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受严密监视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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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

　　1966年月12日2日，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在台北逝世。坊间传言，白崇禧之死非常突然，副官发现时，白的“身体发绿，口吐白沫”，且床单撕破多处，故白并非死于官方所宣布的心脏病，而是被蒋介石所派特务暗杀的，白的死因成谜。近期，白崇禧之公子、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所著《父亲与民国》一书，分别由两岸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该书中对其父的生平事迹有详细评述，也澄清了白崇禧的死因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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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

　　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说是恩怨交织、错综复杂。他们在国民党内渊源不同，各成一系。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出身广西，关系密切，同为桂系的首领，被合称为“李白”。桂系与蒋介石曾有过密切合作，也数次兵戎相见，如在两次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中打得你死我活。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行宪”选举“总统”时，蒋介石属意选孙科为“副总统”而压制李宗仁。桂系与蒋撕破脸皮，全力动员，最终李宗仁如愿当选。

　　广西三杰（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 徐悲鸿绘 

　　在此过程中，蒋介石对李宗仁的仇恨逐步增加。他最初对白崇禧印象并不坏，认为白的态度比李好，较为理性，“甚明理，不以彼（李宗仁）等跋扈、蛮横为然也。”蒋甚至想让白来劝阻李宗仁。1948年2月9日是农历除夕，蒋召见白崇禧，请白转告李宗仁不要再为竞选“副总统”作宣传，“勿予共匪以可乘之隙，自削其剿共之形势与力量也”。（《蒋介石日记》，1948年2月9日）有段时间，蒋想以自己“退选”，推出胡适竞选总统的方式，逼退李宗仁。为此，蒋专门召见白崇禧，说明不竞选的决心，说军人不要竞选，以免重蹈民国初年军人当政的覆辙，要白劝告李宗仁“勿再竞选副总统为要”。（《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2日）但是，白崇禧以国防部长身份在国民大会上作军事报告时，暗示挑拨，攻击陈诚。蒋认为对白“不惟对人乘机报复，而且惟恐天下之不乱。”（《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13日）

　　选举结束后，蒋介石一意削弱桂系势力。他不顾李宗仁反对与白崇禧的不满，免去白的国防部长，“仅令其任华中剿匪总司令专职”。而桂系也利用战局的失利，责难蒋介石越级指挥军队。到1948年年底，桂系图穷匕首现，白崇禧从武汉派使者到南京，劝蒋从速下野，威胁称“恐各省将有通电劝辞也”。（《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22日）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公开发出“亥敬电”，谓“人心、士气、物力已不能再战”，主张与中共谋和，逼蒋下野。几天后，白操纵下的湖北省参议会通电，主以政治方法解决国事，响应白崇禧的“亥敬电”。同时，蒋介石试图调动武汉的兵力，遭白拒绝，致蒋在日记中记：“白（崇禧）之叛迹更显，且令张笃伦电余威逼促辞，似有迫不及待，一不作二不休之势。抑何可笑。余乃泰然置之。”（《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25日）

　　20世纪50年代，胡适（右二）与白崇禧（右一）合影

　　蒋介石权衡利弊，决定辞职下野，他对白崇禧的仇视有增无减。白当面向蒋表达愿就国防部长之意，蒋则直截了当地说，他的下野是由白通电所逼成，“此种遗憾决非一时一语所能消除也”。（《蒋介石日记》，1949年9月26日）11月2日，蒋介石记道：

　　“白崇禧昔对余之毁灭方式，不仅诽谤诬蔑，而且公然造谣，以白为黑，以无为有，是非倒置，功过混淆，投机取巧，寡廉鲜耻，其恶毒阴险有过於共匪之借刀杀人者。党国不幸，生此奸回，苍苍者不知将何止，极耶！”

　　虽然在日记中以“寡廉鲜耻”“奸回”等词来辱骂白，但蒋此时仍以李宗仁为主要打击对象，对白有所拉拢。他曾让人转告白崇禧，如果愿意合作，白可以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49年底，李宗仁突然置大局于不顾，以“治病”为由远赴美国。白崇禧对李做法非常不满，12月，他随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李、白分道扬镳，以他们为核心的桂系分崩离析。白崇禧渐失兵权，为蒋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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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崇禧“虎落平川”

　　1950年初，在台湾的蒋介石与在美国的李宗仁之间为“复职”产生激烈争执。为配合蒋介石“复职”的步伐，白崇禧1950年1月率桂系的李品仙等人致电李宗仁，劝其“为留将来旋回余地，现在不妨暂退一步”。建议李以在“自动解除代总统职务，致电中央”。这说明白崇禧在“复职”问题上完全站在了蒋一边。

　　为示安抚，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当天，还专门邀宴白崇禧等桂系将领。白崇禧基于现实，为求自保，极力划清与李宗仁的界限，配合蒋“复职”。然而，蒋介石内心里对桂系将领戒备至深，疑其在台北的活动是与李宗仁里应外合。蒋在1月底的日记中称：“白崇禧又在台北作无耻无赖之宣传煽惑，希图作最后之毁蒋运动，对此应有以制之。此奸不去，姜笋混淆，无以复兴”。（《蒋介石日记》，1950年1月31日） 4月2日，蒋再次邀宴白崇禧等。把酒言欢之后，蒋对白等并未释怀，而在日记中记道：

　　“约白崇禧等聚餐。广西子之伪言伪行，不能再信以误国。彼虽表示必诚实，不能令我有所动也。其害国害民之大，无法取信也。”

　　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援助的到达而渐趋稳固，他随即开始了被后人称为“白色恐怖”的大规模整肃行动。国民党的党政军高层那些大陆时期曾反对过蒋的干部，均被清除或边缘化。或是由于蒋对白崇禧极端仇视，或是李宗仁仍在美国的反蒋活动，蒋对白崇禧处置尤为严苛。

　　1952年10月，国民党在台北召开“七全大会”，为安置被边缘化的“党国元老”，特意设了“中央评议委员”一职，陈诚建议将白崇禧纳入名单，为蒋介石坚拒。蒋在会议结束后日记中反省道：

　　本党代表大会提出评议委员名单，除去白崇禧与刘健群二名，乃为革命消除渣滓第一决心之表示，亦为今后革命组织最有效之一着。……白之罪恶，举世上所有无耻、污秽、贪劣腐败、倒戈叛逆、军阀、奸诈阴险、狠冷酷诸德乃集于其一身而有余，二十六年来忍受其污蔑陷害，余亦不自其有如此耐力耶？然而，今惟亦除其党内之名位而已，而其军职犹在也。

　　党中除白之名位事，对其本人处分之事小，而于革命之纪律与精神之影响最大。二十六年来，党政军之败坏与革命之不成，因素虽多，而广西子桂系军阀之作祟，实为其之中心也。深信此根除去，则党事乃可有为矣。（《蒋介石日记》，1952年10月25日，“上星期反省录”）

　　这段日记，对白崇禧恣意谩骂污辱，用词恶毒，认白为一切失败的主因，视逐出白的党内名位为除去毒根。白崇禧只保留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虚职，表面上享受着一级上将的终身待遇，却失去一切实权。台湾情报部门还在白崇禧公馆不远处专设了一个派出所，监视他的行踪。白在所有随蒋介石退台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中属于待遇最差的。

　　1946年2月17日，江苏南京，蒋介石出席军事复员会议，与各战区司令官合影前排：白崇禧（右三）、何应钦（左三）、胡宗南（右二）、刘峙（右一）

　　一代名将凋零。白崇禧有自知之明，在日渐艰难的处境中逆来顺受，一方面从家庭生活中寻求温暖，另方面则将精神之安慰寄托在宗教信仰与活动上。偶尔，白也与少数朋友郊游打猎、组织围棋等与政治无关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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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崇禧密函蒋，要求“自由”

　　然而，台湾情报部门对白崇禧的监视有增无减，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原来的固定居住监视，改为了全程监视，即只要白崇禧出门，即有特务汽车跟踪。白崇禧完全丧失安全感，觉得受到莫大污辱，且日常生活不胜其扰。在与朋友密商后，白在1956年5月2日给蒋介石写亲笔信，要求解释，并解除监视。

　　在这封近二千五百字的长信中，白崇禧首先向蒋介石表达忠心：“窃职追随鞭镫，垂三十年，北伐、抗战、剿匪诸役，均蒙驱使，拔擢优渥，感荷隆恩，自愧才疏，未克图报，中心藏之，未敢或忘。”“职加入本党三十三年，承国父遗教熏陶，蒙钧座英明领导，故职之政治立场异常坚定，决非任何歪曲之政治主张或异端邪说可能动摇。凡对于违反本党三民主义及损害祖国权益之任何党派，任何个人，职均极端反对，不稍宽假。”他接着列举自己对“共匪”、对第三势力的态度，以证明其立场坚定。

　　白崇禧在信中特别撇清与李宗仁的关系，先承认与李同籍广西，共事多年，但强调自己“虽重私交，尤重公谊，虽爱朋友，尤爱国家”，曾对李的“政治措施失当，军事指挥不灵”多有批评。到台湾后，自己支持蒋介石“复职”，对李宗仁在美国的所有言行，均予反对。“誓在钧座领导之下鞠躬尽瘁，以尽国民天职，对李代总统在美之背谬言论，加以驳斥，澄清中外视听。”

　　1954年7月12日，白崇禧（前排左三）出席台湾台北清真寺译经委员会成立会时的合影

　　一番表态铺垫之后，白崇禧便转入正题，提到传言中当局对其不信任，特务监视之事：

　　“惟近几年来常闻人云，职之住宅附近有便衣人员，监视职之行动，如乘车外出，即有便衣者乘车跟踪。职初闻之而不相信，因职追随钧座三十年，加入国民党三十三年，又早已发表上述正确而光明的政治态度，且职到台湾是为信仰钧座实行反共抗俄国策而来，到台七年，除遵行国策外，并无任何其他的政治活动，事实俱在，天下皆知，谅在钧座洞鉴之中，故对上述情报漠然置之者久矣。嗣见便衣者积年累月跟踪不舍，职乃疑焉，故留心观察，确实发现职之住宅松江路一二七号附近，日夜均有便衣人员监视职之行动，并备有房屋汽车。”（《父亲与民国》，下册，第191页）

　　白崇禧列举了他二月间赴新营台南狩猎，四月赴新竹狩猎，阴历三月回教斋月他每晚九时到清真寺礼拜，为期一个月。这些活动期间，“均有便衣者乘车跟踪往返，毫未间断。”白抱怨说，“无论昼夜，如职出门开会、访友、旅行等，均有便衣者乘车跟踪往返，从不松懈。”白崇禧报告说，他虽不知特务人员从何而来，但跟踪他的小型吉普车是军用编列。他希望蒋介石能过问此事，还他自由，更盼能与蒋介石见面，“如蒙钧座不弃而召见之，职愿当面详为报告”。

　　白崇禧也将信抄送“副总统”陈诚。陈劝慰白不要过虑， 打圆场说，便衣人员是保护他的，“我也有人跟随”。白崇禧回应说，“你现在是副总统，当然有此需要。我并无此必要”。

　　被跟踪的不愉快经历，在白家孩子的心灵中留下阴影，以至多年之后，白先勇仍能清楚地记得那辆黑色吉普车的车号：15-5429。

　　有件趣事：白崇禧太太马佩璋女士喜欢看京剧演出，带着孩子们外出看戏成为一家人的乐事（白先勇可能就是受此熏陶，而后走上文学与戏剧创作之路）。有天晚上白崇禧夫妇带着孩子去看《红娘》，他们的车子刚在戏院门口停下，就发现那辆跟踪他们多年的黑色吉普车如影子般地跟上来。当晚大雨滂沱，天气很冷，白太太对跟踪的特务起了怜悯之心，叹息说，真辛苦他们了。掏钱让白先勇去多买3张票，请他们一起进戏院看戏。白先勇买票后走到吉普车边，对缩在车中的特务说：“我母亲请你们看戏呢！”车里的3个人大感意外，慌张了一阵，最后还是接过了戏票。

　　蒋介石对白崇禧的要求置之不理，继续监视，到白去世也未放松。1966年12月1日晚，白崇禧赴朋友家宴，同行中有前“外交部长”叶公超，叶因得罪蒋介石而遭罢官，也在被监视之列。宴罢，白崇禧与叶公超同车离去，身后始终有特务跟随。次日，白崇禧即辞世。

　　1966年12月，白崇禧将军在台湾去世，蒋介石参加回教丧礼，慰问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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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崇禧的确切死因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突发心脏病去世，时年74岁。台湾当局以高规格安排其丧礼。“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与“国防部”部长蒋经国立即派遣“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前往白府吊唁，并宣布由“国防部”负责以军礼治丧，由何应钦、孙科、陈立夫、顾祝同等200余人组成治丧委员会。

　　12月9日举行公祭，蒋介石颁发“轸念勋猷”挽额及“旌忠状”，并亲自到台北殡仪馆灵堂献花致祭。蒋“面露戚容，神情悲肃”。白先勇观察到，“当天在所有前来公祭父亲的人当中，恐怕没有人比他（蒋介石）对父亲之死有更深刻、更复杂的感触了。”暂无从了解蒋的内心感受，但推理上，蒋应该对一位宿敌的去世而窃喜吧。1951年8月25日，蒋介石得到陈果夫过世的消息，一面“不胜悲伤”，一面又写：“然其亦可去耳”。意即陈果夫也该死了。

　　白崇禧死了。蒋、白之间长达四十年的恩怨分合，就此了结。

　　白先勇在《父亲与民国》中，郑重地澄清了白崇禧死因的讹传，并指出谣传的来源：

　　“父亲于民国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因心脏冠状梗塞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关于父亲死因，两岸谣传纷纷，有的至为荒谬。起因为一位在台退休的情治人员谷正文的一篇文章。谷自称属于监控小组成员，文中捏造故事，谓受蒋中正命令用药酒毒害父亲。此纯属无稽之谈。父亲逝世当日，七弟先敬看到父亲遗容，平静安详，大概发病突然，没有受到太大痛苦。”（《父亲与民国》下册，第7页）

　　至此，“白崇禧死因之谜”应该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