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有比男权更严重的问题

作者/金融时报 福鲁哈尔

福鲁哈尔：反男权运动背后似乎有一句潜台词——世界上大多数问题的核心都是男权盛行。对此我难以苟同。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条常理最近一直在我的脑海萦绕，因为我在思考，为何我不像一些更年轻的同事和朋友那样被反男权运动所吸引。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而且，请不要立刻开始写抗议信，至少等到你看完这篇文章以后再做决定。）

对每一个性骚扰受害者，还有那些被害得在办公室感到不舒服的人，我都怀着极大的同情。但鼓舞运动的大部分政治能量的背后，似乎有这样一句潜台词——世界上大多数问题的核心都是男权盛行这个毒素。对于这种看法，我感到难以认同。

的确，男女之间存在差距。的确，有很多女性依然面临歧视或者骚扰。的确，现在白宫里执掌大权的是一个厌恶女性的男人，尽管在我看来这还不是他最令人讨厌的地方（他身上令人讨厌的地方太多了）。

但你也可以反过来看，声称过去40年来性别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40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或许这几年的“狂飙突进”就仿佛某些地质构造板块突起的尖端还在沉降。或许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糟。

最近，我和一个与我同龄（48岁）、有着相似想法的作家朋友讨论了这个话题，她提出了另一个有趣的观点：我们这一代崇尚刚强，而千禧一代崇尚公平。尽管我们的母亲一辈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第一批大规模走入职场的女性，我们这一代才是第一批真正把高层岗位与养育子女平衡好的女性。

我们中的成功者必须十分坚强，甚至必须有一些冷酷无情。我知道，这两点我都可以做到，这是好事，但也确实是坏事。比如，我曾经是一个糟糕的上司，以我自己制定的不可能达到的标准，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写得不够好，或者报道得不够快，直到我自愿走下管理岗位——我敢肯定当时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松了一口气。成为一名独立工作的专栏作家以后，我做得好多了。

编辑不耐烦？基本对我没影响。上司在咆哮？没问题，只要他们尊重我的工作。当年我在办公室上班时，曾经有一个与运动沾边的时刻（不是在媒体行业，而是在我从事金融业的短暂时期内发生的），一个同事在茶水间拍了一下我的屁股。我转过身，大笑着对他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吧？”他灰溜溜地走了，我记得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

我理解很多有相同遭遇的女性没有能力、或者职业优势这样做。但对那些有条件并且处境相同的女性，我建议她们试一试。做个强硬的人感觉真的不错。

我可以强硬。同理心方面我还在努力。这需要时间，谁会给这定个截止日期呢？另一方面，我那些比较年轻的同事们似乎有充裕时间对感受和公平性进行条分缕析。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刺耳，但我不是有意的。我可以更多地使上我的同理心。

但我有的时候会想，她们是否也能够更坚强一些？随着年岁增长，你会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生活是不公平的。需要做出取舍。问题并不都与性别有关，与性别有关的，也并不都是负面的。

在我看来，“玻璃天花板”问题中探讨还不够的一个方面，是很多女性并不准备为办公室生活做出与男性同样的牺牲。我认为这并不是坏事——我很喜欢在早餐和晚餐的时候看到我的孩子们。我也喜欢与朋友聚会，搞点副业，锻炼锻炼。我认识的很多担任高层职位的男性则是把这一切抛到了一边。我并不想和他们换。

再者，做这样的选择，我一样有好的收入，一样事业有成。我从事的是由写作、广播和演讲组成的“组合型”职业，而不是担任某个引人注目的高层管理职位，因为这不仅同样具有挑战性，能给我提供不错的薪酬，而且在时间安排上我更加自主。对我来说，这是聪明的做法。比起让体制为我所用，抱怨现实似乎更没劲（也更没效果）。

如果要把我的观念归入美国的某一派政治态度，那么应该比较偏向红州（译注：美国支持共和党的州）——我的确与红州有关联，因为我是在印第安纳州的乡村地区长大的。比起英国人常说的“没什么好抱怨的”，很多红州还要更乐观一些。但我是注册过的民主党人。

我支持女性权利、移民权利、同性恋权利和受害者权利；我也坚定地支持疑罪从无；在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与对仇恨言论过度管制之间，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我选前者。

我认为，美国需要一种欧洲式的社会安全网。我也认为在我们国家存在一个通病，不是有毒的男权，而是一种认为自己理应享有什么或受到某种对待的心态(entitlement)。要求和单边行动取代了辩论。这个问题在两党都普遍存在，而且也不是只与性别相关。

我希望，我们能够#团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