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为什么不愿捐赠？

来源：公号“吴教授来了”，阅读原文有赠书

最近，鸿星尔克因为给山西捐赠2000万物资，又被网友们送上了热搜。这家福建晋江的企业，生意没多大起色，搞捐赠却一马当先，还引发了网友们“野性消费”。

这家原已跌落至十八线的运动服饰企业之所以爆红，主要是跟中国富豪群体不愿捐赠形成鲜明对比。

2021年福布斯富豪榜上，全球10亿美金富翁有3228名，中国就占了1058名，遥遥领先美国的696名。但在慈善上，美国富豪动不动就要裸捐（尽管有水分），中国富豪承诺裸捐少之又少。

但也不是没有。比如王健林曾承诺万达上市后捐出90%的资产，马云称到了80岁将“一分不剩”地把资产捐赠出去。

但问题是，王健林一顿操作，万达旗下有四家公司上市，但万达就是没上市。精明的马老师说话算不算数，那得到2044年才知道。

在捐赠这件事上，为何中国的富豪显得那么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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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们，到了做慈善的时候了

早在2014年，美国演员克里斯·洛克在接受《纽约杂志》采访时，针对贫富差距给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评论：“如果穷人知道富人有多富，肯定会发生暴乱。”

根据全球不平等数据库的估算，2019年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所占社会总财富份额的70.7％，而底层50％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仅为社会总财富的1.5％。

中国的贫富差距没有美国那么大，但也已经非常严重。202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8，已经高于世界贫富差距警戒线。

站在塔尖的富人，那是富得流油。福布斯统计显示，中国最富有的400个人，财富总额（2020年）达到14.1万亿元。根据社科院的统计，2020年底中国居民财富值为549万亿元。

这也就是说，14亿人里，最富有的400个人拥有社会总财富的2.5%。

这些富人现在有一个习惯。那就是让自己的财富“漂洋过海”。

自称对钱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的马云，持有阿里巴巴167159739股权益（2019年），但马云名下只有0.2%，另外的99.8%全部以离岸家族信托、海外慈善基金会、开曼控股公司形式控制。

这一招估计在中国富豪群体里都已经流程化了。像黄铮、雷军、刘强东都是这么操作的。

巨大的贫富差距下，富人有多富，穷人就有多穷。尽管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

另外，尽管说中国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不要以为这个群体有多富，主要还是定的标准太低。2020年5月，中国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大约有7182万人。

也就是说，中国能够得上缴纳个税的群体仅占总人口的5%。

这几年，富人群体各种烂事、破事不断，穷人穷困潦倒的新闻也不少，“共同富裕”的呼声越来越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毛主席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提共同富裕，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80年代重提。

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背景下，党和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共同富裕。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上发表了题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署名文章。

共同富裕不能指望政府全包，先富起来的富人也得带后富、帮后富。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利用三次分配制度安排。

富人们，到了脚踏实地、货真价实做慈善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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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为啥盛产“葛朗台”

平心而论，这几年国内捐赠增长还是很明显的。2019年，我国共收到捐赠1701.44亿元，现金捐赠连续两年突破千亿。

但总体来看，跟美国比还是有明显差距。有统计认为，中国的慈善款物总额仅相当于GDP的0.05%，而美国占到了GDP的2%-3%。

另外，这几年慈善捐赠增长比较快，主要是因为互联网慈善的发展。2019年，互联网慈善渠道的捐赠同比增长68%。也就是说，慈善捐赠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普通老百姓捐赠撑起来的。

中国富豪不愿意捐赠还有一个数据能够证明。在大部分年份里，第1名捐赠额与上榜富豪捐赠总额的比值均在20%以上，2014年这一比值甚至达到72.4%。也就是说，极少富豪贡献了绝大部分捐赠。

古人讲，达则兼济天下。那么，中国的亿万富豪们，为何就像葛朗台一样，不愿意捐赠呢？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复杂，既与个体有关，也有社会风气、国家制度设计等原因。

中国富豪不愿捐赠，首先就是因为富豪缺乏爱心和社会责任感。

但凡找个中国富豪，肯定都会说自己做过慈善，比如捐个学校，给贫困县捐赠个100万。但是，这个钱，对于亿万富翁来说真是九牛一毛。慈善行为的物质基础是财富，感情基础是爱心。

在草莽时代成长起来的富豪，让他转型成一个大慈善家确实比较困难。像曹德旺这种之前有过出家念头，基本是超脱看破的人寥寥无几。

另外，这事和社会风气、文化因素也有关。中国是重视亲情、宗族伦理的社会，父母总是希望把孩子照顾好，把最好的都给孩子。父母积累下来的财富，给自己的孩子是天经地义。

但在欧美文化里，孩子年满18岁就该自食其力。父母的财富和孩子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像巴菲特这种超级富豪，甚至认为给子孙留下巨额财富会使他们失去对生活的热忱、做事的成就感，甚至堕落。

另外，从宗教层面讲，基督教讲究原罪，富豪捐赠算是在赎罪。

从捐赠渠道来看，中国的慈善组织公信力还是偏弱，富人也担心自己的钱捐出去被贪污掉。郭美美事件尽管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对中国慈善机构公信力的破坏到现在都没有完全修复。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湖北红十字会因部分干部的失职，抗击疫情一线的武汉协和医院，仅收到湖北省红十字会下发的普通口罩3000只。而另一家不接受发热病人、非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莆田系”武汉仁爱医院，却收到了1.6万只N95口罩。

红十字会都能搞出这样的事情，让人怎么愿意捐赠。

另外，中基透明指数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全国慈善组织透明度平均透明度仅51.34分（满分100分），透明度严重不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关于三次分配的制度框架对富人实在太好了，不需要交遗产税。

目前，遗产税是全球比较普遍的一种倒逼捐赠的制度设计。遗产包括房地产、货币、有价证券、保险收益、礼物、古董、珠宝首饰、车辆、家具等。在美国，遗产税率最高达50%，日本甚至高达70%。

至少对于部分富人来说，既然把财富传给下一代要交那么高比例的税，还不如直接做慈善捐赠，既做到了避税，还落个“大善人”的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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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激励富豪捐赠？

要建设共同富裕，肯定是需要三次分配做贡献的，也就是富人们要积极捐赠、做慈善。如果要让富人愿意捐赠，其实是需要建立一个捐赠生态。

也就是，要制度上倒逼捐赠，要让捐赠者有获得感，要让捐赠者信任捐赠机构，要让诈捐者付出代价。

首先，还是要赶紧出台遗产税，完善捐赠抵扣交税。税法的保障为慈善事业的良好发展搭建桥梁，为捐助者提供持续的捐赠动力，利用再分配之手托起三次分配，将有效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因此，推进遗产税、赠与税、房产税等立法、开征，并对征收效果进行及时、多方评估与监测。税务部门要优化税收减免服务，解决捐赠的发票或推广电子捐赠发票等问题，为个人捐赠统一抵税提供便利。

其次，好好整顿慈善机构，提高透明度、公信力，把别人捐赠的钱用好。慈善机构不规范，谁还愿意捐钱。因此，要提高信息公开的力度，包括提高信息公开的时间、范围以及频率，制定出严格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

还要形成第三方评审机制，鼓励社会公众和媒体实施监督，不能慈善机构自说自话。当然还可以利用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对每笔善款、物资做到全流程、可追溯监管，信息化技术确保物资能够被有效分配。

其三，要给捐赠者充分的社会荣誉，满足他们精神上的获得感。可以由政府出面授予捐赠者不同等级的“慈善机构”或“慈善家”称号，邀请捐助者参与一些官方或半官方的事宜。

例如，参与一些涉及慈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政策的建言献策。长期来看，这种方式也会营造崇尚慈善的舆论氛围，让捐助者有“功劳感”，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最后，要好好整顿诈捐，以及“注水捐赠”的情况。这几年慈善捐赠还有一个极其不好的势头，就是诈捐和“注水捐赠”。比如，今年7月，说唱歌手“孩子王DrakSun”说自己通过郑州市红十字会向河南捐了1.8万元，但实际上只捐了100块钱，影响极其恶劣。

还有很多企业，动不动就说自己捐了几千万物资。但实际上，很多物资都是库存商品，实际价值根本就不值几千万。

比如，企业捐赠10000件卖不掉的货底子，吊牌价每件200元，实际只值20万，但对外宣称捐了200万物资，来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

建议对于诈捐者，要列入黑名单。对于这种“注水捐赠”，建议以后还是完善制度，要求企业和受捐机构要对捐赠物资网上公布细致的清单，不能企业自己张口就是几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