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袁隆平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转载)

作者︰李昌平　　

尊敬的袁老师，您好!　　

    我是一个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学生，也是您忠实的粉丝。　　

    您是当之无愧的杂交稻之父，13亿中国人能够吃饱饭的第一功臣。　　

    您80高龄了，还在继续攀登杂交稻的新高峰，我相信您一定会研究出更高产的杂交稻新品种。可我却希望您老在有生之年放弃杂交稻新高峰的攀登，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您可能以为我这后生胡言乱语，但请您听我把话说完。　　

    我之所以劝您老在有生之年放弃继续攀登杂交稻新高峰，转向常规水稻品种的培育，主要基于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国家安全需要常规种子，民族安全需要常规种子。现在的种子发展趋势是杂交化、转基因化，种子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子了。　　

    育种科学家和种业资本家们为了获得种子垄断收益，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消灭农民的常规种子。中国农民几乎没有任何一粒属于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种子了。我这段时间在北京市平谷区的一个村子里种3分地，几乎在种子公司买不到一粒常规种子，都是断子绝孙的“种子”。我因此感到很不安。农民没有自己的种子了，假如有一天，出现了某种特殊情况，譬如种子基地或种子仓库被“恐怖分子”袭击了，或播种后出现大面积天灾导致必须补种，等等，农民种什么呢?中国人吃什么呢?这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安危。　　

    第二，从节约肥料和绿色农业的角度考虑，中国需要常规种子。一般的常规(稻)作物，虽然产量比杂交(稻)作物低15-20%，但是，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要少20%左右。我国虽然用全球7%耕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却使用了全球35%的化肥。我国钾肥自给率15%，磷肥只能用30年了，N肥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您现在培育的超级稻，产量虽然很高，但需要投入的肥料、农药等也是同步上升的。　　

    第三，常规农作物(稻)也能高产，也可保障粮食安全。我上世纪90年代在湖北监利县周沟乡任乡党委书记的时候，当地有个姓胡的农民选育过一个常规中稻品种，人们都叫该品种为“胡选”，产量和杂交中稻“汕优63”差不多，亩产1200斤左右。“胡选”1亩地也只需2-3斤种子，且种子可连续使用多年，因为产量高、用种少，当地农民也把“胡选”叫“稀插”。 “胡选”深受监利农民欢迎，在监利中部地区占据主流位置10年不衰。只可惜，由于所有的种子研发部门都追求杂交种子垄断利润，都视“胡选”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我调离周沟乡后，再没有政府投入经费对“胡选”提纯复壮，“胡选”在1999年后被杂交稻消灭了。另外，我1993-1996年在周沟任书记的4年里，双季稻面积达到70%，多个常规早稻品种单产也能过千斤/亩，早晚两季过1吨/亩。全国18亿亩耕地，如果有5亿亩吨粮田，就是10000亿斤(2010年全国粮食总产为10900亿斤)，足够养活13亿中国人。　　

    第四，农民自主应对自然灾害需要常规稻种子。我的家乡湖北监利经常受水灾，记得1997和1998连续两年中稻淹水，水退后，灾民们都是用自家的常规早稻“翻秋”(把早稻当晚稻种)自救，1亩翻秋稻也能收500斤左右，解决灾民的口粮没有问题。2010年，我的家乡也有一定面积的中稻淹水了，但由于农民没有了常规稻谷，灾后的稻田最终只能撂荒，等吃政府救济粮。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每年都频繁发展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后，农民补种自救是最有效的抗灾，不能消灭农民自己的常规种子啊!　　

    第五，农民怀念自己的常规稻种子。上个世纪80年代，杂交稻还没有普及，农民家家户户都有常规种子，那个时候3斤稻谷换1斤杂交稻种子。现在差不多是20斤稻谷换1斤杂交稻种子，且只能种一季，不能留种。我依然清晰的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农民用2斤稻谷可以换得1斤常规稻种子，而常规稻种子可以连续种3-4年。杂交稻种子虽然增长，但随着农民常规种子的消灭，其价格越来越高，导致农民增长很难增收。　　

    第六，在袁老师您的带领下，中国攀登杂交种子新高峰的后来者趋之若鹜，无穷无尽。现在千千万万的育种专家们又在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的带领下踏上了攀登转基因种子高峰的征程。袁老师，您的粉丝我以为，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育种科学家群体，虽然为人类的食物安全做出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但也有可能因为追求垄断商业利益而剥夺农民的种子主权，最终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袁老师，您的粉丝我建议您老人家在您的有生之年，带头把种子主权还给农民，为农民多培育一些优良的常规种子。　　

    袁老师，您为人类的食物安全做出的贡献是彪炳史册的，但您也可能是消灭农民种子主权的第一人，尽管您是无意识的。最近一些年，我国种子战略、特别是转基因种子战略有点乱，13亿人口的中国，需要您老人家回过头去严肃思考国家的种子战略。能不能立法规定：必须保留30%的常规种子;全国确立10个县为常规种子种植区;国家设立种子粮库(可做种子用的商品粮储备库)等等。　　

    袁老师，我之所以给您写信讨论种子问题，而不是给政府部门写信，是因为我觉得您老是个严肃的科学家，是个可以从商业战车上从容走下来的科学家。很多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做不到这点，我相信您能!　　

    我是您的粉丝!您的粉丝希望您在500年后也依然是个伟大的科学家!