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印刷术带来的灾难
叶梦得(1077-1148)《石林燕语》卷八载: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
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
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一一六页)
程俱(1078-1144)《麟台故事》卷二“修纂”载:
“景佑二年九月,诏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前汉书》、《孟子》,下国子监颁行。议者以为前代经史,皆以纸素传写,虽有舛误,然尚可参雠。至五代,官始用墨版摹《六经》,诚欲一其文字,使学者不惑。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晔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然墨版讹驳,初不是正,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
会秘书丞余靖建言《前汉书》官本差舛,请行刊正,因诏靖及王洙尽取秘阁古本校对,踰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至是,改旧摹版,以从新校。然犹有未尽者,而司马迁、范晔史尤多脱略,惜其后不复有古本可正其舛谬云。”([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七〇页)
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七载:
“(仁宗景佑二年,乙亥,一〇三五,九月)壬辰(十二日),诏翰林学士张官等刊定《前汉书》,下国子监颁行。
前代经史,皆以纸素传写,虽有舛误,然尚可参雠。至五代,官始用墨版摹印《六经》,诚欲一其文字,使学者不惑。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蔚宗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然墨版讹驳,初不是正,而后学者更无它本可以刊验。
会秘书丞余靖进言,《前汉书》官本缪误,请行刊正。诏靖及国子监王洙进取秘阁古本对校。踰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至是,改旧摹本以从新校,然犹有未尽,而司马迁、范蔚宗等史尤脱乱,惜其后不复有古本可是正也。”([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二七五五至二七五六页。)
以上三段引文的共同点首先在于它们都感叹“墨版”容易出现“讹驳”。
叶梦得曾有记:
“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尔,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能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率多遗误。
尝有教官(教官乃姚祐也。元符初,为杭州教授。详见《萍州可谈》一,又见《 洎宅编》上,又见《老学庵笔记》七),出《易》题云:‘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举子不能晓,不免上请。则是出题时偶检福建本,坤为金字,本谬,忘其上两点也。有尝有秋试,问:‘井卦何以无彖?’亦是福建本所遗。”([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一一五页)
《周易·说卦》:“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而福建本误将“釜”刻为“金”,故叶梦得说“忘其上两点也”。
“井卦”是《周易》第48卦:
当然是有《彖传》的。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鼃井’,未有功也。”
秋试时考官之所以出题问“井卦何以无彖?”是因为其所用的福建本参考书漏印了这一部分内容。
福建本之所以容易有这么多的舛误,其原因叶梦得也曾有记述:
“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一一六页)
以上三段引文的共同点还在于它们更感叹“墨版讹驳”因“古(手写)本”的丧失而完全失去了校刊的标准。
印刷术发明以后,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人们迫不及待地抓住它,将它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但是它显然“不如手写本要求读者卷入的程度高”([加]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在这个意义上,手写本出错的可能性,要比印刷本少得多。
培根曾在《新工具》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印刷是在学术方面,火药是在战事方面,磁石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英]培根著:《新工具》第129章,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3页)。他当然是在积极的一面来看待印刷术。
然而,如果具有辩证思维,我们也会看到印刷术的的确确也给学术乃至“人类事务”各个方面带来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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