一定长期存在的东西。从此，国家作为调节阶级矛盾的东西应运而生。所以再小的国家也存在着各种阶级。再大的国家，也会有各种内部矛盾。

国家越大，矛盾往往越大，这是因为大国的体量，决定了他没有办法再通过国际战争来获取足量利益，转移国内阶级矛盾了。国家调节国内阶级矛盾的这一实质，会把一个外无强敌的大国在内部矛盾演化中彻底摧毁。

这就是大国兴衰的必然性和无解性。

而大国的兴衰的必然性，也刚好印证了恩格斯的论断。从此历史周期律，登上了人类舞台。

（注意，此处逻辑是：因为国家是调和阶级矛盾的产物，所以当外无强敌时，大国必定兴衰。）

从此世界步入了历史周期律，只不过一般史书我们用另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兴衰往复。

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贯穿了人类的整个历史，而生产力对人类人口和生活的限制，又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长期存在的合理性。以至于就算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但却写成了国家史和统治者的家书。

从此，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斗争，都必须拉拢统治阶级，拉拢成功了，你才会上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地主小农经济，农民对地主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所以所有的农民起义军最后都会变成新的地主阶级。而这是由生产力决定的。

在过去生产力发展迟缓的大环境下，拉拢统治阶级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给他们更多的利益。

社会财富从哪来？马克思指出，社会财富从人民的劳动中来，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

所以方法清晰直接：“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反正劳动力可以增值，百姓的钱刮完一后，还会再长出来的，因为人民群众会劳动。但豪绅的钱不行，豪绅的钱刮一遍以后就没了。所以古往今来，阶层滑落的豪绅也不少。

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一个县志记载，古代平民一代人的绝户率是百分之十。这就是穷不过三代的意思，穷人没有后代。那人口还在增长呀，从哪补的？从阶层滑落的豪绅那补。这就是富不过三代的意思。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一切大型斗争最后都会沦为拉拢统治阶级的斗争，东西方，都一样，只不过对象不同而已。中国是地主阶级，西方是奴隶主后来是骑士阶层，本质也是地主。后来，统治阶级成为了资本家，其实他们多数还是地主的后代。

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往往是大国，从内部毁灭。有的人就以为，只有东方有历史周期律，西方文明更加优越，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于西方来说，也有历史周期律，而这个周期律因为地理位置原因，西方国家很小，国际斗争的矛盾依然可以掩盖阶级矛盾，所以西方的历史周期律的反映形式是民族的兴衰。所以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了五千年，西方则不然，民族更迭极为快速。西罗马灭亡后，西欧进入封建社会。西方上层皇室的联姻，可以证明这一点。

历史周期律有多可怕呢？这里给大家放一个答主的链接：古代屠城是每个人都要找出来处死吗？ - 豆子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1356933/answer/1486613292

这里的屠城其实是很普遍的，每一次改朝换代农民起义都发生过无数次，清朝并不特殊。

而统治阶级在做什么呢？在搜刮民脂民膏。此处建议大家看明史，会对贪污有个更为深刻的认识。（明清朝离现代较近，留下的记载也更加具体清晰，而且更加容易脱离宏大叙事而看到芸芸众生，并不是因为笔者对这俩个朝代没有什么看法）

从此，一个体系形成了——人民创造财富，剩余价值满足统治阶者地主和官僚的开销，地主官僚为了防止阶级滑落无所不用其极，因为他们知道阶级滑落的后果，所以每个人都拼尽全力的向下夺取财富，而不顾苦难大众的死活。在这个过程中，伪善和贪婪，成为了统治阶级的道德。当财富——土地或者资本夺无可夺时，人民再也活不下去了，秩序崩坏，历史进入下一个周期。

这种情况一直就持续了几千多年。

直到1917的一个夜晚，阿芙乐尔号的一声炮响，永远回荡在了人类文明的长河中。

这一声炮响的意义，不是简单的社会主义开始取代资本主义那么简单。

苏俄的革命的第一步，是找到自己的立足点，给了全世界的统治阶级的耳光：他们没有像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权一样，去拉拢国内的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满以为这是一个和过去一样的政权，等着他们来对自己让利，但布尔什维克却没有这么做。他们先使耕者有其田，消灭地主阶级，又搞公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可以说世界的统治阶级，拼尽全力想要消灭这个新生的政权，但却失败了。他们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政权建立起来，并一步步向世界蔓延，如同熊熊烈火一般。

上述语言可能过于感性了，理性地说，有人说苏联残酷，几千万人头落地，这不假。

但是元末，明末，清末，布尔战争，一战，二战，死的那几千万人，就是统计数字了？

苏联内战，搞大清洗，还有乌克兰饥荒。因为社会主义政府往往是全能主义政府，所以人们总是很容易把这些问题和政府联系起来。当然，我们也承认，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也有很多的不足。这个问题，讲的人很多。

但资产阶级最高明的一点在于，他们虽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永远擅长转移问题，这个讲的人很少，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间接的影响他人。

比如二战，大家都认为是希特勒的错或者德国的错，其实完全不是。没有希特勒，没有德国，二战一样会爆发，只不过阵营不同而已。二战爆发的根源是因为世界主要强国无法解决内部问题，纷纷而对外扩张的结果。

黑暗的三角贸易，是殖民主义者挑动非洲部落内斗的结果。西方国家对非洲输出枪炮和宗教，挑动部族内斗，并用低价枪炮换取黑人俘虏。

颜色革命，是西方经济殖民的结果。利用科技高地，进行经济侵略的结果。

古往今来，西方模式解决一切内部矛盾问题的思路在于：创造大量的外国二等公民，掠夺他们的财富，解决自身的危机。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西方帝国，都一定会有大量的二等公民。

这就使得当矛盾积聚的时候，火药只会在本地爆发，不会波及国家的核心。

罗马帝国时代，对外扩张，建立万神殿，其实真正的核心只有罗马公民。罗马帝国的维系，依靠的是帝国强大的军队。

法国大革命时代，拿破仑帝国疯狂的掠夺他国的财富，本质上也是为了满足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军队的利益。这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他国被掠夺的外国民众根本不可能支持他。

工业革命时期，大英帝国掠夺殖民地的财富，获得劳动力。

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代表资本主义走向了一个新的道路，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时代，利用科技先发带来的组织力优势，进行经济侵略。

这种经济侵略相对过去来说，更为仁慈，因为他的目的是割韭菜，要钱不要命。

西方成为世界的科技高地吸血落后国家，落后国家的上升通道指向西方。落后国家的群众想过上好生活，就想方设法地移民。

你想过上好生活，就要去美国或者西方打拼。当内卷的尽头是美国时，精英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维护美国的利益，从而维护了美国的全球舆论优势。

这就是美国模式：吸血第三世界国家，将内卷和矛盾转移到其他国内的二等公民身上。

而二等国家的底层人民没有文化则没有能力进行有前途的造反，一旦造反无组织无先进思想，必然走向极端化，反而又会处在道德低地。

此时美帝国的罗马式世界的被经济侵略的国家统治阶级，会有两派，一派是本土派，依托本国人民形成的利益集团，上升通道在国内，一般会与本地的官僚，宗族绑定。一派是国际派，上升通道指向西方。

西方掐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苗子，吸血其人才和资金，这种行为俗称割韭菜。对于大多数真正的精英来说，被掐走就是美国人了，不会为自己的祖国说话。留下的人没有能力向前走，因为没有先进的思想和文化。

两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化他们的，表面来看，是不同的上升通道，根本来说，是财富的直接来源不同。当然，根本来源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人民的劳动所得。

这一根本来源，决定了一个历史的趋势。西方转移矛盾，使得颜色革命的怒火会指向本土派构成的集团。但本土派政府倒台之后，带来的秩序崩坏会造成韭菜的损害，使得西方在下一轮经济收割中难以获得足够的利益缓解自身的矛盾。同时，失去依托的人民只能背井离乡，本土派的失衡会带来战乱，同时会使得为了谋生路会产生大量难民，难民危机是国际派带来的必然后果，而这会进一步引发西方的国内矛盾。

西方的内部矛盾，就是东方的外部机遇。

在中国，衍圣公的香火传了几千年。

在西方，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有丘吉尔家族，罗斯福家族，洛克菲勒家族。

有句话说得好，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门”户私计。寒门也是门，门阀也是门。只有普通人啥也不是，你别以为你是寒门，你没有“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的福分。在旧社会你只能“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夏日炎炎，这是一种福分。

社会主义制度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革命总会死很多人，这个讲的人很多。

而苏联革命的区别在于，他们当初是唯一对于旧势力几乎斩草除根的，而斯大林更是一切有产者的噩梦。正因为如此，苏联的内战才如此残酷，尼古拉一家才不得不死。

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程度，这个程度已经足以使得世界成为一个崭新的世界，列宁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生产力足以支持一个新的起义军，绕开统治阶级，而仅仅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夺取政权的世界。

后来的列宁斯大林时期，无论是苏俄内战还是大清洗，最大的支持者都是民众。哪怕极端反苏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大清洗最大的支持者是人民，“只不过人民都被蛊惑了”。

具体一点来说，这个生产力体现在哪里呢？

拿中国革命来举例子，中共早期工人阶级出身的优秀干部，多来自于印刷工人，因为他们不仅是工人，艰辛劳苦，更重要的是，他们认字，有文化基础。

其次很多优秀干部战士都来自于工人农民。工人从事工业生产，他和农民不同在哪？我说几点，首先是组织力。工业生产不是一家人能完成的，必须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去做事，所以工人阶级天然容易被组织动员。其次是很多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土地，只有一身力气和技术，所以要想好活就要对大千世界保持一定的关注度，才能知道哪里有活干，所以比农民更了解世界，换而言之天然有世界观。当然，教员也说过工人有革命性，中国工人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毛选里都提过很多次，就不讲了。

而这些东西都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才会出现。工业革命带来组织度。同时资本家为了赚钱，必须普及教育，于是也带来了知识文化的下沉，使得无产阶级能够清晰的认识世界。印刷工人就是个例子。

教员说，苏联手中的“两把利剑”，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而赫鲁晓夫把后者给抛弃了，前者也扔的快差不多了。

所以，布党的关键就是不妥协。只依靠人民群众，就必然要代表他们的利益。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秩序的建立依然需要管理层和经营者，谁来管理？列宁给出的答案是所谓的人民先锋队，但是你怎么保证先锋队不变质？

斯大林的答案是，直接与人民群众构建联系，比如“个人崇拜”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同时，人民群众也必然会有盲目性，所以任何群众运动都一定会有矫枉过正的情况出现，因为人民群众的信息和知识都太少了，必然会导致主客观不统一，而主客观不统一的问题一定会导致任何运动执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而且几乎无解。这是全面的群众运动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斯大林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布党将教育放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苏式教育从此应运而生。而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用最低成本最快速的方式，让你尽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重点在学而不是创造，管他什么快乐教育，先学会再说。所以苏联的数学，和俄罗斯人民的审美至今都处在极高的水平，这是斯大林的政治遗产。

而列宁时期苏联兵败华沙，却他们意识到，世界革命时机依然没有到来，基于地理和民族划分矛盾事实上依然可以盖住阶级矛盾。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于是，一国社会主义论从此成为主流，斯大林开始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甚至喊出了“大俄罗斯族万岁”的口号。

但是斯大林虽然迎合了民族主义，却仍然是代表苏联大的民族中无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也迎合一下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堪称豪华的特殊待遇就是斯大林确立的。

这也是后世关于斯大林是否是共产主义者的争议核心点之一，尽管斯大林却又用内务部等机构加强自己的权力并相对削弱了官僚的权力。斯大林时期，在权力上，没有向任何利益集团妥协太多。

但是随后的赫鲁晓夫却开始向军政集团妥协，放弃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赫鲁晓夫脑子不清醒，种下祸根而不自知，不读书，也搞不懂苏联的共产主义理想到底是什么，更搞不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后期担心军政集团的做大，就打压了朱可夫代表的军事集团，于是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为什么苏联修了？因为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苏联居然也开始搞二等公民了，开始吸血东欧，当然吸的量和美国那是比不了，但也开始吸了。

勃列日涅夫向官僚集团妥协。勃列日涅夫很清醒，他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是对官僚集团不闻不问，于是他能够一直干到去世为止。

妥协之下，苏联于是步入历史周期律。

这一切从对利益集团的妥协开始，更从放弃依靠人民群众的那一刻开始。

正如中国几千年来变幻的那样：迎合地主官僚阶级，迎合到最后，无可迎合。因为资源，终究是有限的。

但各个阶级人口却还在不成比例的增长，又没有发展产生的增量可以解决这一矛盾。

发展，往往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发展带来的新的利益，既可以稳住国家的各个阶层，也可以创造新的势力，为改革提供可能性。

禁止军队经商过程中的斗争，似乎也利用了这一增量，握住发展的增量，你就有极大的经济牌来让你在政治官场纵横捭阖。

戈尔巴乔夫时期是个蠢人，更搞不懂自己的权力来源，甚至还说过这种话：

他想改革，想改变利益的分配。改革就是动蛋糕。而戈尔巴乔夫却又没有放手发动人民群众。改革，反而加速了妥协。

没人支持的戈尔巴乔夫就失势了。秩序重建，会凝聚新的共识，划分新的团体，分配重构统治阶级，进而划分人民。苏联解体了，成为了一众小国。

统治阶级摇身一变，继续统治着人民群众。

而苏联解体的本质，就是赫鲁晓夫时期起对利益集团不断地妥协。到最后，没有什么东西可给了，利益集团就会天然的向下夺取人民的财富，就像中国历朝历代一样。苏联信了西方那一套，从赫鲁晓夫修正的那一刻起放弃了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就注定只能通过不断地妥协，才能拉住统治阶级，并逐渐的失去自己的一切。

大家也能看出来，这篇文章详略有些不太合适。但是有些内容涉及的世界观很大，没办法写在一篇回答里。也有很多内容展开写可能就会太敏感，不合适说出来。所以大部分内容就到此为止，不会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