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捏造郭沫若抄袭

反共老贼余英时终于死了，不出所料，微博知乎一片孝子贤孙哭丧。余英时反共、媚蒋、舔美无可狡辩，孝子贤孙们就发明了话术：不论立场如何，余英时先生的学术高山仰止。

真的吗？老贼余英时的学术真的那么值得赞扬吗？

我们说一个搞历史的学者，最起码的学术道德是尊重事实、不偏私、不妄语。余英时呢，他对郭沫若的疯狂污蔑，哪有一点学术道德可言？

郭老40年代写了著名的《十批判书》，余英时50年代声称《十批判书》抄袭了他老师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写了《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因为余英时当时还是个小字辈，没人搭理他，没有产生任何反响。90年代以后，余英时再次提出这篇文章，并且编入《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对已逝的郭沫若大肆诋毁。

他这么干引起了大陆学者的义愤，发表论文替郭沫若辩驳。铁证如山，余英时不敢接招，但就是不改，一而再再而三的散布郭沫若抄袭论。

原论战文章内容很多，专业性很强，我仅摘抄几点简单易懂的内容，供网友们分辨。

原文标题：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作 者】翟清福/耿清珩

一、关于一处引用的分辨。

《互校记》说：“这一节乃是《十批判书》中最严重的抄袭。一般典籍如《史记》、《战国策》之类，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其是抄袭。但论断则不然。更明显的是《系年》援引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郭氏也恰恰同引此两书，这便不是‘巧合’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史稗》和《读书后记》。余英时说，这两书郭沫若抗战时期在重庆是“绝难看到的东西。”（《互校记》首次发表时语）言下之意，这正是《十批》抄袭《系年》最过硬的证据。……但是经过查对，却不是这么回事。首先，《系年》所引王世贞的书名乃《读书后辨》，并非余英时所说的《读书后记》。……实际上，王世贞的书名既不是《读书后辨》，也不是《读书后记》，而是《读书后》。……在查阅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之后，我们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钱穆不但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而且不知道王世贞这部书的书名。《系年》有关秦始皇与吕、嫪关系的论述，大段引自《史记志疑》。其所引用《史稗》和《读书后》的材料，也都见于《史记志疑》。《史稗》和《读书后》是罕见书，而《史记志疑》则是一般学者较熟悉的常见书。为什么钱穆会把《读书后》的书名引错呢？原来，《史记志疑》中有这样一段话：“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由于钱穆并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就把《读书后辨》当作书名。这段原来无标点符号的文字，在《系年》里引用时加上“说”字并使用了书名号，成了“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郭沫若引用《志疑》的有关论述时，大概也不知道王世贞原书的书名是《读书后》，因而错改为《读书后记》。余英时在撰写《互校记》时，本来只需查一查《史记志疑》和有关的工具书，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最可笑的是，他不知道《读书后》的书名，跟着郭沫若改为《读书后记》，还硬说《十批》抄袭《系年》，这种随心所欲的“互校”，能说是“用力较勤，所得较实”吗？

二、关于慎到的研究。

《十批》把慎到和申不害也列为前期法家，但认为其思想渊源属于黄老学派。关于慎到，《系年》于其事迹有所考证，然以今本《慎子》为伪书，谓不足信。《十批》对于慎到的事迹略而不提，着重分析他的思想，而其依据的材料，则主要是现存《慎子》残余的辑本。在郭沫若看来，这个辑本的基本思想与《荀子》对慎子的评论是相符合的。有关慎到的文献记载很少，对今本《慎子》是否可信持不同态度，这个基本事实本来已足以说明郭、钱二人对慎到的研究有很大区别。但余英时却因为《十批》和《系年》都引用了《荀子》的《非十二子》、《解蔽》和《天论》中的材料，就断言《十批》抄袭《系年》，这又一次表明他是何等的强词夺理。更荒唐的是，《荀子·非十二子》所说的“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一段文字，《十批》所引是正确的，《系年》则错误地说成是引自《庄子·天下篇》。余英时为本师讳，对《系年》的这个错误不加纠正，却还引来作为《十批》抄自《系年》的证据。试问余英时，倘若郭沫若所用的资料都是抄自《系年》，怎么又把错误的抄成正确的呢？《庄子·天下篇》没有上引这段文字，我们相信这是钱穆先生一时疏忽的笔误（初版如此，增订版依旧）。问题是，余英时既然下了很大功夫“互校”，为什么又不把《系年》的错误纠正过来，究竟也是一时疏忽，还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个错误呢？

三、把引用材料说成钱穆原创。

关于列子、桓团与公孙龙，余英时攻讦《十批》抄袭也是用的同一手法。有关这三人的史料本来就极少，谁如果研究都是必需引用的。《十批》引用《战国策·韩策》一段有关列御寇的材料，《系年》也有此段材料。在余英时看来，这就是《十批》抄袭《系年》的证据。《十批》引用《列子·仲尼篇》桓团作韩檀，成玄英《庄子》疏称桓团与公孙龙同是“赵人，客游平原君之家”，又引用《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系年》也引用了这两句话，于是余英时就称《十批》抄自《系年》无疑。《系年》说：“扬雄《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今所传仅五篇，凡二千言，则传者无几也。”《十批》说“扬雄《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然今书仅存六篇——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就中迹府一篇显系后人杂纂，数万诡辞仅存一千八百余言而已。”尽管两书谈到公孙龙书的篇数和字数有所不同，然而余英时说，这“简直等于稍稍改写”，更证明是抄袭：“‘一千八百余言’确比‘凡二千言’为精确，但更是‘欲盖弥彰’了。”所引材料文字相同是抄袭，不同也是抄袭；你讲的比我讲的精确，更是“欲盖弥彰”的抄袭！这样说来，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因为余英时这篇文章写的太离谱，在当代史学家的辩驳下，“郭沫若抄袭钱穆”的不白之冤很快洗清，新世纪后已经没什么人再拿来炒作了。但是余英时始终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倒一而再再而三的再版《钱穆与中国文化》，一边装死一边散播谣言。如此种种，颠倒黑白，恬不知耻。哪有一个学者最基本的操守，这样的人又能有什么样的学术成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