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之水门桥》中你印象最深的情节是什么？

疫情原因没有看《长津湖》，下部出了，跑来凑了个热闹。整体剧情不论，在这部电影中有一个不起眼的镜头反而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在大概1小时20分钟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发生道具：外形像一个羊角，发出“嘟嘟嘟”的略显嘶哑的声音。这个东西特征不显眼，声音也缺乏辨识度，可能被观众忽视。不过这恰恰是本片服化道考证的一个亮点——羊角喇叭。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装备差，缺乏生产能力，我军使用的基层通信手段复杂多样，混合使用小喇叭、小铜锣、信号枪等多种设备。不太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实现的指挥音声的统一，不过电影中给出的是一种“标准”的安排：连队设置一名司号员，用于和友邻连队联系；连队指挥员用哨子（在剧中是一个用弹壳制成的简易哨子）指挥下级，而到排一级则用小喇叭传信。

和军号以及哨子相比，小喇叭可能是国内观众最不熟悉的一种通信工具。这种羊角喇叭基本上可以视为一种简化性的军号，在电影中我只看到出现了一次。因为频率较低，传播距离相对较近，小喇叭通常用于班排通信。目前解放军中小喇叭的适用范围已经非常有限了。

小喇叭就是这个东西。在当今部队中的应用范围已经非常有限。

相比之下，哨子因为声音尖利，传播距离更远，因此在连排级得以运用。在上下部电影中，均有主人公（7连长）用哨声指挥部队、传达信号的场景，哨子也成了作为主人公的7连连长胸前、口中标志性的一个道具。此外在《水门桥》中，连长还安排战士在夜间用哨声扰乱美军，干扰美军对主攻方向的判断。

在这个电影中，制作者很可能还希望用这支哨子表达更多的含义：连长在执行最终的、明知有去无回的任务之前，把哨子留给了自己的弟弟。最终整个7连只剩弟弟万里一个人带着这支哨子幸存，并以此为基础重建——制作者显然希望将这支哨子赋予部队灵魂一样的意义。后来查了下说这个哨子好像还是吴京自己要求做的，因为连长（千里）设定是渔民，渔民家里常用这种鱼鹰哨。感觉这个道具设定还有点意思。

在上部《长津湖》的宣传剧照中，连长的哨子曾反复出现；而在下部中，这个哨子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剧情推动道具。

比哨子更高一级便是军号。号声可以起到多种作用：为下级单位下达命令和指示，和同级单位或上级进行交流。解放军早在初创时期就建立了司号制度。建国后，全军部队在连编设司号员，营编设司号班，团编设司号排，司号员成为我军基层部队传统的“八大员”之一，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司号员与司号装备编配体制和号谱体系。1962年6月，原总参谋部通信兵部重新编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号谱》。该版号谱分勤务号谱、名目号谱、战斗号谱、仪式号谱共四类109种，还附录了两类共8个练习曲谱。而在进入80年代后，由于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和我军现代化建设发展，军号通信作用弱化，一度废除了连队司号员、司号班、排，甚至不再使用军号。但从2019年开始，解放军再次恢复了军号体系和专职司号员。

70年代前中期“步冲合一”时期的步兵连编制。司号员、理发员都属于当时解放军基层分队中具有特色的岗位。80年代后理发员、司号员、副指导员陆续被撤销，司务长由干部调整为士兵。

中国观众会熟悉国内军事片中标志性的冲锋号声，在不太理解志愿军号语的美军回忆里，则经常被描述为“凄厉而凌乱的号声和哨声”，在当时或后来不久的美军电影作品，如《绝不撤退》（1951）、《猪排山》（1959）中表现志愿军的号声和哨声也全都杂乱无章，简直像唢呐入门班在练声一样。美军士兵特别厌恶和恐惧这些声音，尤其是在夜间，因为这往往代表着志愿军发起大规模夜袭。这可能体现了美军官兵的心理状态，但并不反映现实。吹号吹哨当然不是乱吹，而是存在一套固定的号语，以及事先规定的哨语。不同的长短声音会代表不同的含义，用于下达不同的指示——进攻，撤退，不同威胁的警告等等。指挥员往往直接掌握或者密切控制这些通信工具，以便在战场态势发生迅速变化时尽快发出信号。剧中便有一个镜头：9连用军号吹响连续短声，给7连下达撤退命令，7连随即用哨子也吹响连续短声，转达命令到下级。7、9连用两声长声作为冲击发起信号，以连续短声作为退却信号，很好地表现了哨语的使用。

90年代解放军《步兵班排作战》中给出的班使用小喇叭传信的哨语样例。和号语不同，哨语没有固定的用法，而是在战前予以规定。

小喇叭-哨子-军号，频率逐渐升高，传声范围不断扩大，构成了当时部队基层分队声音通信的主要工具，通过不同的发声装置便能确定是哪一级在下达命令。而在更高的部队层级上，依靠声音传播的信号就不太给力了。可以看到片中的7连有一具电台，虽然当时的电台通常配置在团营级，但考虑到该连担负的任务，得到上级的电台加强也并不奇怪。7连长还有信号枪，不过在片中并没有把它当作通信工具使用，倒是美军一侧打出不少信号弹。此外常见于基层连队指挥和传信的信号旗，在片中倒也没有出镜。夜间可以通过发光信号（比如手电筒）传信。当然，连队一级还存在更基础而可靠的联系和传令方式，即“人肉传递”——连队往往设置1-2名通信员，也属“连队八大员”之列，往往在不宜使用声音、旗语和无线电通讯的时候使用，这在剧中也有表现。

相比之下，剧情中美军的通信工具就显得阔绰很多。剧情对美军基层分队的作战指挥没有什么可靠的描写，在通信工具上特别抢镜的是其中的SCR-536无线步谈机。作为“大哥大”的鼻祖、最早大规模投入运用的手持式对讲机，SCR-536重约2.5公斤，有效传信距离约1英里（1.8公里），已经在使用电子管，相比志愿军的装备简直有天壤之别。

使用SCR-536无线步谈机的美军士兵

不过在现实中，此类无线步谈机通常配属炮兵前观而非电影中的营连级指挥员，后者会更依赖于背负式的SCR-300或者后来的AN/PRC-10电台构成通信网络。

SCR-300-A步谈机运用一例

在嘈杂的战场上较大程度地依靠声学工具传信，当然并非最好的选择。不过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这套战场通信机制在解放军中实际运用到90年代，才随着新一代超短波电台（比如171电台和超短波对讲机）的普及而被废弃，小喇叭彻底淡出了历史舞台，哨子因为泛用性仍然被保留，军号则在被打入冷宫三十余年后起死回生，这也标志着解放军一系列旧革命传统在军改后新时期的回归。

长津湖战役以第31团级战斗队遭歼灭性打击、第1海军陆战师被迫突围、美国第十军从兴南撤退到38度线以南告终，这标志着美军灭亡朝鲜政权、将军队推进到鸭绿江-长白山的企图被彻底粉碎。在这场空前惨烈的激战中，志愿军确实是以血肉之躯对抗用先进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纵然由于诸多原因而付出了甚大的代价，也未能实现全胜，但一线志愿军指战员的英勇和牺牲精神是不容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